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業軍×唐山山:我一直是一個游牧者,朝向水草豐茂的地方策馬奔騰
編者按
“文海觀潮——浙江作家作品觀察”將以訪談、視頻等形式,陸續推出14位浙江作家創作觀察。本期聚焦作家畀愚。

翟業軍,1977 年生,江蘇寶應人,文學博士。浙江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兼任浙江省作家協會第十屆主席團委員、文學評論委員會主任。著有《春韭集》《金風集》《洞穴與后窗:從文字到影像的旅行》《“文人” 汪曾祺研究》《闡釋之門》等專著。其中《闡釋之門》獲第九屆魯迅文學獎文學理論評論獎提名;主持國家、教育部等多項課題,曾獲第十屆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首屆雪峰文論獎,擔任茅盾文學獎、紫金山文學獎等文學獎項評委。
翟業軍一定是一個有別于大多數學院派的學者。
十三歲考入師范,十六歲站上中小學的講臺。意識到自己并不適合做小學老師后,翟業軍毅然掙脫既定的人生軌道,自考、讀研、攻博,一步步踏入現當代文學研究的殿堂。他慶幸,早年的經歷讓自己沒有被學術體制完全規訓,可以自由地游走在不同的領域之間,
也許這可以解釋,做研究時,翟業軍不愿偏守一隅。跨媒介、跨領域的對照閱讀,讓他感受到強烈的智識的愉悅,在他看來,擁有了這樣的愉悅,人生便是值得一過的。這是一位評論家留給自己最珍貴的饋贈。
談到文學帶給他最原初的感受,他用一句話形容心底翻涌的渴望:“想立刻跳下車,找到一個人,跟他或者她說一些什么。”我毫不懷疑這種“傾訴”的巨大熱情至今依然貫穿在翟業軍所有作品中,讀他的評論文字,如同與他對坐,聽他娓娓講述。文字清新、舒展、透亮,把評論 “寫得好看” 也是他的基本追求。
我問翟業軍,怎樣算是“批評要把自己寫出來。”他說,“我”會不斷被批評對象激發、改變,每經歷一次,“我” 便豐厚一層;反過來,不斷豐盈的 “我”,也總能找到可以繼續滋養自己的對象,發掘出它潛藏的秘密。如此深刻的纏繞,我想,也唯有到如此的狀態,寫到動情時,才會或狂喜到騎車去曲院風荷轉上幾圈,或被文字牽動到號啕大哭、不能自已。
當年自認為并非小學老師那塊料的人,如今卻是很受學生歡迎的大學教授。他教學生們,找一兩位自己喜歡的作家,竭澤而漁地閱讀;不要待在書齋里,去看、去聽、去嗅,去感受風的迷人阻力,在御風而行的時候,我們或許也能飛翔。
二十余年深耕汪曾祺,是他學術生涯的一場漫長對話,如今他又把目光投向新時期文學情感研究,探尋中國人情感的萬千褶皺:愛感、恨感、死感、期待、恐懼、焦慮、羞恥、憂郁、倦怠……他依然向往純粹透明如晶體的境界,去找到一片“林中空地”,討論生而為人的根本困境,與讀者會心。年歲漸長,下筆收斂,但“違心的話不說,爛的作品不評”的底線從不動搖。
就像他說的那樣,做一個游牧者,永遠向著水草豐沛的地方,策馬奔騰。
好的研究應找出同中之異與異中之同
中國作家網:回看您的人生軌跡,您早年有過中小學任教的經歷,之后選擇離開工作,重新回到校園繼續求學。是什么樣的際遇與決心促使您放下已有的生活軌道,走向現當代文學研究之路的?個人經歷如何塑造了您的批評視野?
