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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說“我即語文”的人走了——回憶陳日亮老師
來源:文匯報  | 姚丹   2026年09月10日07:14

二〇二〇年,講臺上的陳日亮老師

陳日亮是我的中學語文老師,我有幸親承教澤長達六年。2024年10月20日,老師遽歸道山,我在當天的微信朋友圈發了一條紀念文字:“我與老師,情同父女;老師于我,恩同再造。”這不是虛言。我想,我的福州一中初中和高中同學有這樣感受的,也不在少數。后來我斷續寫作回憶老師的文字,也常常忖度:老師希望看到怎樣的紀念呢?

“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高中課堂上,日亮老師不止一次吟誦魯迅《野草·題辭》——他后來也成為中學語文教育界研究、講授魯迅的卓然一家。其時我根本不知其意,只因老師十分陶醉于這“否定的辯證法”,而有所記憶。四十多年后,我多少理解了“沉默”之“充實”:沉默意味著寫作尚有無限可能;一旦落于文字,情感便被固定下來。當然,我不是“空虛”,而是“心虛”,害怕辜負了自己的記憶。但還是寫吧。小而言之,為自己;大而言之,也為同代人勉力。

老師離世時,已有許多耀眼的身份:中國著名語文教育家、中學語文特級教師,曾任福州一中副校長、學術委員會主任,連續四屆當選全國人大代表,領銜提出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教師法》的議案。2007年出版《我即語文》,成為“閩派語文”的代表人物;2010年獲全國中學語文教學專業委員會“終身成就獎”;2007年和2020年福州兩次舉辦全國性的“陳日亮語文思想研討會”。

從1980年9月入讀福州一中,到2024年10月老師離世,我對老師的認識也在變化。早年的他嚴謹,甚至有些拘謹;晚年則漸漸放開胸懷,有了幾分從心所欲不逾矩的氣象。以他一向的謹慎、勤勉和自惕,2007年突然宣示“我即語文”,連我這個“老學生”初見書名都吃了一驚。讀過之后才明白,這并非自負,而是他對語文教師職業的一種自惜、反省和自律:教師不能只做知識的傳遞者,自己首先要“體驗語文”,再以自身去“體現語文”。

我們有幸成為他1980年開始的語文教改的受益者。但最初我們并未覺察老師的“非凡”。

“畸形兒”

1980年9月某個初秋的上午,教室里走進一位中年男士,戴玳瑁眼鏡,頭發微卷。半新不舊的中山裝洗得干干凈凈,風紀扣緊扣著,一看就是嚴謹的人。老師面龐清瘦微長,深度近視鏡片后的眼睛微微瞇著;一開口,“地瓜腔”便彌漫在教室里。普通話并不標準,相貌也不俊朗,絲毫不具備所謂“卡里斯瑪”的魅力。如果說有什么“轟動”,那就是漂亮的板書。老師自我介紹:“我是陳日亮。”隨即回身,在黑板上豎排寫下三個字,一手瀟灑的行楷,教室里頓時嗡起一片羨慕的驚嘆聲。瀟灑的板書與樸素的外表,是中年陳日亮給我的最初印象,而后者尤其讓我心安。

許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當時他剛從北戴河參加全國語文教改會議歸來,堅信語文學習在提升學生的情感素質和文化品格方面負有特殊的使命;而通過教改將學生引入高尚和豐富的智力生活之中,則是他的雄心。

而彼時的我,剛從福州西峰小學考入福州一中。今天,西峰小學已是福州著名的“百年名校”,其前身“西峰草堂”是福州文化名人曹學佺晚年卜居之地。1975年至1980年我在那讀書時,它的輝煌“前傳”鮮有人知,周邊則是米店、鋼銼廠、紡織廠和大雜院,居民以工人子弟、城市貧民子弟居多。

福州一中所在的東街校區則是另一番景象。附近有當時的名校實驗小學,還有郵電大樓、百貨大樓、人民劇場、新華書店、省立醫院等城市地標,改革開放初期的繁華已經顯現。那一年西峰小學只有我一人考入福州一中,另有四名女籃運動員特招入學。看到來自實驗小學、一附小、二附小的同學成群結隊、呼嘯來去,我多少有些落寞,而日亮老師的樸素讓我感到親切。

