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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看當代文學評價之爭
來源:遼寧日報 | 翟業軍  2026年10月24日00:34

當代文學轉眼到了花甲之年。就像千禧之際人們忙著給百年中國文學打分一樣,照例會有一群批評家當仁不讓地站出來為當代文學六十年作總結。像極了十年前的場景,這一回仍是看好者寡唱衰者眾,以至于盛贊中國文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陳曉明,會悲壯地覺得自己注定“孤掌難鳴”。其實,陳曉明完全沒有必要悲壯,同屬“唱盛黨”(肖鷹語)的吳義勤早就忿忿不平了:“我們為什么對同代人如此苛刻?”1不怕大義凜然的批評家們笑話,我也是忠貞不二的“唱盛黨”,并愿意拿胡蘭成描畫朱天文的妙語轉送給我鐘愛的當代文學——“照眼的好”2。本文就說說當代文學怎樣好以及明明很好大家又為什么偏偏說不好的。

一、說好比說壞難很多

“批評”二字中,“批”指判斷是非、優劣、可否,“評”則指評析、評價,合起來就是指品評對象,好的說出好的所在,壞的指出壞的根由。我甚至覺得,批評的第一要義和功德就是排沙簡金,從海量的、源源不斷地涌現出來的對象中遴選出好的,然后說出它怎樣好,為什么好,好到什么程度。即使說壞的,也是對于美好不再的嘆惋和憤怒——你原本很好,可以更好,為什么變得如此之壞?就像別林斯基之所以詛咒果戈理是“鞭子的說教者,無知的使徒,蒙昧主義和頑固專橫的擁護者,韃靼人生活風習的歌頌者”3,是因為他曾經認為果戈理是那么的好,不惜用最高級的詞匯去稱頌他——“就是找遍近代作家,我們也找不到一個像果戈理一樣的人,我們能很有把握,并且毫不猶豫地稱之為詩人”4。也像傅雷之所以痛斥張愛玲的炫技和空虛,是因為他覺得“《金鎖記》的作者沒有理由往后退”5。別林斯基和傅雷的論斷我完全反對,但這并不妨礙我以為他們是優秀的批評家,因為他們向往和追念好。要知道,向往好、追念好,應該永遠是說壞的理由和旨歸。但是,說好是一件多么困難的事情啊,需要我們具有纖敏的藝術感知力,來領悟對象所有隱而不彰的幾微,需要我們具有和對象一樣遼闊的愛的情懷,來感受和探究什么叫做博大,更需要我們具有異乎常人的決斷力,在大多數人都視而不見甚至竭力詆毀美好的時候,勇敢地、賭博般地說出“好”字。感知力、情懷特別還有決斷力,一樣都不能少,這樣的批評才能和對象一樣偉大,一樣不朽。想想夏志清吧,我們可以質疑他的政治立場的偏狹,可以指責他的某些論述未必精當,但是他能發現并較為圓融地勾畫出沈從文、張愛玲和錢鐘書的好,能斬斬分明地說《金鎖記》是“中國從古以來最偉大的中篇小說”6,這些就足以使他成為最棒的批評家。

