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犧牲自我,功成不居”:大夏之父王伯群
王伯群是近代民主革命先驅、政治家和愛國教育家,一生跨越“革命救國”、“交通救國”和“教育救國”三大領域。1924年,他在國內(nèi)連年軍閥混戰(zhàn)、民窮財盡狀況之下,單槍匹馬在上海創(chuàng)辦華東師范大學前身大夏大學,以及大夏上海附中、貴陽附中、重慶附中和南寧附中,形成了著名的大夏教育體系,這在中國教育史上實屬罕見,亦是中國高教史上的一個奇跡。
王伯群以“服務國家,曰公曰誠”之精神,對于大夏大學,屢經(jīng)創(chuàng)業(yè)之艱、發(fā)展之難、播遷之困而永不放棄。他的一生,可以說是一部生動的教育史詩,充滿了激情、意志與智慧。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交通部部長、大夏大學董事長兼校長王伯群
創(chuàng)辦大夏:為求中國之自由平等
王伯群(1885-1944),祖籍江西,貴州興義人。1905年,王伯群以公派生赴日本中央大學留學,專習經(jīng)濟學,同年追隨孫中山先生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fā)后,返國參加革命,與章太炎、程德全、張謇等組織中華民國聯(lián)合會,創(chuàng)辦《大共和日報》,宣傳孫中山倡導的民生主義。1915年以貴州護軍使代表,與梁啟超、蔡鍔等積極策動“護國運動”,領導貴州獨立,終使袁世凱敗喪,再造共和,被譽為“民主共和”功臣。1918年后,先后參與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和在上海舉行的南北和議。1926年,參加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次年擔任南京國民政府交通部部長及招商局監(jiān)督等職。
1924年6月,福建廈門大學爆發(fā)學潮,該校歐元懷、王毓祥等教授應330余名失學青年要求,決定北赴上海籌辦新校。王伯群認為國家發(fā)展根本端賴教育,在廈大學生代表何縱炎的引介下,決定慷慨捐資創(chuàng)辦大夏大學。彼時的王伯群是激情的革命者,他為何要捐資辦一所大學?他的辦學動機和思想基礎是什么?這蓋與王伯群的家學淵源有關。他的外祖父劉官禮在貴州興義創(chuàng)辦過20余所學校,他母親創(chuàng)辦了當?shù)厥姿訉W校。從小的耳濡目染,養(yǎng)成他對教育的情有獨鐘。故當他在會見歐元懷等教授時,表達自己素有創(chuàng)辦教育的愿望。
1924年7月,大夏大學籌備處在上海成都南路美仁里24號掛牌設立,同時租借臨時校舍。大夏初名“大廈大學”,后定名“大夏大學”,以志校史系由廈大嬗變而來,并寓光大華夏之意。1925年9月,王伯群在膠州路建成新校舍,注冊學生700余人,教授70余人。著名翻譯家戈寶權對膠州路校園記憶猶新,他憶述道:“在圖書館旁邊,是學校的大禮堂,在大禮堂里我曾聽過胡適、田漢等許多人的精彩演講。學校的二樓是大大小小的教室,三層樓是學生宿舍,我入學就住在那里。”
大夏原先計劃在膠州路校區(qū)辦十年,但到了四年后的1929年,學生已達1200余人,校舍不敷使用。是年3月,王伯群自斥巨資且多方勸募,在滬西購定中山路(今中山北路3663號)新校地300畝。大夏首期建筑費初擬籌30萬,后擴充為40萬。《大夏周刊》載:“本校校長王伯群先生,五年以來,對本校物質(zhì)精神兩方面,援助備至。近又募集巨款,購置新地址。”12月,王伯群委托蘇生洋行董大猷、費力伯兩工程師繪成圖樣,登報招標,投標者20余家,均由王伯群核定。1930年9月,大夏師生全部遷入新校區(qū),膠州路等處校舍則撥歸大夏附中使用。
1930年,在王伯群的勸捐下,“面粉大王”榮宗敬捐贈麗娃河。麗娃河及麗娃河上的夏雨島,成為大夏和上海文藝青年的向往之地。作家茅盾在《子夜》中四次描寫麗娃河。其中一次寫道:“新辟一個游樂的園林,名叫麗娃麗妲村,那里有美酒,有音樂,有舊俄羅斯的公主郡主貴嬪名媛奔走趨承;那里有大樹的綠蔭如幔,芳草如茵!那里有一灣綠水,有游艇!”兒童文學作家陳伯吹在《我念我母校大夏》一文中,深情地寫道:“忽然地會想起了那一條清碧而又美麗的麗娃栗妲河。乍聽起來,這河仿佛是流動在國外的一條相當有名的河。其時不然,這兒所說的河,實實在在流動在中國上海大夏大學高高聳起的群賢堂的西邊,粼粼的水光,與倒影著大課堂西邊玻璃窗的閃閃陽光,上下互相輝映,是一處多么漂亮的讀書的好地方!”
