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百熙與京師大學堂師范館的創辦
1900年,庚子戰火席卷京城,創辦不久的京師大學堂校舍被強占,被迫停辦。《辛丑條約》簽訂后,清廷在內外壓力下開啟新政,進行自救。當時,舊制積弊深重、新制百端待舉,“興學育才”呼聲高漲。出身科舉正途、歷任學政要職的張百熙臨危受命,擔負起京師大學堂恢復重辦之責。京師大學堂作為“各行省之倡”,是全國新式教育的風向標。如何繼往開新?如何重點突破?既是張百熙重辦京師大學堂的急務,也是其面臨的現實難題,“實賴開拓以為要務”“最重師范”是他的回答。張百熙因創辦京師大學堂師范館,被尊為北京師范大學校史上的首任校長。
張百熙在清末教育政務中的地位舉足輕重,他是舊制中的朝廷重臣,卻能破除積習、別立新章,于興學改制堅執不讓。他主持擬定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部法定學制,史作“壬寅學制”。他在“壬寅學制”框架下創辦的京師大學堂師范館,揭開了中國高等師范教育的歷史序幕。本文立足晚清新舊交替的時代變局,結合學堂章程等檔案史料,回顧這位“湘中才俊”對中國高等師范教育的啟始開基之功。

張百熙
臨危受命,擔管學大臣之任
張百熙,字埜秋,號潛齋,謚號“文達”,1847年生于湖南長沙,父親是道光十五年舉人。張百熙幼承庭訓,胸襟闊大。他曾賦詩言少時心境:“常懷四海志,放眼橫八垠。”同治年間,張百熙入長沙城南書院受學,成為郭嵩燾的生徒,漸通經世致用之旨,常懷治世報國之志。他1870年中舉人,1874年中進士,從此踏入晚清政壇。長期輾轉山東、江西、四川、廣東等地,任鄉試考官或擔當學政,也曾在翰林院、南書房任職,得以參與國家教育事務。他的一生,貫穿了甲午戰敗、戊戌變法、庚子國變,在一次次時局沖擊與實務歷練之中,張百熙成長為一名力圖匡扶時局的改革者,站在了清末興學變法的歷史潮頭。
隋唐以來,中國的教育是圍繞科舉制度建立的,目的是為國家培養統治人才,服務于政治。張百熙是科舉制度的受益者,不但沒有一味維護舊制,反而更悉制度背后的諸多弊病。《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朝廷建立學校,選取生員,免其丁糧……全要養成賢才,以供朝廷之用”。應付科舉是讀書人的第一要務,清末書院所傳授的內容沿用慣例,仍以八股、經史為主干,很少涉獵算學、格致等時務課程。在軍事外交等實用人才極為缺乏的現實面前,張百熙認識到,科舉不破,新式教育無以立。早在任廣東學政期間,張百熙就曾開明倡學,支持創辦時敏學堂,以“敏于時務”為宗旨,棄考據辭章,轉而主張研習天算地輿格致。長期主持地方文教事務的仕宦經歷,為張百熙日后推行中央層面的教育改革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1898年,光緒帝頒布《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持續百日便宣告失敗,唯有京師大學堂得以保留。張百熙認同變法圖強,向朝廷保舉維新派人士康有為,希望革新人才能夠獲得施展空間,也正因這一舉動,戊戌政變后他遭受革職留任的懲處。1900年他致信瞿鴻禨陳述當時的心境:“迫于救時,切于保國,至不顧利害而汲汲為之。”張百熙親歷了戊戌變法驟起驟滅的全過程,此次頓挫也讓他覺察到大刀闊斧的激進變革風險巨大,先行教育改良、培養新式人才,才是更為根本且穩妥的變革路徑。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戰火席卷京城,局勢大亂。俄兵、德兵先后侵占京師大學堂,學生“均告假回散”。時任管學大臣許景澄上奏請求暫行裁撤京師大學堂,得到批準。張百熙《籌辦京師大學堂情形疏》中回顧了這段慘痛經歷:“查大學堂去歲先被土匪,后住洋兵,房屋既殘毀不堪,而堂中所儲書籍儀器,亦同歸無有。”
