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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為汪曾祺“定位”? ——讀翟業軍《“文人”汪曾祺研究》
來源:《名作欣賞》 | 劉衛東  2026年10月24日15:47

每位批評家大概都有幾位“命定”的作家,因為各種原因糾葛在一起,時間久了,難免會有點不知不覺投入了,包括惦記、關心和熱愛——“會心”。我這里說的“會心”有字面的意思,即情感的投射和認同,同時還是一種批評方法,也是翟業軍在長期從事“現場批評”的過程中堅持的他本人的高度投入。就此而言,汪曾祺之于翟業軍,算是“命定”的作家之一了:他對汪曾祺的情感投入無疑是最多的。兩位是“同鄉”固然是一個原因(汪曾祺是高郵人,翟業軍的家鄉寶應與其相鄰,自然風光和人文風俗基本沒有差別),但更重要的是氣質上的某種“吸引”和“召喚”,正如翟業軍自述他的文學的啟蒙來自于多年前中巴車上的《受戒》閱讀。所以,翟業軍的《“文人”汪曾祺》(浙江大學出版社 2024年版,以下引自該書的地方,均只標頁碼)研究不是急就章,而是在他批評生涯中堅持做的“功課”,如他在“后記之一”所說:“讀汪已經成了我的一種生活方式,在讀的過程中,有些念頭萌生,又死去,有些念頭留了下來,有時還會引發出另一些念頭,這些念頭就被我寫成文章,陸陸續續有了十幾篇,十幾萬字。”(第199頁)因此,《“文人”汪曾祺研究》是一部研究汪曾祺的“專著”,符合“標準化”的學術規格,但是,又并非一般的學術操作的“成果”,有很強的“翟氏”風格——從這一點說,是很符合“汪曾祺”的那種“文人”的感覺的。這些因素的疊加,使《“文人”汪曾祺》在眾多“汪研”專著中,有很強的“這一個”特征。

一

在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研究場域中,汪曾祺具有相當高的文學史地位,甚少有人質疑,但是因何而肯定他,卻角度不同、人言人殊,這說明,對他的理解是多元的,甚至存在一定分歧。洪子誠認為,“在自稱或被稱的文學群體、流派涌動更迭的80年代,汪曾祺是為數不很多難以歸類的作家之一”,“雖然也曾被批評家當作‘尋根’作家討論,但那只是為宣言和理論尋找能在意緒上呼應的作品”。這個表述是很精當的,因為汪曾祺20世紀80年代的寫作固然是“返回”,但與當時“尋根”思潮對“文化”的關注和“歸來者”對以往歲月的回憶都不相同,而是生發于他自己的現實境遇和對故鄉的回憶,以及對“邊緣化”的抒情傳統的認同、寄寓。于是,汪曾祺作為很難被文學史敘述忽略的作家,一方面通常都有一個“位置”,另一面卻總是有點“錯位”,不是特別“嚴絲合縫”。當然,闡釋作品、給作家定位本身注定是言不及義和無法完美的工作,但是,我們總是愿意越來越貼近“嚴絲合縫”的理想狀態,正如孟繁華、程光煒談及汪曾祺時所說:“迄今為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這位失勢的老作家又走上新時期文學的前臺,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歷史解釋。”因此,把“汪曾祺研究”作為一個逐步探索的過程,在尊重他人成果的基礎上談自己的感受和發現,就是一個既需要“兼顧”其他又需要“自行其是”的工作了。

既然研究汪曾祺,當然要對他進行定位,這也是《“文人”汪曾祺》首要的工作,因此,翟業軍把第一章命名為“汪曾祺是誰?”就順理成章了。這表明翟業軍意識到這個問題是目前討論汪曾祺時應該主動面對的。“位置不明”這一點,汪曾祺自己也很清楚。說起來,它是沒有“難度”的,因為每個人都有資格談自己的理解,況且汪曾祺又有那么多讀者,但又很可能不準確,因為討論汪曾祺絕不是“容易上手”的“讀后感”,而是需要對20世紀特殊的文學語境很熟悉才可以。

