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業軍:“過往”與我們有一份秘密的約定——漫談經典及其他
“牛李黨爭”中的李黨領袖李德裕,是晚唐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晚年李德裕被貶崖州(今三亞),被他提攜過的李商隱作七絕《李衛公》,寄托自己的思念和憂憤:“絳紗弟子音塵絕,鸞鏡佳人舊會稀。今日致身歌舞地,木棉花暖鷓鴣飛。”李衛公一生著述頗豐,有《會昌一品集》傳世。他更對寫作本身有過一番思索,集中呈現于《文章論》一文。在《文章論》末尾,作者虛擬了一則“主客問答”。這位“客”對于舞文弄墨的事體不免有些輕視,理由在于,他覺得寫作的可能性早已被先秦的經典所窮盡:“辭不出于《風》《雅》,思不越于《離騷》,摹寫古人,何足貴也?”都說創新是一條瘋狗,一路追著“新時期”以來的作家狺狺狂吠,卻不知一千多年前的文人就已被它咬傷。被咬傷的人們必須對上述質疑給出一個可靠的回答,才能合理化自己的事業,才能繼續操持自己的文墨生涯。李衛公的回答干脆、響亮:“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為靈物也。”
是啊,照徹大地的還是那一顆太陽,盈缺有時的不過是同一輪明月,古人今人同流水,你又怎么可能遇到并進而寫出什么新鮮的、只屬于你自己的東西?此種困窘,所羅門王說得清晰到絕望:“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無新事。”不過,不同于所羅門王把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歸入虛無和捕風,我愿意對“終古常見”和“并無新事”作出更客觀的理解:古往今來的人們走的是同一條路,渡的是同一條河,面對的是同樣一些亙古不變的難題,比如,生老病死,愛恨貪癡。于是,我們一生之所為,包括我們的寫作,就應該是對這些難題的思索和求解。或者說,只有始終直面著這些難題,我們的生命才是自覺的,我們的寫作也才是有根的。諸多難題中,最本真、本源的那一個,就是死。死是一件古怪的事情。死一方面賦予生以意義的可能,永遠不死的生該是多么的令人絕望?芥川龍之介在《侏儒的話》中說:“在所有神的屬性中,我最同情的是神不能自殺。”不能自殺、總也不死的生是稀薄的、失重的,就像一張過曝的底片。另一方面,死又抽離了意義的可能,注定要被打入虛無的意義不過就是荒誕。這樣一來,最有力的生之行動就是對于自身有死性的勘探,而作為生之行動的一環的寫作,就是一再地與死“協商”。愛因斯坦在討論自己的世界觀時,一上來就拋出有死性的問題,他的寫作當然是既沉痛又尖銳的:“我們這些總有一死的人的命運多么奇特!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界上都只作一個短暫的逗留;目的何在,卻無從知道,盡管有時自以為對此若有所感。”
“光景常新”一語,可作如下多重解讀。
首先,日月輪轉,暑往寒來,此時此刻正有成千上萬種現象在明滅,而每一種現象都不是過去任一種現象的重復,更不會被將來的任一種現象所覆蓋,它們是嶄新的、唯一的。那么,就像《從文自傳》所說的那樣,拒絕所有橫亙在世界與自己之間的中介,無限放大自己的感官,去聽、去看、去嗅,讓旋生旋滅的現象之流愉悅自己,又吞噬自己。一天,芥川龍之介在細雨的街頭漫步,前方一根電線爆出一簇簇紫色的火花。他覺得,人生在世,并沒有什么特別想要的東西,唯獨這熾熱的空中火花,哪怕用生命來交換,他也要捕捉住。這里的秘密在于:“想要”是一種欲望,欲望被意義系統所規定、煽動,于是,“想要”不過是一種偽“要”,偽“要”讓他憂郁、無聊;唯有與空中火花這種既熾熱又冰冷因而顯得如此獨特、如此憂傷的現象相遇,他的“我”才會綻出、凝定,他在這一瞬間只作為他自己而存在——這是一個有“靈”的瞬間,捕捉到這樣的瞬間的作品就是一個“靈物”。
