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另类又黄又爽的A片,秋霞影院午夜伦A片欧美,国产精品永久免费视频观看,一区二区成人午夜电影,巨乳的女同学高清观看,久久寂寞少妇成人内射,日韩性爱第一页,啊用力快点好深小柔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海外東坡”:論1945年的胡愈之紀念
來源:《出版文化研究》第一輯 | 邱雪松  2026年09月21日10:12

一

1940年11月,胡愈之從香港赴新加坡開展華僑工作,其間詳情據時任《南洋商報》編輯的張楚琨回憶:

一九三九年秋,國民參政會開會,我以《南洋商報》特派員的身份到重慶采訪,偕同《南洋商報》特派記者高云覽,多次會見周恩來副主席。我介紹了南洋華僑抗日救國運動,南僑總會、特別是愛國華僑領袖的情況。周副主席對此非常重視和關懷,指示:對于陳嘉庚這么一個為華僑所擁護的愛國華僑領袖,我們應該盡力協助他,愛護他。周副主席高瞻遠矚,認為陳先生只要了解國內抗戰真象,了解蔣介石假抗日真反共,他的正義感和愛國心,一定會使他明辨是非,全力支援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副主席又問需要我們怎么樣幫助?我建議加強輿論陣地,并說到《南洋商報》董事經理傅無悶要我物色一個有影響、有聲望的編輯主任,以改變商報面貌,擴大銷路。如果能找到這樣一位眾望所孚的新聞權威人士,一定能幫助陳嘉庚先生的抗日籌賑運動。周副主席完全同意我的意見,叫我去香港找“小廖”(即廖承志)商量。

一九四〇年九月,我參加“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任務完畢,即將離渝返新加坡,周副主席寫了一張條子,叫我帶給廖承志同志。廖承志同志提出您胡愈之的名字,我認為非常適宜,傅無悶經理一定會同意。因為您胡愈之所寫的國際問題的文章在南洋風靡一時,《莫斯科印象記》影響很大,又是《東方雜志》的主編,陳嘉庚先生曾在那雜志上發表過自傳……廖承志同志為能這樣一拍即合很高興,事情就算定了。①

正如張楚琨所言,胡愈之系受周恩來、廖承志所派赴南洋開展抗戰救亡工作。

1940年12月2日,《南洋商報》刊出胡愈之入職的新聞:“本報新聘國際問題權威胡愈之先生為編輯主任,聘名記者王紀元先生為編輯,二氏均已開始視事,本報暨《新國民日報》同人昨在大同酒家設宴歡迎。胡氏服務國內出版界新聞界十數年,經驗極為豐富,對本報有不少革新計劃,本月內將作初步改進,迨明年一月本報將以嶄新的姿態與讀者見面。”②胡愈之主持《南洋商報》工作后,全面革新商報,積極傳遞國內抗戰訊息,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敵后戰場得到大力報道,報紙的公正立場獲得愛國華僑贊賞,報紙讀者超過國民黨在新加坡所辦各報,躍居銷量首位,《南洋商報》成為團結東南亞華僑,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有力輿論陣地。③

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啟動針對東南亞各國的南方作戰計劃。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新加坡成立以陳嘉庚為首的“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總會”,胡愈之擔任執行委員兼宣傳主任,積極組織華僑作好抗敵準備。次年2月,日軍開始進攻新加坡。在獲悉英軍不準備抵抗后,因領事館拒絕簽發回國護照,胡愈之、郁達夫、張楚琨、王任叔、汪金丁、沈茲九等人被迫于3日乘摩托舢板流亡至蘇門答臘島。

由于戰事關系,國內對南洋不知其詳,而國民黨中央社9日發回國內的專電對離開新加坡的眾人橫加指責:

此次新加坡組織華僑動員委員會,曾由海峽殖民地總督邀請陳嘉庚負責主持,迨上月馬來亞□局緊張,陳氏曾請領護照,擬離星洲,前往荷印泗水,新加坡當局以其為英籍,且負有主持華僑動員委員會之責,未準發給。陳乃率其左右劉牡丹,黃奕歡等,向政治部騙取通行證,乘汽艇潛行離星。胡愈之、邵宗漢等亦畏難潛離,現馬來亞當局對陳氏潛離職守,表示不滿,而一般僑胞,以陳氏平日以華僑領袖自居,迨危難時,對僑胞安全不負責任,又對于經手任務,毫無交代尤為痛恨云。④

電文求全責備的指責口吻夾雜黨派之私,實際陳嘉庚、胡愈之等緊急撤離后兩周不到,英軍就向日軍投降,諸人留守新加坡的結局只能是束手就擒。胡愈之、郁達夫等人到達蘇門答臘島后,易姓改名隱居下來,隨著日軍侵略的擴大,胡愈之與妻子沈茲九于1943年夏遷至島內馬達山,靠制作肥皂謀生,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⑤

