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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廠服,還是吊帶裙?  ——評紀錄片《我的詩篇》
來源:文藝批評 | 翟業軍  2026年10月24日16:03

2016年6月的最后一天,午后,梅雨間隙,燠熱、霧數,我去南京藝術學院劇場看榮獲“金爵獎”的紀錄片《我的詩篇》,一部有關農民工詩人的詩篇。我打定主意不被這些詩人就跟梅雨季節一樣燠熱、霧數的生活和命運所感動,因為這樣的命運只能抵抗,必須挨過,感動一文不值,甚至就是輕慢,更因為我已經被過量的底層敘事感動過了,我有了免疫力。不過,我還是感動了,不是被他們的慘淡命運而是被他們的詩意時刻所感動,這一感動不是悲不能禁,而是歡樂,一種由心底涌起,從嘴角蕩漾開來的歡樂,像是漣漪。

看電影的時候,我一直在想:什么是詩,他們為什么要寫詩?我的答案是:詩是對于生活的放慢或快進、飛越或回溯、放大或忽略,“我”在詩中與變了形的因而變得虛假或許又更加真實的世界相逢,這樣的相逢開啟出一個同樣虛假或許同樣更加真實的“我”,一個詩意的“我”,“我”擁有了自己的詩意時刻。我想到了汪曾祺《異秉》中的陳相公,一個藥店里的小學徒。陳相公每天的生活被無休止的勞作包裹得密不透風,他也確實不大靈光,常常被師傅們打。

可是,就是如此卑微的一個生命也有他自己的確信:挨了打,他會對遠方的媽媽說,媽媽,再挨兩年打,我就能養活您老人家了。更有自己的抒情瞬間:傍晚,爬上房頂收晾曬了一天的藥材,他看得見遠方的綠樹,綠樹后面緩緩移動的帆,看得見鴿子,和鴿子一起飄動的風箏。我想,就在把目光從逼仄、貧乏的生活拋向遠方的風帆的此刻,陳相公是一位詩人,他就像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一樣的瀟灑,他通體都是清潔的,有光。

影片中的打工妹鄔霞跟陳相公一樣卑微,她十四歲就跟隨父母到深圳打工,每天揮汗如雨地熨衣服,忙得頭都抬不起來。可是,她也有一個吊帶裙的夢,她收藏著很多件五顏六色的吊帶裙,廉價的,起毛、跳絲的,可它們就是能夠襯出她的美麗的腰身,一個被直筒筒的廠服覆蓋得嚴嚴實實的美麗腰身。當我看到她終于穿上吊帶裙,對著鏡頭,略帶羞澀和緊張地朗誦她的《吊帶裙》時,當她說到“陌生的姑娘,我愛你”時,我真的感動了,一種類似于心臟被一雙溫柔的手細細熨平的感動,一種就像吊帶裙在風中飛揚的感動。

我知道,這是詩,詩就是我被打開,你也被打開,我們在被打開中相融,相愛——不愛,怎么可能?這樣的詩不試圖把自己銘刻進詩歌史,詩歌史太堂皇,閃爍著冷、硬和敵意的光,而它只是一聲情動于衷的“將仲子兮”,在所有心有戚戚焉的人們的心中回蕩。這樣的詩也無關乎階層,無關乎戰斗,它就像“子兮子兮,如此良夜何”,有一種生命在伸張的甜蜜,也有一種生命愈是伸張不已,愈是覺得伸張得不夠的“無可奈何”(胡蘭成)。這樣的詩與其說是一個名詞,高貴、尊嚴的名詞,毋寧說是一個形容詞或副詞,指向生命的新的狀態和可能。

可是,當影片開頭,楊煉鄭重其事到神秘兮兮地宣布,幾千年的詩歌史必將銘記今晚的“我的詩篇·工人詩歌云端朗誦會”時,我知道,作為形容詞和副詞的詩被綁架了,農民工詩人的詩意時刻被綁架了。這注定不是一次生命的舒展,而是一場巫師的大法會,巫師施放出來的煙霧是底層、苦難、抵抗之類我們耳熟能詳的神圣概念,指向的卻是詩歌秩序的重建,而秩序的重建者當然就是巫師本人。

于是,朗誦會的氛圍必須是悲壯的,悲壯到不得不下起一場漫天大雪。影片主創應該是想用大雪來隱喻“悲涼之霧,遍被華林”的時代吧,我卻分明看到,大雪就是對于農民工詩人的埋葬和遺忘——搶救即埋葬,其他行當也大抵如此。現身朗誦會的農民工詩人則必須“用很不專業的姿態,反抗這個時代”(吳曉波)。

可是,反抗已是艱難,方式還注定“很不專業”,這是一場多么絕望的抗戰,抗戰還沒開始,勝負已見分曉,而真正的勝利還是屬于那些把他們組織起來去戰斗的組織者們。就這樣,所有的朗誦者都被裝進一個凝重、悲憤的模子里,他們無法放松,不能微笑,不約而同地用一種被賦予的變異聲調向時代喊出一篇篇蒼白的檄文。

