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秋風起兮憶周明
今年9月,是中國現代文學館原副館長周明去世一周年。周明先生的音容笑貌仍時時浮現在我的面前,他仿佛從未離開。
一
我最后一次見他,是去年9月16日中午。他躺在中日友好醫院的搶救室里,罩著氧氣面罩,周身是冰冷的醫療設備。晚上9:17便傳來噩耗。
9月17日,中國現代文學館發出訃告。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陳彥隨后給我發來唁信:“驚悉周明先生仙逝,深感震驚而傷痛。我與周先生相識有二三十年了,早先我到北京,多會去拜訪他。他到西安,有時也會聯系我與好友聚一聚。他是一部中國現當代文學的活字典,也是一部陜西文化的活辭書。有人說他是‘中國文壇的基辛格’,真是形象而生動。這是能力,更是情懷。先生是一個熱情熱心而善良的人,誰的忙都幫,老少遇事他都投入精力去釋疑解惑。兩月前,他還給我寄來了一份十分珍貴的文史資料,通話時,似乎仍是思路清晰,聲腔有力。我還問了他的身體情況,他說好著呢,我想也一定是好著呢。沒想到,這一聲竟是永訣……”
9月20日上午,周明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在八寶山人民公墓菊廳舉行。在那里我遇到了白燁老師,他說大家對周明的文學史意義認識不足,準備寫一篇文章。后來,他的長文發表在《文藝報》上,點出周明的編輯之功:1961年赴山西看望趙樹理,約他寫出《實干家潘永福》;1977年約請徐遲采寫陳景潤,促成《哥德巴赫猜想》的誕生;1978年從趙丹處得知黃宗英寫了《星》,追著要來稿子發表,又安排她赴秦嶺、西藏采訪,這才有了《大雁情》和《小木屋》。三件事,串起三位作家,也串起一個編輯在時代轉折處發揮的特殊作用。白燁用一副對聯概括周明——“為人有大愛,為文有大功”,橫批“愛的奉獻”。
今年春節前,我和館里的同事去看望周明的夫人葛雪峰。在周明家中,我們看到了陳景潤那篇著名論文《大偶數表為一個素數及一個不超過二個素數的乘積之和》的抽印本,天頭上寫著:“周明同志:您好,望多給幫助 陳景潤敬禮 1977.11.22。”也看到了周明的筆記本,標題是“訪陳景潤”,時間是1977年12月1日晚,地點是中關村。
1977年,當陳景潤還被不少人視為難以理解的“科學怪人”時,正是周明頂著壓力,打了幾通長途電話,從北京追到武漢,硬是把猶豫中的徐遲請了回來。他深知,要寫活這個人物,光靠外圍采訪遠遠不夠,必須讓作家真正走進數學家的內心。于是有了那著名的一幕:初次見面,陳景潤連連擺手說“別寫我”。“我們是來寫科學界的,是寫四個現代化的”——一句舉重若輕的話,瞬間讓對方卸下了防備。
周明把陳景潤棲身的那間六平方米的小屋,連同屋里成堆的演算稿、干硬的饅頭,一一指給徐遲看;又特意選在深夜,帶著徐遲去“突襲”,滿桌殘羹與孤燈下的背影,讓詩人受到心靈的撞擊。周明不是簡單地組織一次采訪,而是在文學與科學之間搭起一座橋,用編輯的敏銳為作家備好了最豐沛的素材。
《哥德巴赫猜想》橫空出世,震動了一個時代。人們記住了徐遲與陳景潤。而那個在背后穿針引線的身影,卻悄然退到了聚光燈外。周明后來轉任中國現代文學館副館長,依舊做著“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斯人已逝,今日回顧這段往事,更覺周明的角色像擺渡人:在歷史的渡口,是他載著詩人渡向那位孤獨的數學家,最終讓一葉扁舟化作激蕩時代的洪流。或許,這便是文學組織工作的意義所在和動人之處。
二
每次陪客人走到文學館的柏楊書房,我都會想起周明先生。柏楊這間書房能落戶文學館,周明功不可沒。
周明長期在《人民文學》做編輯,與許多作家結下深厚情誼,柏楊便是其中之一。為了這批珍貴文獻,他先后四次遠赴臺灣。當時柏楊決定把畢生珍藏捐給大陸,在臺灣引起不小的議論,有人當面質疑:吃臺灣米、喝臺灣水,怎么把東西捐給大陸?柏楊的態度堅定不移,這讓與柏楊交往20多年的周明更堅定了要把這件事辦成的決心。
2006年12月中旬,經過幾次交流并邀請柏楊夫婦到文學館實地考察之后,頂著各種議論和壓力,柏楊夫婦毅然決然地將56箱的萬余件文獻文物捐贈給文學館。這件事在當時影響很大,國內媒體以及新加坡、美國等地的華文報紙都刊登了消息。捐贈儀式上,坐在輪椅上的柏楊聲音洪亮地說:“臺灣人與大陸人同文同種,都使用的是華文,都是中國人!”
