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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懷與北洋大學堂的創辦
來源:澎湃新聞 | 韓寶志  2026年09月08日08:40

1895年,甲午戰敗的屈辱尚未散去,《馬關條約》的墨跡猶濕,舉國士大夫在震驚與痛定思痛中開始追問:歷時三十余年的洋務運動,何以在堅船利炮的較量中一敗涂地?答案逐漸清晰——僅有器物層面的仿制,沒有人才體系的支撐,所謂“自強”不過是沙上建塔。正是在這樣的歷史關口,一位長期奔走于洋務實業第一線的實干家,將多年辦廠、開礦、修鐵路的切身體會,凝聚為一句振聾發聵的判斷:“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材為本;求材之道,以設立學堂為先。”他就是盛宣懷。

作為晚清洋務運動的核心人物,他一生創辦輪船招商局、電報總局、漢陽鐵廠等數十家近代企業,被譽為“中國實業之父”“中國商父”,然而少有人留意,他同時也是“中國高等教育之父”——1895年由他提請創辦的北洋大學堂,是中國近代第一所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比京師大學堂還早三年。在科舉尚未廢除、傳統書院仍占主流的時代,他力排眾議,以哈佛、耶魯為藍本,搭建起中國最早的現代分科教育體系,培養出王寵惠等一批蜚聲海內外的杰出人才,為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本文梳理盛宣懷從洋務干將到教育先驅的思想脈絡,還原北洋大學堂從醞釀、創辦到艱難維系的完整歷程,展現這位“實業之父”為中國新式教育留下的開創事業。

盛宣懷

洋務歷練:實業救國中萌生的興學之志

盛宣懷,字杏蓀,號愚齋,晚號止叟,江蘇常州人,生于1844年。同諸多清末仕人的經歷不同,盛宣懷的早年科舉并不順利,雖考中舉人,但多次會試均未能考中進士。19世紀60年代初,他在江蘇、安徽等地任知縣等官職,但仕途也并不順暢。1863年,因在江蘇巡撫李鴻章幕府中參與文案工作,開始接觸洋務事務。1866年,李鴻章創辦江南制造總局,盛宣懷被委以重任,負責督辦,自此逐漸走入洋務運動的中心。在此期間,他結識了洋務派重要人物,積累了管理近代工業的經驗。

科舉之路的頓挫,反而將盛宣懷推向了一條更貼近時代需求的實干之路。19世紀70年代開始,盛宣懷的政治地位迅速上升,逐漸成為洋務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1871年,27歲的盛宣懷受李鴻章的派遣,赴日本考察。19世紀70年代洋務派由“自強”向“求富”轉變,從重視軍事工業,轉向更加重視民用工業。尤其是洋務派認識到了煤炭和鋼鐵的重要性,提出要用洋法采煤煉鐵,以自給自足,不再受制于人。

長年在洋務一線摸爬滾打,盛宣懷比同時代大多數士大夫更痛切地感受到人才匱乏的掣肘。在辦洋務的過程中,盛宣懷對有真才實學的人才渴望越來越強。早在經營湖北煤鐵開采時,他便指出“礦務既屬興利之大端,而得人尤為辦事之先務”。尤其是盛宣懷在辦理洋務事業和洋人交往中,深感“本大臣不諳文理,每逢辦理交涉,備嘗艱苦”。盛宣懷還同資本主義列強國家作比較,提出過培養人才的迫切性。他說:“試問吾家將才如彼否?使才如彼否?理財之才如彼否?”

痛感人才之缺,盛宣懷沒有停留在呼吁層面,而是將興學辦學視為洋務事業的延伸與根本。在如何培養人才的問題上,盛宣懷認為必須自己培養,短期聘用的外國“洋師”不能長久。培養人才又迫切需要培養難度較大的專門人才,尤應早日培養礦務、機器、冶金等方面的人才。盛宣懷有了想法就去做,雖然當時有人對此持懷疑態度,盛宣懷堅定不移:“人笑我收效不能速,十年樹人,視十年若遠,若不樹之,并無此十年矣。”他在辦電報、掌管輪船招商局等過程中,先后主持或參與開辦的學校有:1880年建天津電報學堂、1882年建上海電報學堂、1890年建蘭州電報學堂、1888年建煙臺礦務學堂(未成)、1892年建輪船招商局駕駛學堂、1893年建北洋醫學堂等,涉及電報、礦務、輪船、鐵路、冶煉等實業領域。