胡愈之夫婦隱居的山區極為偏僻,通訊不便,兩年后國統區傳播開其病逝的訊息。據時在昆明的宋云彬日記:

(1945年3月31日——引者注)趙曉恩來信,謂“據端苓(金仲華之妹)言,愈之先生已于去年九月上旬病逝蘇門搭臘某山谷中。此消息初傳至泰國,再傳來重慶,十之八九可靠”。嗚呼,愈之竟長逝矣乎?!平生知友,寥寥可數,倘愈之死耗非虛傳,則余今后之歲月,將愈增寂寞矣。彬然來信,但云甚忙,未提及愈之事。晚飯后,默坐沉思,念念不忘愈之,潸然欲涕。⑥

不久《云南日報》正式對外披露胡愈之逝世消息,集聚昆明的進步知識分子率先發起文字紀念。

4月9日,《進修月刊》主編曹伯韓約請宋云彬撰寫胡愈之傳記以作紀念。《進修月刊》是進修出版教育社旗下刊物,后者系孫起孟、蔣仲仁、毛仁學等經過一年多籌備,于1942年10月在昆明成立的帶有合作性質的出版機構。⑦曹伯韓的邀約有公私兩方面的考量:于私,胡愈之、宋云彬和他三人都曾在桂林文化供應社共事,刊發紀念文字人情之常;于公,《進修月刊》以“輔導青年進修及失學青年自學為宗旨”,胡愈之由商務印書館練習生成長為新聞出版人的經歷,形諸傳記必將對青年讀者產生極大感召力。

5月,《進修月刊》第3期的新設專欄“職業青年的模范”刊登出宋云彬應約所撰《胡愈之先生》。“編者的話”鄭重推介此文:“胡愈之先生有逝世南洋的消息,我們深感悼念,特請云彬先生寫了一篇簡單的傳記,特別著重他在青年時代當學徒自學成功的經過,和他后來在文化界的一些重要貢獻。”⑧

《胡愈之先生》的題記以“朋友”“戰士”“導師”三重身份遞進性地定位逝者:“如果這消息十之八九可靠的話,那不但我失去了一位最敬愛的朋友,同時文化界失去了一位勇敢而堅韌的戰士,青年們失去了一位導師。這損失是無可補償的!”⑨與前述宋氏日記私密文體的真情流露不同,《胡愈之先生》文字樸實無華,概括胡愈之自學成才的人生經歷,分別描述逝者在新聞、出版、世界語、文化抗戰等各方面的工作,行文層次分明,重點突出。

值得著重提及的是文章對胡愈之思想發展的描述,宋云彬認為五四時期的胡愈之“是偏于人道主義的,當然也不免帶點安那其主義的色彩”。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胡愈之因與鄭振鐸、馮次行、章錫琛、周予同、吳覺農、李石岑發表聯名抗議信引發當局不滿,被迫逃亡法國。宋云彬認為在法國的胡愈之“在現實的體驗中,在朋友的切磋中,把他的世界觀,人生觀都確定了,也可以說都進步了。我們如果還說他是一個人道主義者,那么應該在‘人道主義’上面加上一個‘新’字”。比較胡愈之對自身思想變化進程的敘述,“整個青少年時期,我都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對于新、舊民主革命,我都是擁護和支持的”,流亡法國后“去圖書館讀了《資本論》,特別是對《資本論》的第一卷,還認真地下了一番功夫,這促使我思想發生了一個大的轉折,我深刻地感到,資本主義是沒有出路的,我開始由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這可算是我在法國留學的最大的收獲”。⑩除使用的概念術語不同外,宋云彬對胡愈之思想分期與后者自述高度一致。胡愈之1933年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宋云彬是大革命期間入的黨,雖然后者在國共合作破裂后與黨組織失去聯系,但兩人的思想光譜相同,因此宋云彬才能剖析出胡愈之轉折的關鍵所在。《胡愈之先生》以委婉的方式道出胡愈之的思想底色,篇幅不大,卻極具分量,隱隱暗示青年讀者思想道路選擇的重要性。

與宋文不同,李公樸發表的文章,則明確地將紀念議題引向文化政治討論。李公樸從私人友誼與文化運動的雙重層面切入,一方面,他認為鄒韜奮之所以“由改良主義的思想演進為革命的思想”是來自胡愈之的影響,并且“有幾個在社會上很有地位的朋友,他們在思想上的改變和進步,都曾經受到愈之的啟示和影響”。另一方面,李公樸賦予文化在抗戰中的積極意涵,并命之為“新文化運動”,以此高度肯定胡愈之的領導能力,“今天中國的抗戰,正需要加緊爭取反攻勝利,擴大動員的時候,我們還需要更廣大地展開新文化運動,愈之的確是可以擔當文化運動的組織者的任務”,自然地過渡到惋惜胡愈之的病逝“太影響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前途了”。文章最后發出呼吁:

但是倘使他真的死了呢?我們若真是懷念他——我們的戰友,未證實他的生死以前,在今天這個情勢緊迫而急變的時代中,我們要真正的來紀念一個朋友,就應當仿效他,踏著他們還未走盡的道路前進!繼續去完成和發揮他們未竟的工作。若是他真的死了,我們不是說幾句感傷的話而已,應當像他們一樣地努力,去注意和推動文化運動的開展,加強文化人的團結,幫助那些在思想上認識不清楚的朋友們更加進步。在這些工作上,愈之的才能和精神,的確可以做我們的一個輝煌的模范。?

綜上,云南的紀念文章分別從青年教育與文化運動角度切入展開,有著很強的現實針對性,不過由于發表在地方性刊物,影響力及傳播范圍較為有限,戰時陪都重慶的《中學生》推出的紀念專輯標志著胡愈之逝世真正發酵為國統區輿論熱點。

二

4月3日,時在成都的《中學生》主編葉圣陶通過傅彬然來信獲知胡愈之病逝消息:“得彬然來信,皆言店中事。末言有人傳言,愈之避居于荷屬東印度,已以病死。此說深冀其未確,愈之之才,友朋中不可多得也。悵然不歡。”?數日后,葉圣陶聯系宋云彬,告知決定在雜志發起紀念,邀約后者撰文:“(1945年4月25日——引者注)致書云彬,囑作紀念愈之之文,《中志》擬于八十九期出一紀念愈之之特輯也。”?除宋云彬外,葉圣陶還分別約請昆明的曹伯韓、重慶的茅盾、傅彬然、胡子嬰共同撰文紀念。

1945年7月第89期的《中學生》推出“紀念胡愈之先生”特輯。特輯作為雜志的固定欄目,系針對特定議題向知名人士約稿或讀者征文的專欄。抗戰前基本每年兩輯,自1932年起固定在每年1月的新年特大號和6月的暑期特大號,部分特輯名甚至會特別標注在雜志封面以作賣點。特輯文章少則數篇,多則可占據雜志一半版面。因深受讀者關注,以至于編輯徐調孚自詡“本志時設特輯,匯集同類性質的文字在一起,為極有意義之舉”?。抗戰時期的《中學生》,因紙張、通訊等各種條件限制僅推出過“‘七七’二周年紀念特輯”和“戰時青年生活特輯”。此時雜志社選擇特輯形式紀念胡愈之,可見重視程度。此特輯共刊文七篇,分別是葉圣陶的《胡愈之先生的長處》、茅盾的《悼念胡愈之兄》、傅彬然的《記胡愈之先生》、宋云彬的《懷胡愈之先生》、柏寒的《愈之先生二三事》、胡子嬰的《憶胡愈之先生》,及重刊胡愈之1940年的文章《論進步與倒退》。?

葉圣陶的《胡愈之先生的長處》,是以雜志主編身份所撰的總括性文章。他以事例說明胡愈之自學精神、組織能力、博愛思想、友愛情誼四個方面的“一般朋友所公認的”長處。值得關注的是葉圣陶對胡愈之博愛思想的理解:

我只想說胡先生的博愛思想。我想這或許是從他學習世界語種下根的。世界語原來不僅是一種工具,其中還蘊蓄著人類愛的精神。后來他入世更深,知道普遍的人類愛還是未來的事,在當前,有所愛就不能不有所憎,愛的方面越切至,憎的方面也越深刻,深刻的憎正所以表現切至的愛,而表現的方式不限于用口用筆,尤其緊要的是用行為。在后半截的生涯中,他奔走各地,棲棲皇皇,計畫這個,討論那個,究竟何所為呢?為名嗎?為利嗎?都不是。無非實做“有所為”三個字而已。為什么要“有所為”?迫于他那種博愛思想,只覺非做不可而已。

葉圣陶將胡愈之的博愛精神追溯到世界語學習階段,后者的思想轉變以“入世更深”簡略解釋,將“普遍的愛”懸置后聯系抗戰實際引入“有所愛”“有所憎”“有所為”以作替代。雖然未如昆明的宋云彬、李公樸的文章那般有較為明確的思想分期判斷,但此處的“有所愛”“有所憎”“有所為”既是他自己的處事原則,也是他在開明書店同人間反復強調的工作倫理,因此葉圣陶的解讀帶有高度的切己性,反映了此時期知識分子間的樸素連帶感。

