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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鵠:“正而不譎”的齊桓公
來源:澎湃新聞 | 林鵠  2026年09月09日09:23

齊桓公與管仲

一

齊桓公與晉文公是春秋時代最重要的兩個霸主,也是除了孔子之外,這一時期最耀眼的歷史人物。孔子對他們的評價是:“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論語·憲問》)什么是“譎而不正”?什么是“正而不譎”?孔子倡導“述而不作”,《春秋》是他唯一一部作品(參拙作《〈春秋〉義例平議》,《中國哲學史》2023年第3期)。通過分析《春秋》記載齊桓公的筆法,我們可以嘗試去把握“正而不譎”的具體意涵。

西周亡于犬戎,平王東遷,王室權威衰落,“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與此同時,楚僭號稱王(本為子爵),一意擴張,威脅華夏腹地。西周以來的政治秩序面臨全面崩塌的危險。作為春秋史上第一個霸主,齊桓的功業是尊王攘夷,從內外兩方面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治秩序。就后者而言,魯僖公四年(前656)的召陵之盟是其里程碑。

關于此盟,《春秋》云: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左傳》對此有詳細記載。屈完到來前,楚成王曾派出另一位使者,來人代表楚王質問齊桓公:“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沒想到)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代表齊桓公回答,先陳述西周初年王室對齊國始祖姜太公的冊命:“五侯九伯,女(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此番興師而來,正是代表周天子問罪:“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包茅是祭祀時濾去酒糟的必備之物,產自楚地,如今楚國不再進貢,是第一項罪狀。西周中期周昭王伐楚,渡漢水時遇難。這是三百年前的舊事,齊桓以之為楚的第二大罪狀,令人不解。楚使的答復剛柔并濟:“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承認不貢包茅的錯誤,拒絕昭王遇害的指控——此事與楚無干,請您自己去找漢水要說法。

聯軍繼續推進至陘地。于是楚成王又派屈完出使,這次雙方談得比較融洽。《左傳》云: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以此眾戰,誰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眾,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屈完來到之后,聯軍退至召陵,才和他盟誓,《春秋》所謂“盟于師”與“盟于召陵”其實是一回事。《春秋》追求“極簡”風格,全書不過一萬六千五百余字,卻記載了二百四十二年的歷史。此處一反常態,將同一件事重復了一遍。孔子曰:“書之重,辭之復,嗚呼!不可不察,其中必有美者焉。”(《春秋繁露·祭義》)好比中國隊拿下冠軍,評論員激動得連聲說:“中國贏了!贏了!”顯然,這是盛贊此盟。

事實上,召陵之盟并不算很成功。《谷梁傳》云:“桓公得志為僅矣。”范寧注:“楚子不來,屈完受盟,令問諸江,辭又不順,僅乃得志。言楚之難服。”“僅”者,勉強也。楚王本人未現身,只派了大臣屈完做代表,他及此前來使的話中,絕無改弦易轍的意味。而齊桓公表現得極為克制,甚至在責問楚使時,沒有提到楚最惡劣的兩樁罪行:僭號稱王與侵略諸夏。召陵之盟后,楚僭號依舊,擴張勢頭雖受一定遏制,對周邊國家照樣張牙舞爪。那么,孔子為何在《春秋》中毫不吝惜贊美之辭呢?

揚雄以為:“齊桓之時缊,而《春秋》美邵(召)陵,習亂也。……習亂則好始治也。”(《法言·孝至》)一般認為,揚雄是說,春秋時“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線”(《公羊傳》),桓公出來挽救時局,雖然談不上成就巨大,其表率意義值得大書特書。但船山讀出了更深的意蘊:

揚雄曰:“齊桓之時缊,而《春秋》美召陵。”《春秋》達時以知權,謂齊之求于楚者,如是而可矣。所謂時者,非謂當時諸侯之不能,而桓僅能之為愈也。時之不能,桓獨能之,君子之道,不責其所不能,而責其所能。桓公能之,而僅能乎此,尤君子之所責。故夫言時者,非幸桓之猶能乎此,而諒桓之僅能乎此也。(《春秋家說》)

船山肯定揚雄的看法,時局不利,齊桓能達成召陵之盟,在孔子看來,已經是了不起的成就了。不過,他并不認為,這是指當時沒有諸侯敢直面楚國,桓公敢站出來,盡管表現不盡如人意,但作為第一個挑戰楚國的人,還是應當大力表彰。相反,“君子之道,不責其所不能,而責其所能”,你比別人優秀,就要拿更高的標準衡量你。好比一個常常不及格的學生考了七十分,值得表揚;而一個平素接近滿分的尖子生只考了九十分,應當批評。如果此役齊桓本有望重挫楚國,最終只取得了這樣的成果,那該受到嚴厲批評。《春秋》對召陵之盟的充分肯定,是體諒桓公已竭盡所能。