開學大約一個月后的一次語文課,老師抱著一沓作文興沖沖地進教室,說:“上周我們一起觀看了馬戲團表演,同學們都寫了作文。有一位同學的作文寫得特別好。”然后不點名地開始朗讀。我一聽就知道是自己的“拙作”。那篇習作比較細致地描寫了馬戲團演員的動作——因為童年住在福州西湖附近,不時看到戶外演出,我對曲腿下腰、反身銜花、空中飛人牽手換位之類的功夫早有領略,所以寫起來比較流利。文章開頭,我老老實實地寫自己看完這場演出“覺得實在好”。老師評道:“寫作文就是要真實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實在好’就說得很實在,很好。”

這句繞口令式的表揚,我至今記得,也成了打在骨子里的行文“潛規則”。數十年后,我經過北大中文系本科、碩士和博士階段的學習,也做了教師乃至博導。有一次,我批評博士生寫魯迅論文寫得“搖曳多姿”,忽然猛醒:自己對于語言清簡的要求,可能就緣起于1980年的福州。后來再讀《我即語文》,看到日亮老師強調作文應當“真實地抒寫,樸素地表達”,才知道老師的想法也是一以貫之的。

1981年春季學期結束前,老師說:“暑假不布置太多作業,希望大家多閱讀,多思考。開學時交給我一篇自由命題的作文。”講臺下的我頓時蠢蠢欲動,因為正有一事如骨鯁在喉,不吐不快。經過一個暑假的醞釀,我寫了《畸形兒》。

主人公是我小學的一名男同學,他本來很優秀,五年級時可能因為青春期逆反,在班里做過一些出格的事,比如往教室后排的灑水壺里尿尿。一位嚴厲的數學老師當著全班同學的面扯下他的紅領巾,把書包從教室里扔出去,也把他趕了出去。我看見他的臉抽搐著。他原本是大隊長,此后在班里一蹶不振,成績也一落千丈。我質疑的是:一個教育者是否一定要用如此粗暴的方式對待做錯事的學生?

交作文時,我很忐忑,不知道同為教育者的日亮老師會作何想。幾天后,他走到我身邊問:“那個‘畸形兒’現在在哪里?”我說:“在三中。”老師原本焦灼的表情隨即舒展了——福州三中是僅次于福州一中的名校。老師點名表揚了我,作文很快被推薦到當時全國中學生夢寐以求的《作文通訊》發表。

《畸形兒》的寫作,也與當時突然打開的課外閱讀世界有關。日亮老師很早就強調“得法于課內,收益于課外”,初一入學不久便讓我們集體訂閱《文匯月刊》《少年文藝》《人物》《我們愛科學》《奧秘》等文史、科普刊物,后來甚至又推薦了《讀書》雜志。回頭讀自己當年的作文,作為文學史研究者的我才意識到,它似乎隱約地呼應著劉心武《班主任》、王安憶《誰是未來的中隊長》等作品所引發的教育反思。甚至“畸形兒”這個詞,在《班主任》中就使用過。但我的作文把視角倒了過來:不是由老師判斷學生,而是由學生質疑老師;題目看似在命名一個“問題學生”,最后指向的卻是教育者可能造成的傷害。

2000年的一天,我在福州東街口百貨大樓一層的電信柜臺偶然見到那位同學。他在那里做店員,熱情、開朗。少年時代的“傷痕”似乎沒有留下我想象中的深重烙印。寫到這里我忽然意識到,也許當年目睹那一幕的我,受到的沖擊并不亞于他本人。同樣處在青春期的我,敏感、多思,代入性地體驗了他的羞辱,并用作文呈現了自己的不安。