翟業軍:謝謝中國作家網對我的訪談。時間過得很快,在我成長過程中覺得理所當然的一些事情,到了現在,得認認真真地解釋,下一個或者幾個代際的人們才會明白,所以,我經常有“幾世為人”的感慨。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個農村孩子的理想目標不是考上重點高中,然后上大學,而是中考時考取中專或者中師,因為這樣一下子就能解決掉戶口和工作問題。我是1990年考上江蘇省高郵師范學校的,13歲。93年,我回到寶應老家的中學和小學任教。我也許是一個受歡迎的大學老師,但一定不具備教好小學生的能力。有一次,我給三年級學生講24小時計時法,下午3點就是15點,講了兩天,學生都沒聽懂,看著他們的幼稚、無辜的臉,我一下子懂了,我不是做小學老師的料,我得學習,然后離開。我很快拿到自學考試的專科、本科文憑,并于98年考上揚州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的碩士生,2001年又到南京大學攻讀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學位。選擇現當代文學專業的契機,我在幾個地方說過:一天,從縣城回家,坐在中巴車上,我翻看一本當代小說選,一下子被一個小和尚和一個小姑娘談戀愛的故事吸引,我涌起一種強烈的渴望,想立刻跳下車,找到一個人,跟他或者她說一些什么。后來,我明白了,這就是文學的力量,我被這樣的力量吸附到它的身邊。我的經歷當然導致我的學養不夠完備,存在不少知識盲點。不過,站在當下,擁有后見之明的我又很慶幸有過這樣的經歷:我從來沒有被學術體制所規訓,而是自由地游走在不同的領域,我渴望從盡可能多的人、事、作品中獲得教益和長養。
我還想特別說一下我的兩位老師,已故的揚州大學曾華鵬教授和南京大學許志英教授,他們都是現當代文學研究第二代學人中的佼佼者。我無意評價他們的學術。我想說的是,在跟他們相處的過程中,他們極少說到自己的現實利益,更不會說到自己家庭的困難(那一代學者的家境往往是清苦的),他們說來說去的都是學術和學術界,他們為剛剛冒頭的新人而欣喜,為哪個有前途的年輕人耐不住寂寞去從政或經商而扼腕——他們所認定的前途只能是學問的精進。身處當下這個令人沮喪的學術界,我無比懷念他們。

中國作家網: 您在《洞穴與后窗:從文字到影像的旅行》中致力于文學與影像解讀互參互證,新作《闡釋之門》當中,也依然能讀到對影視作品的專論,如今我們身處視覺文化愈發強勢的時代,影像之于您整體的研究實踐有著怎樣的意義?這種在相通又彼此有別的領域間的思考,帶來什么樣的收獲?
翟業軍:當我寫作《洞穴與后窗》時,影視的力量還很強大,沒想到它們的寒冬很快來臨,它們所面臨的危機,也許更甚于文學。不過,當下肯定是一個視覺文化占主導地位的時代,如果不熟悉、研究視覺文化,一個學者必然落伍或者冬烘。很難說得清楚作為整體的影像對于我的整體研究實踐具有哪些意義,能說得清楚的只是在具體的批評實踐中,影像給我帶來的刺激,或者叫靈感。比如,如果不是有一天我盯著《戀戀風塵》的結尾,夏天繁盛的樹葉在風中搖響,云卷云舒,往綿延青山投下遲遲又速速奔走的影子,我大概不會想到通過侯孝賢去理解沈從文。當我把沈從文的“天眼”和侯孝賢的長鏡頭放在一起對照時,我認為我解決了兩個重要問題。其一,侯孝賢是看了朱天文帶來的《從文自傳》,才找到拍《風柜來的人》的方法的,這是電影研究界人所共知的典故,但是,研究電影的人不懂沈從文,他們說不清《從文自傳》究竟是如何影響侯孝賢的創作的。其二,我們從來都把沈從文給新文學化了,只有從侯孝賢的影像回視《從文自傳》,我們才能理解沈先生為何會斬決地說自己的創作跟改造國民性思想“毫無什么共通處”,還說自己的一切習作皆缺少什么寓意。只有把沈先生跟新文學傳統剝離開來了,我們才有可能讀懂他,走進他。
在不同領域的游走,讓我從不拘泥于一隅。這世界有那么多了不起的、有意思的東西,我為什么不去跟它們對話,而是把生命耗費在無趣、局促的角落?我還由此揣摩出一種“對照記”研究法:好的研究應該把兩種或者多種東西對照起來看,看起來差不多的,就看它們的“同中之異”;貌似不同的,看能不能找出它們骨子里的“異中之同”?這樣的“對照記”研究法讓我發現了一些真相,更讓我感受到強烈的智的愉悅——擁有了這樣的愉悅,人生就是值得一過的。
中國作家網: 您的批評語言風格令人印象深刻。讀您的文字,能感受到它的反制式、自由靈動,有讀者評價說“既能讓人讀懂,又讓人讀來清風拂面”。這樣的批評寫作風格是如何一步步生長成型的?