船山接著對齊桓遇到的障礙,做了深刻剖析:

桓之于楚,不正其僭號之罪,則楚無由而自削其號;不數其犯夏之惡,則楚末由而輯其兵。惟桓終不期大得志,故小與之以可懲,則何也?楚之僭號,周之賊也;楚之犯夏,鄭之禍也。桓未能乎鄭,而大不得于周,則欲責其僭,而周固順之;責其犯夏,而鄭不我征焉。

桓公不聲討楚僭號稱王、侵略諸夏之罪,楚當然不會主動改弦易張。齊桓以此責楚,名正言順,為什么不做呢?看起來他對制服楚國并不抱期望,滿足于小施薄懲,這是何故呢?船山認為,關鍵在于,周王室與鄭國不和桓公一條心。《史記·楚世家》云:“(楚)成王惲元年(周惠王六年,前671),初即位……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于是楚地千里。”僭號稱王,冒犯的是周王的權威,偏偏周惠王不以為意,只想著討好楚國。侵略諸夏,首當其沖的是鄭國,偏偏鄭文公茍且偷安,雖然加入聯軍,卻在關鍵時候逃跑了(詳下)。如此尷尬的處境,齊桓公怎么施展手腳?

今雖有孝子,疾其父之敵,而父且昵之,則彼反挾父以相難,而先受不孝之名;雖有友兄,人捶其弟而代之訟,弟且陰去我,以黨于所捶,則未有不屈者矣。以惠王為之君,以宰孔為之相,內有叔帶之構,餌鄭以反援于楚,而申侯之徒,操長短離合以瓦解諸侯之勢,乃欲桓之大得志于楚,削其號,輯其侵凌之兵,是或縛其臂而望以扼人之吭,形礙而理不得伸,豈待問哉?

船山打了兩個比方。父親受人欺負,孝子要為父討還公道,可昏聵的老父親卻低三下四,和欺負自己的人套近乎。孝子若找人家理論,惡人反唇相譏:問你爸去,我欺負他沒有?除了干瞪眼,還有什么可說的?更何況,孝子還會因此背上不尊重父親的罪名。再如弟弟受人欺負,哥哥要替弟弟討還公道,可懦弱的弟弟反而遷就欺負自己的人,不配合哥哥,哥哥能力再強,也只能鎩羽而歸。

周惠王鐘愛少子叔帶,欲廢太子鄭而立叔帶,忌憚齊桓公,因此慫恿鄭文公與齊作對,投靠楚國(詳下)。宰相周孔也是叔帶一黨,哪怕后來太子鄭已即位,仍賊心不死,在諸侯間散布言論,詆毀桓公。而鄭國大臣申侯則在聯軍內部興風作浪,破壞盟國間的互信。凡此種種,無形中綁上了齊桓公的手腳,可謂“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哪里還能有什么大作為!

尊王,大義也;存鄭,至仁也。挾至仁大義以臨人,假周之威,挾鄭之怨,周與鄭亦豈能顯比于楚以相難哉?雖然,所惡于伯(霸)者,惟其假也,假仁義以恣行而無所忌憚也。有能不假而量時忌君,以養晦顧內以圖全者,則豈不猶賢乎?

論者或以為,縱然周惠王、鄭文公不支持齊桓公,畢竟不敢公開質疑尊王攘夷的合法性,桓公可以假借周王、鄭伯的名義,大膽對楚進行嚴厲譴責,周、鄭充其量暗中跳腳大罵,奈何他不得。船山并不懷疑這一計謀在技術上的可行性,但認為這樣做有悖“仁義”的初衷。戰國時孟子對春秋霸主的批判,要害就是借仁義之名,以濟其私欲。關鍵時刻,齊桓公不行權謀,顧慮周惠王的感受,放棄霸業登頂的機會,不正是孔子所謂“正而不譎”嗎?

故說《春秋》者,責桓之不請命以伐楚,則過矣。請則不得伐,舜之不告而娶,義通此也。不請焉足矣,而又假挾之以為名,是與曹操之伐袁紹者均,陳琳固將反唇焉,胡屈完之獨不可邪?故曰“齊桓之時缊”,以傷周而惡鄭也。揚雄之于此,知言夫!

