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遂良:哪里去找田先生
編者按:《我們的山東師范大學》近日出版,系陳平原先生總主編的“我們的大學”叢書之一。此書由魏建、鞏固主編,生動再現了學校七十余載辦學歷程中一批名家名師扎根講壇、潛心育人的感人故事,其中收錄多篇追憶我學科田仲濟、薛綏之、馮中一、孔孚、朱德發等大家的文章。今日推送書中宋遂良教授所撰的《哪里去找田先生》一文,文章追述田仲濟先生諸多往事,讀來可見一位時代學人的風骨與溫度。現附上原文,以饗讀者。

在田仲濟先生去世21年后,山東師范大學為他塑造了一尊銅像。主持此事者曾多次將塑像的設計圖紙發給我們征求意見,我看來看去總覺得都沒有塑造出田先生的神韻,最終的這個塑像也是差強人意。又過去好幾年了,我才后知后覺地感到田仲濟先生儒雅沉雄、敦厚風趣的形象是很難描摹的。
1981年,我還在泰安一中教書,到濟南來參加山東省中學語文教學研究會,第一次見到了田先生。田先生是我們這個研究會的會長,會議期間他找我交談,山東教育社編輯譚秀東抓拍了一張我和田先生的合照,在寄給我的照片后面寫了一句話:“從照片上看你比田先生還要顯老呢。”那時候我沒有染頭發,田先生那一年74歲,我47歲。
后來我才知道,這時候田先生就想調我到山師來工作。他同時還想調聊城的韓立群,泰安的劉增人,濰坊的陳炳熈,濟寧的孔范今、袁忠岳等一大批在中學和大學的教師到山東師大來。他為此找過省里的負責同志,想了很多辦法,幾經波折,直到1983年7月寫信告訴我:“調令即將發出……勿到師專去報到……一切由我來收拾。”激動之余,我在給他的信中附了一首小詩:“掙斷繩索下小樓,天高月朗大江流。負笈揚帆從此去,平生已識韓荊州。”田老回信說:“我不是韓荊州。李白的那個韓荊州也沒有那么大的能耐,還是要靠自己。”
我來山師以后被田老推薦做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心的主任,我幫助田先生繼續擴大研究隊伍。田先生想把濟寧的三位副教授孔范今、袁忠岳和劉振東一起網羅到山師來。在微山召開的一次山東省當代文學研究會上,他帶著我們去拜訪了濟寧市委的趙書記。田先生在我們簇擁下“御駕親征”,感動得趙書記同意“立馬放人”。
田先生十分愛惜人才,要知道80年代初,我們還剛剛從“文革”的環境中走出來,他調過來的孔孚、呂家鄉、袁忠岳都是曾經的“右派分子”,我也是在反右斗爭中受過處分的“階級異己分子”。田先生已過了古稀之年,冒著風險頂著壓力,把這些人調聚到他的周圍,需要多么大的識見和勇氣啊!此時田先生有一個宏圖大志就是要重新研究和出版被極左思潮搞亂了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這是一個龐大的工程。他當時計劃要重新出版中國現代文學史,還要出版現代小說史、現代詩歌史、現代散文史、現代雜文史、現代戲劇史、報告文學史等方面的著作。為了這個工程,他必須吐哺握發、求賢若渴地延攬人才啊!