翟業軍:在《洞穴與后窗》自序的開頭,我說:有一天,收到一位編輯老師的電郵,說,讀了我的文章,“如在霧霾天里突然吹來一股清風”。我想,這句話既是說我的文章有道理、有價值,也是說寫得好看吧。寫得好看,是我的基本追求,如果寫不好看,我為什么還要寫?其實,曾老師、許老師都不追求好看,他們要求的是準確、簡潔,就像老中醫開藥方。但是,他們是包容的,并不排斥好看。2000年底,我碩士三年級,確定留校任教,讀博士則是未來的事情。一天傍晚,我突然接到徐德明老師的電話,說,我投給《揚州大學學報》的一篇文章,外審專家是許老師,許老師很喜歡這篇文章,并希望素未謀面的我報考他的博士,如果考上了,我就是他的關門弟子。后來的種種經歷不必細說,只說一點:當我坐到許老師家的沙發上時,他一上來就告訴我,我的文章的觀點未必驚人,但文筆清新可喜,他喜歡。
如果說我確實有語言風格這個東西的話,那么,它的形成一定和我喜歡的幾位作家有關系,沈從文、張愛玲、汪曾祺、王安憶、畢飛宇,等等。我一直跟我的學生說,找一兩位自己喜歡的大家,竭澤而漁地閱讀,這就是跟高手過招,一直跟高手過招,你就不會差。今年第10期《作家》發表了我為李杭育老師的小說集《水滸客棧》寫的序言,一個學生說,某句話“很王安憶”。我絲毫沒有被“戳穿”的懊惱,而是很高興他具備這樣的鑒別能力,我相信,他在研讀幾年的王安憶之后,某些表述也會“很王安憶”的。當一個人同時很魯迅、很沈從文、很張愛玲、很王安憶的時候,我想,他/她已經確立了自己的寫作風格,他/她的文章一定是好看的。
中國作家網: 評論本身就包含選擇。哪些寫作值得進入闡釋視野,又對哪些寫作保持沉默,這也是在搭建一套屬于批評家個人的文學譜系。您挑選批評對象的內在驅動力是什么,您會優先看重對象的哪些特質?
翟業軍:剛進入文學批評領域的時候,我葷腥不忌,什么樣的小說都看,什么樣的作家都敢批,當然也就得罪了一些人。現在的我沒有了從前的火氣,人也變得世故了一些,犀利的批評文章不會再寫了。我所能堅持的是,違心的話不說,爛的作品不評。
你說得很對,評論就是選擇。我選擇一個評論對象,首先是因為這個對象激發我、豐富我,我就在評論對象的過程中得到了成長。我還看重一些特質,比如,優秀的小說家必須有一種屬于自己的敘述語言。敘述語言很重要,它是一個小說家的核心秘密。我在南京大學工作的時候,經常考學生一道題型:選幾段話,讓學生猜它們的作者分別是誰,并詳述理由。這個理由很難寫,寫出來,學生也就掌握這位作家的敘述語言,從而理解、占有他/她的創作了。
中國作家網:您曾提出,批評就是要把自己寫出來。無論是《春韭集》《金風集》,還是《闡釋之門》中,都能看出您的批評里飽含豐沛的個人感受。您是如何處理把握其中的尺度,讓自我有效在場,又不讓個體感受遮蔽文本自身?
翟業軍:“批評就是要把自己寫出來”,是我請郜元寶、趙順宏兩位教授給《闡釋之門》做讀書會時突然想到的名字,不一定嚴謹,很多人也未必接受。但是,我的基本態度就是這樣的:如果不能把我自己寫出來,我為什么要寫這些批評文章?需要說明的是,這個“我”不是天然地放在這里,就是客觀的、不動的,而是時時被批評對象所激發、改變的,每被激發、改變一次,“我”也就豐富了一層;反過來,豐富的“我”一定會找到那些能進一步豐富“我”的對象,并把它潛在的秘密發掘出來。這樣一來,就不會出現個體感受遮蔽或者取代文本的情況,因為感受本身就是被文本激發出來的。
我希望自己在寫作中是純粹的、透明的
中國作家網:從2004年發表第一篇汪曾祺相關論文算起,您對汪曾祺的研讀已持續二十余年。《“文人”汪曾祺研究》是凝聚您多年研讀時光的成果,能否向我們簡單介紹一下,大眾常把汪曾祺簡化為沖淡閑適的文人符號,但您一直在豐富拓展這一既定印象,您對汪曾祺的認知發生過怎樣的變化?