歷代經學家中,還有從另一方向對桓公提出批評的,如南宋張洽指責齊桓伐楚,“不奉天子之命”。船山對這類意見也不以為然。他引了《孟子》中舜不告而娶的故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

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

舜娶堯的女兒,先斬后奏,媳婦進了門,才告知父母。萬章不解:舜這個大孝子,怎么這樣辦事?孟子的回答需要詳細分析,我們先來看有關舜的另一記載。

《史記·五帝本紀》云:“瞽叟愛后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嘗在側。”《帝王世紀》更形象地概括為:“大杖則避,小杖則受。”大杖,可能會出人命。

舜的生母死得早,父親偏愛后娘生的弟弟。三人要殺舜的時候,找不著他;有事需要他,又總是出現在身邊。舜并非愚孝,是有選擇的。

選擇的標準是什么?僅僅是自我保護嗎?不然。珍惜生命,是對自己負責,也是對賜予我們生命的父母負責。聽任父母害死自己,等于協助父母戕殺其人性,等于父母要跳崖,非但沒攔著,還推了一把!

明乎此,我們接著來分析船山對孟子上述回答的解讀:

男女居室者,有夫婦乃有父子,以承先祀,以永世系,人之大倫也。如必告焉,則不得娶矣。親既有命,不可違也,而人之大倫廢矣。大倫廢,而廢倫之罪,將何歸乎?以為己咎,則己已告矣,則咎歸父母。我雖可無怨懟父母之心,而父母有不可免于懟怨之實。他日顧宗祧之墜,念孝養之難,安得不以父母為咎?則與其陷親于廢倫取怨之大惡,不如自處于行權廢禮之小愆。(《四書訓義》)

人道之大,首先是生命的延續。婚姻的意義是生兒育女,把父母賜予的生命延續下去(參拙作《神圣的女性:孔子在〈春秋〉中的描畫》,《清華社會科學》第7卷第1輯)。婚姻也是為了更好地侍奉父母。就贍養老人而言,單身子女存在天然缺陷。

將女兒許配給舜,是堯的主意,舜本應先征得父母同意。不幸瞽叟迷失本性,仇視兒子,如果舜這樣做,必然遭否決。既然父母已經表態,兒子怎么能公然對抗呢?如此一來,舜無法完成做人的使命,不僅自身是不完整的,并且愧對父母乃至列祖列宗。舜當然不會抱怨父母,但這改變不了父母自我戕害的事實。而且父母戕害的不僅是他們自己,也是在戕害自己的父母以及列祖列宗。日后舜想到祖宗的血脈斷在自己身上,想到沒有妻子的協助,一個男人單獨照料年邁的雙親,會有種種不便,父母不可能稱心如意,怎么可能不記起父母自我戕害的事實,悲痛萬分呢?與其任由父母犯下無可彌補的大錯,不如自己承擔不經父母同意就娶妻的過失——與毀掉一家人的幸福相比,這不過是個不起眼的小錯誤。

蓋孝子之心,視親如身,求以一事之拂情,遂終身之安,則后日之克諧厎豫,皆自此始。……孝子之于父母,不但求盡于己,必曲喻父母之情,而善則成之,不善則矯之以曲防之……失即己之得失,豈曰吾盡吾禮,而善惡亦聽之父母哉!

有一類迂腐的孝子,處在舜的境地,會認死理,非要征求父母的意見,結果釀成悲劇。他們秉持這樣的信念:作為子女,我該做的,一絲不茍,不管父母怎么回應,絕無怨言,通盤接受就是。而船山認為,愚孝不是真孝。真正的孝子,不會僅僅考慮自己有無過失,更重要的是站在父母的立場,替父母考慮,去琢磨父母所思所想、所欲所求,好的愿望盡力幫他們實現,不好的愿望盡量在不冒犯老人的情況下加以阻止。父子一體,父母的過錯就是自己的過錯,孝意味著保護好父母,別讓他們犯下追悔莫及的錯誤,這才是保障父母幸福的大道。

舜不告而娶,就事論事,確實違背了父母意愿,老人肯定很不開心,而且舜背上了不尊重父母的罪名。但只有這么做,才能讓父母免除終身的困擾。后來舜終于感化了父母,一家人其樂融融。若非不告而娶,到那時候,父母猛然醒悟,自己對兒子的傷害有多大,老人家還活不活?