大夏大學社會學系1930屆畢業(yè)生保志寧,對搬入新校區(qū)記憶猶新,她憶述道:“校舍本部,設在群賢堂即教室,群力齋為男生宿舍,群英齋為女生宿舍。后來,又繼續(xù)添建機械工程系、實驗室、大禮堂、體育館、療養(yǎng)院,及中學部校舍。新校舍規(guī)模宏大,風景美麗,遂使大夏大學一躍而為滬上巨校之一。”
王伯群本著“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在辦學過程中,秉承“自強不息”之校訓,堅守“三苦精神”(教師苦教、學生苦學、職員苦干)、創(chuàng)造精神和犧牲精神,倡導“師生合作”和“讀書救國”,推出實施復興民族教育綱要,激勵師生奮發(fā)努力。他率先在國內(nèi)高校中實行“導師制”,推行博雅通識教育,探索高等教育的管理現(xiàn)代化。蔡元培曾高度贊揚大夏大學,他說:“私立大學辦理進步速者,推大夏大學為獨步;而推行導師制,尤為開國內(nèi)各大學風氣之先。”彼時,中國大學有“北南開,南大夏”之說。
廣納名師:共創(chuàng)“東方哥倫比亞大學”
大夏大學創(chuàng)辦時,全國和上海已有北京大學、天津大學、上海交通大學、同濟大學、復旦大學和圣約翰大學等。大夏以無甚財力的私立學校,思與這些學校爭一席之地,若不是因為王伯群對教育之信心,不敢嘗試。王伯群善用賢能的干部和延攬高明的中外名校畢業(yè)的師資,是他辦學成功的主要秘訣之一。
自大夏大學創(chuàng)辦之始,作為董事長和校長的王伯群素來重視教授資格素質(zhì)。在大夏,素有王伯群、歐元懷、王毓祥“三大元老”,以及魯繼曾、孫亢曾、吳浩然、夏元瑮、吳澤霖、馬宗榮、邵家麟、王欲凱“八大金剛”之說。
在管理方面,王伯群聘請中國近代第一位留德工學博士、政治活動家馬君武擔任校長,留美博士、教育家歐元懷任副校長,紐約大學碩士、教育家王毓祥擔任秘書長,留美博士王裕凱為教務長等。
在師資方面,聘請中國第一代物理學家、愛因斯坦學生夏元瑮博士,德國哥廷根大學哲學博士、數(shù)學家朱公謹,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物理學家蔡賓牟,康奈爾大學博士、化學家邵家麟,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民族學家吳澤霖,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教育家劉湛恩、邰爽秋、朱經(jīng)農(nóng),歷史學家王國秀,芝加哥大學博士、教育家韋愨,法國巴黎大學博士、經(jīng)濟學家卜愈,華盛頓大學博士、政治學家吳澄華,以及文化大家郭沫若,戲曲家田漢,國學家孫德謙、陳柱尊、邵力子、王蘧常,歷史學家翦伯贊、姚雪垠、吳澤,哲學家李石岑,古文字學家程俊英,歷史學家何炳松、梁園東,新聞學家謝六逸等著名學者擔任大夏教授,以期大教克明,為國儲才。
王伯群禮敬教師,他與教授們除了交往協(xié)作的同僚之誼,更有因教育家精神而相互吸引的靈魂共鳴。大夏教授和課程的高水準,培育出眾多事業(yè)有成、聞名于社會各行各業(yè)的棟梁之才。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僅院士(學部委員),大夏就出了周揚、劉思職、胡和生等15人。