日亮老師可貴的地方,是他承接了一個十三四歲孩子的“控訴”,保護了其中微弱又灼灼的思考火苗,這是我銘感一生的。那時我有心事常在午飯時跟父親說,但剛從部隊復員的父親要在新單位從頭做起,自顧不暇,有時會以不耐煩的譏諷回應,使我失望。因此,日亮老師成了我精神上的父輩。

紅樓《鑄劍》

1981年一個夏日的下午,老師把我和另外幾個“三牧文社”的同學帶到名為“紅樓”的教學樓。下午三點,一間僻靜的教室。屋外榕樹濃蔭斑駁,葉影打在窗上,房間里氤氳著暑氣。老師沒有多說什么,掏出一本月白色的魯迅選集,封面綠字“故事新編”,說:“今天我給你們讀魯迅的小說《鑄劍》。”朗讀文學作品并討論,是這個文學“興趣小組”的例行活動。

隨即,老師用他的“福普”讀開了。模模糊糊地,先是一個怯懦的孩子,磨磨嘰嘰,想打老鼠又不敢打;隨后各種意象接踵而來:熾熱的鐵水、鑄成的黑劍、悄然而至的黑色的人。我們聽不懂,老師也不講解,只是聲調高低起伏地念下去,我們跌跌撞撞地跟著。后來又出現稍微能懂的故事:皇宮里,三個頭在一口鍋里打起來,煮著,還唱歌。

老師念完,我幾乎不能言。語詞帶來的畫面、高密度的動作、鐵水和鍋中水的高熱,形成一種“亂”的氛圍,讓我呆若木雞。屋內是壓抑的暑熱,窗外知了尖叫,暴雨后塵土的腥味,一起轟擊著我們有限的閱讀經驗。我們幾個人被魯迅的“審美”沖擊得不知道該談什么,印象里老師也沒做分析,大家一臉懵地散了,既壓抑又興奮。豈料這一課竟成了永恒,四十多年后,我和另一個同學仍能帶著“聲音的烙印”想起來。

老師為什么選擇《鑄劍》,我至今不能確定。后來讀他的文章,知道他少年時曾聽自己的語文老師誦讀《故鄉》,作家的文字經由聲音直達心靈,由此愛上魯迅——也許三十多年后,他只是把同樣的方法用在我們身上:先不急著解釋,就讓學生以耳朵、身體和想象去撞擊文字。然而,日亮老師看起來溫厚、穩健,審美似乎也該平和中正,《鑄劍》卻奇詭、嚴峻、冷峭,情感激越,畫面甚至華麗而血腥,兩者其實很不相同。通常我們把“身教”理解為道德傳承,其實審美同樣可以身教——老師沒有告訴我們應該喜歡什么,只是用自己的聲音,把一個陌生世界突然推到幾個孩子面前。

陳老師以“己身”來擺渡,引領我們體驗語文之美與思想之芒。一位同學后來回憶,在熱烈討論的語文課堂,“一切的一切,使得他的四周彌漫著一種《侍坐章》式的‘雅’的氛圍,他幸福得透不過氣來”。

2016年,日亮老師總結多年“講魯迅”的經驗時,仍特別強調魯迅獨異的語言形式、語體風格和用詞的力量。那時距離我的“紅樓沖擊波”已經三十五年。他想必又接觸了更多相關研究,表述也更加完備,但初心并未改變。

我當然不會想到,多年以后,魯迅還會成為我與另一位老師之間的重要聯系,并最終把我的兩位老師連接起來。日亮老師和錢理群老師都出生于1939年,同屬兔,也都是我的恩師。1995年由我牽線,日亮老師到海淀燕北園拜訪錢老師。那時我正跟錢老師讀碩士,后來又讀博士。兩只兔子一見如故,此后近三十年惺惺相惜。他們都深讀魯迅,也都把語文看作生命成長的重要部分;兩人的個性不同,語文觀也并不完全一致,但其中的差異并沒有妨礙他們“以心契心”。