可惜的是,同時擁有感知力、決斷力和情懷的批評家少之又少,大多數批評家根本看不出好,更說不出好之為好來。不過,說好難,說壞還不容易?挑上幾部不好的作品韃伐一番,就一葉障目地宣判當代文學是一堆垃圾,或者拉來一部名家名篇,像語法老師一樣尋摘出一兩個語法錯誤,像掃黃隊員一樣翻檢出一兩段性描寫,就歡天喜地地宣稱該名家粗陋、骯臟和欺世盜名。久而久之,批評界不僅喪失了說好的能力,更消泯了說好的沖動,批評家成了一群“聞過則喜”的怪物。這種“聞過則喜”無關乎自我砥礪,無關乎主體人格的養成,而是聞別人的“過”則喜。他們一嗅到別人的“過”就兩眼放光——批評界如此擁擠,選題又如蘇童筆下的“白雪豬頭”般稀缺,這下子終于有了下鍋的米,燒火的柴。如果這個別人是個名家,他們就欣喜若狂了——打虎的才是武松,打狗、攆雞的就是地痞無賴了。如果這個“過”還是參加過“石一歌”之類的“死穴”,他們就更激動得嗚呼哀哉,無以名狀了——我站在正義的立場,把屎盆子扣在你們頭上,你們不就墮入道德深淵,永世不得翻身?我與正義為伍,不就干凈、圣潔得有如君子?“聞過則喜,知過不諱,改過不憚”,這種近乎苦刑的自我砥礪,不是吃飽了撐的,沒事找抽?我輕輕松松、快快樂樂地不也成了君子了?反正也不會有人想到找把秤,來稱一稱這種君子的分量,驗一驗它的成色。久而久之,他們真的把自己當作文壇的良心,禮崩樂壞的頹世中的君子了。這些君子以極高的道德優越感睥睨文壇,急吼吼地把每位作家都當作嫌疑犯來刑訊逼供。戈蒂耶如此嘲弄批評家:“批評家和詩人是天生不相容的——這是無所事事的人對埋頭苦干的人——胡蜂對蜜蜂、騸馬對種馬的那種不相容”,“我十分同情這種可憐的太監,在君王尋歡作樂時,他不得不侍奉左右”7。戈蒂耶站在唯美主義立場,無法理解批評的創造性意義。但是,他所謂胡蜂、騸馬、太監等稱號,倒是可以贈送給“聞過則喜”者。他們甚至更惡劣。太監看著君王顛鸞倒鳳只能干著急,倒沒什么危害,他們卻心懷怨恨,暗地里給君王下藥,去君王的勢。大家都成為太監吧,于是天下太平。

天下畢竟無法太平,美好的作品層出不窮,誘惑著也逼迫著裝聾作啞或是原本就天聾地啞的批評家。面對這樣的困局,耿直如沈從文會大喝一聲:蠢東西,睜開眼睛看吧,溫和像朱光潛則會輕聲慢語、循循善誘:慢慢走,欣賞啊!不過,問題又來了:昏聵的眼睛怎么睜得開,又該如何慢慢欣賞呢?

二、如何去讀一部作品

如何去讀一部作品?問題的提出一定會讓許多批評家出離憤怒的——我都博士、教授了,還要你來教如何讀作品?偏偏大多數博士、教授或因掌握了大量的文獻資料而博學多聞,或因會玩一手炫目的理論游戲而高深莫測,或因擁有貌似不證自明、凜然不可侵犯的道德優勢而清潔孤高,可就是不懂如何去讀一部作品,優秀的作品。其實,能否深入一部作品,與你看過多少書、知道多少事并沒有必然聯系,昆德拉早就批評過“文獻性原則”對于“本質性原則”的僭越;8與你會用多少理論術語、能打多少理論補丁也沒有多大關系,太多的美好就是被理論之網生生潷除的;與你是否是思想界的良心、精神界的戰士更是八竿子打不著的,真的戰士一往無前,卻每每是偏狹的、武斷的。那么,如何去讀一部作品?

讀一部作品時,我們一定要慢慢地走,誠心敬意地看,然后再做總結、判斷,萬萬不能拿上一把事先鑄好的尺子,量量這個太長,測測那個又太短,于是一切都是垃圾。試想,如果痛心疾首地叱責一頭豬你怎么長得不像猴子,指著A義憤填膺地控訴你為什么不是B,是不是只會顯得批評者太粗暴、太傻?同理,明明是一部史詩你卻百般挑剔它不夠抒情,汪曾祺明明長于短篇而且寫出那么多好的短篇你卻不管不顧這些短篇的存在一個勁地嘲弄他寫不出長篇,王朔、莫言的專屬標簽明明就是油腔滑調如果正襟危坐莊嚴肅穆就不是王朔和莫言了你卻一味責怪他們一點正經都沒有,那么,你就不可能走進這些作品,懂得這些作家,淺陋、可笑的只能是你自己。所以,尊重是懂得的前提,如果我們不尊重對象就不會懂得對象,不懂得對象當然就沒有資格評論對象。博爾赫斯說:“我只要翻閱到有關美學的書時,就會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我會覺得自己在閱讀一些從來都沒有觀察過星空的天文學家的著作。”9我覺得,當下大多數批評家正是這樣的天文學家。

