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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書與地壇
來源:北京日報 | 張小英  2026年09月29日08:12

20世紀30年代,德國飛行員格拉夫·楚·卡斯特航拍的地壇及其周邊。

20世紀90年代,地壇書市上的讀者在認真選書。翟偉 攝

1925年,地壇改建為京兆公園。

地壇的主體建筑方澤壇呈方形,體現古人“天圓地方”的宇宙觀。

1922年,瑞典漢學家喜龍仁拍攝的地壇,此時這里已經荒蕪。

1928年,京兆公園改稱市民公園。

京兆公園的公共體育場,是北京較早向公眾開放的體育場。

通俗圖書館內部,墻上貼滿了地圖、科普圖、衛生圖等。

一年一度的地壇書市,落下帷幕。今年書市格外熱鬧,不僅展區面積和展棚數量創歷屆新高,讀者數量也比往年多,11天里,83.6萬人次讀者走進地壇,現場人山人海。地壇,儼然成為北京讀書人的秋日聚集地。

其實,地壇與書的緣分,早在百年前就已經結下。

那時候,末代皇帝溥儀退位已十余年,地壇荒廢多時,壇墻頹敗,荒草沒膝,昔日皇家禁地成了沒人管的廢園。1925年,京兆尹(相當于現在的市長)薛篤弼見了可惜,牽頭把整座地壇辟為“京兆公園”,向普通市民開放。其中最要緊的一樁事,就是把荒廢多年的皇祇室改成了通俗圖書館。

皇祇室本是明代供奉地神牌位的地方,清代沿用,到民國時早已空蕩破敗。薛篤弼把這里修修補補后,改造成北京最早面向平民的公共圖書館之一。館內收藏各類書籍、報刊,書架沿墻排開,四面墻上貼滿地圖、科普圖等,其中一面墻上貼著“為善最樂,讀書便佳”八個大字。無論市民還是學生,都可以在這里免費讀書。

圖書館不單是借書、看書的地方,還定期舉辦公益講演。館外的方澤壇被改成了露天講演臺,臺上懸掛國旗,周圍設了幾百個座位,還配了留聲機,時常請各界學者、社會名流來講演,講文化、講常識、講家國大事。據說,每到周末、節假日有講演,公園里都擠滿了聽眾。

可惜好景不長。

1928年,京兆公園改稱市民公園。后來由于時局動蕩、經費不濟,圖書館沒幾年就搬到了鐘鼓樓,地壇再度荒廢。抗日戰爭爆發后,日本人在西郊修機場,把西郊的貧民趕到地壇來種地、居住,從此游客漸漸絕跡。

直到新中國成立后,1957年,北京市政府對地壇進行了全面整修,將其改為地壇公園。但由于這里位置稍偏,名氣也不像天壇、社稷壇那么大,專程來地壇游覽的人并不多,園子十分清靜。

恰恰是這份清靜,接住了一個年輕人的困頓與迷茫,也成就了中國文學史上最動人的一段文字緣分。

1972年,21歲的史鐵生在“最狂妄的年齡忽地殘廢了雙腿”,找不到去路,于是搖著輪椅走進了地壇。此后十五年,他幾乎天天都來,在園子里的老柏樹下坐著,看書、思考。這座原本用來祭地祈五谷豐登的古壇,成了他無形的書齋。斑駁的壇墻、掃地的老人、穿行的路人,都融進了他的文字里。

史鐵生在地壇里讀命運,也寫命運。那篇感動了幾代人的《我與地壇》,字字句句都帶著這園子的溫度。有人說,史鐵生之后,地壇才真正活在了當代人的心里。史鐵生的文字,讓地壇成為讀書人的精神家園,也成為無數人可以沉下心來讀書、想事的去處。

這一去處,因為地壇書市的興起,走進了更多人的生活。

北京的書市最早在太廟(勞動人民文化宮)辦。20世紀90年代,為了保護太廟古建與古樹,書市整體挪到了地壇,從此便有了家喻戶曉的“地壇書市”。每逢書市開幕,壇墻里就成了書的海洋,書攤在古柏下擺開,數百個展位密密麻麻全是書。

那時候,書市就是北京愛書人的節日。學生攥著零花錢,老人拎著布口袋,一家挨一家地逛。大家埋頭在書堆里翻揀、淘絕版的舊書,遇上作者簽售,能排著長隊等大半天。有人一買就是一摞,拎著袋子沉甸甸的,心里卻痛快。

2013年,地壇書市停辦,這一停就是十年。好多老北京人念叨,說像少了個老熟人,心里空落落的。2023年秋天,書市終于回到地壇,主題就叫“我與地壇”——既是呼應史鐵生的名篇,也是呼應幾代人的記憶。

從民國年間的通俗圖書館,到史鐵生筆下的精神故園,再到熙熙攘攘的地壇書市,地壇與書的緣分,藏在壇墻深處,也藏在每個愛書人的記憶里。

(圖源《北京地壇史料》、北京日報圖片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