2007年,日亮老師把幾十年關于語文教學的思考結集為《我即語文》,明明知道中學語文界有些“上層”精英對錢理群老師的反感和抵觸,他仍然與我商量請其寫序。他堅信錢老師能夠理解他的語文觀,能將他基于經驗形成的語文觀提升到理論層面。而錢老師也沒有辜負這份信任,寫出了一篇充滿情感的長序,將日亮老師的語文思想做了深入的理論概括。這兩只兔子實現了他們生命的大擁抱。長序《“以心契心”的交流,彌足珍貴的“個案”》將陳日亮的語文教學思想概括為三點。第一,以“語文學家”的眼光看語文,既不把語文變成語言知識的傳授,也不等同于文學欣賞,而是兼顧知識、能力與人文。第二,語文是“行為的學科”,重在語言的學習、訓練和運用,使學生形成閱讀寫作的能力與習慣。第三,語文也是“心靈的學科”,語言訓練不是單純的技藝訓練,而要“接通思想,直訴心靈”。語文教育因此成為技能經驗與心智成長相互貫通的過程。

從于山到“俯仰齋”

四十多年的交往中,老師總是在鼓勵我。

1982年春天,學校組織初二學生爬于山。幾個同學興高采烈地跟著日亮老師聊天,順腳走上了野道。有一處三五米高的土坡,其他同學都靈活地爬上去了,我落在最后——穿著過年時母親新做的花外套,在同學面前又羞于手腳并用,只好尷尬地站在坡底。一個男生小干部嘀咕“真笨”,一個機靈的女同學在上面微笑著招手。老師果斷解下自己的腰帶,對我說:“別害怕,我拉你上來。”我拽住老師的腰帶,三步兩步爬了上去。

這件小事在回望中幾乎成了一個隱喻。后來四十多年的人生里,我還常常覺得自己站在某個“坡底”:有人自鳴得意地鄙視,有人笑瞇瞇看著你的尷尬和無助;也總有人伸出一條“腰帶”,把你拉上去。日亮老師對弱者的扶助并非只給了我一人。后來讀到許多懷念他的文章,作者中有福州郊縣的語文教師、往屆的一中學生,都講述過類似的鼓勵與幫助。對老師的紀念,也因此成了對那些有扶助之心、自己又有力量的謙謙君子的致敬。

成年以后,我們的師生關系也慢慢有了一點變化。我仍然是他的學生,但有些時候,也開始能替老師做一點事情。1993年底,我在中國文聯辦公廳工作。忽然接到日亮老師來信,請我幫忙查找汪曾祺先生的聯系方式,說最近讀了《蒲橋集》,很感興趣。我雖從北大中文系畢業,對汪先生的散文當時也沒有特別留意。反倒是經由日亮老師,我才逐漸親近汪曾祺其人其文。

1994年春,日亮老師來北京參加全國人大會議。按照我從中國作協創聯部找到的地址,我們一起去蒲黃榆。路上,老師談起與汪曾祺的結緣:“有一天李帆神神秘秘地跟我說,他發現了一個好作家,名叫汪曾祺。藝風堂書店里有他的《蒲橋集》。我買了一本,沒想到出差看了一路。”李帆是我們高中文科班的才子,此時已經大學中文系畢業。一個昔日學生向老師推薦作家,老師就認真去找來讀,而且立即喜歡上了,這也很像日亮老師的作風。

我順口問:您之前不是特別推崇某位文化散文家的作品嗎?那汪曾祺跟他比怎么樣?老師厚道,沒有貶低別人,只說:“不一樣,汪先生的文字樸實、干凈、鮮活。”到了汪先生家,日亮老師因為喜愛和敬仰,幾乎執弟子禮。我坐在一旁安靜地聽他們聊。這是第一次拜訪。

1997年3月,我又和日亮、董琨二位老師去虎坊橋汪宅。師母施松卿已經臥床不起,人看起來還是那么平靜淡雅。那時我正為關于西南聯大詩人群研究的碩士論文做準備,對《蒲橋集》里的《跑警報》《泡茶館》以及寫沈從文的《星斗其文,赤子其人》都很熟。那天我話多了一些,對聯大那段“光輝歲月”的神往溢于言表。汪先生慷慨地讓我們三人各挑一幅畫,我挑了“紫葡萄”。