這些實業學堂的興辦,為盛宣懷后來創辦綜合性現代大學積累了經驗,而一位美國教育家的出現,則直接推動了北洋大學堂的誕生。1892年,盛宣懷任津海關道時,美國駐天津副領事丁家立(C. D. Tenney)是李鴻章的家庭英文教師,且對教育有自己的考慮,自辦中西書院,二人來往頗密,常常研討辦學之事。盛宣懷和丁家立經過詳細研究討論,制定了一個實施計劃,準備籌備一個新式學堂。

甲午危局:民族陣痛里誕生的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

如果說此前的辦學實踐還只是洋務事業的配套舉措,那么甲午戰敗的劇痛,則將興學育才推向了救亡圖存的最前沿。1894年,甲午一役,北洋水師全軍覆沒,1895年簽訂的一紙《馬關條約》讓舉國士大夫陷入巨大的震動與反思。歷時數十年的洋務運動,執著于器物層面的革新,最終卻落得慘敗結局。朝野終于看清:舊有的科舉取士體系,只能培養熟諳八股文章的士大夫,卻無法供給國家急需的工程、礦務、法律等專門人才。上至光緒皇帝,下至朝野有識之士,都把興辦學堂、儲備人才視作自強的核心出路。光緒頒布詔書,直言國事艱難之際,必須蠲除積弊,力行實政,立學堂被列為圖強要務之一。

時任津海關道的盛宣懷鮮明提出:“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材為本;求材之道,以設立學堂為先。”他觀察日本近代崛起之路,看到日本廣設各類學堂,外交、軍工、工礦人才皆出自學堂教育。反觀當時的中國,制造工藝仰仗不通算學的匠徒,洋務官員取自科舉詩文之士,想要和列國競爭,無異于緣木求魚。

基于這一判斷,盛宣懷將多年辦學構想付諸實施,在天津擘畫了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的藍圖。1895年9月,盛宣懷經由直隸總督王文韶向朝廷遞上奏折,奏請設立新式學堂。9月11日,便已經在《申報》登載招生廣告,足見時局緊迫、求才心切。10月2日,光緒御筆硃批“該衙門知道”,正式批準辦學,中國第一所現代大學就此誕生,這一天,也成為后世天津大學傳承至今的校慶日。學堂分為頭等、二等學堂。頭等學堂即現代意義上的大學本科,擬定四年學制;二等學堂為大學預科,同樣四年學制。1895年德國人繪制的天津地圖上,赫然留存下“大學堂”三字,為這所學堂的誕生留下了珍貴的歷史印記。次年盛宣懷調任上海,延續儲才興學的理念,創辦南洋公學。

北洋大學堂甫一問世,便以其全新的辦學形態,與傳統教育體系劃清了界限。科舉尚未廢除,傳統書院以經史子集儒學經典為核心,舊式洋務學堂大多只是單一技術訓練機構。而北洋大學堂拒絕八股帖括,漢文只研習策論,講求實在學問;直接對標哈佛、耶魯的辦學范式,建立起中國最早的現代分科體系,初創便設立律例、工程、礦務、機器四門學科,后續增設鐵路專科,開辦師范、法語、俄語班。開設四十余門課程,基礎階段研習英文、理化、天文、微積分,高年級深耕法律、土木、采礦、機械等專業。課程設置完全貼合晚清國家現實需求:興辦工礦,便有礦務機器;筑路修橋,便有工程學科;對外交涉頻仍,便開設萬國公法、商法相關課程。

創業維艱:夾縫中堅守的大學定位

然而,這所超前于時代的新式大學,從創辦之初便面臨著來自社會觀念、管理認知和經費保障等多重困境。北洋大學堂作為完全的新式大學,首先面臨的問題是社會認可問題。科舉制度自隋開設以來,到清朝影響依舊,而這樣的一個新式學堂放棄了科舉的道路,百姓們能否接受就成了問題。因此,北洋大學堂開設之初,就從香港、廣東、上海、直隸等地招生,按照章程錄取30人。這些地方接觸新事物多,對新式學堂接受程度也更高。而且在招生時,答應給頭等學堂一年級、二年級、三年級的學生每月分別給予四兩、五兩、六兩等的“膏火銀”,實實在在——這個助學金的額度在清末完全可以養活一家人。