王伯群禮敬教師,愛生如子,結交眾多社會名流,且多有資助和施援。國學家孫德謙的學問名聞海外,德國漢堡大學重金求購《太史公書義法》以教授學子,日本的福田千代、德國顏復禮等學者多次登門請益。王伯群相當敬重孫德謙教授及其才學。他念孫教授常患胃病,特建議將上課教室從三樓改至二樓,課時從最初的十二小時減至九小時。但孫從不因其病痛而缺課或遲到,乃“愈奮發(fā),力竭嘶聲,往往踣地不肯去”。
1944年8月16日,王伯群聞夏元瑮教授病危,他至感愴然道:“夏之學問性情皆不可得,萬一不測,不特大夏損失,亦中國之損失。”翌日上午八時,王伯群接夏元瑮死亡通知書,悲痛不已,當決用30萬元厚予喪葬。為解決夏元瑮教授家屬的后顧之憂,在大夏專門發(fā)起遺屬養(yǎng)育金運動,建立夏元瑮教授獎學金。
大夏校風簡樸安寧,主要原因之一,乃來自校長。校長不太過問校內(nèi)事,主要勞心籌款、應付當權軍政首長,殊費心力。偶有學生風潮,則多被化解。校長的堅定信念、經(jīng)歷和人格魅力,形成了一種自然的尊嚴,在他周流潛默的教化,使大夏獲得崇高的地位,被譽為“東方哥倫比亞大學”。
捐資籌款:在不斷奮斗中求進步
王伯群超強的經(jīng)營管理和籌資理財才能,為大夏渡過了一個又一個難關。在大學治理中,他本著教育家與人為善、以人為德之精神,一是自掏腰包,捐資辦學;二是積極向教育部爭取政府資助;三是向軍政首長、各方財閥和地方聞人勸善捐資,用他們的財力辦利國利民之教育事業(yè)。
1924年王伯群慨捐二千銀圓為大夏開張起到?jīng)Q定性作用。由此之后,他對學校不惜投入巨資,唯有自奉極為節(jié)儉。1930年,經(jīng)王伯群多方勸募并自捐巨資,大夏在上海中山路建成新校舍。到1932年底,學校募捐總額為38萬余元,其中他個人捐款24萬余元、籌款5萬元;占地近70畝的麗娃河是他從“面粉大王”榮宗敬手中募捐來的。軍界楊虎城、陳濟棠、韓復榘、何健,政界蔣介石、孔祥熙、陳儀,銀行實業(yè)界的錢永銘、杜月笙、南洋華僑胡文虎等重要人物均慷慨捐資。此時的大夏發(fā)展到擁有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商學院和教育學院等五大學院和師范專修科,大夏與復旦、光華、大同被稱為“上海四大著名私立大學”。
1932年5月,王伯群以“川滇黔視察專使”身份巡視西南。在數(shù)月的繁忙公務中,他仍不忘向川省軍政首腦為大夏募捐。8月,劉文輝決定捐贈2萬元,鄧錫侯捐資4萬元。他還向重慶實業(yè)家盧作孚代募,他曾專門致函感謝:“承蒙代向楊森軍長募得渝幣二千元合滬幣一千六百三十元,高義熱忱,莫名欽佩。”在中山路新校舍大部分完成后,大夏副校長歐元懷、秘書長王毓祥因建設過度擴張,財政困難,皆想辭職。為學校前途計王伯群一面挽留,一方親自四處奔走,疏通各方要人代為募捐,其中妹夫何應欽為紓困出力最多。經(jīng)筆者統(tǒng)計,何應欽總計為大夏捐款40余萬元。
抗戰(zhàn)期間,大夏遷址貴陽后,為保證辦學經(jīng)費,王伯群在貴州積極籌辦實業(yè),發(fā)起組建建國銀行、聚康銀行、利民公司和貴州永岸、仁岸川鹽運銷處等。大夏教務長王裕凱曾憶述道:“伯群先生自民國廿九年即開始與貴州紳耆、商業(yè)領袖商謀貴州振興實業(yè),以救黔民生活。一方面又將每年大夏大學募捐之款投資商業(yè),所得利益,補助學校經(jīng)費使一舉兩得,先生籌劃之苦心,可想而知。”王伯群還另辟財路,與財政部鹽務總署合作開設鹽務專修課,既為大夏增加收入,又為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培養(yǎng)了大批專業(yè)人才。