1901年,清政府發布上諭,正式開啟清末新政。9月頒布“興學詔書”,強調“興學育才,實為當務之急”,規定“除京師已設大學堂應切實整頓外,著各省所有書院,于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并多設蒙養學堂”。政令下達后,全國掀起建設新式學堂的浪潮,但新式教習卻遠遠跟不上學堂開辦的速度。舊式書院出身的傳統士人熟稔經史,卻不通算學等新式學科;聘請外國教習成本高昂,人數亦極為有限。
12月,清廷下達諭旨:“從前所建大學堂,應即切實舉辦。著派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將學堂一切事宜,責成經理,務期端正趨向,造就通才,明體達用,庶收得人之效。應如何核定章程,并著悉心妥議,隨時具奏。”
重建京師大學堂,首重師范
重建京師大學堂是國家文教振興的象征,朝野上下高度關切。正如張百熙在《籌辦京師大學堂情形疏》中所言,京師大學堂“不特為學術人心極大關系,亦即為五洲萬國所共觀瞻”,應該“法制詳盡,規模宏遠”。現實情況卻不容樂觀,一則專門分科尚無合格生源,不具備辦學條件;二則清末大力推行興學新政,新式學堂遍地開辦,但能夠講授新學的本國教習卻少之又少;三則聘請外國教習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事實證明,外國教習的授課效果并不理想,語言與文化的隔閡造成知識傳習的困難,多靠外國教習絕非長久之計。張百熙將“首重師范”的教育主張融入京師大學堂的辦學實踐。
早在維新變法時期,師范教育就為維新派所注重,在梁啟超看來,富國強兵所需人才的匱缺,洋務派所辦學堂的不敷其用,其根本原因有三:“一曰科舉之制不改,就學乏才也。二曰師范學堂不立,教習非人也。三曰專門之業不分,致精無自也。”他進一步強調,“師范學校立,而群學之基悉定”,“欲革舊習,興智學,必以立師范學堂為第一義”。這也體現在他起草的《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中,《章程》規定,“當于堂中別立一師范齋以養教習之才”。然而京師大學堂師范齋未及開設而停辦,直到師范館的創辦,這一籌劃才成為了現實。
1902年2月,張百熙上呈《籌辦京師大學堂情形疏》提出先辦預備科和速成科的構想。預備科三年卒業,考驗合格升入正科。速成科“收急效而少棄才”“分二門:曰仕學館,曰師范館”。同年8月,張百熙主持制定的《欽定學堂章程》正式頒布,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政府頒布的系統性學制方案。《章程》“全學綱領”指出:“學堂開設之初,欲求教員,最重師范。”12月,京師大學堂正式開學,近200名學生中,師范館學生達130余名。1903年,清廷派張之洞會同張百熙、榮慶一同修訂學堂章程,三人聯銜上奏《重訂學堂章程折》,延續“最重師范”的要旨,強調“辦理學堂,首重師范”。1904年,《奏定學堂章程》頒布,史稱“癸卯學制”,其“學務綱要”再次申明:“師范學堂,意在使全國中小學堂各有師資,此為各項學堂之本源,興學入手第一義”,“宜首先急辦師范學堂”。“首重師范”的辦學思想,從張百熙開始,在清末教育新政中得以施行。

1902年頒布的欽定大學堂章程