在濰坊中學教書的陳炳熙也是田先生想調來的人。陳炳熙一心想寫小說不想離開濰坊,于是田先生又通過關系把他調進濰坊師專,讓他有更充裕的時間寫作。田先生還幫助陳炳熙出版作品,給他寫評論。可見他并不只是為自己這個圈子延攬人才的。我們悄悄地稱他為“田嘗君”。
田老愛惜人才,獎掖后進不遺余力,但對身邊的人的要求又十分嚴格,甚至有些苛刻。有一次一個研究生論文答辯表現不好,田先生不予通過。我便找了幾個理由替那位研究生說情,田先生生氣了,批評我沒有原則:“你就是好人主義!”我的同事呂家鄉有一次去山東大學找他的老師孫昌熙先生商量答辯的時間,順便問了問孫先生對答辯論文感覺怎樣,孫先生說不錯,是可以通過的。呂家鄉回來以后就高興地告訴了田先生,田先生聽后嚴厲地批評他:“你是去找孫先生走后門嗎?論文答辯是不可以走后門的。”呂家鄉感到委屈說我只是順便問了問。田先生說:“你問也不該問!按規矩論文答辯人是保密的,你這樣做從小處說是損害了我們這個學位點的聲譽,從大處說就是損壞了學術的尊嚴。”我聽了也替家鄉抱屈,但是又敬佩田老的剛正。
濟南有一個女醫生郭慎娟,“文革”結束以后,“破門”而出寫了一篇歌頌老中醫的長篇報告文學送給田先生審閱,田老不顧眼疾連夜看完,并且推薦給《報告文學》。這篇題為《白衣忠魂》的作品發表了,郭慎娟也一發不可收拾地寫了起來,成長為山東一位優秀的女作家,她也視田先生為忘年之交。她的一個作品參加省里的文學評比.田先生是評選組的組長。評選完以后田先生把結果告訴了郭慎娟,并且對她說有人認為你這個作品可以評一等獎,我認為不夠,只給你評了一個二等獎。還有一次郭慎娟去看田先生的時候,田先生指著一個推薦書向她表示發愁。他說這位編輯申報一級,我看他評二級都勉強。郭慎娟問怎么辦?田老說那就只有得罪人了,我寫了個“同意二級”。
還有幾件類似的事情我想提一提。1983年,山東人民出版社想把田先生的學術名著《中國抗戰文藝史》擴寫出版。田先生說已經沒有精力再去搜集那些歷史資料,不想寫了。出版社便找了朱德發幫他擴寫成40萬字。田先生除了感激朱老師,不肯承認是他的著作。
1991年,中國解放區文學研究會在濟南召開,田先生是這個研究會的會長。會上有一些人提議要批判“重寫文學史”活動。田先生不同意,說我們不要再搞大批判了。但是仍有人改頭換面地提這個話題,田先生生氣了,抖動著手杖敲打地板說,不能再搞大批判了!對方仍堅持在會議最后一天批判“重寫文學史”。田先生與辦會者商量以經費不足為由,提前一天結束了那次會議。
1993年,在山東當代文學研究會的年會上,有些專家對賈平凹的《廢都》提出了尖銳的批評。起初田先生沒有表態。他從更宏觀更久遠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他語重心長地說:“在我們生活中還有許多舊的影響,阻礙著思想的開放性。對性的看法,從中國文化上講,無論是從儒到佛到道也都是講禁欲的。在中國長長的歷史中一直把性作為神秘的東西,甚至認為是極為猥褻不足為道的東西,開放以來的看法已經寬松多了,應該對性有一個正確的看法,不要神秘化,更不應該邪惡化。這關系到人的生活的科學化正常化的問題……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儒學傳統的國家,陳舊的觀點是太多了。應該說儒學是一個了不起的學問,但也要從中走出來,看到大世界才能有出息。”他還認為任何文化都不是一個完美無缺的系統,都應該在相互的碰撞及吸收、融合中完善起來。人類文化沖突的隧道也不是沒有盡頭,東西方文化總有匯合之日。也許我們這一代人看不到了。今天我們重溫田先生三十多年前講的這些話,仍然感受到他那高瞻遠矚的博大和溫暖。
我對中國現代文學一知半解。1958年在復旦上學時也參與編過《中國現代文學史》《現代文藝思想斗爭史》,但都是極左的那一套,在我心目中現代文學史就是一部現代中國的政治史。來到田先生身邊工作以后,我也慢慢地進一步了解了田先生的學術道路和成就。