社會認同的難題尚可通過招生地域和優厚待遇逐步化解,而管理層面對大學定位的認知偏差,則更需要盛宣懷親自捍衛。由于盛宣懷對北洋大學的定位之高,遠超當時普通官員的認知范疇,所以開辦之初,北洋大學還面臨著管理層面的認知鴻溝。1896年,盛宣懷調到上海,以四品京堂候補督辦鐵路總公司事務,被授予“專折奏事權”,授太常寺少卿銜,直至1902年長期擔任招商局督辦。北洋大學堂督辦一職,基本上由津海關道兼任,而后續的繼任者不是每個人都深諳盛宣懷的苦心。鑒于他的政治影響,赴滬后的盛宣懷實際上依舊把握著北洋大學辦學的方向。比如曾經有人提出將60名學生分別改學德文、法文、日文,盛宣懷認為這種做法是“為小失大,弊莫甚焉”,斷然拒絕。后來這樣的事也曾發生,1898年,剛剛任直隸總督的榮祿也沒理解北洋大學的性質,甚至想把學校改為“高等”,丁家立“大為不愜”,堅持北洋大學堂的“大學”性質,表示:如不稱大學堂則各教習均欲辭差。他告知對方自己是按照大學標準聘請的教師,按大學的課程授課,斷不能更改。

除了觀念和定位之爭,經費更是始終懸在北洋大學堂頭頂的一道難題。因為北洋大學堂是按照哈佛耶魯的模式建立的,因此教師選延、實驗設備、圖書等均按照頂尖高校配備,費用數目驚人。僅洋文教師每月銀就達二百兩,中國人講授外文課程每月一百兩薪資,每年辦學經費合計達55000余兩。如此巨大的額度,官銀雖然支付,但難保有不時之需的掣肘,盛宣懷適時提出勸令“加捐”,多途徑保障經費充足。

如果說上述困難尚屬人為可解,那么國運的動蕩則給這所初生的大學帶來了近乎毀滅性的打擊。北洋大學堂誕生于清朝末年民族危機嚴重的時代,社會動蕩、列強環伺的大背景下,毫無疑問受到當時社會時局的影響。1899年,北洋大學堂第一屆畢業生畢業,1900年正月,清政府頒發了中國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欽字第一號“考憑”。之后八國聯軍入侵京津,校舍被德國占為兵營,學校被迫停辦,圖書檔案儀器設備等損毀一空。多次交涉未果的情況下,洋總教習丁家立親赴德國,據理力爭,獲得賠償白銀5萬兩,在天津西沽武庫處,于1902年重建北洋大學堂,1903年4月正式復課。大樓采用西式的風格,鐘樓上四面有大鐘,成為師生和附近居民的計時標準。樓頂高懸“龍旗”,大門上面有“團龍”圖案,彰顯著這所大學的“皇家”身份,自此,這所學校與桃花堤、北運河就結下了不解之緣。學子們在桃花堤賞花吟詩念外語,成為校史中的記憶。至今學校主校區里的春天,桃花依舊灼灼盛開。

北洋大學堂頭等學堂首屆畢業生合影

中國第一張大學畢業文憑——欽字第一號考憑

做細做實:“嚴”與“實”背后的國之所需

在重重困難中維持辦學已屬不易,而盛宣懷更為看重的,是如何將這所大學真正辦成培養實學人才的園地。盛宣懷自己辦洋務出身,且有辦學的經歷,對辦一所什么樣的學校有著自己的清醒認識,他與丁家立協商確定的《頭等學堂章程》,除了確定了“西學學堂”的大方向,還確定了嚴與實的辦學方針。“嚴”與“實”的背后,其實是救亡圖存背景下,“國之所需”的時代回答。