其次,不同時代的人們的條件、手段各有不同,比如,古代詩人的典范形象是“細雨騎驢入劍門”,他們的詩思總是在灞橋風雪中、驢背上;現代的徐志摩則是在“滬杭車中”體驗著“匆匆匆!催催催!”的速度與激情。這樣一來,人們就必須從自己的條件、手段出發,對那些永恒的難題作出屬于自己的解答,從而為“終古常見”的日月翻出新的光景。單說什么是愛吧。鏡子破了,一定要重圓,重圓的鏡子比原初的鏡子還要光潔、整全;活著不能在一起,索性死,死了就可以化蝶,雙宿雙飛……這些都是古典的深情,肇因于那個時代的舒緩節奏,舒緩到“一生只夠愛一個人”。到了“火車擒住軌,在黑夜里奔”的現代,徐志摩的抒情主人公把自己比作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訝異,更無須歡喜,轉瞬就消滅了蹤影。“偶然”式的愛情就是古典愛情觀所疾視的始亂終棄,當然是“渣”的。你看,那些渣男渣女若無其事、沒皮沒臉地唱著,“別離沒有對錯,要走也解釋不多,現代說永遠已經很傻”,讓人多少有些不適。不過,往深處說,渣男渣女未必沒有一腔深情,略覺晦澀的邏輯就潛藏在波德萊爾的“電光一閃……復歸黑暗”(《致一位過路的女子》)這句詩里:必須復歸于黑暗,曾經的“電光一閃”才會顯得如此絢爛,絢爛的瞬間足以照亮猶如永夜的黑暗;同樣,只有轉瞬就消滅了蹤影,投影在你波心的剎那才會成為忘不掉的記憶,裝在水晶瓶子里,捧在手上,可以看一輩子的。就這樣,從生生世世到“電光一閃”,詩人為一個“愛”字翻出了新的光景。
再次,本雅明說,“過往”不是一個空洞的時間向度,它隨身攜帶著一份“時間的清單”,或者叫“暗藏的索引”,與“過往”相遇,就是打開一份清單,走進一個索引。需要強調的是,這里的打開(走進)也不是一個空洞的動作,它意味著雙向的吁請、責任:打開清單,我們就有責任讓清單中早已消逝了的人、事對著我們開口說話,它們復活了,所以,打開就是一種“救贖”行動;正因為打開所具有的“救贖”屬性,本雅明認定,“我們來到人世間是在前人的期待之中”——這里的“期待”不是主動的盼望,而是被動地等待,就像蒙塵之物對于一只輕柔的大手的等待。“過往”期待我們來到人世間,來到人世間的我們打開“過往”的清單,所以,“過往”與我們有一份秘密的約定,我們攜帶著這份秘密的約定前行。本雅明還有一個妙喻:過去那些已經消逝的事物就像花朵,被一種神秘的趨光性所牽引,跟隨著“那個正在歷史的天空冉冉上升的太陽”而轉動①。我愿意把這個冉冉上升的太陽理解成來到人世間的“現在”的我們,我們一出現在歷史的天空,“過往”的花朵就“砉”的一聲打開了,它們跟隨著我們的轉動而轉動。至此,我也許可以作出一種聯想:我們站在“現在”,就像一輪懸在高空的太陽,俯瞰著“過往”這片盛大的長滿向日葵的田野,我們有所行動,向日葵隨之有所行動,我們在向日葵的行動中理解了“過往”,并從“過往”中看清了“現在”以及“現在”的我們的行動。也就是說,“現在”的行動從來不是單向度的、從自身出發并以自身為旨歸的,而是體現為對于“過往”的清單的打開,并從“過往”田野上那些向日葵的行動中認出自己。順理成章的推論就是:我們從來沒有辦法跟那些根本性的難題素面、素體相見,并憑空給出我們的答案,在素面、素體的時候,我們甚至是看不清難題是什么的;求解的過程一定是打開“過往”的清單,走進“暗藏的索引”,在知識的叢林(也是迷霧)中清理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我們都在試圖清理出一條屬于自己的路,舊的日月也就在我們努力的過程中不斷翻出新的光景。
清單中總有一些加粗、加黑的條目,田野上的向日葵總有幾株來得格外茁壯、耀眼,它們可以是蘇格拉底、釋迦牟尼、耶穌、孔子、莊子、魯迅等巨匠,也可以是《理想國》《政治學》《詩經》《離騷》《阿Q正傳》之類經典。于是,打開“過往”的清單,主要就意味著跟這些巨匠以及他們所創造的經典進行一場曠日持久的對話,就在對話的過程中,我們履行了“過往”與我們的秘密約定,并從它那里繼承了累積到層疊的財富。可以想象,不跟巨匠過招,不“照著”或者“接著”經典說,我們就不可能進行真實的思索,那些難題也就永遠被懸置——雖然巨匠居然束手,經典壓根提供不了答案,巨匠、經典不過是指示了解答的可能路徑,或者是無限逼近了答案,又或者是告訴我們此路不通。對話的方式多種多樣,比如箋注、評點、闡發、駁斥、引用……不管哪一種方式,都是在理解(多數是誤解,也許,誤解是理解的唯一可能)經典的基礎之上對于經典的刪除、增補、拼接、修訂。而刪除、增補、拼接、修訂也就是創造了,因為它們開創出經典的新面目,一種既不屬于原典也不屬于我們,而是在我們與原典對話的過程中誕生的“新經典”。“新經典”既是也不是原典:是,是因為原典還放在那個地方,并沒有增減分毫;不是,則是因為原典經過我們的闡釋(往往是過度的,不過度,無闡釋),再也不是原來的樣子,原來的樣子也許已經渺茫,回歸它,需要一個漫長的鉤沉、去蔽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創造從來不是從“無”生出“有”(我們什么時候寫出過一個絕對純凈的句子,不沾染一丁點“過往”的塵埃?),而是對于“有”的無休止的迂回、延伸。