翟業軍對汪曾祺定位時,不是先說“是什么”,而是先說“不是什么”,這個思路是對以往研究者的致敬,但也談到了自己的質疑。通常情況下,給作家在新時期以來的當代文學中進行定位,有一種簡便的方法,即把作品放在某種文學“潮流”中——通常與社會潮流一致,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傷痕”“反思”“知青”“尋根”“現代主義”“新歷史”“新寫實”等“思潮”此起彼伏,也產生了“對應”的文學作品。這樣的好處是支持了“與時代主旋律”有強烈互動的作品,但是保持“個人化”寫作風格的作家,因為難以被“歸類”且“邊緣”,并不能代表“潮流”,所以很容易被忽略。如果有的作家難以被忽略,就只好削足適履,被塞進貌似有關系但其實并不是完全“合適”的潮流中,汪曾祺就是這種情況。因此,翟業軍認為,最常見的那種把汪曾祺作品納入“鄉土文學”的說法是不確切的,除了汪本人“婉拒”外,還因為其中的人物“感受到工作的美”的“自由、舒展”,與“鄉土文學”大不相同;他還認為,有論者把汪曾祺作為“現代抒情小說”的“接續”來理解是“成功”的,但是,“只是概觀了他的創作的總體風格面貌,甚至是一個模糊的面貌”(第2頁)。顯然,翟業軍對以往汪曾祺研究中的“定位”是不滿足的,這是一個既清晰又含混的、可以延展出很多問題的問題:汪曾祺的“好”是得到很大程度公認的(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當然也有,另當別論),但是他到底“好在哪里”,解釋卻是很不相同的。并不是“欲說其好,何患無辭”,而是肯定汪曾祺某一方面的背后,都有著對汪與20世紀文學的關系的考量——汪曾祺是復雜的,將他納入很多文學潮流(如上述的“鄉土”“現代抒情小說”以及“尋根”“文化小說”“新筆記小說”等)的“歸類”,是“可以卻不太合適”的。

由此,翟業軍提出“‘文人’汪曾祺”的說法,并將其作為“關鍵詞”,就是對汪曾祺研究中經典問題的“回應”了。“文人”的說法由來已久,翟業軍做了考辨后認為,“斯文”指士大夫聽從內心的召喚、以推動和施行“天理”為追求的“道統”傳統(第28頁),而“文人”就“不只是士大夫的另一種面相,有時甚至斷裂為一種獨立的身份,這樣的‘文人’不以‘斯文’為安身立命的根基,而是致力于開掘‘文’的新、奇乃至枯、怪、拙、丑,來聳動人的耳目”(第31頁)。雖然此前就有把汪曾祺稱為“最后一個士大夫”的說法,但畢竟是一種“匿名”表述,且類似表述往往因為場合隨意帶有夸張意味(如“最后”的使用),但這是汪曾祺研究中很獨特的一個現象——傾向于把握他的“身份”的“整體研究”,而不是從各個角度割裂進行“分析研究”。正是如此,在翟業軍看來,“文人”身份對于汪曾祺來說,就是帶有“本質”性的問題了:它是一切結果的原因,甚至是原因的原因。這個指認是“后設”的,是文學史的,也是具有力度的,它不但從研究者個人角度做了對汪曾祺的“定位”,還意味著以此為根據,可以展開更多的“釋汪”工作,直到建立一個“汪研”的“體系”——雖然翟業軍開始的時候并非以此為目標,也不是他“讀汪”的目的。

身份問題是20世紀中國文學中的重要問題,因為上半葉的“階級論”“文藝是為什么人的”“工農兵”等關鍵詞建構了一套理論體系,其中是沒有“文人”的位置的;而隨著新時期的“中心”任務向經濟轉移及“白貓黑貓”理論取而代之,“文人”這個詞才重新“歸來”。也就是說,“文人”本身有著漫長的概念史,汪曾祺與其發生了“交集”,被視為“當代化”的“具象”,但這個“文人”二字其實是不能望文生義的,因此,翟業軍對其做了進一步定位。

二

汪曾祺被納入“文人”(“文人”除了字面意思,還有翟業軍給出的附加內涵)的考察視野后,關于他的寫作目的、態度等問題就豁然開朗了,二者思路上是由此及彼的關系,但其實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在相互的闡釋中各自得到驗證。因此,對汪曾祺“文人”的指認其實是一個“原點”,是可以面向多個乃至任何方向的,故而,進一步明晰汪曾祺的面目,不僅是研究的必要,其實也是翟業軍更為“私人化”地理解汪曾祺的必然。