周明回憶,最難忘的是在臺北臨別的那一刻。他起身告辭,柏楊堅持送到客廳。他看見老人的眼睛濕了,自己也沒忍住,落下淚來。柏楊坐著輪椅進臥室,忽然背過身,舉起右手向后擺了擺,算是告別,頭卻一直沒回。周明說,他知道,柏楊不愿讓他看見自己落淚。這個背影深深印刻在周明的心中。他們都是火種的傳遞者,而我們這些人要做的,就是把這份光亮和溫暖繼續傳下去。
今年是劉白羽誕辰110周年。前些日子,我陪劉白羽的女兒劉丹,在庫房內查看了20年前劉白羽捐贈的一批珍貴書畫。我們觀賞的第一幅藏品,是黃永玉贈給劉白羽的大寫意畫作《白羽兮荷下》。隨后還看到了傅抱石1962年所作的《湘夫人》——也屬于同批捐贈。
劉白羽的這批珍貴資料能入藏文學館,同樣離不開周明先生。劉白羽對文學館的深厚感情,緣于他和巴金先生的交往——巴老正是創建文學館的首倡者,也離不開與周明的私誼。劉白羽長期擔任《人民文學》主編,和周明相知甚深。正因這份信任,1998年春,白羽同志請周明到家中,鄭重托付后事。周明邀請舒乙一同前往。劉白羽領著兩人一間屋子一間屋子地看,指著滿架手稿、藏書、字畫,一件一件地問:“這個,文學館要嗎?”那神情,不像交代后事,倒像在介紹自己最珍愛的孩子。后來他立下遺囑,明明白白地寫道:手稿、著作、寫作的桌椅、獎章獎狀、字畫文物,“全部集中交給國家——中國現代文學館”。2005年劉白羽辭世后,他的女兒劉丹遵囑將800余件遺物悉數捐贈。
三
2023年春節后,我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第一天下班后,我給文學館的幾位老領導打電話,第一個便打給了周明老師。他在電話那頭笑呵呵地說:“聽說了,祝賀你。”
幾次過節,我要去看望周明,他總是笑著推辭,說家里在裝修或是在收拾。總之,每次都是他到館里來。2024年9月14日,即將迎來中秋假期,文學館按慣例舉辦老干部座談會。那天的座談會主題是聚焦建館40周年,向老干部代表通報工作進展并征求意見。周明說不參會了,但愿意會前跟我聊聊。
那一次我在樓下接周明,我很驚詫,他佝僂著身子,腰彎得厲害,與此前相比變化極大。我們聊了一個小時。我向他匯報,文學館剛剛被評定為國家一級博物館,正在籌備明年的建館40周年活動。
周明說,他有幸成為中國現代文學館的一分子,參與了新館的規劃、建設、搬遷,特別是作為這“文壇世紀工程”的基建工程法人和副總指揮之一,在工地上一住就是三年,直至這座嶄新現代、宏偉優雅的文學館拔地而起。其中經歷的風雨、艱辛——好友雷達一開始不相信能建成文學館——用一句流行語來說,是痛并快樂著。
周明聊起文學館正門口的巨石影壁,那是一塊完整的大石頭,重達50噸,是用多輪的巨型運輸車從山東運來的——他笑著補充了一句:“從你老家拉來的。”然后聊起A座大廳里的那對青花瓷瓶。這對高達3米、重約1噸的巨型藝術花瓶,是在景德鎮燒制的,上面有當年5000余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的簽名,周明承擔了搜集作家簽名的工作。他說,2000年之后加入中國作協的會員簽名不在上面,很遺憾,建議補上。他也談起文學館里那些拴馬樁的珍貴,它們橫跨幾個朝代,當年他在西安做了大量工作才運到文學館。我們還聊起他到成都馬識途那里取《紅巖》手稿的經過。
聊起柳青,他說,有一回去皇甫村,看見柳青書桌上攤著一份《創業史》人物表,細密到什么程度呢?每個角色都像是有一部小傳,生辰脾性、來龍去脈,清清楚楚。柳青笑著對他說:“他們整天在我腦子里跳騰哩!覺也睡不好,飯也吃不香,非把他們寫出來不可!”后來柳青到北京治病,周明和閻綱去看他,老人蜷在小床上,旁邊擱著氧氣袋,暖氣管上還碼著一摞校樣。說起剛出版的《創業史》第二部上卷,他聲音很輕,話卻重:“只要我還能動彈,我掙扎著也要寫下去……”周明記了一輩子。
今年7月,柳青誕辰110周年,我從他女兒劉竹風手中接過了《種谷記》《銅墻鐵壁》和《創業史》第一部的手稿。她答應,待《創業史》第二部手稿與《在曠野里》手稿整理完畢,也捐給文學館。稿紙泛黃,但那股“非寫不可”的熱量還在。周明當年記錄過它、守護過它,現在輪到我們接手了。
我把這段放在文章最末,作為回憶周明二三事的結尾——一代代文學館人,就這么接著,傳著。
(作者:王軍,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常務副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