齊桓公沒有征得周王同意就伐楚,船山舉舜的例子,為之辯護。如果楚的擴張得不到遏制,勢必對周王室構成致命威脅。但顢頇的惠王反而站在楚這一邊,給齊桓下絆子。他若向周王請示,伐楚的主張一定會被否決,那就只能眼睜睜看著局勢惡化,看著天子一步步走向窮途末路。為了避免惠王犯下難以挽回的大錯,桓公選擇自己承擔不奉王命的惡名。

但是,船山同時強調,自作主張是極限,決不能再進一步,假借天子名義向楚施壓。試想,桓公擅自伐楚,惠王已經覺得被冒犯了,如果他大打周王的招牌,讓惠王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不等于玩弄天子于股掌之上嗎?這和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又有什么分別呢?官渡之戰前,袁紹的筆桿子陳琳反唇相譏,撰寫了著名的《討曹賊檄》,對曹操痛加丑詆,成了千古名文。難道楚國的屈完,不會同樣揭發齊桓公對周王的大不敬嗎?

違背父母意愿,在他們不知情的情況下擅自行動,是對父母的不敬,父母當然會覺得受了冒犯。但肆無忌憚地假借父母名義,或逼迫父母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父母感受到的,是子女視自己為無物,是莫大的羞辱。即便父母欲行不義,這樣做是為了讓老人行正道,也不可原諒。強人從己,雖公亦私,更何況裹挾父母!(參拙作《趙匡胤的安排為什么會失敗》,《上海書評》)

仁義本之于心,追求的不是外在效果,首先是心安。即便是為父母好,如此羞辱父母,子女的心能安嗎?在喜劇《云》中,古希臘作家阿里斯托芬曾生動地揭示,“為父母好”的邏輯的荒謬。斯瑞西阿得斯是個鄉下老頭,兒子斐狄庇得斯是個無賴,父親因此欠下了一屁股債。于是斯瑞西阿得斯投入蘇格拉底門下,學習詭辯術,以便在法庭上擊敗債主,賴掉這些債。但他粗鄙無知,對語言藝術一竅不通,學不會,只好改變主意,送兒子去學。結果,掌握了詭辯術的斐狄庇得斯,把斯瑞西阿得斯劈頭蓋臉打了一頓,并向他證明,兒子毆打父親的正當性:為了無知者的好,智者可以正當地毆打無知者。

《孝經》云:“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臣對君的情感,和子女對父母有相通之處。宋人王疇對臣事君的檢討,有助于我們理解船山對桓公的評論:

古之事君者必以禮,故要君者謂之無上,以其近于嫚也,嫚則事君之禮廢矣。古之事君者必以誠,故言偽而辨者,孔子得以誅之,以其近于詐也,詐則事君之誠闕矣。是知上下之分、君臣之義,由禮與誠,則罔不治;由嫚與詐,則罔不亂。茲二者,風俗之源,逆順之萌,慮天下者不可忽其漸而不察也,察之亦不可以不誠。(《續資治通鑒長編》)

所謂“要君”,在王疇的語境中,特指對個人遭際不滿意,假惺惺辭官,逼迫君主安撫自己。而即便像齊桓公那樣,出于拯救華夏的大義,類似行徑同樣是對君主的大不敬。臣事君有兩點基本要求,一是尊重,二是坦誠。這其實一而二、二而一,尊重一定會坦誠,坦誠就代表尊重。君臣間沒有相互尊重,不坦誠相待,是政治敗壞的根源。

《春秋家說》是船山五十左右的作品,至七十之際,他對齊桓公又有了進一步的認識:

伸天下之大義,而執言者非其人,適以墮義,而義遂不可復伸。齊桓公不責楚之僭王,自反其不足以伸大義,寧闕焉而若有所俟。雖無可俟,楚終惴惴然疑且有責之者,天下亦颙颙然幾有責之者,故曹、檜之大夫,猶敢秉公論以謳吟,而楚終不敢滅宗周、遷九鼎,義以不褻而未遽墮也。(《讀通鑒論》)

伸張正義,若倡導者非其人,只會給正義帶來毀滅性打擊,反而使其永遠得不到伸張。齊桓公沒有斥責楚僭號稱王,是因為捫心自問,沒有資格充當伸張正義的人,寧可留下缺憾,仿佛在等待更有資格的諸侯。但這樣的君主,出現的概率能有多大?歷史已經證明,整個春秋時代,沒有比桓公更合適的人選了。他難道不知道等待的渺茫嗎?即便如此,桓公還是遵從了內心的聲音。同樣,楚國君主難道不清楚,有資格義正詞嚴地斥責他們的人,很可能根本不會出現?盡管如此,楚國君主始終心有余悸,擔心受到譴責,而天下人也始終抱有希望,期待有人出來主持正義。《詩經·曹風》《檜風》大體屬于這一時期的作品,對王道重現依然充滿了渴望,而楚國也始終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興兵滅周。究其所以,正義沒有被褻瀆,尚在人心。

夫齊桓,方伯也,固執言伸義之人也,奚為不可?然而不可者,內省其情,求以雄長諸侯而霸之,非果恤宗周、欲以復宗周之緒也。非其情則非其人矣,自問而知之,天下皆知之,亂賊亦具知之。其情不至,其人不足畏,乃徒號于天下曰:“吾以伸大義也。”天下弗與,亂賊弗憚,孤起無援,終以喪敗,則亂賊之焰益炎,而天下之勢一撲而不可復張。義之不可襲取,而必本于夫人之心,亦嚴矣哉!