王伯群擅長篆書,在大夏最艱難的時候,他經(jīng)常鬻字和變賣家產(chǎn)為學校籌款。1942年10月,他花費十余天為滇南邊區(qū)總司令盧漢母親撰篆壽屏,以換取盧漢捐款。1944年4月,撰寫二十幾篆聯(lián)掛賣,為大夏二十周慶典籌款;6月,他專門撰寫4副文天祥的《正氣歌》并精美裝裱送云南省主席龍云,以便托其捐款。王伯群為大夏辦學經(jīng)費嘔心瀝血,1944年,他赴重慶出席國民黨五屆十二中全會期間,利用個人影響力,召集劉航琛、康心如、胡子昂等西南金融巨子,一次募集款項達百萬元,解大夏經(jīng)費短缺之急。

1944年7月,王伯群篆文天祥的《正氣歌》贈云南省主席龍云,為大夏大學籌款
組織董事會:可以為社會表率
民國時期的私立高等學校借鑒美國的經(jīng)驗,設立董事會制度。按照北洋政府教育部之規(guī)定,私立大學的設立,須經(jīng)報部立案,并以校董會為代表,負學校管理之全責。同時要求校董會必須具備資產(chǎn)、資金或其他收入來源,呈請教育部核實,方得批準立案。校董會立案之后,才能申請批準設立,一年后方可呈請開辦。
王伯群利用其強大的政商朋友圈,發(fā)起組織大夏校董會。他聘請地位高、資格老的黨政軍高級官員擔任校董,借以壯大聲勢,如孫科(行政院長、立法院長)、居正(司法院長)、何應欽(軍政部長)、王正廷(外交部長)、楊永泰(湖北省主席)、許世英(原中華民國國務總理)、孔祥熙(財政部長)、黃紹竑(內(nèi)政部長)、張嘉璈(交通部長)、吳鐵城(上海市長)、梁寒操(宣傳部長)、劉文輝(四川省主席)等。
為獲得銀行貸款的便利,他還聘請一批銀行家、實業(yè)家和媒體總經(jīng)理,如張嘉璈(中國銀行行長)、錢永銘(四行儲蓄會主任、交通銀行董事長)、胡孟嘉(交通銀行總經(jīng)理)、陳光甫(上海商業(yè)儲蓄銀行總經(jīng)理)、王一亭(信誠銀行董事長)、徐新六(浙江銀行總經(jīng)理)、徐寄庼(浙江銀行董事長)、王志莘(新華銀行總經(jīng)理)、虞洽卿(上海總商會會長)、榮宗敬(實業(yè)家)、杜月笙(上海聞人)、吳蘊齋(實業(yè)家)、黃溯初(實業(yè)家)、趙晉卿(上海總商會執(zhí)委會主席委員)、盧作孚(民生公司總經(jīng)理)、張竹平(《時事新報》等四報總經(jīng)理)等。
這些校董為大夏在籌資、申請政府辦學經(jīng)費和處理政治危機等方面起了至關作用。盡管個別有徒掛空名之嫌,但憑藉他們的煊赫地位及在軍政兩界的影響力,為大夏解決擴展校區(qū)的困難和免除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譬如1925年大夏興建膠州路校舍,曾向浙江銀行借銀2萬兩,就是由校董徐新六擔保償還。1930年3月向郵政儲金匯業(yè)局、四行儲蓄會,以及新華、金城等銀行聯(lián)合借貸30余萬元,由各銀行組織銀團,王志莘校董任銀團主席,由校董杜月笙和張竹平擔保償還。1933年5月,國民黨上海市黨部暗中派人教唆大夏學生斗學生,擬在動亂中控制大夏。王伯群悉知后,一面教導愛校學生起而自衛(wèi)權益,一面通過校董在政府高層的強烈干預,終于平息了此次欲爆未爆的學潮。