相較于葉文的樸直,茅盾的《悼念胡愈之兄》基調極高。在記敘胡愈之文化出版事業的功績后,非常鮮明地將之帶入到民主運動語境中論述:“愈之兄的噩耗……這一下打擊太利害了,對于文化界,對于日益展開的民主運動。在爭取民主的運動中,我們需要愈之的地方實在太多,而且我相信愈之對于這一偉大的事業必有光輝的貢獻。然而病魔奪去了他的生命,這是文化界的極大損失,也是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極大損失!”隨后茅盾針對青年讀者進一步感慨:

今天我們哀悼已故的好友,我特別想到年青的一代。我每逢看見潔白而熱情的青年們,我總是又歡喜,卻又有點悲哀。歡喜,因為我看見了民族的光明的前途,覺得二十年來為了民族的自由解放而犧牲了性命的數以百計的朋友們不是白犧牲了的;但又有點悲哀,則因為我們的父輩把火炬交給了我們這一代,而我們這一代還未曾完成使命,不得不讓年青的一代在他們應該是無憂無慮的一生的黃金時代也就負起了沉重的十字架;而且橫在他們前面的考驗又何其繁重而復雜!現在這一時代,誘惑比從前強得多,威脅比從前猛得多,欺騙也比從前巧妙得多了。

文章最后以“我們后死者——你的戰友以及未來的年青的戰友,將以繼續你的事業和學習你的為學為人,來永久永久紀念你!”這樣一句涵蓋各種代際身份姿態昂揚的感嘆句作結,體現出鮮明的召喚性,而茅盾在抗戰即將獲勝之時發出的民主呼聲愈加醒目。

宋云彬的《懷胡愈之先生》相較于在云南發表的《胡愈之先生》,偏重于向青年讀者介紹胡愈之的文化抗戰業績,結尾“愈之,你安息罷!你的朋友們,你的同志們,都會受你的精神感召,繼續努力,盡著后死者的責任的!”傳達出繼續努力的堅強信念。柏寒,即前文所述昆明《進修月刊》主編曹伯韓,他的《愈之先生二三事》是回憶胡愈之在桂林國際新聞社和文化供應社工作情形的長文,以“在戰斗中,這些英勇熱誠的朋友過早地倒下了,可是我們不暇哀傷,只有繼續前進,盡著后死者加重了的責任”作結,與宋云彬的情感召喚性結尾恰成復調。

傅彬然的《記胡愈之先生》篇幅重心在回憶逝者籌備主持文化供應社的辛勞工作,平實的回憶文字結束之后,結尾別有深意地聯系到早前病逝的鄒韜奮:“因了愈之先生的死,又使我想起鄒韜奮先生來。他們兩位,都是民族的精英,國家的瑰寶,然而他們‘竟不能死在重慶’。”通過鄒胡二位被迫病逝在外的喟嘆,隱隱地表達對國民黨迫害民主人士的憤激之情。胡子嬰作為胡愈之的同族晚輩,她的《憶胡愈之先生》由“他的家庭”“我第一次看見他”“我直覺的認識了胡愈之先生”三部分組成,重點在第三部分回憶胡愈之策劃營救救國會七君子時的運籌帷幄,并以“在抗戰中,他和其他的人才一樣,被擠出在國事之外,不得不去到熱帶的荒島上。想起來痛心,說起來淚下”微諷國民政府抗戰中的排擠打壓,與傅彬然的文章形成互文,體現出相當的現實批判性。

特輯最后一篇文章為胡愈之的《論進步與倒退》。這篇文章原系1940年3月15日第18期的《中學生》卷頭言。胡愈之從物理現象的分析入手,講到社會制度的演變,論證抗日戰爭是進步性的戰爭。同時,文章針對當時國民黨政府于1939年底掀起的反共高潮,意有所指地提出:“假如抗戰中國內的進步停頓,開始倒退,甚至統一團結都發生問題,不但最后勝利不可期,中華民國的前面便只有死路一條”,并發出呼吁:“在今日,竭力爭取進步,竭力避免倒退,同時以進步的力量制止一切倒退的行動,這不僅是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而且是與國家民族生死存亡密切相關的。”此文還在浙江戰區的《戰旗》與孤島上海的《學習》兩個刊物發表過,在不同地域的青年讀者群體中均產生不小影響。五年后雜志的重刊,對胡愈之的紀念之外,更傳達國統區知識分子團結一致爭取抗戰勝利的共同心愿。

不可否認,上述文章的體例與表達略顯程式化,紀念特輯的組織者葉圣陶起初原本反對在紀念文中談學習某人的“老調”,他認為“事情沒有這么簡單”。但在閱讀幾位朋友的文字后,他轉變看法,相信“在思想行為上發生或多或少的影響,如茅盾先生說的,受了那人物的感召力,是可能的”,側證上述文字確能在讀者心中引發情感共鳴。此外,聯系到早前《新華日報》曾通告擬有紀念活動?,不過因各方面原因,追悼會未能進行,可以說《中學生》特輯彌補了遺憾。