齊桓公是霸主,維護天下秩序是其責任,楚僭號稱王是對天下秩序的巨大威脅,為什么桓公沒資格譴責?船山認為,齊桓捫心自問,伐楚并非真是為了恢復王室權威,維護王室利益,而是為稱霸攫取資本。動機不純,口號再正確,也騙不了天下人。眼里只有私利,卻大聲疾呼,號召大家學雷鋒,誰會拿你當回事?得不到天下人的衷心擁戴,被楚國看穿了伎倆,打著正義旗幟的游戲一旦失敗,結局會是災難性的。楚國從此肆無忌憚,甚囂塵上,而正義事業成了天下人的笑柄,沒人再相信理想主義。對義的追求,必須實打實發自內心,不是在行跡上模仿,就能取得其應有效驗的!

李敬業起兵討武氏,所與共事者,駱賓王、杜求仁、魏思溫,皆失職怨望,而非果以中宗之廢,為動眾之忱也。敬業以功臣之裔,世載其奸,窺覦間??,朝權不屬,懷忿以起,觀其取潤州、向金陵,以定霸基而應王氣,不軌之情,天地鬼神昭鑒而不可欺。徒建鼓以號于天下曰:“吾為霍子孟、桓君山之歌哭也。”內挾代唐之私,外假存唐之跡,義可取也,則宵人之巧譎,但能淋漓慷慨,為忠憤之言,而即佑于天、助于人,天其夢夢、人其胥有耳而無心乎?于是兵敗身死。而嗣是以后,四海兆人之眾,無有一夫焉,為唐悲宗社之淪沒,皆曰:“義不可伸,賊不可討,天移唐祚,抑將如之何哉!”

霍子孟即霍光,漢武帝臨終托孤重臣,一心一意為劉漢操勞終生。桓君山即桓譚,王莽篡位前后,“天下之士莫不競褒稱德美,作符命以求容媚,譚獨自守,默然無言”(《后漢書·桓譚傳》)。唐光宅元年(684),武則天廢三子李顯,立四子李旦,大權獨攬,李氏社稷危在旦夕。此時英國公李敬業(本姓徐,其父徐世勣因功賜國姓)在揚州起兵,討伐武氏,筆桿子駱賓王替他撰寫了令武則天動容的檄文。但叛亂很快被平定,李敬業與駱賓王為部將所殺,身首異處。

船山指出,李敬業心懷鬼胎,糾集的黨羽都是些宦途失意的輕薄小人,并非真欲為李唐天下捐軀。如果認為口頭上慷慨激昂,以大義為招牌,就能成事,那也太小看天下人了!李敬業就是其下場!

可悲的是,李氏的失敗,給天下人造成了這樣的印象:看來正義不可能得到伸張了,武則天得到了上天護佑,李唐將亡是上天的旨意,無可奈何之事!從此再也沒有人試圖阻止武則天,李家的唐朝就這樣輕輕松松變成了武家的周朝。

大義之墮,墮于敬業之一檄也。無情之文,巧言破義,貞人之淚,為奸人之誹笑,而日月昏霾,妖狐晝嘯,復誰與禁之哉?故敬業之敗,武氏之資也;敬業之起,賓王之檄,必敗之符也。忠臣孝子以無私之志,伸不容已之義,雖敗雖殲,不患無繼我以興者,唯孤情之在兩間,焄蒿絪缊,百衄百折,流血成川,積骸如莽,而不能奪也。群不逞之徒,托義以求盈,而后義絕于人心。悲夫!