翟業軍:我給《“文人”汪曾祺研究》寫了兩篇“后記”,第一篇《一本生長起來的書》,說的就是這本書是緩慢生長起來的,生長了二十年,在漫長的歲月中,它經歷了童年、少年、青年等時期,變化真大。最大的變化,就是我一開始并沒有“文人”這個概念,而是想著一篇篇地寫汪曾祺的名篇精讀,《受戒》《大淖記事》《異秉》《八千歲》,等等。到了2014年,我突然想到,汪曾祺說,“書畫蕭蕭余宿墨,文章淡淡憶兒時”,他的蕭蕭書畫與淡淡文章之間究竟是什么關系?如果不弄清楚這個關系,怎么敢說自己弄懂了汪曾祺?于是,我很快寫出論汪曾祺文學與書畫創作的關系的文章,發在《文藝研究》上。進一步,我又想,萬川映月,我們可以從無數條川流中的月影,去回溯高懸天上的作為原型的月亮,那么,我們不是應該從汪曾祺在文學、書畫、美食、戲劇等諸多領域的實踐,去建構出一個作為原型的汪曾祺形象來?換句話說,作為作家的汪曾祺其實只是汪曾祺在文學這道河流中的倒影而已,離開作為書畫家的汪曾祺、美食家的汪曾祺、戲曲家的汪曾祺,我們就不可能理解那個作為原型的汪曾祺。于是,我又寫了戲曲家汪曾祺、美食家汪曾祺等一系列文章。至此,“文人”這個概念就呼之欲出了。
汪曾祺確實被簡化成了沖淡、閑適的符號,他好像就是一個寫寫散文、做做美食的恬淡文人。事實當然不是這樣的,我有兩點想特別說明。
首先,1980年復出時的汪曾祺絕不避世,他寫那些優美、健康的小說就是要給并沒有多少美好和詩意的世界帶來美好和詩意,他知道,人的心是瓷器,是脆的,受過傷的心是有璺的,得呵護,得小心輕放。就拿《歲寒三友》來說吧,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只是三個說上不上、說下不下的普通人,他們根本不可能也無意于以松竹梅作為自己人格的投射,或者叫隱喻。這里的奧秘在于,汪曾祺把作為君子、高士的人格投射的“友”,改寫成友誼的“友”,他知道,越是缺乏友誼的時代,文學就越是應該給人們送來友誼,只有在文學所送來的既虛幻又真實的友誼支撐下,人們才有力量“挨”過重重苦厄。這樣的文學不像匕首和投槍,能把世界的內里血淋淋地撕開給你看;也不是雞湯,告訴你現世的一切都安好,而是在承認世間苦的基礎之上,給你帶來一點“滋潤”。正是因為懂得老朋友的一片衷心、苦心,林斤瀾在為北師大版《汪曾祺全集》作序時,才會提出“絕不平和”說:“也許‘心平氣和’是作家的難得的‘氣質’。但研究家卻要面對絕不平和的現實……”
其次,八十年代后期的汪曾祺艱難地、近乎“自毀”地開啟了自己的晚期風格,或者叫衰年變法。衰年變法之后,汪曾祺寫過一篇小說,《遲開的玫瑰或胡鬧》。很多人覺得,汪曾祺的晚期風格就是“胡鬧”,而我堅定地認為,晚期汪曾祺是“遲開的玫瑰”,“遲開的玫瑰”連通著他的早期寫作。我有一個比喻:大家所熟知的,寫出《受戒》《大淖記事》的汪曾祺是溫暖的、金黃色的,他就像小英子家大門上貼的春聯,“向陽門第春常在,積善人家慶有余”;晚期汪曾祺則是藍色的、熱烈到冰凍的,他就像《小孃孃》里謝普天、謝淑媛第一次做愛時,天上炸響的一個又一個藍色的閃電。汪曾祺衰年變法的根本動因,是老/死的印記深深地烙在他的身上,他用以反抗的武器則是性,特別是《小孃孃》《薛大娘》《鹿井丹泉》《窺浴》等小說寫到的不倫的性。
有趣的是,晚期風格不只體現在汪曾祺的文學創作中,他的書畫創作同時迎來轉型:他作畫、論畫一向喜歡蕭蕭、留白,喜歡以少少許勝多多許,到了晚期,他變得濃烈、擁擠起來。印象最深的是他暮年畫的兩幅畫。一幅是《一朝風月,萬古虛空》,略脫形象的朱荷墨葉鋪滿全紙,可是,藍、粉、金、白突破了紅、黑的圍困,它們在招搖、在跳躍、在呼喊,一池荷花成了一汪艷異的夢境,就像他的小說的藍色之美。另一幅是他去世前不久畫的《朱荷墨葉圖》,濃艷的大花大葉塞滿了畫面的每一個角落,以至于他只能在枝葉的縫隙間寫上小小的“曾祺丁丑”——疏朗、空白,那是有“佳興”的人的趣味,在汪曾祺的臨終之眼里,每一朵花,每一柄葉,都是他對于現世的極度的沉湎,也是永遠的告別,那么多花葉挨挨擠擠在一處,匯成了一聲大大的卻又說不出來的再見!