于是,要維新,康有為就寫作《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維新的動力產生于康有為與儒學經典反復對話的過程中(證偽是對話的激進方式)。要革命,孫中山《建國方略》一上來就駁斥“知易行難”“知行合一”等古老命題,用“知難行易”說來凝聚“信仰不篤,奉行不力”的革命軍心。要在一個去政治化的時代重新理解、激活中國革命,就必須一再地回到“阿Q革命”這一母題,就像汪暉在作為“重復”的“阿Q革命”身上找到了“開端”性:“革命伴隨著污穢——這是1930年魯迅對于左翼作家們的提醒,他沒有明言的話是污穢不能作為革命的否定。”②以上例證都屬于駁斥、闡發,駁斥、闡發的人跟經典處于緊張的排斥或者吸引的關系中,他們只有在這樣的緊張關系中才能找到自己、成為自己。引用就要來得松散得多,好像引文只是恰巧可以用來證明引用者的觀點,換一段引文或者干脆去掉引文,并沒有多大關系。其實,引用,特別是對于經典的引用,可能是一種更基本、有效地履行“過往”與我們的約定的方法。引用在方法論上的根基性地位體現在,沒有引用就沒有辦法寫作。我對引用的理解是:我們行動,就有一些向日葵跟著行動,我們在這些向日葵的行動中看清了我們的行動,于是,我們只有通過這些向日葵的行動才能證明、說明我們的行動。如果說我們的行動沒有辦法自知,或者說沒有向日葵的行動,我們說不定壓根就沒有行動過,那么,我們就沒有辦法設想一種沒有引文的寫作。有些平白如話的作品看起來并未引用,其實它們以含藏的引用從“過往”那里獲取了巨額財富。比如,汪曾祺《侯銀匠》說侯菊:“她好比一樹桃子,還沒有開花,就結了果子。”這一句大白話就是對《桃夭》的創造性引用。《桃夭》說,女人這一生,各個階段各有自己的美好:少女如桃花開滿枝頭;人婦開枝散葉,就像碩大、多汁的桃子;老婦就是一樹“蓁蓁”的桃葉,有一種靜穆之美。但是,最美的還是“灼灼其華”的時候啊,那么燦爛、那么招搖,菊子卻跳過這個階段,直接來到了“有蕡其實”。這是一個巨大的、無法填補的空洞,面對這樣的空洞,老銀匠怎么可以不悲傷?
那么,有沒有可能寫出一本通篇都是引文的書?阿倫特描述過本雅明這一激進的寫作理想:“主要工作是將殘篇斷語從原有的上下文中撕裂開來,以嶄新的方式重新安置,從而引語可以相互闡釋,在自由無礙的狀況中證明它們存在的理由。”③也就是說,作者就是編者,編者的任務就是根據某種隱秘的意圖,把原本不相干的最強悍的摔跤手(經典的斷片)圍攏在一起,讓他們纏斗,也許,產生新知——沒有纏斗在一起并產生新知,意圖就是隱秘的,就算是編者本人也未必清楚,從這個角度講,意圖是回溯性地建構起來的。如此一來,出色的作者/編者就一定是博學的人,他占有足夠多的經典;還是擁有敏銳的直覺的人,他從連自己都說不清楚的混沌的意圖出發,擷取經典的斷片并拼接在一起。木心就是一位出色的作者/編者。比如,他的《小鎮上的藝術家》交織著各色引文,福樓拜,雷珈米爾夫人,《四郎探母》,哈代和他的艾格頓荒原……最能彰顯天賦的編輯,就是小詩結尾處,波德萊爾、芥川龍之介與20世紀50年代的黯淡現實之間類似于關公戰秦瓊一樣的纏斗:“有時,人生真不如一行波德萊爾/有時,波德萊爾/真不如一碗餛飩。”④
注釋:
① 〔德〕瓦爾特·本雅明:《歷史哲學論綱》,見《啟迪:本雅明文選》,〔德〕漢娜·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267頁。
② 汪暉:《阿Q生命中的六個瞬間——紀念作為開端的辛亥革命》,《現代中文學刊》2011年第3期。
③ 〔德〕漢娜·阿倫特:《瓦爾特·本雅明:1892—1940》,見《啟迪:本雅明文選》,〔德〕漢娜·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年版,第65頁。
④ 本文最后一段,可以視作對于木心的辯護:在最理想的寫作者就是“作者/編者”這個意義上說,木心是杰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