出門告別時,汪先生看著我,笑著說:“你今天是三白,白鞋、白褲……”他停頓了一下。日亮老師飛快接道:“白衣。”我那天確實穿了一件白色羊絨外套。可汪先生緩緩地說:“臉白。”我感到老師和自己都有一點尷尬。

現在想起來,我看到汪先生的一絲淘氣,也看到日亮老師的老實。汪先生以小說家的狡黠幽了他一默,也順便夸了夫人的小同鄉——師母是福州人。后來日亮老師寫《認識汪曾祺》,把汪先生那句話“翻譯”成:“真羨慕你有這么一個聰明而美麗的學生。”這也許是樸拙的日亮老師后來琢磨出的汪先生“心聲”。但我清楚記得的,是汪先生調皮的停頓和溫暖的笑,以及日亮老師接話時那一瞬間的“老實”。在我和日亮老師幾十年的交往里,他從來沒有這樣直接夸過我——這似乎是那一代教師的戒律。

如今他們都不在了。詼諧的汪先生和淳厚的日亮老師,是否也會為這段“三白”往事相視一笑呢?

日亮老師與汪先生的交往,此前還留下了另一段有趣的故事。由于汪師母看重同鄉之誼,日亮老師又愛書法,1995年,他請汪先生為自己的書齋題了名。又是春天來北京參加人大會議,老師在京西賓館告訴我:“汪先生給我的書齋題名‘抱膝齋’,用諸葛亮的典故。”我的古典文學修養很差,對這個典故有些不明所以,倒覺得汪先生的題款更有意思:“為日亮同志題,此屋原為雜物間,略加收拾可供吟嘯,容膝易安,夫復何求。”

“容膝易安”出自陶淵明《歸去來兮辭》。有意思的是,此后我并未見老師把書齋題為“抱膝齋”,文稿落款多是“俯仰齋”;微信興起后,他的微信名也是“俯仰齋主”,自謙俯仰齋“狹小而孤陋”。

我沒有當面問過齋名來歷,但相信應該與王羲之《蘭亭集序》有關。日亮老師的字有王羲之行書的風格,2018年我去老師家拜年,墻上便掛著一幅《蘭亭集序》拓本。他也說過,自己喜歡《蘭亭集序》,因為其中寫到人生“修短隨化”之不可抗拒。俯仰之間,一世已過;小小斗室雖然只能“容膝”,卻仍可“仰觀宇宙”“俯察品類”。老師后來在微信里自嘲:“俯讀而仰不思,愧對齋名。”我想,“讀”與“思”,大約就是他的“齋眼”。

父父子子

日亮老師曾說自己是“一個意志薄弱者,一個不自信者”。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老師的不自信,是在2000年春。照例來北京參加全國人大會議時,他說起父親給自己的壓力:“即使我這樣了,我父親也并不為我驕傲。”我沒好意思問:“‘這樣了’是哪樣?”更不敢追問:“那您怎樣,他才會為您驕傲?”卻從此記住了老師“為人子的焦慮”。

七年后,《我即語文》出版。我大為震動:老師何時變得如此“狂傲”?仔細讀這本厚重的書,才像是找到了七年前那個疑惑的答案。2003年5月,老師的父親在加拿大去世。老師因多種原因未能赴加送行,父親出殯當天,他選擇夜讀,說那是“為父親送行的最相宜的默默心旅”。他也提到父親晚年的心愿,是屬望他“將來能寫出一點什么來”。看來父親看重的是他的“立言”,而人大代表、福州一中副校長之類俗世事功,都不足以令老人滿意。以老師之謙遜,晚年說出“我即語文”,或許也有向已作古的父親展示“自我”的倔強。

老師很少和我們談父親。只知道老人是民國時期的大學生,在老師幼年時即出國,后來居住在加拿大。老師對祖父的感情似乎更深。《我即語文》收有祖父照片,他說祖父“甘于寂寞,困勉自惕”,“心境澄明,意態執著”,這些品格“影響了我一生”。有時我會覺得,祖父似乎更像他精神意義上的“父親”。

