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業軍:義烏和它的“春晚八分鐘”
許多年前,我參加浙江某種作文考試的閱卷,主題有關浙江的人和事。那是一個冗長的、昏昏欲睡的午后,一份字跡略覺潦草的考卷跳到我的電腦屏幕上,我有一搭、沒一搭地往下看,認定是一篇非常差的作文。文章說的是,二十多年前,一個年輕男人去北方城市推銷自己家里作坊的產品。他來到第一家客戶,被趕出門,人家說,昨天不就跟你說過,我們不需要你的產品;他敲開第二家的門,又被趕走;于是,他又走向第三家……一天下來,他一無所獲,晚上回招待所就著榨菜吃了塊面包,就睡了,第二天再去敲響那些已經拒絕過他的無情的門。寫出這種沒有文采、不緊扣主題、重點模糊不清的流水賬,寫作者要么確實能力不逮,要么就是在糊弄差事。但是,當我看到最后一段的時候,就像被擊中,身體猛地坐直,腦子一下子清醒,我知道,我遇見了最好的作文。最后一段說:“他就是我爸爸,他現在很有錢。”從寫法上說,這個簡潔、嘹亮的結尾把一篇蕪雜、重復的文章帶飛起來,一飛沖天,所有的蕪雜、重復都在飛翔中變得靈動。從內容上講,浙江的精氣神不只是體現在那些聲名赫赫的人物身上,更體現在一個個不管多苦、多難,都要給自己的家人攢下一份家業的普通的浙江人身上,就是這些普通的浙江人把“雞毛飛上天”的神話變成了現實——你能從“他就是我爸爸,他現在很有錢”這句話中體會到作者的自豪和篤定嗎?自豪、篤定的底氣,就是爸爸會魔法,他讓雞毛真的飛上了天。
我不知道寫這篇作文的考生來自浙江的什么地方,但我無端地覺得,他就是義烏人。這樣聯想的理由,除了是因為義烏人“雞毛換糖”的典故實在深入人心,以至于我看到這個燕子銜泥一樣的發家故事時,就本能地聯想到義烏人,更是因為這個故事觸發了我的童年記憶,童年記憶告訴我,他一定是義烏人。那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后期,我經常看到兩位沉默的義烏人挑著幾匹布來到我所在的蘇北小鎮販售。我不知道他們的布能不能賣出去,更不知道這些布能給他們帶來多少利潤,但我直覺到,為了幾匹布不惜遠走千里,背后該是多么令人起敬乃至起畏的堅韌啊,這樣的堅韌當然會有收獲——他們能把布賣到蘇北,為什么不能賣到全世界?這樣的人不發財,誰發財?就這樣,在我和很多人的心里,義烏成了一個“點”,這個點帶出了浙江一整個“面”;“帶”又可以就是“代”,正是這個小小的點代表著一整個面,偌大的浙江都可以在這里尋找到自己的鏡像,或者根源。其實,何止浙江,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中國實現了“雞毛飛上天”的奇跡,而奇跡發生的原動力,不就是義烏人一樣的再苦、再難也要活下去、活得好一些的韌勁?我們還可以想到,義烏人的堅韌是被“七山二水一分田”的絕對貧瘠所催生的,他們如果不夠堅韌,就只能永世受窮,而四十多年前的中國人普遍貧苦,他們也是被貧苦激發出一腔戰勝貧苦、讓家人過上“非常甜”的日子的豪情。正是在此意義上,站在義烏的成龍可以和美國的里奇隔空合唱一首“We are the World”:這是義烏,更是中國跟世界的一次合唱。所以,義烏從來不只是義烏,更是我們理解中國、打開中國的一種方法。
“義烏八分鐘”的開頭,成龍接到一根從天而降的羽毛。羽毛是魔法,它把“雞毛換糖”的擔子倏地改換成“買賣全球”的大市場;更是“一地雞毛”一樣密布著的障礙、屈辱、苦難,以及一定要越過障礙、屈辱、苦難的堅韌。如此一來,我喜歡“一從崛起戚家軍、抗倭中堅義烏兵”的昂揚,喜歡劉燁飾演的陳望道滿眼欣喜、驚喜看著繁華的后世,喜歡人形機器人“金猴奮起千鈞棒”,但是,我更喜歡的還是國際商貿城里,老板娘的手指在計算器上嫻熟地跳躍,快遞小哥用膠帶轉著圈給紙箱打包。我知道,按計算器、打包之類動作是枯燥的、消耗的,并沒有多少美感可言。但是,就在日復一日地操作的過程中,人與工具之間了無隔障,此時的人是沉浸的、抒情的,他們的動作熟極而流,如此瀟灑、如此美好,在他們的美好面前,我感覺出了自己的笨拙。更重要的是,就是這些重復的勞作創造出財富,當我們感動于日子“非常甜”的時候,一定不能忘記重復勞作的非常苦、非常累,非常苦、非常累從來就是“非常甜”的可靠的保證。
1980年,汪曾祺寫出《異秉》。《異秉》中一整條街都在衰敗,只有賣熏燒的王二在“走旺字”。王二“走旺字”靠的不是玄學,而是密不透風的勞作:王二一家起得非常早,備料,燒煮,推磨,不得一刻稍閑。到了傍晚時分,不管下雨下雪,他來到保全堂廊檐下出攤,拿了刀不停地切,“很少有歇一歇的時候”。一直忙到九點多鐘,他才用熱水擦一把臉,吃晚飯。在改革開放的開端處,汪曾祺塑造這么一個“走旺字”的人物,是對自己的童年經驗的打撈、復現,更是一種建構和強調:要想過上好日子,就得像王二一樣吃苦,吃苦就是王二,也是所有“走旺字”的人的“異秉”。到了雞毛已經飛上天的現在,要想雞毛一直飛,飛得越來越高,就必須依舊像那位父親、那兩個沉默的賣布人一樣辛苦勞作。這樣的辛勞是義烏人的“異秉”,也是所有中國人的“異秉”。鉤沉出這樣的“異秉”,是對經驗的打撈、復現,同樣也是一種建構和強調:越是“非常甜”,就越是要辛勞,是辛勞鋪就一條通向越來越甜的日子的路。
(作者系浙江大學文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