于是,順理成章,翟業軍提出了對汪曾祺的進一步定位——“側枝花”。如果說“文人”屬于一個“傳統”序列,汪曾祺是其中重要一份子的話,那“側枝花”就算是個人的、絕不跟他人重復的標簽了。“側枝花”來自汪曾祺畫的牡丹圖,牡丹只占畫的一角,自題詩曰:“人間存一角,聊放側枝花。欣然亦自得,不共赤城霞。”翟業軍就此認為,“汪曾祺的創作世界如同由‘駘蕩’春風催發出來的一枝‘側枝花’”,“‘側之花’不與百卉爭艷,也無從‘鬧’出盎然春意,就像汪曾祺的小說無法成為時代的主流,矗立在文學期刊的頭條,它們就綻放在人間的某一個角落,隨風自俯仰,它們不也是春消息的一個部分?”(第35頁)我以為,“側枝花”是關于汪曾祺的獨特、精準的概括,是對他身份的比喻性指認,如同《水滸傳》中的“及時雨”“黑旋風”綽號一樣,直接抓住了人物最靈魂的內容。汪曾祺在文字中,談過不可計數的“器物”,但翟業軍拈出了藏在一首贈詩(贈宗璞)中的“側枝花”三個字,認為這是汪的“夫子自道”,也是目光炯炯、心有戚戚了。很可能,這三個字非翟業軍不能找到,這是他獨特的研究方法,此處不展開,下文詳述。

出于學術“規范”,翟業軍對“側枝花”的境界做了解釋:一是“‘行云流水’般的‘隨便’”;二是“創作必先自娛”。(第35—36頁)當然,這都來自汪曾祺的言論,論述是縝密和令人信服的。不必說,這種“文學觀”是反功利的,代表的是一種“文人”的生活和寫作態度,但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是邊緣的,甚至有可能會遭到批判。從這一點說,汪曾祺作為一個“文人”,自然有“邊緣”之感,這倒不是他無法占據中心就反其道而行之,而是他的思維方式是“自得其樂”,不是與權力同構的“為天地立心”,所以,“側枝花”的實質是一種哲學觀。

“側枝花”的拈出,并不是按照“相似性”把汪曾祺塞入某個潮流如“尋根”等,而是翟業軍在常年“讀汪”的基礎上提出的,具有“以汪釋汪”的熨帖。現在無法征求汪曾祺本人的意見,也會有其他研究者不同意“側枝花”概括,但是這肯定是對汪曾祺寫作的一個不容忽視的定位。因之,《“文人”汪曾祺》的第二章“‘文人’汪曾祺的淑世情懷”,就很容易理解了。翟業軍這里用的“淑世”是很有深意的。既然是放棄了“道統”追求的“文人”,何來“淑世”情懷——必然是跟我們平時理解的“淑世”不一樣,其中既有不一樣的“淑”,也有不一樣的“世”。

翟業軍以“淑”“世”為題,對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記事》《異秉》《八千歲》《侯銀匠》五篇名作做了解讀。作品中,汪曾祺展示出了他眼中的世界,并指出應該如何對待它,這是作家個人最具辨識性的符號,而翟業軍也貢獻了他的“讀汪”心得,綜合起來看,就是他對汪曾祺其人、其“文學世界”的認識了。可以很輕易地發現,翟業軍對汪曾祺的“生命哲學”問題投入了更多的思考,因為他在論《受戒》時的題目是“文學就是要給你一杯‘不涼不燙的清茶’”;論《大淖記事》的時候是“我們拿什么渡過苦難”;論《異秉》是“回歸常識:生命由什么構成”;論《八千歲》是“蜷縮的全景,微苦的生命”;論《侯銀匠》則是“愛,所以遠;親,所以近”。易言之,汪曾祺關于“生命”的表述及其有關問題,是翟業軍論述的主要話題,這一方面固然是汪氏本身創作具有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是翟業軍有意識的選擇——解讀眾多作品的時候只是一種角度,可以看出他的“執著”了。