“壬寅學制”為師范館設計了單獨的課程體系,涵蓋倫理、經學、教育學、習字、作文、算學、中外史學、中外輿地、博物、物理、化學、外國文、圖畫、體操十四個門目,在普通學科之外,專門增設“教育學”課程,以強化學生的從教能力,培養合格新式學堂教員。師范館學制四年,從教能力的培養大體分為兩個階段,前三年學習教育宗旨、教育原理及學校管理法等教育理論及各門類基礎知識,最后一年安排教育實習及各門課程的教授方法,如倫理“授以教修身之次序方法”,習字“授以教習字之次序方法”,算學“授以教算學及幾何之次序方法”等等。師范館雖以速成教育為初衷,但其課程體系既重視基礎知識的習得,又培養實用的從教技能,體現了師范館對于師范教育專門化的早期探索。
張百熙對師范館的學生尤其重視,曾說“師范學生,最關緊要”。他在經濟和政策上有意向師范生傾斜,在教育教學的培養上也傾盡所能。師范館畢業的學生多年以后仍感嘆在京師大學堂受到的優厚待遇。首屆學生王道元回憶,師范館學生“一概公費,供給社會宿舍,每人一間樓房,自修室每二人共一間。早餐是粥和面食,午晚兩餐,每桌八人,六菜一湯。冬季四菜一火鍋,葷腥俱全”“每人冬夏二季,各有官發的一套操衣,隨便穿著”。俞同奎也回憶說,“如果飯菜不好,堂提調馬上發起威風,懲罰廚子,倒用不著我們學生操心”。師范館學生除免學費、住宿費,還享受各省提供的安家費和在京費用。比如湖北省向所送師范生提供每月安家銀十二兩,在京費用八兩,待遇足以供養全家。每月月考,如成績名列前茅,還有額外獎金。
在畢業政策上,師范館學生也享受專門的獎勵。“壬寅學制”中明文規定:“師范出身一項,系破格從優,以資鼓勵。各省師范卒業生,亦得與京師大學堂師范生一律從優”,“現辦速成科師范館學生,今定俟四年卒業,由教習考驗后,管學大臣復考如格,擇優帶領引見。如原系生員者,準作貢生;原系貢生者,準作舉人;原系舉人者,準作進士”,既頒發教習的文憑又授予官職的身份。如若有意繼續深造,還有官費留學的機會。在科舉尚未廢除、師范教育方興未艾的清末,這也是吸引優質人才從事教育事業的必要舉措。
1903年,經張百熙奏請,京師大學堂選派47名學生赴東洋西洋留學,其中可查證的有37人為師范館的學生,張百熙親自到前門火車站送行。京師大學堂師范館自1902年開館,共招收兩期學生,分別于1907、1908年畢業,培養約300余名師范生,他們大多在全國各地高等學堂、師范學堂、中學堂中擔任教員,其中不乏杰出的科學家、教育家,如何育杰、俞同奎、馮祖荀、華南圭等。

1903年京師大學堂第一期仕學師范師生暑期合影
統籌擘畫,傾力經營師范館
“壬寅學制”在縱向上涵蓋蒙學堂、小學堂、中學堂、高等學堂、大學堂五個學段,橫向上又附設師范學堂及實業學堂。對各級各類學堂治理,“壬寅學制”均提供了系統的指導方案,在辦學宗旨、辦學層級、辦學年限、學生額度、課程設置、功課教法、招考辦法、聘用制度、管理規章等方面皆有詳細規定,《清史稿》稱:“教育之有系統自此始。”
京師大學堂師范館誕生于“壬寅學制”的框架之下,其設立初衷是快速培養一批新式學堂教習。師范館在人事、經費、教務、場地、章程等方面完全依附于京師大學堂,是大學堂的附設機構。《欽定高等學堂章程》允許各省高等學堂附設師范學堂,但清末財政拮據,地方督撫對于興辦新式學堂有心無力,其中不乏態度消極者,已辦學堂“大抵敷衍塞責,有名無實”,因此“壬寅學制”收效有限。待癸卯學制施行,張百熙等奏議“京城師范館應即改照《優級師范學堂章程》辦理”。1904年師范館承癸卯學制要求改辦優級師范科。
師范館的校舍設于馬神廟和嘉公主府京師大學堂校園內,庚子戰亂后,京師大學堂殘毀不堪,加之面積狹小,“學堂四面圍墻,計南北不過六十丈,東西不過四十丈”,房屋“僅敷講堂及教習官役人等之用”,講舍“共計不足百間”,“非大加開拓,萬萬不敷居住”。張百熙提出擴建校舍的計劃,短期內修葺舊基,收購學堂周邊民房,就地拓展增建校舍,向東、西、南三面拓開數十丈,容納速成科學生。為切實加快建設進度,張百熙更是親自勘視丈量。1904年,在京師大學堂西側空地修建十四排平房,稱作“西齋”,作為新生宿舍使用,包含師范館后續班次的學生。師范館首屆學生俞同奎回憶說,師范館的學生都住在南北兩座宿舍樓,稱作南樓北樓。“兩排樓房中間空地為運動場,亦略有盤捍、天橋、秋千種種設備”,這些條件是能夠滿足當時需求的。