與之不同,同月錢智修的悼亡詩則傳達出舊式文人的別樣心曲。創辦于重慶,專事登載舊體詩作的《中華樂府》于7月刊發錢智修的七言律詩《哭愈之》:“四海彌天胡愈之,平生勤力信吾師。馬旰[肝]不食元知味,鶴鳥相媒竟有詞。憂患早傳虞氏易,寂寥誰吊柳侯祠。南荒歸骨期非遠,先奠招魂酒一卮。”?首聯“四海彌天胡愈之,平生勤力信吾師”,以胡氏病逝消息在國統區所引發的四方悲痛破題,緊承對胡愈之勤奮的信服,以“信吾師”作結,情感起興由大及小,由外及己。頷聯與頸聯則以四典入詩,值得細加分梳。“馬肝不識元知味”,語出《史記·儒林傳》:

清河王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于首;履雖新,必關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弒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后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次句所引鶴媒,指被獵人從小養大以誘捕野鶴的餌鶴,在古詩中歷來有所吟詠,唐朝陸龜蒙的《鶴媒歌》中就有“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的詩句。頸聯中的“虞氏”指推動三國時期易學轉型的關鍵人物虞翻,“柳侯”則指唐朝柳宗元,虞翻與柳宗元兩人數次被貶,最終客死他鄉,錢智修以此二人借代胡愈之的病逝海外,傷感之情溢于言表。尾聯“南荒歸骨期非遠,先奠招魂酒一卮”以對胡愈之定將歸葬故里,以酒招魂傳遞勝利的信念。概言之,悼亡詩雖不如進步知識分子的白話文批判意味顯露,但曲折表達的私人繁復情緒卻感懷至深。

隨著翌月日本宣布投降,抗戰勝利,此事漸漸淡出大后方輿論視野,而上海知識分子在獲知胡愈之逝世后掀起追悼浪潮,且部分進步人士將此事主調明確轉向民主運動。綜合小報《正報》9月1日以“胡愈之病故!”為題首先在上海刊布此事,另一小報《辛報》9月7日以“紀念胡愈之”為題予以報道。11月,由柯靈、唐弢主編的文化時政刊物《周報》在第三期刊載長文《光榮戰死的胡愈之先生》。此文總結胡愈之在上海、桂林、新加坡等各個地方的工作,贊譽胡愈之“對我國進步文化事業有著豐富而偉大的貢獻”,同時把胡愈之的病逝與正在進行的戰后文化重建聯系起來,惋惜“胡先生的死,是我國戰后文化重建聲中無可比擬的損失,是勝利的歡笑所不能掩蓋的傷痛”?,預示抗戰勝利語境下對胡愈之病逝的解讀新趨向。

抗戰期間留守上海的鄭振鐸,于9月22日寫畢《憶愈之》。文章深情回憶亡友,結尾“我還是不相信他的病故的消息。但愿這只是‘海外東坡’般的誤傳。我祈禱著愈之的安健!為我們的國家,也為許多的朋友們!”?值得一提的是,此文尚未正式發表,次月胡愈之健在消息就傳回國內,浸潤真摯情感的文字成為彼此友誼的見證。

1945年10月3日,重慶《大公晚報》轉載中央社新加坡二日專電,詳細報道南洋眾人戰后行蹤:

日本占領新加坡期間逃亡蘇門答臘之前新加坡報人及教育界人士一行十人已安返星島。內有前《南洋商報》總編輯胡愈之及沈茲九女士,王任叔,邵宗翰[漢]等作家。郁達夫曾于蘇門答臘西部匿名開設酒鋪三年半之久,忽于八月二十九日失蹤,諒系日本所捕。胡愈之對此神秘之失蹤,前后有所陳述,蓋日人遠于去夏即偵悉郁氏之真名,惟時尚未加以逮捕。本年八月二十九日傍晚,有不知名之士造訪郁寓,邀其同往散步,郁氏首肯,后據報,于郁氏失蹤之時,有人目睹日人所駛之摩托車停于郁寓附近。郁氏之友人曾請軍事當局尋覓郁氏蹤跡,唯以蘇門答臘刻仍在日人手中,此項工作之開始尚有待。郁氏于一九三九年赴新主辦《新加坡日報》,新加坡淪陷前,郁氏方擔任海峽殖民地政府出版部華僑周刊之總編輯,其夫人及兒女滯留于蘇門答臘。倘交通便利,胡愈之及沈茲九即將返國。?