正義被世人拋棄,關鍵正是駱賓王那篇文采飛揚的檄文。駱氏不過是個名利之徒,討武檄文越慷慨激昂,越義正詞嚴,對正義的傷害越大——原來都是裝的!堂堂正正的事業,被不逞之徒加以利用,聲譽一落千丈,反倒成為眾人的禁忌。于是不義之徒才得以橫行天下,毫無顧忌。李敬業討武,成了武則天篡唐的資本。

真正的忠臣,以一己之誠伸張正義,縱然流血犧牲,但雖千萬人吾往矣、百折不撓的浩氣長存人間,自然會有后來人受其感召,繼續其事業。而假托公義,假公濟私,哪怕暫時在表面上恢復了公正的秩序,最終將造成秩序的徹底顛覆。

可以說,齊桓公不忍假借周王名義,難能可貴,就憑這一點,當得起“正而不譎”這一評價。

二

未曾想,召陵之盟第二年,在一個類似的問題上,齊桓公犯下了嚴重錯誤。

《春秋》僖公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大(太)子鄭,謀寧周也。

前面說過,周惠王寵愛少子,意欲廢嫡立庶。齊桓公率領諸侯和太子鄭會面,并舉行盟誓,以表達對太子的支持,希望惠王有所醒悟,使王室避免因繼承人問題出現動蕩。

短短兩條經文,出現了三個不同尋常之處。按《春秋》僖公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公羊》云:“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凡地位低于諸侯之卿(高于普通的大夫),《春秋》不書名氏,概稱“(某國)人”。“王人”也是如此,地位尚在諸侯國的卿之下,比之諸侯差得就更遠了。那為什么孔子將其書于“齊侯”之上呢?王人代表周王,這是為了表達諸侯對周王應有的敬意。

《谷梁》亦曰:“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于上;弁冕雖舊,必加于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古人上衣下裳。朝服是衣。衣再陳舊,裳再光潔,也不能顛倒上下來穿。同理,帽子再陳舊,還是得戴在頭上。

那么,此處應書“公及王世子、齊侯、宋公”云云,何以置“王世子”于后,以“會”別之呢?《公羊》云:“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谷梁》亦曰:“尊之也。”“殊會”,即王世子不與諸侯排序。所謂“世子貴”“尊之”固然不錯,其實更深層的含義是太子鄭不應和諸侯相會。

再看第二個不同尋常之處。按《春秋》文公十四年:“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此處兩條經文,先會后盟,中間沒有別的紀事,第二條省略主語。而首止會盟同樣先會后盟,筆法卻不同,第二條作:“諸侯盟于首止。”《谷梁》云:“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這是為了說明王世子沒有參與盟誓,同樣是因為“世子貴”“尊之”,也同樣在暗示此番會盟不妥。

最后,宋人胡安國指出:“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春秋胡氏傳》)既書“會王世子于首止”,又書“盟于首止”,與既書“來盟于師”,又書“盟于召陵”類似,意在強調此事極不同尋常。不過,召陵之盟是“大美”,而首止會盟則與之相對,恰恰是“大惡”。兩件事的核心,其實都是齊桓公如何對待沒有出場的周王,而從“大美”到“大惡”,往往就是一念之差。

元人程端學引楊氏曰:“惠王溺嬖寵,諸侯茍欲正之,貢以諫辭可也,箴于朝覲可也。合眾國、為盟會以正之,則是以力制天子也。于君臣之大義,不亦戾哉!”齊桓公的做法,正是一年前召陵之盟時他曾極力避免的要君行為。他怎么突然變得如此糊涂,不先嘗試勸諫呢?船山這樣解釋: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為德而慮其孤,則彷徨之念起,長短之術用,而正大之情移矣。正大之情移,其于物也,未嘗動而遽欲變也。物不動,而使之變,則情益否,而有不期之咎。且即以行于人倫,表于大義,終未正也,則齊桓之戴世子是已。(《春秋家說》)

孔子的名言“德不孤,必有鄰”(《論語·里仁》),是鼓勵大家堅持操守,特立獨行,不用擔心沒有志同道合者。反過來,追求正義,卻害怕孤立無援,猶猶豫豫,決定用權謀,原本光明正大的心態就變了。喪失了光明正大的心態,判斷力就容易出問題(所謂“當局者迷”,“利令智昏”,一旦涉及自身利益,很多人會心情浮躁,把持不住,判斷力要打個大大的折扣),對方尚無意愿,迫不及待欲使其照自己的想法行事,難免招致意料之外的壞結果。齊桓公率眾諸侯擁戴王世子,就是一個例子。

王世子之會諸侯,非世子之道也。世子鄭之會諸侯,非惠王之心也。失子之道,逆父之心,世子不可以為子矣。世子出會,而王忌其成,間鄭比楚以惎齊,其于世子猶仇讎也。惟位之恤而成父之仇,愛猷識禮達喇之所以亡元也。世子不可以嗣周矣。