張百熙特別看重書籍儀器的配置。在他看來,“書籍儀器兩項,在學堂正如農夫之粟,商賈之錢,多多益善。不特前所有者固當買補,即前所無者亦宜添購,方足以考實學而得真才”。舊大學堂圖書儀器全部被毀,重建之時一無所有,所以張百熙把購置書籍儀器作為辦學的基礎條件。1902年藏書樓興建,在充實書籍方面,張百熙提出向各省官書局無償調取。據統計,1903年廣東、浙江、江蘇巡撫繳送圖書三百余種,共計近兩千部。與此同時,隨時購取民間舊本時務新書及已譯未譯西書,歸藏書樓典藏。1902至1905年期間,大學堂引進大量西方教科書,從德國、英國、日本采購書籍,譯書局購買西方書籍近四百部、近千卷。儀器方面,先向上海、日本等處購辦學堂普通要需,再向歐美各國廣購,歸入各專門應用,后陸續建成物化實驗室、儀器室、材料室等供師范館使用。

1903年張之洞(前排右五)、張百熙(前排右四)與京師大學堂教師合影
籌措經費是重建京師大學堂的最大難題。師范館沒有獨立預算,經費總體由京師大學堂統一支配。張百熙奏請兩項經費來源,皆獲批準。一則戶部存放華俄銀行五百萬兩庫平銀的年息,計二十一萬二千兩全數撥歸大學堂,二則各省合籌經費撥濟京師,“大省每年籌款二萬金,中省一萬金,小省五千金,常年撥解京師”。事實上,各省經費常年不足,無法足額繳款,致使京師大學堂的經費也相對拮據。師范館的學生學費、食宿一律全免,有些還能獲得本省的經費補助。當時考取師范館第一名的學生倫明,自行赴京投考至師范館,雖然并非由省府咨送,但是他稟求廣東善后總局按照湖北省的做法,申請發給津貼得以獲準,先是每人每月20兩,后來每月增撥80兩,按名均攤。
張百熙除擔任管學大臣外,還身兼吏部尚書,這使他在選材用材上自具高眼、敢于力行。對于京師大學堂教習的選用,他做出重大人事調整,以“經費無多”為由,將總教習丁韙良及原有歐美洋教習“一概辭退”,有意擺脫傳教士對學堂事務的干涉。在總教習的人選上,張百熙認為“大學堂之設,所以造就人才,而人才之出,尤以總教習得人為第一要義”。他曾多次勸請吳汝綸就任總教習之職,認為他“學問純粹,時事洞明,淹貫古今,詳悉中外,足當大學堂總教習之任”。但吳始終不愿履職,多番推辭,張百熙不惜“具衣冠拜之”。吳汝綸曾記述此事:“張埜秋尚書又來見過,談及學堂,仍堅請,吾固辭,則拜跪以請,吾無實而竊虛名,愧恧無似。”張百熙托請多人一同勸說吳汝綸接受,并上奏請旨得到朝廷任命批準,吳汝綸只得“暫不言辭”。后來吳汝綸以京師大學堂總教習的身份先赴日本考察學務,在長達四個月的考察期中曾六次與張百熙通信,報送心得,歸國后將訪問材料匯集為《東游叢錄》呈報張百熙等人,為京師大學堂的重建及“壬寅學制”的擬定工作提供了助力。在張百熙的主持下,張鶴齡、蔣式瑆、楊道霖、王舟瑤、屠寄、楊模、胡玉麟、陳黼宸、林紓等名家大賢匯聚京師。1902年5月,張百熙專門訪問日本內田公使,在服部宇之吉等人的協助下,聘請太田達人、矢部吉禎、氏家謙曹、桑野久任等理學士在師范館教授數學、物理學、植物學、礦物學等新式課程。通過各種努力,京師大學堂擁有了一支中西兼取、新舊并蓄的教師隊伍。