中國作家網: “把自己寫成一種晶體”,是您心目中批評家的理想狀態嗎?晶體的意象如何理解,指向批評主體一種怎樣的境界?
翟業軍:“把自己寫成一種晶體”,是我給江蘇散文家張羊羊的一本散文集寫“跋”時用到的一個比喻性說法。我喜歡張羊羊散文如晶體一樣的純粹。后來,我自己的一個訪談也用了這個標題,我是喜歡這種境界的。簡單說,晶體的意象有這樣一些指向:1.純粹,透明。我是一個俗人,有自己的盤算,有一些不足為外人道的苦衷,但是,我希望自己在寫作的過程中是純粹的、透明的。2.純粹、透明并不是一種現成的樣子,而是通過不斷的寫作來逼近的一種境界,這一逼近的過程,就像是“結晶”。3.透明、純粹究竟是什么樣子的,我并不真正知道,因為我從未抵達,但我知道林林總總的不純粹、不透明,我通過寫作一一“否定”(這是王安憶的說法)它們,然后試圖通往一個也許是虛妄的肯定。4.我希望自己的寫作是在拓開一片“林中空地”,在空地中,我討論一些生而為人的根本性難題和困境,這樣的討論讓所有的讀者都有會心,都能參與進來。
關于純粹、透明,我舉一個例子。論述汪曾祺改寫《黃英》的“醉陶”一節時,我說,這是最好的蒲松齡與最好的汪曾祺的相遇:三郎與曾生豪飲,就是“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觥籌交錯中,人作為花在暗發,“我醉欲眠卿且去”的時候,人怒放成一樹菊花,對于這樣的人/花,可以報之以酒,也可以報之以琴,所以,“明朝有意抱琴來”。我沒有說明的是,這也是最好的我與最好的蒲松齡、最好的汪曾祺的相遇,我相信,論述“醉陶”時,我也開出了一朵李白的盛唐花。關于根本性難題、困境,我對汪曾祺改寫《促織》的論述,可以用來作一個說明。黑子來到父母的夢境,他對他們說:“我想變回來。變不回來了。”第二天一早,黑子和宮里的黑蛐蛐都死了。我說,好像有一堵該死的墻橫在那里,孩子只能自己爬過來,他就是爬不過來,可父母沒法拉他一把,哪怕是輕輕的一把,只能眼看著兒子走了。這是一個最絕望的故事,寫盡生而為人者的憂傷,而它的前身卻是一出多少有點庸俗的喜劇。敲擊著這些文字,我突然號啕大哭,感到無力,一種對于我所愛的親人以及我自身的命運的無力。
批評家一生能體驗幾次“啐啄之情”,就夠了
中國作家網: 所以,如果用若干關鍵詞概括您一以貫之的批評觀,您會選擇哪些?