“實”的核心,在于摒棄空疏之學,讓每一門課程、每一項訓練都緊扣國家急需的實用之學。因為盛宣懷經歷了鴉片戰爭以來的種種,創辦北洋大學時,他把一代知識分子對求自強的理念轉化為對課程的設置、對人才的要求。“頭等學堂以選延教習、挑取學生兩大端最為緊要。總教習不得稍有寬徇、致負委任”。他特別提出“不能躐等”,要按照規律按部就班、循序漸進,希望把教學工作做實。其中在人才的選拔上,要求很高。北洋大學在天津的招生至少經歷了兩次,“因諳代數諸學者不敷缺額,特在續招。如有通曉地理、算學、代數學,讀過英文三四年以上,華文亦須能做講論,年輕體壯,身家清白者”到電報學堂掛號,重新考試。

對“實學”的堅持,不僅體現在課程設置上,更體現在面對辦學方向被扭曲時的堅定立場上。就在辦學中有人想把學校改為翻譯學校的抗爭中,1897年11月29日,丁家立給盛宣懷寫信,明確“本堂不做翻譯學堂,俾學生得有實學,此事最關緊要”。可見“實學”是一以貫之的要求。

與“實”相輔相成的是“嚴”——嚴格的品行要求與嚴苛的學業考核,共同構成了北洋大學堂的質量底線。北洋大學考慮要把各項工作做實,要求也很嚴,特別注重學生的行為。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初七日,學校負責人之一蔡紹基給盛宣懷寫信匯報說,有一個學生叫徐作樑“中西文均好,算法亦精”,但發現他有離開學校“偷食鴉片劣跡,比即驅逐”。后來的《考試章程》把學生按考試成績分為最優等(80分及以上)、優等(70-79)、中等(60-69),下等(50-59),不滿50分者為最下等(最下等是拿不到畢業文憑的,只能拿到修業證書)。章程第十一條明確規定了對兩門課考列下等者,“有原級可留時,或留原級或出學,聽學生自便”;第十二條規定:“無原級可留時,第一次考列下等者隨班升級,所有分數俟畢業時照章核算,以定等差;第二次考列下等者出學”,相當于直接開除了。

嚴格的淘汰機制,保證了人才培養的質量,也讓北洋大學堂的畢業生在人數不多的情況下,個個堪稱精英。北洋大學的要求很嚴,人才培養質量很高,淘汰率也就比較高。按章程要求,頭等學堂每年級招收30人,1897年7月23日香港《華字日報》刊登的《北洋大學堂夏季課榜名單》中,可以看到保留下24人,而目前保存的首批頭等學堂畢業合影是兩年后的合影,只看到了18人。

這樣的理念,對盛宣懷來講,可以用四個字概括——“實事求是”:他為了達到自己的“是”,把每件事都做“實”,最終求得是。1935年學校校歌公布,對此給予了藝術的表達:“悠長稱歷史,建設為同胞”“不從紙上逞空談,要實地把中華改造”。

名師薈萃:比肩世界一流的教學體系

高標準的辦學定位,需要高水平的師資來支撐,而這恰恰是當時國內教育界最感棘手的難題。北洋大學堂的建立是開先河的創舉,除了思想上有個接受的過程,其完整的西式教育在當時的國內無法解決的首先是師資問題。中國傳統書院的山長、教習皆由科舉出身的士大夫充任,所授不出經史子集的范圍;即便是此前設立的福州船政學堂、天津水師學堂等各類洋務學堂,所聘外籍教師也多為海軍軍官或技術人員,缺乏系統的高等教育背景。北洋大學堂要辦成哈佛、耶魯那樣的現代大學,必須從海外延攬受過正規學術訓練的專業教師,這在19世紀末的中國幾乎是一項前無古人的事業。

在盛宣懷的支持下,丁家立從斯坦福等世界知名高校選聘了著名的名師來學校任教,任教的教師中也包括當時從斯坦福大學畢業的第一位博士。這樣的選聘標準和外籍師資占比長期保持了下來,1908年的師資中:法律教授美籍學士席威(Warren A. Seavey);西史和財經學教授文學士任納福(Vincent A. Renouf);土木工學美籍工學士裴愛仁(Myron H. Peck)、毛里爾;機械工學美籍工學士亞當士;采礦兼地質學教員美國哲學博士德雷克;化學兼冶金學美國哲學博士李德;化學美國工學士吳德渥;英文兼體育教員美國工學士饒博森等等。20世紀30年代的師資中依然不乏外國名師,冶金教授古威廉就來自英國的謝菲爾德大學。