4日的《辛報》《立報》《大錫報》《前線日報》,6日的《周報》等均登載該電文,消息傳遍國內。11月,第93期《中學生》“編輯室”向青年讀者通告:

本期方才編齊,得到一個非常可喜的消息,現在告訴讀者諸君,讀者諸君看了也必然高興之至。胡愈之先生尚在天壤間,此刻已經回到了新加坡,他的死訊果然像“海外東坡”一樣是誤傳的。就是這么個可喜的消息。十月四日,各報登載中央社星加坡二日的專電,說,“日本占領新加坡期間,逃亡蘇門答臘之前新加坡報人及教育界人士一行十人,已安返星島,內有前《南洋商報》總編輯胡愈之,沈茲九女士,王任叔,邵宗漢等。……倘交通便利,胡愈之氏及沈茲九女士即將返國。”電訊說得這么著實,決非模糊影響[印象]之談。本志第八十九期出過特輯紀念胡愈之先生,我們曾經希冀所傳非真,得與他重行晤面,并且說過“這個特輯便是所謂‘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的憑證”的話。現在,我們的希冀實現了,在百分之九十九的絕望中實現了,這樣的快樂,至少在編者個人從沒有經驗過。愈之先生啊,你趕快回來吧!一班老朋友在懷念你,廣大的讀者群在等候你,尤其是正在爬起來的中國在需要你,你趕快回來吧!?

12月2日,胡愈之、沈茲九、王任叔三人聯合在上海版《大公報》發表對外啟事,5日,胡愈之又以《我們的下落》為題在《申報》登載布告,正式結束這場持續數月之久“海外東坡”式的誤傳紀念。

三

11月國內報刊集中報道胡愈之健在消息之際,10月4日的《新華日報》已經非常有預見地發表以《文化老戰士仍健在人間》為題的報道,內中格外強調胡愈之在即將展開的文化斗爭中的地位,議題轉變在翌年的民主黨派刊物中得到明確的貫徹。1946年1月9日,宋云彬發表第三篇與此事有關的文章《欣聞愈之不死》。此文必須結合登載刊物重慶《民主生活》予以解讀。此刊系中國民主同盟創辦的政治評論性質周刊,由沈鈞儒擔任發行人,宋云彬擔任主編。作為民主人士所主持的刊物,正如發刊詞所言目標是“號召團結,爭取民主”?。這篇文章,一方面由衷表達對聽聞胡愈之健在的喜悅,感嘆“‘海外東坡,虛傳死訊’,不知急壞了好多朋友,不知流了多少青年的淚,回想起來,不勝有悲欣交集之感”,另一方面認為“我們的祖國,被一般文化漢奸,特務人物,攪得廉恥道喪,氣節掃地”?,著眼點已經矚目于抗戰勝利后的中國文化重建領導問題,他旗幟鮮明地說出胡愈之在此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回應了早前《新華日報》對胡愈之“文化老戰士”的政治定位,體現出民主黨派人士與中國共產黨在抗戰以后文化行動中的協調一致。

2月9日,《周報》以《海外來鴻》公開登載胡愈之和王任叔的來信。此信本系兩人寄給國內朋友的私函,在信中他們講述了新加坡的生活現狀,胡愈之在信中表示“國內情形有些不明白”?,希望彼此之間加強書信往來。次月,胡愈之寄鄭振鐸、夏丏尊、金仲華等人的通信再次被北平的進步政論刊物《集納》發表,信中提到:“關于國內的消息,朋友們的行蹤,事業都很淡然,請你們趕快寄些書報雜志來,只要匯兌一通,馬上寄錢過來,現在暫且請代墊。你們除出辦報還有什么新計劃?你們需不需要關于馬來亞和印度尼西亞的通訊,要的話,這里可以供給,最好給我們一個范圍。”?胡愈之顯然是希望海外力量與國內知識分子之間能通過互通訊息營造民主共同體。

1946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南京局上海工作委員會領導的《聯合日報·晚刊》登載胡愈之的通訊《新生的馬來亞》,此通訊稿向國內讀者介紹海外華僑對祖國的和平期望:

馬來亞華僑,雖然正遭受著嚴重的經濟恐慌,但是他們所最關心和憂慮的,卻還不是眼前的當地的經濟繁榮問題,而倒是未來的祖國的和平建設問題,一般僑胞的心里,認為在海外受苦是當然的,幾乎不可避免的,但要是祖國和平團結強盛繁富,華僑一時的忍苦耐勞,都不算什么,唯有從祖國傳來的一些不幸的消息,內戰,黨派摩擦,貪污,通貨膨脹,農村破產……那才是對于華僑精神上最猛烈的打擊。