師生之間也很少聊家常,我印象特別深的只有兩次。一次在初中,老師開玩笑說:“我家里‘嘀嘀嘟嘟’的。”福州話“嘀嘀嘟嘟”,約似北方話“丁零當啷”,形容身上掛著一堆東西,拖累你行動的速度和風度。老師兩個孩子一名滌,一名都,合念恰似福州話的“嘀嘀嘟嘟”。他就用這個諧音,自嘲家務和孩子牽扯精力。大約在2006年,老師有次說道:“都都他們特別容易疲倦,跟一般人比起來就是這一點,體弱,容易疲倦。”我當時有些沒分寸,半開玩笑地說:“體力就是天才的有機組成,拿破侖能夠三天三夜連續指揮作戰不休息,這就是天才。”還舉孟子“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說這也是對體力、意志力的考驗。現在回想,老師這樣說大概有一點“父的焦慮”。他的兩個孩子與我們年齡相仿,我們上學時難免拿他們與福州一中的同學比較,甚至有人替老師遺憾:費心教好了那么多學生,卻沒有把自己的孩子“帶好”。今天想來,這種判斷未免輕率。我從未聽過老師對兒女的生活表示不滿——他們雖沒有耀眼的文憑,也都是自食其力、能夠安身立命的人。在我們眼里,老師對孩子甚至有些寬松、寵愛。當他說孩子只是“體弱”時,我后來才隱約聽出一種替他們辯護的意味。日亮老師生前身后,也有人議論他的子女“沒有出息”,甚至說他為了自己的“功名”忽略了家庭。這樣的判斷是否公平,很難說。至少就我所見,他承受過來自父親的期待,也承受著外界對自己做父親的評價。父父子子,老師就在這樣的擠壓中走完一生。誰又不是如此呢?

日亮老師走了近兩年。作為他的“得意門生”,我很早就想寫紀念文字,卻常常因為聚焦不準而停筆。總覺得,既然他是“閩派語文”的代表人物,就應該寫寫他的語文思想。可真正落筆之后,我不斷想起的,還是這些零碎的小事。

老師在世時,我并沒有和他有更多深入互動,這成為后來很深的遺憾。甚至我想,即使重新來過,也未必能夠改變,因為我已經習慣了我們之間的“師生模式”。即使我后來成長為一個獨立學者,老師有時謙虛地向我“請教”,我也沒有給予足夠熱情的回應。這里也許還有一點大學學者對于“語文老師”的疏慢吧,想來實在慚愧。

2024年4月,日亮老師在微信告訴我,他正在慢慢重讀錢理群老師的一本舊著,問哪里可以買到下卷。我把自己手里的下卷寄給了他,卻沒有回應他的探討——他說:“我一直想更深細探究錢老師寫作此書的初衷。書中多處有其夫子自道,但還是不能滿足我的好奇。”

老師2003年退休后一直勤奮寫作,先后出版《我即語文》《如是我讀》《救忘錄》《語文教學歸歟錄》等著作。我卻是在他去世后的這一年多,才把這些書通讀一過。

錢理群老師曾在《我即語文》序言里說,如果陳日亮在“文革”后的歷史轉折中走上魯迅研究道路,自己也許會多一位杰出的同道;但陳老師堅守中學教育,“中學語文因此有了一位深知魯迅的、學者型的語文教師,確也是大幸”。現在讀這句話,我也比過去更懂其中的分量。

今年早些時候,錢理群老師在泰康養老院接受采訪。他圍著圍嘴,坐在一張寬大的沙發上,舉著一根冰棍侃侃而談,還說:“我是糖尿病,但我每天吃一根冰棍。”有點可愛,也有點任性。

我想,假若今天他們還有這樣見面聊天的機會,以日亮老師的性格,他大約仍會端坐在書桌前,俯下白發蒼蒼的頭,聽錢老師侃侃而談;過一會兒再仰起頭,若有所思,慢慢說出自己的看法。

“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內;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

信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