王伯群性行強毅端謹,革命多年,最討厭低下求人。但為了大夏的生存,有時不得不身段玲瓏。為邀請孫科擔任校董,他曾數(shù)度登門游說。1935年6月,王伯群赴哥倫比亞路(今番禺路)22號訪孫科。先請他參加大夏畢業(yè)典禮,次言黨務亟宜改善,中山先生創(chuàng)業(yè)不易,承繼而發(fā)揚光大,若孫科能負責,老同志均愿助之。孫科聞罷深為感動,允擔任大夏校董并興致勃勃地參加是月的畢業(yè)典禮并做演講。1942年大夏經(jīng)費困難,決定呈請國民政府改為國立。王伯群決定放棄董事長位置,推孫科為董事長,以壯聲威。盡管后來國立未成功,但由于有一批政要校董支撐,大夏申請到教育部不少專項經(jīng)費,大大緩解了辦學壓力。

1942年5月,王伯群(前排左二)與大夏大學護校委員會成員在貴陽護國路王伯群住宅前合影
對于校董的支持,王伯群在一次校董會上謙遜地表示:“鄙人對于大夏大學毫無功績可言,此后既承董事會委以校長職權,當黽勉從事,與董事諸公暨歐副校長、全體教職員、同學共同努力。”
西遷辦學:復興民族教育
大夏大學自誕生日起,經(jīng)逢亂世,為保存文脈,為國儲才,王伯群率領大夏歷經(jīng)上海五遷和中國西南三遷。大夏自上海至江西廬山、貴州貴陽和赤水,往返八千里路云和月。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強寇壓境、國難深重之時,王伯群以教育為國家命脈所系,不欲因戰(zhàn)事影響而中輟。他積極應對,寓救國于讀書,經(jīng)教育部批準,大夏與復旦大學組建我國抗戰(zhàn)時期的第一所聯(lián)合大學——復旦大夏聯(lián)合大學。聯(lián)大第一部設于廬山,第二部設于貴陽,王伯群與復旦代理校長錢永銘共同出任聯(lián)大校長。10月,聯(lián)大一部在廬山牯嶺正式開學。由于南京失陷,兵鋒逼近,大夏僅僅在牯嶺復課三個月,便接教育部令擬遷重慶。

1937年10月23日,王伯群(前排右四)與復旦大夏聯(lián)合大學人員在廬山圖書館前合影(前排左起:王裕凱、章益、歐元懷、王伯群、吳南軒、吳澤霖、藍春池)
在西遷間關途中,日寇轟炸大夏校園,近半建筑被炸毀,王伯群聞之,為之痛傷久之,浩嘆“十四年心血結晶與錦繡河山同歸于盡”。大夏西遷貴陽,荊榛塞途。大夏遷往貴陽,事先曾受不少師生反對,王伯群獨有先見。歐元懷記述這個過程:“故校長王伯群先生料定戰(zhàn)事非短時期可以結束,西南大后方將為抗戰(zhàn)之砥柱,而貴陽與重慶交通尚便,且又為高等教育之處女地,需要大學之灌播。”1937年12月4日,大夏大學正式在貴陽講武堂開課。1938年夏,由于師生眾多,貴陽校舍緊張,兩校決定分開,復旦遷留重慶辦學。
王伯群率領全校師生力克困難,群策群力,在極短時間內(nèi),建設新校園,舉凡教室、圖書館、實驗室、辦公室無一不備。大夏教授周蜀云憶述道:“若非校長王伯群先生是革命元老,黔省巨紳,還無法借用到此一片地方。在當時的貴陽各機關中,除原有者不計外,凡中央或由省外前來的機構,要以大夏大學所占用的講武堂最為寬敞、最具規(guī)模了。”大夏在貴陽初定后,王伯群即著手規(guī)劃興建校舍。1939年,他從黔省政府和當?shù)厝A問渠、帥燦章、賴永初等商界和實業(yè)界大佬處籌到貴陽花溪2000余畝辟為新校區(qū)和三棟校舍。如此大面積的校區(qū),在抗戰(zhàn)后方的大學中可謂一枝獨秀。