因此,一提到關于當地的問題,華僑中間意見會有一些出入和分歧。但對于祖國,大部分僑胞是不會有不同的意見的,不問是峇峇也好,中國來的也好,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凡是自己承認是中國人的,都不會真心希望內戰,希望分裂,希望祖國政治永遠為少數死硬性與貪污份子所操縱把持。

文章隨后大幅介紹民盟在海外正常發展,卻遭破壞搗亂的情形:

中國民主同盟在馬來亞籌備建立中。民盟的政綱和組織動機,是凡一切讀每天報紙新聞的人都明白的,是全世界有識者都明白的,民盟的目的就是為了要喚起大部份無黨無派的愛國人士為調停內戰,促進和平統一,建設民主政治而努力。但是有少數職業摩擦家,卻又在用含血噴人的手段在開始造謠誣蔑了。

最可笑的,職業摩擦家這種含血噴人,造謠污蔑,反而暴露了他的本身的丑態,竟可以說是不打自招,職業摩擦家以為找到了機會,就不清不楚地寫了一篇,最后就用“通番賣國”四個字來向中國民主同盟咬一口,那知這一口咬到自己身上去了。說中國民主同盟“通番賣國”到底“通”的是什么“番”,“賣”的是什么“國”?真是天曉得,如果中國民主同盟主持聯合中英美蘇保障和平,就是通番,那么就只有像那些“職業摩擦家”專以反英反蘇,挑撥世界大戰為事,就算不通番,我是再沒有話可說了,至于“賣國”,當然一定要有一個“黨團”的“國”才可以出賣,而中國民主同盟,并不是執政黨,當然也沒有國可賣,相反地,我在香港報上看到一個消息二中全會決議,從美國貸款中撥二萬萬美元充作黨費,那么,這“通番買國”或者也竟是職業摩擦家的自劃供狀了。

結尾更以馬來亞華僑民主力量大發展,反動勢力消退寄語國內:“寶貴的友情和純正的憂國觀念,二者是團結的,也正是我這次旅行的最大收獲,也正因為這樣,愈加使我增進對于職業摩擦家的憎惡。幸運的是在華僑中間,職業摩擦家到底是一天天少了,而民主團結的浪潮,卻正在漸漸漲高,這是可以使大家放心的。”?不難想見,這篇來自海外的報道與國內蓬勃展開的反內戰民主運動所形成的深度共振。

自1946年9月14日至28日,《民主》周刊分三期刊發胡愈之的《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給全國文藝界協會報告書》。這篇長文向國內詳細描述郁達夫在南洋流亡及遇害經過,文章結尾感嘆郁達夫之死,情感真摯又飽含褒貶:

達夫死了!他的一生是一篇富麗悲壯的詩史。他不能用他自己的筆來寫這篇偉大的詩史,這是中國文藝界一筆大大的損失!對于像達夫這樣一個復雜的不平常的人物及其思想作品,要作一個正確的評價,應當是未來中國文學史作者的事,而我不配。一年以來,為了無數文化界戰友的殉難,我的淚也哭干了,我再沒有淚哭亡友達夫。我對達夫的死,就只不過有這一點點迷惘的感想而已。?

這一段中“一年以來,為了無數文化界戰友的殉難,我的淚也哭干了”作為溢出之筆,意指以李公樸、聞一多為代表的被暗殺的民主人士,由此胡愈之既升華郁達夫犧牲的崇高性,更使之與現實產生內在聯系。《民主》因揭露國民黨政府假和平真內戰的陰謀,當期即被封禁,刊物的停刊遭遇無形中加持了胡愈之文章的說服力。

同時,因特殊的海外身份,胡愈之行止獲得廣泛的關注。1946年10月27日,大公報以《陳嘉庚辦報胡愈之任總編輯》為題報道陳嘉庚與胡愈之合作創辦《南僑日報》事宜,新聞重心卻在結尾的華僑民主呼聲:“新加坡華僑將致函美國杜魯門總統,要求美軍立即自中國撤退,至二十三日為止,在該函上簽名者已逾二萬人”?,報道有力地配合了國內的“美軍退出中國”運動。要之,胡愈之順暢地在國統區各種媒體亮相,他撰寫的一系列海外報道以及他本人的舉動都以曲筆的形式匯入彼時國內民主運動的大合唱。

1948年胡愈之輾轉回到解放區,翌年,葉圣陶、宋云彬、鄭振鐸等繞道香港赴北平參加建國大業,眾人重逢,葉圣陶“唯愈之已十余年不見,且曾有海外東坡之謠傳,乍見之際,歡自心發”?的感嘆為此事畫下完滿的句號。