1949年以前,田先生的主要文學活動就是辦雜志、寫雜文。田先生雖然和魯迅沒有直接的交往,但是他的雜文是屬于魯迅風格的。魯迅在田先生的心目中有著特別崇高的地位。田先生選擇雜文這種文學樣式作為他主要的創作實踐,自然還同他本人的氣質和性格有關。田先生敏銳、坦誠、愛憎分明、極富有正義感,也不乏幽默感。以他敏感、多思、熱心入世的性格,他原可以成為一個有成就的詩人或小說家,他的某些雜文如《踢》《夢》《從煙臺到濟南》《從戲想起的》等也可以當作小說來讀,尤其是他為沉櫻的作品寫的三篇序言,知人論世,自然深刻,一往情深!從他寫的《三毛,孤寂的三毛》中可以窺見他對人生、對藝術感悟之深,童心靈氣,老而彌篤,但是他終究沒有去寫小說。這也許是和他對作家這個職業的要求太高有關。他曾經引用法國大作家都德的話說:“作家只能有第一,是沒有第二第三的。第二第三就不如不是作家了。”于是他自謙地說:他“既沒有那樣的天賦,又缺乏刻苦專業的毅力,就知難而退了”。這又和他“從幼就有點看不起文人,主要是看到歷史上有不少文人,連一個堂堂正正的人都不是”有關系,于是他選擇了雜文,既可以直接而迅捷地干預現實,抒發自己的見解,也可以自由開闊地駕馭文字,當行當止,不拘一格,可以批判、諷刺、調侃、紀實、議論、抒情,無拘無束、天馬行空,最符合田先生敏銳多思,“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活潑性格。
田先生雜文創作的豐收和成熟是20世紀40年代的重慶時期。那幾年他的“主業”教書中斷了,寫雜文的“副業”便興旺起來,他以野邨、邨、青路、小淦、藝海、柳聞、楊文等筆名發表了約300篇雜文,出版了《情虛》《發微》《夜間相》,后來還有《微痕》等雜文集,并且有《雜文的藝術與修養》等理論專著問世。
讀田先生在20世紀40年代寫的雜文,有一個突出的感覺就是文章中顯示的一種開闊自信的境界,無論是旗幟鮮明地褒貶,還是順手牽羊的機智,都透露出一種所向披靡的力度和深度。和他早期的雜文相比,洗卻了一些鉛華,減少了一些熱情、稚氣和片面性,多了一些質樸、含蓄和堅韌;和他后期的雜文相比,少了那份委婉、謹慎、全面和周延,卻多了幾分冷峭的鋒芒。這自然和時代環境有關,我想田先生40年代在重慶時所具有的那種精神狀態,正是創作雜文所需要的一種心境,是創造力自由發展的先決條件,這種自由開闊的心境,使他筆酣墨飽、氣韻流暢,真正達到了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程度。
抗戰時期,田先生的另一個重要活動就是積極參與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的活動。從上海到武漢再到重慶。到重慶以后,田先生和老舍、郭沫若、茅盾、姚雪垠等一道團結全國抗日作家艱苦奮斗,并在這個時期寫下了《中國抗戰文藝史》。
抗戰勝利以后,田先生從重慶回到了上海,在上海音樂專科學校任教。這時候他已經在地下黨領導下參與了學生的反饑餓、反迫害的愛國斗爭,并繼續創作雜文抨擊國民黨反動統治。臧克家后來回憶時曾說過,1948年11月,他遭到國民黨特務追捕時,田先生曾經勇敢地保護過他。
新中國成立后,田先生回到了濟南,先在齊魯大學主持國文系,不久就調任山東師范學院教授,從副教務長到副院長,勤勤懇懇,兢兢業業。“文革”前他的雜文《雅量》就受到了批判。“文革”開始,田先生和余修(副省長)、吳富恒(后來任山東大學校長)三位首當其沖地受到嚴厲的批判和沖擊。田先生沒有退讓,沒有自貶,堅毅地活了下來。“文革”期間,田先生的一件事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廣為傳頌。他頂著巨大的政治壓力,派人去蘇州收購了藏書家瞿光熙收藏的一大批珍貴的民國文學書刊,提升了山師作為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文獻資料中心的地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全國文化教育界走進新時期,田先生振奮精神,開始了他的新事業。除了我前面提到過的延攬人才、新招研究生,他還致力于現代文學的研究。1979年,他與孫昌熙教授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我國出版最早的現代文學史著作之一。