讀一部作品時,我們一定要堅持文學本位主義。一部作品的讀法有多種,你可以把它當作“文史互證”的一塊材料,可以把它當作社會現實的一面鏡子,可以把它當作思想的一只容器,也可以什么正經物件也不當就拿它消遣消遣。但是,如果你要判斷它好不好,并進而判斷當代文學好不好時,你就必須站在文學的本位細細地打量它。作為文學作品的它可以用來“文史互證”但不管怎么證都無關乎它的文學成就的高低,可以反映現實但能否反映現實以及反映的深度和廣度都不應該成為評價它的文學性的唯一標準,可以容納思想、推動思想但思想決不是它的壯陽藥。那么,什么是文學性?一勞永逸地定義文學性顯然是一種愚不可及的努力,但我們最起碼可以作一些經驗層面的羅列:是否找到一種屬于你自己的敘述語言,因為一種語言就是一種生命的態度,一種想象世界的方法;是否構筑出一個獨異的文學世界,這個世界與現實世界相平行卻又痛癢相關;是否突破了同一性暴力的圍困,來探究人性各個不同的隱秘,等等。

讀一部作品時,我們還要警惕自明的真理、簡單的道德,而葆有一種靈活的、相對的、曖昧的姿態。任何一種自明的真理,都是一個“給傻瓜的陷阱”,任何一種簡單的道德,都是一根不由分說的大棒。世界如此復雜,人性如此幽微,豈是一種道理或者態度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所以,我們需要張清華所說的“復雜的真”,來反對“簡單的善”。10回想一下余華《兄弟》引發的那場屁股風波吧,指責余華色情、庸俗甚至墮落,從而標榜自己的性潔癖,就是一種“簡單的善”,愚蠢的善,甚至是偽善。在那個壓抑的時代,難道沒有欲火在燃燒,愈壓抑愈燃燒?而欲火愈是不擇手段不問路徑地瘋狂燃燒,不愈是折射出時代對于人性的禁錮、扭曲,時代的酷烈和荒誕不就愈發事半功倍地呈現出來?屁股事件原來隱藏著整個時代的秘密啊,余華的概括力量真是驚人。我甚至無法想象,《兄弟》如果不以屁股事件開頭將會多么黯然失色。需要強調的是,所謂復雜、相對,并不是和稀泥,不是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更不是取消真相,而是對于世界和人性復雜性的承認以及承認后的無限逼近。

三、“照眼的好”

真的會讀一部作品,而不像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或從不觀察星空的天文學家的批評家,一定會覺得當代文學六十年明媚多彩、顧盼生姿。不過,當代文學太過浩瀚,要一下子說出它的好來,真有點“眼前有景道不得”的尷尬。道不得,我就試著從人們對于當代文學兩點常見的指摘出發,逆向地摸索并說出那個好來。

首先,人們常說,當代文學六十年不如現代文學三十年,林賢治就曾追問:魯迅《阿Q正傳》、曹禺《雷雨》、周氏兄弟的散文、艾青和穆旦的詩歌,我們超越了嗎?11林賢治的追問最起碼犯了兩個錯誤。其一是邏輯錯亂——我們能說我們哪一時代的文學曾經超越過《詩經》、楚辭,西方文學曾經超越過《荷馬史詩》、古希臘戲劇?如果沒有超越,那么后軸心時代的世界各國文學都處于低谷?文藝從來不會線性發展,而是博物館式共存的,這可是文藝學常識。其二是厚古薄今,現代文學的好毋需證明、不容商榷,當代文學的壞則可輕易定讞,比如“青年作家余華”很遲才接觸魯迅,所受文學訓練非常可疑,整個人也就十分可疑了。殊不知再好也是要說出道理的,更何況是無法超越的好。再壞也是要嚴加論證的,豈可用很遲讀魯迅草草打發,否則同理類推的話,我們小學起就讀魯迅當然十分好,沈從文十幾歲了還在軍閥隊伍里找飯轍就一定很爛了。又混亂又隨意,我們能指望這樣的酷評家說出什么道道來?還是博爾赫斯比較寬厚、公允:“我覺得在任何特定的時候,藝術一定十分蹩腳。但是只要我們能有一兩個作家脫穎而出,只要那些作家的作品被后代認為值得一讀,我覺得我們就不必為蹩腳作家數量太多而擔憂了。”12當代文學六十年的蹩腳作家和作品實在太多,但是再多又有什么大不了呢,我們畢竟擁有《創業史》、《受戒》、《白鹿原》、《許三觀賣血記》、《九月寓言》等一大批足夠經典的作品,擁有汪曾祺的清新雋永、庾信文章老更成,莫言的汪洋恣肆又萬變不離其宗,余華的繁復的簡潔和不動聲色的幽默,王安憶在世俗與超驗之間不竭的求索,更擁有海子那樣永不褪色的詩的傳說。坐擁萬花繚亂的勝景,我們還有什么妄自菲薄的理由?我們迫切需要做的事就是精讀他們和它們,為當代文學的經典化盡一份心力。當然,前面已經說過,讀,是難的。

