【溫故】九月,尋路者無窮
編者的話
“中國現代文學館A座中庭,一條火炬狀紅綢從大堂凌空而起,在穹頂下收束成一道飄帶。陽光透過玻璃頂灑下來,落在紅軍號手雕塑上。”2026年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為傳承與弘揚偉大長征精神,由中國作家協會主辦、中國現代文學館承辦、中共雅安市委宣傳部協辦的“地球的紅飄帶——文學中的紅軍長征”展覽本月在京啟幕。展覽開幕前,我們特邀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同道寫下館藏研究手記,重溫兩萬五千里長征的歷史記憶,講述他們眼中波瀾壯闊的文學字跡背后的故事。順著這條紅飄帶,蕭乾筆下的斯諾,李心田對《閃閃的紅星》的說明,陳靖、黎白 《紅軍不怕遠征難》創作與修改,李一氓長征書寫的三重維度等文學故事順次展開。
革命者們翻山越嶺,尋求新機,還有另一批人在做相似的事。1929年由李舜琴、郝德青、張衡宇、肖鎮卿等山西籍青年發起的左翼讀書團體“鏖爾讀書會”,是觀察一代知識青年從“讀書”走向“革命”的典型個案。王翠艷《“惶惑年代”知識青年的選擇》濃縮了青年知識人從書齋走向革命、從“單個人”走向“人群”的精神轉型路徑。
教師節前后,我們選發的姚丹《那個說“我即語文”的人走了——回憶陳日亮老師》與宋遂良《哪里去找田先生》等篇章中,也可以看到又一種尋路者:從荒蕪中重建尊嚴,身教即言傳。換言之,只要那些“長長的空白”依然可以喚醒我們“深深的反省”,尋路這件事就永無盡頭。
《錢鍾書是如何看待諾貝爾文學獎的》一文在月中旬一度登頂網站閱讀量榜首, 作者張世林從欒貴明《小說逸語》講起,描述錢鍾書對文學評獎的看法。“請先把《圍城》讀懂,理解《圍城》的主題,比爭諾獎來得重要許多。”在一定程度上,錢鍾書是拒絕把評獎當作文學標準來看待的,他對體制性榮譽保持的距離大于他對可通心扉者的距離。很快,新一年諾獎又將公布,是否仍有圍城內外人如錢鍾書般感嘆“諾諾之獎,不過爾爾”呢?
本月,地壇書市再次人頭攢動。四年前的那個秋天,“我與地壇”回歸到市民生活的周邊,與書相關的記憶開始重啟,至今,以史鐵生先生作品為名的雅集已經容納了百余萬人。我們選載張小英《書與地壇》一文,詳細介紹了百年來北京的書市變遷,這也是一份文化平權與公共閱讀檔案。我去觀摩的那天,看到寫著“我與地壇”字樣的彩旗飛揚在書的周圍,隨風而舞,亦是新的飄帶。
中國作家網文史頻道編輯陳澤宇
2026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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