翟業軍:沒有什么一以貫之的關鍵詞,如果某些關鍵詞一以貫之地支配著我的寫作的話,就無異于僵死。我一直是一個游牧者,朝向水草豐沛的地方策馬奔騰。不過,有一些方法論,我自己是相信的,說是一以貫之地相信,也未嘗不可。比如,前面說過的“對照記”。再如,解讀一部文本、一個作家、一種思潮時,我強調近觀與遠讀相結合的方法。近觀,才能看清細節,抓住矛盾、漏洞、罅隙。但是,我們不僅要趨近一個對象,弄清楚它說的是什么,更要退后,再退后,把眼睛瞇起來,看它的手勢、姿態,聽它的聲音、腔調。有時候,沒說的比說出來的更重要,說的神態比說的內容泄露出更多的秘密。
中國作家網: “啐啄同時” 是您心中的文學批評與文學的理想關系:雛雞在殼內啐,母雞在殼外啄,批評家如同在外部“啄”的母雞。時機相合、力度相合,才完成一次“新生”。所以,批評闡釋也并不是隨時可以啟動的,什么樣的狀態,才算是等待到了這種可以“啐啄相應”的美妙時機呢?
翟業軍:我經常談論“啐啄”。“啐啄”是闡釋主體與對象之間的感應,是一種美妙、神奇的機緣,所以,它當然不是隨時隨地可以發生的。一個批評家,一生能夠體驗幾次“啐啄之情”,就夠了。“啐啄”時刻的降臨不是等來,而是尋找到的。我需要不停地找,茫然、無助地找,好像根本沒有希望,前方都是灰暗的,突然就被靈感擊中,一陣狂喜,一種被“選中”的狂喜。在寫作《退后,遠一點,再遠一點!——從沈從文的“天眼”到侯孝賢的長鏡頭》的那幾天,我整個人都是狂喜的,狂喜到我不敢寫,寫得太順了,好像不應該,我必須停下來,騎車去“曲院風荷”轉上幾圈,回來再寫。

中國作家網.:您多年來批評寫作產出十分豐厚,論文近 200 篇,五部專著,累計百萬字以上,批評寫作自有其節奏,是否也曾遇到對文本感觸很深,但遲遲寫不出滿意文字的時刻,這種時刻您會如何應對?
翟業軍:我的博士同學張生,他是小說家,也是法國理論專家。在我漫長的副教授生涯里,他跟我開玩笑地說,要珍惜副教授的時光,因為這是一個學者最具爆發力的時候。確實如此,上了教授后,有一段時間,我很倦怠,寫得很少,我甚至懷疑起寫作的意義。這兩年,我緩過來了,我知道寫作是我的宿命,我更期待寫作給我帶來的快樂——現實中的快樂太少了,沒有寫作的快樂,日子怎么過得下去?我的寫作需要靈感,需要找到打開對象的鑰匙,或者叫“刺點”。我沒有遇到過寫不下去、寫不出來的時刻,我只要找到了“刺點”,就能順著它,一下子揭開覆蓋在對象表面的那一層膜。
中國作家網: 您曾提及,批評若要和它的對象相匹配,纖敏的感知力、情懷與決斷力一樣都不能少。就您的觀察而言,技術沖擊的當下時代,感知力面臨著怎樣的處境?又可以怎樣養護培育這樣的能力?
翟業軍:時代在巨變,待在書齋里是沒有意義的,書齋里的那些活,很快會被AI取代。作為一個大學老師,我對大學老師這個職業也產生了懷疑。去年的一天,我正在上課,一個一直盯著電腦看的女生大概是彎腰拿東西,耳機從電腦上脫落了,電腦傳來很大的外放聲。我從不批評學生的,就沒管,繼續講,女生手忙腳亂地想把耳機插回去,就是弄不好,于是,我聽清楚了,電腦傳來的是我上課的即時聲音。也就是說,女生明明坐在課堂上,但她更愿意通過網絡來收看我的課程,面前隔著一塊電腦屏幕,是她和世界最合適的距離。這是一種徹底的隔絕:現在的人們跟世界不再素面、素體相見,而是隔著屏幕去觀看它的“擬像”。異彩紛呈的擬像填滿了我們的生活,我們是充實的,所以,這是一個由技術帶來的平權時代。但是,擬像并不是真像,以擬像為真像,將導致很多災難性后果。比如,觸覺所感知的世界是一個由壓力和抗拒組成的系統,擬像的世界里沒有觸覺,是光滑的、去壓力的,長期待在那里,一個人將喪失對于壓力、抗拒的感知能力,會失重的。我們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從一個光滑、失重的世界拽出來,去看、去聽、去嗅,去感受風的迷人的阻力,在御風而行的時候,說不定我們會飛。
以上的話說的是生活,也是批評。
中國作家網: 在您漫長的閱讀生涯中,有沒有存在這樣一位作家或者一部作品,它并非您的重點研究對象,卻長久地浸潤您,潛移默化影響著您的審美與精神世界?