當看到穿回廠服、神情木訥的鄔霞鸚鵡學舌一般地說出“陌生的姑娘,我愛你”時,我的心一陣疼痛,我懷念那個穿著吊帶裙、沖著鏡頭微笑的年輕母親,我相信,那時的她是幸福的,因為她仿佛已經看到一個陌生的姑娘穿著她親手熨制的吊帶裙,像她一樣的舒展,她知道,那一定會是美麗的。我想,正是在這里,影片的表現對象和表現方式之間出現了無法彌合的斷裂:

“表現對象可能是吊帶裙,表現方式卻只能是廠服,廠服所要傳遞的是吶喊和呼告,吊帶裙才是活的、帶著體溫的詩意時刻。”

其實,更早些,早在影片還沒有開映,優雅的女主持人請凝重的秦曉宇導演說上幾句,導演引用到本雅明的“紀念無名者比紀念知名者更困難。歷史的構建是獻給無名者的記憶”,我就已經預感到一場綁架案即將上演,因為農民工詩人已經被預設了與“知名者”相對立的“無名者”的身份,于是,他們的命運就只能是被打撈、被紀念、被展示,他們不得不走著戲曲的臺步,捏著嗓子唱起悲情與抗爭的歌。

果然,無須理由,不必論證,爆破工陳年喜就可以認定:“活著就是沖天一喊/真情和真理皆在民間。”——“禮失而求諸野”,這可是典型的知識分子話語。陳年喜還會故地重游一樣地在自己的臥室里追憶起妻子“于歸”時的溫情繾綣,理一理(多么莊嚴的動作,猶如撥流蘇、理綬帶)他們用了十多年的舊枕巾,搞得坐在我身邊的姑娘一陣嘀咕:呀,他的妻子死了?直至看到他來到廚房,妻子正在灌開水,姑娘這才放了心,卻又有點猜錯、上當的懊惱:哦,還活著!他還要用手輕輕握住妻子的手,一起灌水,我能看到她的手微微躲了一下,她和我一樣不習慣于公開的、戲劇化的愛情表達。我猜,她意識不到的是,她曾經熟悉的丈夫已經不是一個人,而是一種角色,角色的名字叫做“無名者”。

這樣一種被賦予的戲劇化自覺讓陳年喜們吃力地穿行于現實與戲劇之間,他們自以為他們已經被命名,其實他們是如此的狼狽,瞪著一雙精神分裂者特有的既專注又迷離的眼睛,吃力地打量著他們根本看不懂的世界,世界則向他們打開居高臨下的、諷刺又帶點包容的微笑,就像那個白發梳得一絲不茍的老者不懷好意地對著向他尋求內刊編輯崗位的烏鳥鳥一再反問:物流,你知道什么是物流嗎,物流公司要什么內刊?所以,我愿意重申:

“搶救即埋葬,命名就是傷害,我們的農民工詩人在被搶救的過程中已經不再寫詩,他們開始唱詩、演詩。”

行文至此,我有理由認定,“我的詩篇”中的“我”指的不是農民工詩人,而是影片的主創,是主創讓農民工詩人穿著廠服(穿著廠服站在詩歌朗誦會上,就像民族代表穿著民族盛裝坐在大會的禮堂,這不是詩,是儀式)向時代念起他們未必懂得的咒語,我真的擔心他們忘了他們曾有過吊帶裙的飛揚和美好,他們完全可以也應該過著讓自己更歡樂、充盈的詩意生活。映后,導演為女主持人贈言:“以血肉有情之詩,為底層世界立言。”這一贈言當然可以理解為事實描述——農民工詩人以他們的“血肉有情之詩”來為底層“立言”。我卻更傾向于把它理解成主創在抒懷——“血肉有情之詩”只能是主創創作出來的這部影片,一部大寫的詩篇,詩篇為底層“立言”,而底層本身則是連發聲尚且不能的,他們所能做的只是為主創的詩篇提供一些素材而已。

秦曉宇導演為陳捷教授贈言:

“以血肉有情之詩,為底層世界立言。”

不過,影片結尾的一點小小提示讓我釋然了:失業已久的烏鳥鳥終于打算改行殺豬了。是啊,寫什么烏煙瘴氣的鳥詩,多殺幾頭豬,多攢一點錢,養好那個剛剛呱呱墜地的孩子,才是正經的營生。只有在這樣的拒絕被俯視也拒絕被仰視(仰視是在仰視他們所不是的角色,真實的他們還是被俯視了)的凡俗、綿密的生活中,才會有吊帶裙飛揚的詩意時刻一再綻出,烏鳥鳥這才有可能做一個真正的抒情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