太子鄭背著惠王,拉攏諸侯,等于對抗父親,這不是一個兒子可以去做的。惠王本就偏愛少子,如此一來,更視太子為仇敵。《春秋》“盟于首止”下有非常怪異的一條:“鄭伯逃歸,不盟。”堂堂一國之君,居然在盟誓前夕偷偷溜了!《左傳》解釋說:“王使周公(宰孔)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于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堂堂天子,使出下三濫的招數,慫恿鄭文公背叛諸夏,投靠楚國,可見惠王對齊桓有多憎惡!可想而知,周王和太子的關系,幾乎徹底破裂了。

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太子鄭不惜公開向父親發起挑戰,這樣的人哪里配做周朝的天子!愛猷識禮達喇(《元史》作“愛猷識理達臘”)即元朝末代太子,欲篡奪皇位,他引發的內戰是元朝滅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太子鄭所作所為,乍似溫和克制,實則與愛猷識禮達喇相頡頏。

夫齊桓立乎父子道衰之世,毅然以匡彝倫為己任,豈不恤此而與于逆,以貽亡道于周乎?曰:“惠王之悖,不可訓也;宰孔之奸,不可裁也:浸令諫惠規孔,俾置(叔)帶而立鄭,固將悍愎而不從。”夫是所謂慮德之孤,而操長短之術,以速其成也。世子雖定,而惠王之志不悛,宰孔之邪不遏,叔帶之慝不戢,未旋踵而終成奔鄭之亂。不動之變與弗變均,挾長短之術以終其德,亦何濟耶?

惠王不父,太子不子。齊桓既然以匡扶彝倫為己任,難道沒意識到,他的做法無異于與逆子結黨,反而會將周朝引上滅亡之路嗎?下面就是船山理解的關鍵:桓公“為德而慮其孤”,“正大之情移”,遮蔽了自己的判斷力。齊桓的顧慮是:惠王這樣的人,臣下的勸諫是聽不進去的,更何況他身邊還有奸猾的宰相周孔助紂為虐。桓公對正大光明的進諫沒有信心,一念之差,被權謀(“長短之術”)俘虜了。結果呢?

如其所愿,在強大的諸侯面前,惠王退縮了,世子的地位得到了保障。但這挽救了受到致命威脅的人倫嗎?周王依舊默默地視太子為仇敵,宰孔依舊沒有放棄作惡的念頭,叔帶也依舊陰謀取哥哥而代之。周襄王(即太子鄭)即位后,叔帶終于等到了機會,勾結狄人入寇,一度占領京城,襄王流亡鄭國。不能觸動當事人被遮蔽的人性,僅靠權謀,靠強力,能解決人倫問題嗎?

是以君子居德以靖,正大以動天下之情,情動斯變,不言之福,非有爭也。故以唐德宗之愎忌,舒王之怙寵,而李泌翛然一身,居間以弭大亂。況齊以諸侯之長,功在王室,控大扶小,連軫覲周,亢大義以感惠王于廣廈之上,宰孔懾,叔帶戢,而何憂其不濟乎?

真正解決人倫問題,只有立身中正。一方面,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清醒的判斷力,另一方面,只有這樣才可能觸動陷入人倫危機的人。李泌是船山極為推崇的唐代名相。唐德宗剛愎自用,猜忌太子,欲改立舒王,李泌只身一人,從容不迫,溫言婉語,至于嗚咽流涕,最終打動了德宗,緩和了劍拔弩張的父子關系。而齊桓公是霸主,地位比李泌更高,如果他率領大小諸侯朝見周王,誠懇、耐心地敷陳大義,未必不能觸發惠王的父子之情,并對周孔、叔帶形成震懾,使其不敢輕舉妄動。

成乎鄭之不子,則王亦可以不父。成乎諸侯之不臣,則王亦可以不君。乃俾楚得乘之,鄭得貳之,叔帶終有挾以睥睨,宰孔且懷怨而相難。惜哉,桓公之為此也!

而齊桓實際所做的,等于成就了鄭這個逆子。受到這種刺激,惠王也就徹底掐滅了慈父天性。與此同時,桓公與眾諸侯等于公然向天子挑釁,惠王也就放下身段,心安理得地采用下三濫的手段來對付齊桓。叔帶、周孔也始終虎視眈眈,待機而動。

慮德之孤,德乃孤矣。故《春秋》殊言“王世子”,以尊其名,示不可同會,而世子之輕,諸侯之踰,亦可見矣。然則何為而“逃”鄭伯也?惠王之悖,宰孔之奸,鄭伯之終心乎楚,而樂乘其隙,是尤德之荑稗也。嗚呼,化荑稗而養嘉谷者,其惟大人乎!正己而物正,誠以動,動而后變也。