如此,就看出了很不一樣的內容。拿《受戒》為例是很可以說明問題的,因為這部名篇得到了各種角度的闡釋,甚至可以作為闡釋汪曾祺的試金石——每個人都可以談感受和觀點,但不同視角中的《受戒》肯定是不一樣的。翟業軍在論《受戒》的時候首先就說作品“從基本事實到情感基調,都是不真的”,是汪曾祺在“不惜扭曲、粉飾現實,在謠諑、猜忌紛擾的現世執著地唱”的“牧歌”。(第45頁)這一發現,大概率會讓只是“讀作品”的讀者感到訝異,因為大多數的研究是貼著作品的,因此無法具有“穿透”的維度,而翟業軍先把作品情境指認為“不真”,就是當頭棒喝了。然后,對汪曾祺的理解就有了“縱深感”,“十年浩劫是死,死使汪曾祺憬悟到生之美好,三中全會則是浴火重生,重生使他有機會從容地記下憬悟,《受戒》《大淖記事》《歲寒三友》就這樣一篇篇地創作出來。這些篇什看似優美、圣潔,其實背后潛藏著太多死時的血淚和創痛。或者說,正是由血淚和創痛打底,汪曾祺對優美和圣潔才會有久別重逢的欣喜和感動”(第47頁)。就此來說,汪曾祺的《受戒》表面看起來是“詩意”和“向善”的,但底下有著“血淚和創痛”,而后者并不是所有讀者都可以意識到的。那么,為什么汪曾祺能寫出具有如此美學風格的作品呢?翟業軍提出,因為汪曾祺有“隨遇而安”(第47頁)的態度。因此,他不但能度過艱難歲月,還能在柳暗花明之后控制住情緒,試圖回到一個純凈而遙遠的烏托邦。這種表述,實際是“很翟”的“讀汪”方法:不停留在汪曾祺作品的表層,而是通過他的經歷,發現文本的“悖反”,進而從“生命詩學”的角度考察汪曾祺的作品,由此形成一種“人生況味”的討論。并非翟業軍故意做驚人之論,而是汪曾祺本人和當代文學的復雜性不允許研究者做從文本現象(人物)概括“中心思想”的研究,只有具有更多的“準備”,才可以使解讀更具有穿透力。翟業軍體會到了寫《受戒》時期的汪曾祺的狀態:“我十分難過,仿佛看到了那個驚弓之鳥般悚懼的人,捫到了那顆殘損的心。”(第49頁)在這樣的背景下去讀他的《受戒》,必然不會將其納入“尋根”或“鄉土”的范疇。到這里,翟業軍已經只身走進了汪曾祺的心靈深處。他說,汪曾祺在“魂飛魄散”之后,從震蕩中逐漸“蘇醒”,似乎最安全的選擇就是回到“童年”的“故鄉”,那里有他最舒服的東西,有他的“魂”。汪曾祺的舉動給正在“尋根”的青年作家(他們的身份既寫不了“傷痕”,又寫不了“革命”)帶來了啟發,為他們開拓自己所在的“鄉土文化”提供了示范,文學終于疏離了政治“主潮”,走向了如火如荼的“文化熱”。于是他強有力地提出,汪曾祺寫《受戒》是為自己“招魂”,但是對新時期文學來說,就是“安魂”了。至此,翟業軍對《受戒》做了極為個人化的文學史定位,即“《受戒》實在是新時期文學的一劑安魂湯啊”(第74頁)。“安魂湯”的說法,是在必須非常熟悉當代文學、汪曾祺的情況下,再加上靈光一現的捕捉,才能提出來的。前者是可以復制的,但是最后的一點“靈光”,卻是翟業軍獨有的。所以,《受戒》作為汪曾祺研究“最難啃的骨頭”,在翟業軍這里被賦予了從未有過的獨有的定位。