師范館的招考標準、管理制度、畢業考核相當嚴明,以確保人才培養的高質量。其生源以“舉貢生監”為主,分自愿投考及各省學政考選咨送兩途,均需經大學堂復試才能錄取。各省咨送有名額限制,大省7名,中省5名,小省3名,有的大省超額咨送,有的省份屢經考試也達不到要求。1902年10月,京師大學堂舉行第一次招生考試,師范館報名370人,最后僅錄取40人,考錄比低至10%,可見其招考標準之嚴格。學生入堂后,在學習方面,要接受月考、期考、年考等各種考試,不僅要排列等級名次,總教習還要親自查看考試成績,“凡考學生之成績,由教習將學生平日功課分數,數日一呈總教習,總教習通一月之分數而榜于堂”。如若升學考試不合格,則不能升班。在德行方面,舉止行為皆由教習按日登記,“寢興食息皆有定時”,不得無故請假,出入大門皆需查驗,立簿記錄。畢業考核范圍廣且難度高,師范館畢業生回憶說,“將近五個年頭的功課,幾乎樣樣都要考”,每天四場考試,一共考了七天,“等到考完,我們每個都瘦了不少”。師范館首屆畢業生有107名,經學部統一派遣,分赴全國十余省擔任中學堂、師范學堂的教學或管理職務,成為各地新式教育初創階段的骨干力量。直隸籍最優等生王道元是北京四中的首任校長;廣西籍優等第一名段廷珪在廣西省南寧省立師范任校長,還親自任南寧府中學堂教員;奉天籍最優等生鄒大鏞返鄉后曾擔任奉天中學堂校長。這批扎根各省教育一線的首屆畢業生,真正實現了師范館“速成教育”的辦學初衷,也印證了壬寅學制下師范教育課程與管理制度設計的實際成效。

壬寅學制系統圖(據1922年陶行知所繪)
張百熙的啟始開基之功
“壬寅學制”將師范視為專門教育納入國家系統性學制體系,初步擬定了附設于大學堂、高等學堂、中學堂的各級師范學堂的基本規制,雖然仍未脫離普通學堂的學制體系,但設置了獨立的招考標準、培養目標,設計了教育學、教授法等專業課程。雖然《師范館章程》“系僅就京城情形試辦,尚屬簡略”,但從制度上已經與普通教育實現了剝離。1904年,癸卯學制施行,頒行《初級師范學堂章程》《優級師范學堂章程》,從制度上構建了從初級到優級的獨立師范教育體系。師范館改為優級師范科,但行政、校舍仍依附京師大學堂。直到1908年,京師大學堂籌備開分科大學,管理事務日益繁重,難以兼籌并顧,于是另行籌辦京師優級師范學堂,遷至新址,這是我國高等師范教育獨立建制的重要標志。
1909年,京師優級師范學堂在新址開學,時任軍機大臣、兼管學部事務的張之洞到場發表訓辭:“師范教育,是為一切教育發源處,而京師優級師范,為全國教育之標準。故京師師范,若眾星之拱北斗。”代表當時的中央政府表達了對于這所學校的定位與期望。作為高等師范教育的發源地,由“首重師范”的辦學地位,進而引發的“做標準”“為北斗”的使命感已根植于她的生命源始。
一百多年來,京師優級師范學堂薪火相傳、文脈賡續,歷經北京高等師范學校(1912年)、國立北京師范大學校(1923年)、國立北平師范大學(1929年)、國立西北師范學院(1939年)、國立北平師范學院(1946年)、國立北平師范大學(1948年),1949年再稱北京師范大學,一路走到今天。成立以來,她歷經整合,曾在抗戰烽火中西遷辦學,并在新中國成立后經過院系調整匯聚多方學術力量,不斷沉淀出“學為人師、行為世范”的精神底色。如今的北京師范大學,依托教師教育、教育科學和文理基礎學科等辦學特色和綜合優勢,引領教師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服務于教育強國的國家戰略。“辦理學堂,首重師范”的理念,依舊在今日北師大的辦學實踐中沉潛有光。
張百熙在朝堂攻訐不休的環境里,在守舊力量與革新思潮持續拉扯的夾縫中,主持制訂壬寅學制,創辦京師大學堂師范館,為中國高等師范教育發展發掘泉眼、疏通源流。今天,北京師范大學以京師大學堂師范館為辦學源頭,尊張百熙為首任校長。一個多世紀高等師范教育的壯闊征程,本源處少不了這位清末興學新政先行者在動蕩年代的啟始開基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