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業軍:《“文人”汪曾祺研究》后記兩則
一本生長起來的書
——《“文人”汪曾祺研究》后記之一
翟業軍
九十年代中期,我十幾歲,從中師畢業,回老家做小學和初中的教師,把自己的一碗水倒進另一些碗里,倒也逍遙自在。那時,我的字典里根本沒有文學、學術之類的字眼,我甚至是不看書的,除了教材和教輔。有次去縣城,順手買了一本小說選,坐上回家的中巴車,隨便翻開一篇小說,說的是一個農村小姑娘和一個小和尚的愛情故事,叫《受戒》。我一下子看進去了,心里既覺得熨帖,又被深深地攪動,攪動到恨不得立刻下車,找一兩個朋友去說些什么。說什么呢?其實不清楚,但我真的開始有了說的愿望,因為我知道這世界原來是有美好存在的,如果能參與創造和傳播美好,該是一件多么動人的事情。就是從這一刻起,我決心好好學習,去追隨那些美好、偉大的靈魂,所以,我可以肯定地說,我的文學啟蒙就是汪曾祺和他的《受戒》。
自2004年在《文學評論》發表我的第一篇研究汪曾祺的文章,至今已過去十幾個年頭。說這個不是為了標榜這本書是十幾年磨出來的一把劍,而是要說明我從來沒有刻意圈定一個對象,而后孜孜矻矻地研究它。讀汪已經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在讀的過程中,有些念頭萌生,又死去,有些念頭留了下來,有時還會引發出另一些念頭,這些念頭就被我寫成文章,陸陸續續有了十幾篇,十幾萬字。從這個角度說,這本書像一棵樹,是慢慢生長起來的,當它破土而出的時候,我其實并不知道它后來會抽什么樣的條,發什么樣的花。這本書在生長,我這個人也在成長,成長的過程真是快樂,渾然不覺十多年光陰的流逝。或者說,在文學和思想的世界里,根本沒有時間流過,當我看十多年前的文章時,仍然覺得新鮮,仍然能感動于當年寫作時的感動,它們好像并不過時,我知道,我和我的書都是年輕的。
一開始,我的腦子里并沒有“文人”這個概念。我跟大多數讀者一樣,喜歡汪曾祺八十年代中前期的小說,便逐一論述起他如何建構出一個“有點甜,又有點苦”的仁愛的世界,這樣的寫作為什么就好像是遞一杯“不涼不燙的清茶”給剛剛度過劫波的驚魂未定的讀者,讀者又怎樣從這個仁愛的世界中汲取渡過苦難的力量,從而走上“改開”之路……漸漸地,我開始覺得汪曾祺并非始終都是一個“藹然仁者”,到了九十年代,他從一股駘蕩春風變身為一道道藍色的閃電,我必須正視他的“衰年變法”以及“衰年變法”的文學史、文化史意義,于是,就有了那幾篇討論“晚期”汪曾祺的文章。又接著,我感到單是就汪曾祺的文學說文學是遠遠不夠的,他喜歡畫畫、寫字、做菜,會寫戲甚至會唱戲(唱的還是青衣),還愛看各種雜書,為終于弄明白什么是葵、什么是薤而興奮,我想,不弄清楚他在這些領域里的成就,怎么可能把他的文學看得分明?至此,我明白并堅信,他就是一個在中國已經絕跡的“文人”,這個“文人”游刃于諸多藝事,此挹彼注,觸處生春;“文人”的情懷和意趣使他“頓覺眼前生意滿”,同時又“須知世上苦人多”;到了“晚期”,他試圖突破作為一個“文人”的同一性,“淡淡”、“蕭蕭”被他改寫成了極度的“鮮濃”,這是遲開的玫瑰,當然,也有人視之為胡鬧。研究“文人”汪曾祺是重要的,因為“文人”這樣的雜家、通才是對于專業化、科層制的反動,闡釋他正是“救”出我們自己的一種方式和可能;也是難的,因為我以及絕大多數同行都是被“專業”地訓練出來的,我們沒有能力甚至都想不到去探究他在文學之外的領域里的創造。于是,我跟著汪曾祺去看書,去讀書畫,去做菜,去看戲,去“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我想全方位地占有他,我想成為他那樣的“文人”。汪曾祺送給宗璞一幅畫,有題畫詩曰:“人間存一角,聊放側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汪曾祺其實無意于說宗璞,他說的是他自己,他就像一朵側枝花在春風中翻飛,欣然自得,而我們都知道,在宋儒那里,“自得”是必然通往“四時佳興與人同”的。我的汪曾祺研究亦可作如是觀:我說的是汪曾祺,也是我自己,“文人”境界既是我對于汪曾祺的客觀描述,也是我的自我想象的投射。
六十多歲的東坡老人流落海南時說:“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我的家在哪里,我不知道,但生命在繼續,那就繼續找下去,我知道我的家應該就在“牛欄西復西”。本書是我尋找過程中的一個印跡,最深、最重的印跡。
本書的一些章節在《文學評論》《文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文藝爭鳴》等雜志刊發過,有些被《新華文摘》“論點摘編”,被《人大復印資料》復印,感激始終支持我的師友們!