在貴陽期間,王伯群積極推行抗戰(zhàn)教育,他提出:“我大夏大學之在西南,為貴州最高學府,所負使命,既重且大。”“大夏當協(xié)助政府以開發(fā)西南之資源,促進西南之文化。”王伯群與黔省政府籌劃在花溪成立“農(nóng)村改進區(qū)”,聯(lián)合開展建設實驗,努力各項生產(chǎn)建設,實現(xiàn)“抗戰(zhàn)救國”。
大夏大學在貴陽度過了相對穩(wěn)定、清貧卻豐富的七年,直至1944年12月,日寇兵犯黔南,王伯群決定再遷赤水。歐元懷記述王伯群校長再遷赤水的戰(zhàn)略構想:伯群先生“將大夏大學三遷于黔川邊境之赤水,赤水有水道通重慶,可沿大江東下,三次遷校是兼為復員時之準備的”。獨山失守,患病中的王伯群對大夏前途極為擔憂,既慮鄉(xiāng)邦之淪陷,又恐畢生經(jīng)營之大夏大學付諸劫灰,即準備輪散全校師生和圖書儀器等送往赤水,然后再率全家及胞弟王華遺族覓車赴渝。
為保證大夏遷校順利,王伯群先后四次致電教育部長朱家驊“懇請撥給疏建費國幣九百萬元”。同時他親筆致函赤水縣長何干群協(xié)助代覓校舍,致函湘桂黔邊區(qū)總司令湯恩伯惠賜護照以便車輛通行,致函國民黨中央后勤部部長俞飛鵬撥給疏散車輛,致函貴州省民政廳派警護衛(wèi),確保大夏大學師生疏散安全。
在王伯群的籌謀下,大夏大學長途跋涉歷時三個月,師生和圖書儀器全部安全抵達赤水。然而頗為不幸的是,12月20日,王伯群在重慶為大夏籌備遷校經(jīng)費時,積勞成疾,遽然逝世。他在《遺囑》中叮囑大夏師生:“吾大夏校友,服務國家,尤須力行公誠二字,以發(fā)揚大夏之精神。余雖不及見國家復興,世界和平,但知革命成功之有日,此心亦無憾矣。”
抗戰(zhàn)勝利后的1946年10月,播遷近九載的大夏復員上海。為紀念王伯群對大夏之貢獻,12月20日,大夏建成“思群堂”,以永久紀念創(chuàng)校校長、大夏之父王伯群先生。
1951年,中央教育部決定以大夏大學和光華大學為基礎,并在大夏原址合并組成華東師范大學。大夏辦學27年,共培養(yǎng)了二萬余學生,其中包括培養(yǎng)了一批杰出的政治活動家熊映楚、雷經(jīng)天、吳亮平、葉公琦、陳賡儀、杜星垣;培養(yǎng)了一批院士和大學校長,如院士(學部委員)陳子元、李瑞麟、郭大力、周揚等,同濟大學校長江景波、蘭州大學校長林迪生、臺灣師范大學校長孫亢曾,東南大學黨委書記吳覺等;培養(yǎng)了一批著名學者、作家和文藝家,如陳旭麓、馬承源、王元化、戈寶權、陳伯吹、李樂薇、歐陽山尊等等,他們和眾多的大夏校友一起,桃李爭榮,蔚為大器,為國家和社會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王伯群的偉大之處在于舍己為人、公而忘私。雖深居陋巷,不改其樂,一切為公為國,為他人著想,堅守理性忠恕之道。王伯群是近代賢人之一,大夏繼任校長歐元懷對他評價曰:“犧牲自我,功成不居。”我想,再也沒有比這更恰當?shù)脑u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