其次,人們又會把當代文學六十年劈成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并宣稱前半截是非人的,后半截則是浴火重生。更有人認為,前半截非人了,后半截又能好到哪里去,遺傳基因不好嘛。我承認前三十年文學確實非人,也嚴重違背了文藝的規律,但反對把這三十年文學黑洞化,理由有二。其一,前三十文學在文體特別是長篇小說文體方面是有重要建樹的。“五四”以來,中國長篇小說一直不太發達,而“三紅一創”等大批長篇小說的涌現,極大地鍛造并成熟了這一文體。比如,文學陜軍極擅長篇,我們可以設問:沒有柳青,哪來的陜軍?其二,后三十年文學中的名家大抵喝著前三十文學的乳汁長大,閻連科就曾說過:“像我們這一代的人,從小接受的都是《艷陽天》、《金光大道》的文學教育”13。那么,我們要弄清楚閻連科、賈平凹、莫言等人的本相,就必須回溯到前三十年,必須呼喚一種當代文學六十年整體觀。在此整體觀的基礎之上,我們會發現主流意識形態批量化制造出來的產品原來自有貢獻,被當下疏離、嘲弄的人物及精神亦有風骨,就是那些非人的東西也成了肥料,滋養著后三十年的奇葩。也只有在此整體觀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真正把捉住后三十年文學的勝景,這三十年文學可是“照眼的好”啊。哦,我又錯了,哪有什么抽象的后三十年,是具體的、有機的、整體化的當代文學六十年。

注釋:

1吳義勤:《我們為什么對同代人如此苛刻?——關于中國當代文學評價問題的一點思考》,《文藝爭鳴》2009年第9期。

2胡蘭成的文字每每炫技、唯美到生澀。據我的理解,“照眼的好”大抵是指一種明媚、光鮮到讓人目眩的好。見朱天文《淡江記》,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年版,第1頁。

3【俄】別林斯基:《論俄國中篇小說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說》,《別林斯基文學論文選》,滿濤、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45頁。

4【俄】別林斯基:《給果戈理的一封信》,《別林斯基文學論文選》,滿濤、辛未艾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584頁。

5迅雨(傅雷):《論張愛玲的小說》,見《張愛玲的風氣——1949年前張愛玲評說》,陳子善編,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版,第17頁。

6【美】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劉紹銘等譯,香港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43頁。

7【法】戈蒂耶:《〈莫班小姐〉序言》,吳康如譯,黃晉凱校,見《唯美主義》,趙澧、徐京安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2頁。

8【捷】米蘭·昆德拉:《帷幕》,董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頁。

9【阿根廷】博爾赫斯:《博爾赫斯談詩論藝》,凱林—安德·米海列斯庫編,陳重仁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頁。

10張清華:《在歷史化與當代性之間——關于當代文學研究與批評狀況的思考》,《文藝研究》2009年第12期。

11見吳小攀:《林賢治:中國文學處在前所未有的“低度”》,《羊城晚報》2009年11月28日。

12【阿根廷】博爾赫斯:《博爾赫斯談話錄》,王永年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頁。

13閻連科、梁鴻:《巫婆的紅筷子》,春風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