這些來自世界名校的教授,按照當時國際一流大學的標準搭建課程體系,其深度與廣度在國內均屬首創。以土木學門為例,開設課程包括:算學、應用力學、機器工學、建筑材料、地質學、石工學、道路、測量、計劃制圖及實習、鐵路、水力學、水利機、地震學、測地學、工藝理財學、衛生工學、熱機關、冶金制器學、電氣工學大意、房屋構造、河海工學、市街鐵路、土木行政法等。其中橋梁、鐵路、計劃制圖及實習等課程基本貫穿三年,甚至四年。課程設置絕非簡單移植西方教材,而是經過丁家立等外籍教師與盛宣懷反復斟酌,充分考慮了中國近代化建設的實際需求——修鐵路、架橋梁、開礦山、辦工廠,每一門課程都對應著一項國家急需的實業領域。值得注意的是,盛宣懷在辦學理念上摒棄了當時流行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框架,代之以“西學體用”,認為“西人學以致用為本”,這使得北洋大學堂的課程體系更加直接對標西方現代大學,而非半新半舊的折中產物。

值得注意的是,北洋大學堂不僅重視課堂理論講授,更將實驗與實習置于與課堂教學同等重要的位置。學堂創辦之初便參照美國大學標準,從美國購置理化、地質、礦冶、土木、機械等各科所需圖書、標本、儀器以及各種探測分析實驗器材,訂閱世界權威理工學術期刊百余種。礦冶實習是學堂的規定科目,外籍教師亞當士、施勃理曾帶領學生遠赴山東泰安、張夏等地,在崎嶇萬山間考察地質、采集標本,考求世界最古地層所在;兵操和體育同樣是課程要求,學生還要到英國軍艦上進行親身操作訓練。從上述課程可以看出,北洋大學不僅重視課堂教學,也十分重視動手實踐能力。從目前保存的歷史照片看,北洋大學的學子們在冶金爐前開展實習、在野外做測量、在顯微鏡前觀察礦物、在畫圖時精心描繪的畫面比比皆是。理論與實踐并重的培養模式,打破了傳統教育“紙上談兵”的積弊,也為中國現代大學教育確立了“知行合一”的典范。

北洋大學堂學生在野外測繪實習

放眼寰球:中國近代首批大學生的留學之路

在國內搭建起一流教學體系的同時,盛宣懷和丁家立將目光投向更遠的地方——讓北洋大學的畢業生走出國門,在世界頂尖學府中繼續深造。正是因為名師嚴格要求,北洋大學的學子們培養質量很高。但盛宣懷和丁家立一早就把他們的視野放在了國際坐標體系中。在籌劃大學堂之初,盛宣懷與總教習丁家立已經擬訂了將來資送頭等學堂畢業生出國留學的計劃:“另擇其學問最優者數名送至外國游歷二三年,以資歷練,川資由學堂給發;其不欲出洋者,酌量委派洋務差事。”

1899年,北洋大學堂開始選派學生赴日本學習。隨后計劃送學生到美國學習,八國聯軍的炮火打斷了這一計劃,卻未能動搖盛宣懷送學生出洋的決心。1900年,八國聯軍進入京津地區,北洋大學堂被占,6月13日大學堂正式散學停辦。八國聯軍的入侵打斷了盛宣懷、丁家立兩人派送學生留學的計劃,而大學堂的學生們也為了躲避戰禍紛紛離校。盛宣懷讓學生們出國留洋的想法并未改變,他竭力邀說傅蘭雅教授推動磋商,終于讓北洋大學堂的學生出洋留學。盛宣懷早先就對8名學生的學習專業也提出了自己的考慮:學習鑄鐵1人,學習煉鋼兼煉熟鐵1人,學習機器工程1人,學習化學1人,學習法律3人,學習礦務1人。