汪曾祺對自己的處境更為清楚,所以他以“側枝花”自況——這種表述的成因是復雜的,一方面是他作為“文人”的主動選擇,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說,其中亦有相當部分是無奈和被動的。至于汪曾祺的“衰年變法”,是翟業軍研究的另一個版塊,他在第四章專門討論了“‘晚期’汪曾祺”。這是很難闡釋的問題,因為汪曾祺自己就說過60歲的時候寫得“美”(指《受戒》等),但到了70歲“越寫越平實了”,“不知道讀者是怎么看的”。大部分研究者都割裂了汪曾祺,認為他的“晚期”是一個獨立的單元。翟業軍寫道:“奇異的是,那些讀熟了卻沒有能夠叩響汪曾祺的西方現代派文學,在他的精神世界里蟄伏、封存了數十年之后,竟在他的‘晚期’蘇醒、復活甚至于噴發了。”(第192頁)這個看法也是“奇異”的,甚至是顛覆性的和細思極恐的:通常與“尋根”“傳統”“文化小說”聯系在一起的汪曾祺、以美文著稱的汪曾祺,內心卻隱藏著一個現代主義的靈魂!翟業軍的這個發現,讓已經成為“定論”的汪曾祺不得不搖晃起來。

翟業軍解釋汪曾祺“晚期”的時候,用的是對接上他“早期”的思路,認為這是西方現代派的“復活”,這有效解釋了汪曾祺的“晚期”風格,并使汪曾祺保持了“一致性”。也可以說,汪曾祺的“晚年”動作是“側枝花”的延續,這時候他已經成為宗師級的人物,名滿文壇,即便想自稱“側枝花”,也沒人認同了。既然“側”“正”顛倒,“側”就是自己的“正”——那么必然就是越“胡鬧”越好了。這種位置的眼花繚亂的變換,也是汪曾祺很難被闡釋的原因,而在翟業軍這里,使其各歸其位了。

三

汪曾祺的難以定位,還有一個原因是他活躍的領域很廣泛,在書畫、戲劇、飲食文化等方面都有很深造詣,超出了很多研究者的目力(知識)范圍。這對汪曾祺來說,是很正常的事,他是沒有所謂文學、戲劇、美術、書法的邊界的,隨心所欲、任意馳騁,但是對于研究者來說,因為受到“領域”的限制,實際上只能選取汪曾祺的一個部分。很多研究者談汪曾祺時是片面的,看一下舉出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他們所關注的僅是汪的一個側面——所以有時定位不夠精當就可以理解了。因此研究汪曾祺的學者,也要更全面一些才可以,正如翟業軍談到汪曾祺在文學、戲劇的“兩棲”時所說:“他的兩棲之間存在著持續、深入的滲透,其中的任一棲弄不清楚,對于另一棲的認識也就必定殘缺不全。”(第89頁)

翟業軍有自己的辦法。他明確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他躍出了自己的“舒適區”,學習、了解了很多自己以前不曾涉足的領域,并以此角度考察了汪曾祺,有了很多有意思的發現。這部分翟業軍寫起來明顯很“用力”的文字就是第三章“作為雜家、通才的汪曾祺”,主要從戲劇、美食史、書畫創作和《聊齋志異》的改寫四個方面,對汪曾祺文學之外的內容做了研究,意圖是呈現出他“文人”的多種面相。在考察汪曾祺與戲劇的關系時,翟業軍從汪曾祺的戲劇觀和參與戲劇改革說起,談到他最后發愿說“不寫了”,而其中的原因是“汪曾祺在用寫詩作文的方式寫戲,戲之于他有時還是一個獨抒性靈的工具”(第93頁)。談汪曾祺書畫的時候,他注意到二者之間的互相闡釋,“他的神韻派文風與他的南宗畫風高度‘一律’”(第118頁)。談汪曾祺與美食的關系時,他從題材看到汪曾祺對“家常食物”的關注,認為他并不是搞“吃的藝術化”,而是相反,強調“滿足需求”“帶來神圣快樂”的吃,因此,他畫的青頭菌、大蔥、蒜、火腿、韭菜花等與他筆下的挑夫、錫匠、賣熏燒的、和尚等具有相同的“美學”追求,即“他們就是他們自己,他們是美的,是可以入畫、進帖,寫成一首首《受戒》《大淖記事》一樣的詩,讓世人傳唱的”(第115頁)。這幾篇“跨界”寫汪曾祺的文章很有特點,雖然談的是文學“專業”以外的內容,但因為基礎是“文人”,所以翟業軍的汪曾祺研究非但不因為“跨界”而散漫,反而更為集中,原因在于他把握住了汪的“原點”。他說:“‘文人’汪曾祺游于小說、詩、文、書、畫、戲、美食等諸多領域,觸處皆春,叫好一片。”汪曾祺的藝術探索再豐富,也是有一個固定的“原點”的,以此延展開去,實際是可以完成闡釋的“遷移”的,不過,在“領域”差異更大的情況下,就更需要作者與研究對象的“會心”了。