結語

與知識分子的相向而行,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爭奪文化領導權獲勝的關鍵所在,而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到第二條戰線的轉換,決定著文化斗爭內容與形式的更迭。1941年,中共南方局在國統區組織策劃聲勢浩大的“壽郭”活動,其目的如周恩來對郭沫若所言:“為你作壽是一場意義重大的政治斗爭;為你舉行創作二十五周年紀念又是一場重大的文化斗爭。通過這次斗爭,我們可以發動一切民主進步力量來沖破敵人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統治。”?此后相繼開展的為馮玉祥、馬寅初、沈鈞儒、葉圣陶、茅盾等的祝壽活動,已然成為中國共產黨團結進步力量,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斗爭方式。抗戰勝利以后,面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統治,民眾的憤怒反抗情緒亟須宣泄,壽慶不再適宜,征之歷史,葬禮紀念是40年代中后期頻繁的政治行動。正如大衛·科澤對公共葬禮的研究:“葬禮提出了對國家領導權的訴求,它們創造了一種公共認同,促使更廣泛的反政府力量團結一致。同時,它們也有助于創造出關于未來政治世界的替代性構想,并逐步將強烈的反政府情緒灌輸給民眾。”?紀念胡愈之的一系列文字,集納了上述政治意涵,成為國統區文化斗爭的典型。同時,從歷史的延長線去觀察,它開啟了1945年以后中國共產黨在國統區與進步知識分子無間合作主動引領輿論的先例,此后在夏丏尊、李公樸、聞一多、朱自清等紀念中的話語策略與議題方案均對前者有所吸納借鑒。在上述雙重意義上,抗戰勝利前夕輿論場域的胡愈之紀念,成為我們討論20世紀40年代中后期國統區文化斗爭的歷史起點。

注釋:

①張楚琨回憶,轉引自胡愈之:《南洋雜憶》,載《文史資料選輯》編輯部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第3頁。

②《本報新聘胡愈之為編輯主任》,《南洋商報》1940年12月2日,第6版。

③參見胡愈之:《我在抗戰時期的經歷》,載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征集委員會編:《中共黨史資料:第18輯》,北京:中央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第97—142頁。④《星洲危急聲中陳嘉庚潛離職守胡愈之等亦均畏難潛離》,《益世報》(重慶)1942年2月11日,第2版。

⑤關于胡愈之等在蘇門答臘島的避難經歷,參見胡愈之、沈茲九:《流亡在赤道線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

⑥海寧市檔案局(館)整理:《宋云彬日記》(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6,第121頁。

⑦云南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總纂,《云南省志·群眾團體志》編纂委員會編撰:《云南省志 卷四十五 群眾團體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449—450頁。

⑧編者:《編者的話》,《進修月刊》1945年第3期,第80頁。

⑨宋云彬:《胡愈之先生》,《進修月刊》1945年第3期,第51—56頁。

⑩胡愈之:《我的回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0,第11—13頁。

?李公樸:《懷念韜奮和愈之》,《出版史料》2007年第3期,第4—6頁。

?葉圣陶:《葉圣陶日記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第606頁。

?葉圣陶:《葉圣陶日記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第615頁。

? 徐調孚:《〈中學生〉點滴》,《中學生》1946年第171期,第22頁。

?下引各文均出自《中學生》第89期(1945年7月),不再另行注明。

?《重慶街頭》,《新華日報》1945年4月20日,第3版。

?錢智修:《哭愈之》,《中華樂府》1945年第3輯,第8頁。

?司馬遷:《史記》(第9冊),韓兆琦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0,第7160頁。

?《陸龜蒙·皮日休詩全集》,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第121頁。

?金楓:《光榮戰死的胡愈之先生》,《周報》1945年第3期,第14—15頁。

?鄭振鐸:《蟄居散記》,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1,第130頁。

?《新加坡報人消息》,《大公晚報》,1945年10月3日,第1版。

?編輯:《編輯室》,《中學生》1945年第93期,第17頁。

?編者:《發刊詞》,《民主生活》1946年創刊號,第1頁。

?宋云彬:《欣聞愈之不死》,《民主生活》1946年創刊號,第12頁。

?《海外來鴻》,《周報》1946年第27期,第15—16頁。

?《南洋通訊》,《集納》1946年第2期,第39頁。

?胡愈之:《新生的馬來亞》,《聯合日報·晚刊》1946年5月20日,第3版。

?胡愈之:《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下)》,《民主》1946年第50期,第1245—1248頁。

?《陳嘉庚辦報 胡愈之任總編輯》,《大公報》(上海)1946年10月27日,第3版。

?葉圣陶:《葉圣陶日記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4,第332頁。

?陽翰笙:《回憶郭老創作二十五周年紀念和五十壽辰的慶祝活動》,《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2期,第126—131頁。

?[美]大衛·科澤:《儀式、政治與權力》,王海洲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第19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