北洋大學堂的化學實驗室

1901年盛夏,這批承載著盛宣懷期望的北洋學子,終于踏上了遠赴重洋的求學之路。這是自留美幼童被召回后,中國近代第一批大學生的留美之路。陳錦濤、胡棟朝等7人從上海出發,王寵惠則因當時在日本學習,而由日本橫濱出發。后來,根據王修植的提議,盛宣懷又增派了同樣畢業于北洋大學堂的陸耀庭前往卜技利大書院(今天的加州大學伯克利)深造。1901年8月中旬,他們如期抵達美國,在短暫休息后,順利進入大學展開分科學習。

令人意外的是,這批在北洋大學堂受過嚴格訓練的學生,入學不久便對伯克利的教學水平提出了“不滿”。入學將近5個月后,王寵惠、張煜全、薛頌瀛、嚴錦榮等4人曾聯名寫信給盛宣懷,抱怨美國這所學校的教學水平不夠。因為受了北洋大學嚴格訓練的學生,到了美國之后,發現他們在美國所學基本都學過了,希望轉學到東部的更先進的大學學習。這個大學位置偏僻,“誠如甘陜之于中國,不問而知其非求學之地”。而且這個學校雖然“工礦二科,實為美國超等之列”,但是這些學生所主攻的法律、商務等文科類專業“無足道矣”,而且所學的內容在北洋大學堂大多已經學過,“欲求新學,實無幾矣”。

這批學生的學業表現極為出色,用優異的成績向世界證明了中國新式教育的成果。據1902年8月31日的《申報》轉載新加坡《叻報》的報道,并以“中國多才”為題報道了柏克萊加州大學年度考試這批中國學生的成績:王寵佑有3門功課得超等;王寵惠有2門功課得超等;陳錦濤共考試6門功課,其中4門得超等,2門得特等,“為合院二千五百余人所絕無僅有,人咸嘆中國人才迥超乎歐美焉”。后大約經過半年,《申報》又刊登了一則《記中國游學生在美國考試事》新聞,文中稱:“中國前次派往之學生,已屆一年期滿……其中工程生胡朝棟,習測量鐵路,所畫之圖獨冠全班,教師獎譽不止;陳錦濤習格致藝學,列入一等;吳烓靈習機器學,亦列前茅;王寵惠習律法學、王寵佑習礦學、嚴錦榮習政治學,均在一二等之列;惟張煜全尤為出色,于考試武備時,得有美國中衛之銜。按:學生得此銜者,不過得教習兵丁操練,然美人甚以為榮,因美國倘有戰務,必須得有此銜,方能督帶民兵,如無戰務時,亦當實任武職也。”

這批北洋大學堂走出的留學生,日后大多學有所成,成為中國近代各領域的棟梁之材:陳錦濤獲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王寵惠獲耶魯大學法學博士,王寵佑獲歐洲礦學博士,張煜全獲耶魯大學政治學博士,吳烓靈獲斯坦福大學博士,嚴錦榮獲德國博士學位,胡棟朝獲康奈爾大學工程碩士,陸耀庭獲康奈爾大學碩士,薛頌瀛獲柏克萊加州大學學士學位。

結語

從洋務干將到教育先驅,盛宣懷的一生,是近代中國“實業救國”與“教育救國”兩條道路交匯的典型縮影。他以辦實業的務實精神辦教育,不尚空談、不圖虛名,一切以“興學強國”“國之所需”為旨歸;他以超越時代的遠見卓識,在科舉尚未廢除的年代便引入現代大學制度,為中國高等教育開辟了最初的航道。

北洋大學堂的創辦,不僅是天津大學百卅余年校史的起點,更是中國現代高等教育的起點。它所確立的“興學強國”使命、“實事求是”精神、嚴實相濟的辦學方針、對標世界一流的教育標準,精準地起到了“為繼起者規式”的效用,培養出第一批具有國際視野的近代知識分子,深刻影響了近代中國探索現代化的進程以及此后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走向。

今日天津大學溯源北洋大學堂,中國高等教育的百卅余年征程,離不開這位“實業之父”在民族危亡之際的開拓與堅守。在傳統與近代的轉型關口,盛宣懷以實干家的魄力與教育家的遠見,為中國新式教育寫下了開創性的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