田先生帶領編寫人員認真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中“左”的和形而上學的深刻教訓,對編寫人員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恢復歷史本來面貌的要求。這本書出版后,《文學評論》《文匯報》《大公報》及日本的《野草》等報刊相繼發表推薦和評論文章,肯定了這本書較早地恢復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本來面貌,是一本可信之書。田先生在為這本書親自起草的《編寫提綱》中指出,魯迅的《漢文學史綱要》、《中國小說史略》至今還是我們文學史研究的楷模;撰寫文學史,既要勾勒文學歷史發展的全貌,揭示其主潮,又要反映出每個歷史時期的特點,揭示其豐富性和多樣性;既要突出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又要兼顧每一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特點或影響的作家作品,拓展研究領域同時,還要反映出各個流派及形式風格的多樣化,不能把文學史寫成作家史或作品論。
田先生還指出,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特別要注意撥亂反正,扭轉“左”傾思潮的影響,對一些幾乎被人忘卻或估計不足、頗有爭議的作家作品,要辯證地看待其歷史與審美、思想與藝術、成就與局限,在此基礎上作恰如其分、有理有據的分析,不粉飾,不掩蓋,不夸大,不縮小,讓歷史自己來說話。同時,他提醒我們,要注意在反對一種不良傾向的時候倒向另一種傾向,不能走極端。
田先生多年堅持實事求是、知人論世、文質并重,不因人廢文,不為賢者諱的治史原則。他與孫昌熙主編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中國人撰寫出版的第一部中國現代小說史,在小說史觀念、現代小說的歷史分期、小說史的敘述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創新和開拓。20世紀80年代,田先生親自編輯和主編的另外兩套書影響也很大,一是《王統照文集》,二是《中國新文藝大系·1937—1949散文·雜文集》。
1986年,在濟南舉行了盛大的全國臧克家詩歌研討會,正是臧克家80歲生日期間,田先生主持了會憶的開幕式。他在會上指出,這個會不是給臧老祝壽的,不要盡說好話,引起滿堂歡笑。
田老的鐵面無私、實事求是的作風是大家都熟知的。但是他慈祥細致、體貼溫情的一面卻不大為人知曉。他愛故鄉,愛孩子,愛月季花。有一次會議間隙,余修副省長請田先生為他新出的一本散文集寫個序言,田先生正禮貌推辭之間,旁邊坐著的山大馬瑞芳老師便挺身而出,說田先生不寫我來寫,兩位老人諾諾應允。馬瑞芳曾寫過田先生軼事,說有一回在澡堂田先生把孫昌熙先生的褲子當成自己的穿走了!我問田先生有這個事嗎,田先生說,哪有這種事,我只是穿錯了一只襪子,一發現就沒有穿,馬瑞芳是個作家,就好夸張!
田先生多次對雜文進行過審慎的評價。他指出,雜文在文學史上是不論的。雜文不成家,雜文也沒有“家”。雜文就是聊天的藝術。
由雜文他也對自己作過低調自謙的評價。他對劉錫誠說:“我這人是對什么既沒有才氣又對什么也沒有耐心,這就造成了一生毫無所成。”從這些自謙自嘲的話里也可以看出田先生的抱負和無奈。在一次閑談中,我曾經問田先生,你當年為什么沒有去延安,先生答曰:“去是想去的,但不讓去,已經到了安吳堡,要我進青訓班,我不愿意,等了很久,終于回來了。”
今天我們在懷念田先生的時候也是在懷念一個時代。他留下了長長的空白,喚起了眾多學人深深地反思,哪里再去找田先生啊!
田先生2002年去世,享年95歲。遵照田先生的遺愿,他和夫人的骨灰在青島撒進大海。詩人臧克家聽到以后說:“海深深,我心沉沉,淚涔涔”。詩人苗得雨也寫了一首長詩為他送別。詩的最后幾句是:
走,到青島去
走,到海上去
以后每當想您了
就去看那一望無際的碧綠
2026.1.10初稿,2月3日修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