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家翟業軍翟業軍一定是一個有別于大多數學院派的學者。十三歲考入師范,十六歲站上中小學的講臺。意識到自己并不適合做小學老師后,翟業軍毅然掙脫既定的人生軌道,自考、讀研、攻博,一步步踏入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殿堂。他慶幸,早年的經歷讓自己沒有被學術體制完全規訓,可以自由地游走在不同的領域之間,也許這可以解釋,做研究時,翟業軍不愿偏守一隅。跨媒介、跨領域的對照閱讀,讓他感受到強烈的智識的愉悅。[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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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貼著人物寫”是讓汪曾祺受益終身的“小說學的精髓”,對研究者也大有裨益:如果“貼”不住人物的所思所想,“貼”不到作品的神經末梢,下筆必然浮泛失真。翟業軍的新著《“文人”汪曾祺研究》將這種與人物“同呼吸,共哀樂”的“誠意”,落實為對汪曾祺的“貼著”: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學批評中“知人論世”的思想,將汪曾祺“還原”為中國文化語境中的“文人”,在文學與戲曲、書畫、美食等領域的互文之間,展開“整體性研究”。 [詳細]
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研究場域中,汪曾祺具有相當高的文學史地位,甚少有人質疑,但是因何而肯定他,卻角度不同、人言人殊,這說明,對他的理解是多元的,甚至存在一定分歧。洪子誠認為,“在自稱或被稱的文學群體、流派涌動更迭的80年代,汪曾祺是為數不很多難以歸類的作家之一”,“雖然也曾被批評家當作‘尋根’作家討論,但那只是為宣言和理論尋找能在意緒上呼應的作品”。[詳細]
面對文本時,如何操作,不僅體現出批評家的專業素質,還涉及到更為復雜的對文學本體的認識。翟業軍對個案的介入,既不像現場批評那樣追求快速靈活,也不像學術研究那樣講究從材料開始說起,而是挑戰“可讀”性強的文本,以探索的姿態深入語義叢林,抵達文本/自我的雙重“絕境”。他的批評實踐,也是挑戰文本和自我邊界的冒險,而作為批評家,他總是能通過不可逆的勘探,發現因為“自我修養”而看到的“存在”。[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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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切地覺得,中學語文的教、學、考太重要了,比我所從事的學術研究重要很多,因為學術研究不過是曲高和寡的寂寞的事業,而中學語文不單會抽象化為各種考試、特別是中高考的巨大分值,更關乎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生命的長養——我們從一篇篇課文中學習如何嫻熟地使用母語,更懂得了什么是正義、羞恥乃至生死本身。可惜的是,中學語文從教到學再到考,都出了很多問題,說是病入膏肓都不為過。[詳細]
一開始,我的腦子里并沒有“文人”這個概念。我跟大多數讀者一樣,喜歡汪曾祺八十年代中前期的小說,便逐一論述起他如何建構出一個“有點甜,又有點苦”的仁愛的世界,這樣的寫作為什么就好像是遞一杯“不涼不燙的清茶”給剛剛度過劫波的驚魂未定的讀者,讀者又怎樣從這個仁愛的世界中汲取渡過苦難的力量,從而走上“改開”之路……漸漸地,我開始覺得汪曾祺并非始終都是一個“藹然仁者”,到了九十年代,他從一股駘蕩春風變身為一道道藍色的閃電。[詳細]
說到“三姐妹”,怎么可以不提到契訶夫的奧爾迦、瑪霞、伊莉娜“三姐妹”。可是,那是多么煩悶、無助、憂傷的“三姐妹”啊!她們不知道一切為什么變得這么糟,只能一徑喃喃自語:“要是能夠知道就好了!要是能夠知道就好了!”現實中的外省小城越是寒冷、寂寞、凋零,她們就越是想回到小時候生活過的莫斯科,回憶中的莫斯科向她們放出光明。不過,“想”回去的念頭已經耗盡她們的心神,她們喪失了行動的能力,她們回不去的。[詳細]
電影就是有魔法的,它的神奇在于:鏡頭記錄下導演所要的,也記錄下導演對于它們的存在并無清晰的“知”所以談不上要還是不要的。就是這些連導演自己 都未必意識到的東西,突破“知面”的限制,被鏡頭帶了出來,它們也許就是時代之真相。小說沒有法術。小說是小說家講述出來的,服從于小說家的“知面”。一個人的“知面”總是從過往的時代繼承而來,是惰性的、陳舊的,而陳舊的“知面”怎么可能講得出有關當下的新知?[詳細]
近期上映的《我的朋友安德烈》和《飛行家》,都改編自雙雪濤的小說。這出罕見的同一個作家左右手互博的好戲,在說明東北故事熱度不減的同時,也提示人們,東北故事擁有某些超穩定的內核,是這些內核聳動著人們一再地去閱讀,去觀看,去跟自己心儀的東北故事重逢。[詳細]
許多年前,我參加浙江某種作文考試的閱卷,主題有關浙江的人和事。那是一個冗長的、昏昏欲睡的午后,一份字跡略覺潦草的考卷跳到我的電腦屏幕上,我有一搭、沒一搭地往下看,認定是一篇非常差的作文。文章說的是,二十多年前,一個年輕男人去北方城市推銷自己家里作坊的產品。他來到第一家客戶,被趕出門,人家說,昨天不就跟你說過,我們不需要你的產品;他敲開第二家的門,又被趕走;于是,他又走向第三家……一天下來,他一無所獲。[詳細]
是啊,照徹大地的還是那一顆太陽,盈缺有時的不過是同一輪明月,古人今人同流水,你又怎么可能遇到并進而寫出什么新鮮的、只屬于你自己的東西?此種困窘,所羅門王說得清晰到絕望:“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無新事。”不過,不同于所羅門王把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歸入虛無和捕風,我愿意對“終古常見”和“并無新事”作出更客觀的理解:古往今來的人們走的是同一條路,渡的是同一條河,面對的是同樣一些亙古不變的難題。[詳細]
2016年6月的最后一天,午后,梅雨間隙,燠熱、霧數,我去南京藝術學院劇場看榮獲“金爵獎”的紀錄片《我的詩篇》,一部有關農民工詩人的詩篇。我打定主意不被這些詩人就跟梅雨季節一樣燠熱、霧數的生活和命運所感動,因為這樣的命運只能抵抗,必須挨過,感動一文不值,甚至就是輕慢,更因為我已經被過量的底層敘事感動過了,我有了免疫力。不過,我還是感動了,不是被他們的慘淡命運而是被他們的詩意時刻所感動,這一感動不是悲不能禁,而是歡樂,一種由心底涌起,從嘴角蕩漾開來的歡樂,像是漣漪。[詳細]
“批評”二字中,“批”指判斷是非、優劣、可否,“評”則指評析、評價,合起來就是指品評對象,好的說出好的所在,壞的指出壞的根由。我甚至覺得,批評的第一要義和功德就是排沙簡金,從海量的、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的對象中遴選出好的,然后說出它怎樣好,為什么好,好到什么程度。即使說壞的,也是對于美好不再的嘆惋和憤怒——你原本很好,可以更好,為什么變得如此之壞?就像別林斯基之所以詛咒果戈理是“鞭子的說教者,無知的使徒,蒙昧主義和頑固專橫的擁護者,韃靼人生活風習的歌頌者”。[詳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