有一節談汪曾祺與《聊齋志異》的“緣分”的文字,有必要單獨來說一下,因為在我看來,其中隱藏了汪曾祺的一些未被覺察的東西以及翟業軍讀汪的很多“會心”體驗。汪曾祺很喜歡《聊齋志異》,遂打算根據其中的篇章做改寫,以期拓展出名作的更多空間。魯迅曾做過類似工作,已經以《故事新編》做出了示范。結果是汪曾祺斷續寫出十四篇文章,總名《聊齋新義》,但研究者(編輯)對其評價不一。翟業軍對汪曾祺的“聊齋”改編做了研究,有了不同的發現。他首先說,蒲松齡寫“聊齋”的時候因為仕進不成內心非常痛苦,寫狐仙鬼神為的是抒發憤懣,逃避有志不得騁的現實,所以“他的主人公多是書生,他們的賽道是場屋,結局大概都是文章憎命,所遇不淑”(第142頁)。翟業軍發現,“聊齋”中“孤憤”得很“頂”的情緒讓汪曾祺有所共鳴,但蒲松齡以“魔”“癡”來化解塊壘的處理方式,又顯然不是汪曾祺認同的——兩人的思考路徑是“不搭”的。于是改編時,汪曾祺按照自己的想法,“丟掉西瓜,撿到芝麻”。哪里改編得好呢?翟業軍認為,《黃英》的“‘陶醉’一節是最好的蒲松齡和最好的汪曾祺的相遇,汪曾祺把蒲松齡未必經意的好放大了,定格了”。原因是,販花為生又豪飲的三郎身上自然帶著菊花香和酒氣,不因賣花而自卑,“他是一個操著俗業的俗人,但俗人也可以淡如菊,烈如酒,他超越了自身,他就是一首詩”(第145頁)。蒲松齡和汪曾祺,兩個走在不同的思想軌道尋尋覓覓的人,在“陶醉”的一刻同時找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對方。敘述時,翟業軍完全不是一個研究者了,他仿佛沉醉在酒和花香的氤氳中。“三郎與曾生的豪飲,就是李白說的‘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觥籌交錯中,人作為花在暗發,‘我醉欲眠卿且去’的時候,人怒放成一樹菊花,有十幾朵,花如拳大,對于這樣的人/花,可以報之以酒,也可以報之以琴,所以‘明朝有意抱琴來’。”“汪曾祺化了的蒲松齡的酒就是真本身,他們的酒和真都是動詞,是對于俗世的即時超越,就在他們超越的當口,三郎怒放成一朵李白盛唐花。”(第145頁)這是多么美好的花一樣怒放的時刻、情景和人,它因為不避“俗”而“不俗”。可以說,借著這段描述,翟業軍已經和他研究的汪曾祺、蒲松齡達到了“會心”。“俗”,不是低下的、被鄙視的,而是一種可以自洽的主體意識,是一種無須羞恥的“活著”的理由和狀態——功名無望的蒲松齡和他筆下的那些書生們太需要“俗”了,而新時期初期的汪曾祺也太需要了,這是他們可以隔空擊掌的原因,不過他們并不孤單,翟業軍也為他們的擊掌而擊掌了。