正是擔心孤立無援,齊桓才使正義事業進退維谷,真成了得不到同情與支援的必敗之局。《春秋》記述首止會盟時的筆法,呈現的就是這一事實。

船山沒有就此擱筆,最后談到了“鄭伯逃歸”這條經文。理解他的評論,需要先對這條經文作一番探討。

按《左傳》文公四年云:“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

杜預注:“國君輕走,群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是以在眾曰潰,在上曰逃。”“逃”,是一個羞恥性極強的詞。

故北宋孫覺云:“《春秋》惡其(鄭文公)以國君之尊,而為匹夫之行。”胡安國指出:“《春秋》道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孔子批評齊桓不尊重惠王,不代表無條件支持惠王。恰恰相反,孔子拒斥愚孝和愚忠。真正的義,要在微妙的具體情境中找到最妥當的那個點,即所謂“中”,過猶不及(參拙作《理有恒而命無恒:王船山對社會科學的挑戰》,《北大社會學刊》第4輯)。和齊桓公對抗周王不同,鄭文公完全按惠王的指示辦事,但《春秋》并沒有因此褒獎他,而是用“逃”這個詞充分展現了其猥瑣與墮落。這是因為,惠王之命本身是不義的。

而船山的認識,比胡氏更深刻。鄭文公并非執著追隨惠王的愚忠者,不過是被楚國嚇破了膽,一心一意巴結欺負他的強者,正好利用周王的指示,行一己之私。更重要的是,鄭文公這樣的人,也并非不可感化,不過,改造小人,只有自己光明正大,才有可能。換言之,如果齊桓公不用權謀,自尊而尊王,堂堂正正,未必不能觸動鄭文公的良知。

魯僖公七年,惠王崩。太子鄭擔心叔帶作亂,不敢發喪,向齊桓公求援。在桓公支持下,襄王順利即位。但叔帶并不死心,依舊蠢蠢欲動。僖公十一年,他勾引戎狄攻進了京師。事件平息后,襄王以牙還牙,要對弟弟下手,叔帶逃往齊國。后來齊桓遣大臣仲孫湫覲見周王,欲勸說天子原諒弟弟,但仲孫湫自始至終不敢提及此事。向桓公復命時,他解釋說:“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王弗召也。”(《左傳》僖公十三年)

為什么齊桓反而替叔帶說話?這正表明,此前他支持太子是出于公心,是為了匡扶搖搖欲墜的彝倫。他試圖化解天子和弟弟的沖突,也是為了挽救人倫。船山發現,首止會盟后不久,桓公已經意識到了自己的錯誤。

按《春秋》僖公七年:“春,齊人伐鄭。”這是對鄭文公逃盟的懲戒。但直至秋天,軍事行動都未能取得關鍵性的突破。文公聊示屈服,派遣太子華去和齊桓公談判。不料太子背叛父親,出賣鄭國利益,希望與桓公達成相互支持的秘密協議。在管仲義正詞嚴的勸阻下,齊桓拒絕了鄭太子華的提議。鄭文公因此主動向桓公輸誠,《春秋》僖公八年書“鄭伯乞盟”。

魯僖公九年,齊桓公主持葵丘之盟,第一條誓約是“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無易樹子”即不得改立太子。船山評論道:

寧母之會,卻子華以懷鄭伯,有鑒于周,而后管仲之言易從也。葵丘載書,首“不孝”之誅,冠諸“樹子”之上,殆以是戒襄(王)而扶其傾與?雖然,其已晚矣,徒以取媢于襄王,而成宰孔之妒也。故悔于己者,無庸懲于人。懲于己,以不重受子華,則鄭為之賓。懲于人,前已裂不孝之防,而繼欲挽不孝之流,則襄王終無悛心,而宰孔反操其短。

鄭太子華的舉動,和王世子出會首止類似,也可以說名正言順——糾正父親投靠蠻夷的錯誤,同樣事關《春秋》大義。管仲的勸諫,桓公能聽進去,沒有與子華合作,說明他對自己此前的行為有了反思。而葵丘之盟將“誅不孝”列在“無易樹子”之前,恐怕不僅針對各諸侯國,也是對周襄王的勸誡,齊桓公試圖彌補自身不良行為釀成的后果。

后悔自身所作所為,自我改正,效果立竿見影,桓公拒絕子華,鄭文公主動歸附。但自己的行為對他人造成的影響,比如周襄王在齊桓“支持”下放膽踐踏人倫,就不是桓公本人的悔悟和勸誡所能挽回的。相反,齊桓因此招致襄王猜忌,使臣仲孫湫在天子面前不敢提及叔帶,即為明證。而宿敵周孔也正好借機嘲諷齊桓“不務德”,散布攻擊他的言論。

覆水難收,悔之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