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子彈打飛了嗎?
魯迅是一位斗士型作家——這并不排斥他身上暖暖的人情味,因為創作總植根于愛。愛與憎,是人類普遍情感的兩極。魯迅觀察舊事物和接受新事物,都具有一種懷疑精神,只有經過他實地體驗之后才敢確信。因為目光具有穿透力,魯迅才能透過現象觀其本質,使他那匕首投槍式的文字一語中的,具有導向性。魯迅有一篇散文詩《這樣的戰士》。這位戰士在無物之陣中舉起了投槍,每擲每中,都能“正中他們的心窩”,決不像李逵劫法場那樣拿著板斧胡掄亂砍。
當然,投槍能中目標,是就戰斗的總體方向而言;并不是說魯迅批評對方的話句句正確,字字珠璣。比如,魯迅《記“楊樹達”君的襲來》一文,就是對那位“確是神經錯亂”的學生有所誤解,于是隨后寫出了一篇“辯正”文學,把自己釀造的酸酒自己喝干。魯迅批評當年北大學生魏建功,言辭也過于犀利,所以他沒有把這篇文章收入自編文集,還跟魏建功結成了忘年之交。類似的例子還能舉出一些,可證君子之過,的確如日月之食。
然而,無意間我在手機上讀到一篇博文,說有位學人認為魯迅“把子彈全打在了門板上”。所謂“門板”,是形容“家族、禮教、包辦婚姻”——即所謂“小共同體”,而沒有命中“門里的東西”,指“國家”和“制度”——即所謂“大共同體”。魯迅“恨透了小共同體對人的束縛,卻看不見大共同體對人的吞噬”。所以,魯迅“一輩子都在打一場方向偏了的仗”,結果放跑了“秦制、大共同體、不受約束的權力”這些“真正的敵人”。
我想,以上這些說法應該是對社會學中某些概念的誤讀和片面理解,借此批評魯迅就顯得無的放矢。因為中國傳統社會是所謂“小共同體”跟“大共同體”的同構。如果魯迅筆下的“雷峰塔”象征著等級制度,那壓在寶塔底層的平民百姓(尤其是他們的妻和子)正是受著皇權專制和家族禮教的雙重壓迫,而魯迅的批判鋒芒既指向了“皇權”,也指向了禮教倫理。封建獨裁的政治制度維護了舊倫理、舊道德,舊倫理、舊道德又是維護舊政治體系的精神柱石?!皞惱怼背匀耍爸贫取背匀?,這才構成了《狂人日記》中的“吃人世界”。魯迅在《墳·燈下漫筆》中發出的吶喊是:“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這種黃鐘大呂式的聲音,不正是既包括倫理批判,也包含制度批判嗎?
無論在魯迅的雜文還是在魯迅的小說中,都有對封建暴君的直接批判,比如《故事新編·鑄劍》中的“王”(楚王),殘忍多疑,荒淫無恥。作品中的“黑色人”,代表廣大被壓迫民眾砍下了“王”的頭顱。作品中的雌雄寶劍,鋒芒絕不是僅指向“王”這個人,而是“大共同體”頂端的專制權利。在《且介亭雜文·病后雜談之余——“舒憤懣”》中,魯迅痛斥明代永樂皇帝的兇殘,揭露了封建帝王的“制度性殘暴”。
西方社會學中,并沒有把現代法理公民國家歸入“大共同體”,更沒有把以共同理想結成的革命集體包括在內。然而,魯迅不但在早期揭露過西方議會政治以平庸多數壓抑杰出少數的弊端,而且在后期也批評過美國南北戰爭之后的“產業主義的社會”,認為這種政治體制把“個性都得鑄在一個模子里,不再能主張自我了”。(《二心集·〈夏娃日記〉小引》)在《華德焚書異同論》《同意和解釋》《〈解放了的堂·吉訶德〉后記》中,魯迅戳穿了法西斯強權理論的反人性特征。在《大小奇跡》一文中,魯迅更直接諷刺羅家倫在1935年推薦國立編譯館譯出的希特勒自傳《我的奮斗》。羅家倫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的一員干將,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中期卻把希特勒在德國的崛起視為近代史上的一大“奇跡”。羅家倫當時的身份是“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國立編譯館是國民黨的官方編譯機構。魯迅此文雖短,但卻揭露了國民黨政權加速法西斯化的危險傾向。
與以上批評相呼應的是,還有學人說魯迅“只破不立”,“沒有提供一套完整的政治、社會制度的建設藍圖”。聽到這種說法,我頓時想起了魯迅寫的《看蕭和“看蕭的人們”記》。魯迅描寫的是,1933年英國作家蕭伯納環球旅行,途經上海,停留了8個小時。2月17日,宋慶齡設午宴招待蕭伯納,魯迅等作陪。餐后蕭伯納在宋慶齡家后園的草坪上接見中外記者。記者們向他提出了各色各樣的問題,“好像翻檢《大英百科全書》”。魯迅覺得這種做法是不恰當的。魯迅跟蕭伯納一樣,并不是一部能回答各種問題的大百科全書?!敖馃o足赤,人無完人?!币笠呀浫ナ?0年的作家魯迅,為今天的人們繪制一張人類正在探索中的社會制度建設藍圖,這豈不是求全責備嗎?魯迅在《三月的租界》一文中指出,在一個存在著不同政治傾向的文壇上,對左翼作家及其作品求全責備,所能產生的社會效應就只能是替論敵繳左翼的械。
魯迅不是政治家,但并不意味著魯迅沒有政治立場和政治遠見。1933年2月,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初訪中國,經宋慶齡介紹會見了魯迅。斯諾問:“你認為俄國的政治形式更適合中國嗎?”魯迅回答:“我不了解蘇聯的情況,但我讀過很多革命前俄國情況的東西,它同中國的情況有某些類似之點。沒有疑問,我們可以向蘇聯學習。此外,我們也可以向美國學習。但是,對中國說來,只能夠有一種革命——中國的革命。我們也要向我們的歷史學習?!保ㄋ怪Z《我在舊中國十三年》)這是我至今聽到的中國作家就政治體制問題發表的最深刻最睿智的回答。
(作者系北京魯迅博物館原副館長、中國魯迅研究會原副會長兼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