2018年5月13日
一本非書之書
——《“文人”汪曾祺研究》后記之二
2018年5月13日,我寫下《一本生長起來的書——〈“文人”汪曾祺研究〉后記》一文,給這本“生長”了十多年的書稿畫上一個潦草卻堅定的句號——它生長得實在是太慢、太隨心所欲了。沒想到,書稿獲得當年的國家社科基金后期資助立項,意外地又生長了四年,直至結項的deadline將至,我不得不下決心寫下這篇“后記之二”。如果把我在《文學評論》2004年第1期發表的《藹然仁者辨——沈從文與汪曾祺比較》,當作這本書生長的正式的起點,那么,它已經生長了十八年,是一個初初長成的小伙或者姑娘了。十八歲的少男少女當然好看,觸目都是新鮮、都是勝景,于是,我有理由相信這也是一本美好的書,它一定會有好運,能與更多的讀者相逢。作為作者的我已經人到中年,多少有些“路長人困蹇驢嘶”的疲憊和蕭瑟。我想到《十八春》,隔著十八年的漫長的辛苦路,曼楨說,世鈞,我們回不去了。是啊,過去多少的人、事、心境,統統回不去了,而我被歲月推著一路向前,走過一春又一春。
在充實書稿的四年里,有許多欣悅、快意以及憂傷縈懷的時刻。最刻骨銘心的經歷,是寫《孤憤,還是有所思?——論汪曾祺從〈聊齋志異〉翻出的“新義”》。那是2020年1月到4月,“新冠”驟襲,我一個人被困在一間過渡房里。白天讀“三會本”《聊齋志異》,與鬼狐為伴,倒也樂而忘憂。晚上卻不免膽寒,害怕真有異類搴簾而入,只能喝上一兩斤紹酒,且將陋室當作畢刺史家的“綽然堂”,“香夢重尋春復春”。3月,資料準備就緒,開始寫作。論到汪曾祺所改寫的《黃英》之“醉陶”一節時,我說,這是最好的蒲松齡與最好的汪曾祺的相遇:三郎與曾生豪飲,就是“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觥籌交錯中,人作為花在暗發,“我醉欲眠卿且去”的時候,人怒放成一樹菊花,對于這樣的人/花,可以報之以酒,也可以報之以琴,所以,“明朝有意抱琴來”。我沒法在文章里說明的是,這也是最好的我與最好的他們的相遇,我相信,討論“醉陶”時,我也開出了一朵李白的盛唐花。后來又論及汪曾祺改寫的《蛐蛐》(《促織》)。黑子來到父母的夢境,他對他們說:“我想變回來。變不回來了。”第二天一早,黑子和宮里的黑蛐蛐都死了。我說,好像有一堵該死的墻橫在那里,孩子只能自己爬過來,他就是爬不過來,可父母沒法拉他一把,哪怕是輕輕的一把,只能眼看著兒子走了。這是一個最絕望的故事,寫盡生而為人者的憂傷,而它的前身卻是一出多少有點庸俗的喜劇。敲擊著這些文字,我突然嚎啕大哭,感到無力,一種對于我所愛的親人以及我自身的命運的無力。
檢視書稿,仍有不少缺憾。比如,我的學養不足以支撐我去揭示汪曾祺的寫作與他所喜歡的《容齋隨筆》《十駕齋養新錄》《植物名實圖考》《癸巳類稿》之類古代隨筆之間的關聯,而這個論題曾讓我非常感奮。再如,我始終沒有辦法“系統”地討論汪曾祺,從而寫出一本“專著”來。我總是被汪曾祺的某一種特質所激發,由這一個點帶出一個面,很快又被下一個點所裹挾、激動,最終形成這一本由十幾篇由點及面的文章匯集而成的“非書之書”。對此缺憾,我還是有話要說:之所以要寫一本書,當然不能是先跑馬圈上一塊地,接著就沒日沒夜、“無問西東”地耕作,而應該是一開始就被對象身上密布著的癥候、“刺點”所攪動,不撕開它們、挫平它們,決不會善罷甘休的。順著這些癥候、“刺點”潛入對象,一定會發現對象的根基處是虬曲、纏繞、回旋的,根本不可能把它整理成一個分明的體系,或者說體系就是對于根系的篡改。我們所能做的,大概只是從一條根慢慢地捋下去,回望它的來路(但不是源頭),探究它的發展(但不是目標),更要從這一條根延展向其他的根,再由其他的根一再地潛回這一條根,由此復現出一個蕪雜的、矛盾重重的根系。這樣一來,一本本真的書就一定是一本破碎的書,纏繞的書,重復的書,回旋的書,既相互說明又彼此駁斥的書,說到底,就是一本“非書之書”。
在給我的汪曾祺研究畫下一個休止符的此刻,我衷心地覺得,學術研究是寂寞的,卻也樂在其中。或許可以反問:在逼仄的現世陶醉于一小片學術的園地,不也是一件幸事、快事?所以,經營好自己的園地吧,意冷的時候,不妨聽聽“東坡”的曳杖聲穿透了千年的云霧,依舊在鏗然作響:“雨洗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犖確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
本書部分章節,曾與趙順宏等師友、學生交流,謝謝他們!
浙江大學董氏文史哲研究獎勵基金提供部分資助,特此感謝!
2022年1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