翟業軍:張愛玲。關于張愛玲,我只寫過兩篇文章,論《色,戒》和《小團圓》,但她深刻影響了我的審美。張愛玲是一個天才,我只能閱讀她,不能“研究”她。
中國作家網: 接下來,您會重點關注哪些文學命題?為什么?
翟業軍:接下來我做的題目是“‘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中的情感研究”。中文學術界已有的情感研究,只是在情感的抽象層面打轉,沒能深入到情感的具體樣態,探究它們的由來、演變。我想探究“新時期”以來中國文學所勾描、抒發的中國人如下一些情感的變遷:愛感、恨感、死感、期待、恐懼、焦慮、羞恥、憂郁、倦怠……比如,我在2026年第1期《小說評論》上發表《從瘋狂到憂郁——給畢飛宇小說人物的精神狀況作一次“再診斷”》,談畢飛宇對當下人們普遍憂郁化的洞觀。
這兩年,我重點關注的是羞恥,這里詳細說一下。恥感不是先天的、自然的,而是由教化外爍的。比如,子曰,“知恥近乎勇,”孟子說,“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羞惡之心,是“義”之端。教化是強制,更是水滴石穿地“滴”,潤物細無聲地“潤”,讓人發自肺腑地體認到,只有有了羞惡之心,人才成為人,否則就還是禽獸。如此一來,人人懷著一顆知羞知恥的心,恥感又好像是與生俱來的。恥辱令人覺得不潔,感到穢褻,就像是赤身露體地行走于稠人廣眾。之所以劃出一小塊恥辱的區域,就是要確保大塊的清潔,清潔建基于恥辱之例外,例外狀態的宣判才是清潔之常態的保證。那么,誰來宣判例外?“哲學王”,“圣王”,有什么樣的“哲學王”和“圣王”,就會有什么樣的作為例外的恥辱,所以,恥辱是各個不同的,各個不同的恥辱連綴成一部遼闊的恥辱史,而恥辱史,也就是人類的文明史。“新時期”開始時,人們以窮為恥。窮不只是匱乏,在那個饑饉的年代,誰不匱乏?窮是相對的,比較出來的——你有,但是我沒有,我的沒有還沒法子悄悄的、偷偷的,而是不得不在你的有的面前狠狠地、赤裸裸地撕開。想想這個被撕開的傷口吧,它怕風,怕水,甚至害怕撫慰,只能絕望地裸裎,這一絕望感就是最刻骨銘心的恥辱。《平凡的世界》的開頭,1975年二三月的原西縣中食堂門口放著甲、乙、丙三種菜,讓連丙種菜都吃不起的孫少平、郝紅梅感到羞恥,羞恥到吃著黑家伙、喝著偷來的剩湯的他們閉上了眼,接著,兩顆淚珠從臉頰滑落。他們的羞恥不是因為自己是黑的,而是因為黑的不得不在白的、黃的面前露出自己的黑,黑由此顯得更黑,所以,他們必須由黑而黃而白,白了的他們才能一雪曾經在你們面前黑過的恥辱。一定要白、比白還要白的決心和狠勁正是四十年來中國發展的原動力,也是一根把路遙抽得像陀螺一樣瘋轉、轉到爆的鞭子。到了一個富裕但高度分化的時代,先富起來的人們真的能夠心安理得地享受富裕和富裕給他們帶來的榮耀嗎,他們難道不需要對面積不小、程度不淺的貧困負責,他們會不會對富裕感到羞恥,在自己的胸前決絕地烙下一枚“富”的紅字?每一個有良知的富人都不能置身事外,都應該作答。我正在寫一篇論述石一楓的文章,想要說明的是陳金芳身上令人震動、恐懼的恥感,而這樣的恥感再也沒有了。
中國作家網: 最后,想回到寫作本身,回望這么多年的批評生涯,如果拋開外部評價,對您個人而言,從事文學批評以來最珍貴的收獲是什么?
翟業軍:第一,寫作的快樂,智的愉悅;第二,我認為自己發現了一些不為人知的真相;第三,文學批評讓我成為一個不偏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