這是理解汪曾祺的一個關節點。“側枝花”是不入流的,但并不“俗”,是高雅的牡丹,它不因為自己“側”就自慚形穢,反而舒展生命,比那些在百花園里爭奇斗妍的群芳要“雅”多了。所以,翟業軍說:“汪曾祺把俗進行到底,俗人俗事超越所有束縛,任意俯仰,他們真是好看。”(第147頁)這就可以理解,汪曾祺最痛恨束縛,“平生第一修行事,不許高墻礙杏花”;當然也可以理解,翟業軍對此深以為然。他在“后記”中說,寫這篇汪曾祺與“聊齋”的時候,自己正因為疫情而隔離,白天看“聊齋”,夜晚獨自喝酒后,不免面對偌大的空間而產生了恍惚之感,深刻理解了蒲松齡原作的“孤憤”和汪曾祺改編的“超越孤憤”,隨即又想到連房間的束縛都無從擺脫,還奢談什么人生的超越。于是讀著《黑子》(由《促織》改寫)聯想到“好像有一堵該死的墻橫在那里,孩子只能自己爬過來,但他就是爬不過來,可是父母沒法拉他一把,哪怕是輕輕的一把,只能眼看著兒子走了”(第202頁)。多么堅硬、恐怖的無處不在的“該死的墻”,而人在其中又能做點什么呢?所以,“我突然嚎啕大哭,感到無力,一種對于我所愛的親人以及我自身的命運的無力”(第202頁)。這種讀書方式不一定是“研究者”應有的狀態,但一定是“文人”最應有的狀態。

因此,翟業軍是有自己專屬的“汪曾祺研究”路數的,說是“研究”,其實是“會心”,他捕捉到了汪曾祺作品中的某種信號,這是“同頻”才可以有的。所以,這種研究不是正統“學術訓練”之下的中規中矩的主題、人物、敘事分析,而是具有“體悟”色彩,需要“身體”出場才能開展的,同時也是不可復制的。翟業軍給汪曾祺的定位有文學史的(必不可少),但主要還是心態、心理方面的,這顯然難度更大——把握汪曾祺這樣復雜人物的內心談何容易,很可能一說就錯。所以雖然翟業軍用了“文人”的說法,但不是特指身份,更多是一種生命哲學,而具體到汪曾祺,則是在新時期初期的語境內,把目光聚焦于以往被忽略、否定的“側”(非主流)的美。這種體驗一方面需要借助歷史的背景(不然體會不深),一方面還應該具有極其強烈的個體敏感性——同樣執著于這種“側”的美。

正是基于上述的一些條件,甚至帶有某種機緣巧合,汪曾祺以“同頻”的方式進入了翟業軍的視野。我認為,汪曾祺的介于非主流和主流之間、隨時代切換的位置,是很多研究者從傳統研究思路(把他放在潮流中)入手不能特別理解和表述出來的,而翟業軍的“會心”方法不考慮定位問題(“文人”的定位寬泛且開放),反而有了其他的發現。

四

當前的學術訓練中,是不強調研究者與研究對象“會心”的,更不用說產生“感情”了,這被認為可能會損失“理中客”(理性、中立和客觀)的態度,產生判斷的偏差。但翟業軍認為文學批評是特殊的,不能按照這種思路來。所以他的汪曾祺研究也是不拘一格的。在我看來,如同文本所說,翟業軍以自己的方式,對極其難以定位的汪曾祺做出了定位。翟業軍自稱《“文人”汪曾祺》是一本“非書之書”,不怎么“系統”,不是通常說的“專著”,而是“破碎的書,纏繞的書,重復的書,回旋的書,既相互說明又彼此駁斥的書”(第202頁)。可見,他的解讀開始于純粹的欣賞,并非打算給汪曾祺安排一個“準確”的文學史“位置”,更不是論證只有自己的“定位”才是更準確的。從這個角度說,翟業軍的研究也有“側枝花”的意思,他雖然廁身“現場批評”,但始終帶有某種“疏離”,這是他能寫出獨一無二的“汪曾祺論”的原因,同時也是對現場批評的一種“反撥”。進一步說,作為花,別人開別人的,自己開自己的就好,至于是“側”是“正”可能不一定,因為空間上是“相對”的,時間上“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是“風水輪流轉”的——汪曾祺不是六十多歲才開始寫作,卻p是這個時候才寫出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的。“定”是最不確定的,一切都在運轉和流動。所以,所謂“定位”只不過是文學史的一種“暫時”的“敘述”罷了。由此來看,翟業軍是對汪曾祺做出了定位的,但我想,按照他的方法,這個定位以后也許會被他調整、修改乃至顛覆的。

作者:劉衛東,天津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