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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性研究與陌生化閱讀——評翟業軍新著《“文人”汪曾祺研究》
來源:上海三聯書店書城雜志 | 沈祖新  2026年10月24日00:36

“貼著人物寫”是讓汪曾祺受益終身的“小說學的精髓”,對研究者也大有裨益:如果“貼”不住人物的所思所想,“貼”不到作品的神經末梢,下筆必然浮泛失真。翟業軍的新著《“文人”汪曾祺研究》將這種與人物“同呼吸,共哀樂”的“誠意”,落實為對汪曾祺的“貼著”:立足于中國傳統文學批評中“知人論世”的思想,將汪曾祺“還原”為中國文化語境中的“文人”,在文學與戲曲、書畫、美食等領域的互文之間,展開“整體性研究”;將“對照”的平視視角落實為對生命的平等與尊重,以歷史、文學前輩與自我的逐層聚焦,運轉出作家作品與研究者之間的良性互動。這樣的研究,以細讀的精湛展現“文學化主體”的閱讀親和力,實現了對經典文本的陌生化,標示著“文學性”研究范式的當代價值。

一

“貼著人物寫”的夢想蘊含著對“汪曾祺是誰”的疑問。“文人”作為翟業軍的回答,既是對汪曾祺的創作實踐的統攬,也是對其生命意識的尊重,貫徹著“知人論世”的批評思想:面對成果頗豐、規模較大的汪曾祺研究,“論世”強調出對作家身處的歷史環境的考察,“知人”飽含著對作家生命“整體性”的體認。它源自對“心源”的探究,流露著對“有情的人間”的眷顧,因為這是“‘文人’汪曾祺之于世界的最美的饋贈”。心懷這份珍重,翟業軍搭建起一個以汪曾祺為中心的互文體系,通過對“文學”之內與外的多維觀照,將學術研究鋪展為“貼著”的“過程”。

“文學”之外的汪曾祺,在戲曲、書畫、美食等領域多有建樹且頗具心得。作為戲曲家,他既投身于傳統劇作的改革,也是多部樣板戲的主筆;作為書畫家,溫暖的“人間草木”搖曳著對“人間”的眷戀,道出了一聲聲說不出口的再見;作為美食家,“吃”既在非藝術化的感官滿足中帶來神圣快樂,又以藝術化的形式點綴在文學的字里行間,呈現出“翻日常世界之腐朽為神奇”的美學效果。“文學”之內的汪曾祺,在平淡沖和的美學涓流之下,涌動著“不服老”的生命沖動,這直接促成了他晚年的美學激變。作者將這一切“非文學”的內容與“非同一性”的裂變,既視為文學的參照系,更看作汪曾祺獨抒性靈的重要工具。因為“文人”是天然的抒情者,他用“情”點化被“物”填滿的現實世界,洋溢出綽約多姿的生命意識。

“情”漫溢出“文學”的內與外,流淌在“文人”與“文學”之間,聚合為發自“心源”的力量,容納著辯證的美學張力,統觀了汪曾祺的“整體性”魅力:“文人”之“情”,扎根于“道統”,更內化于生命,汪曾祺正是以“達吾心”“適吾意”的自在自得,經營出“隨便”的小說結構、“自娛”的創作理念與“隨遇而安”的生命境界,綿延出自成一體的書畫、講究精致的美食、流芳百世的戲曲……總之,“這些‘文人’之‘文’一起組構成的汪曾祺的創作世界如同由‘駘蕩’春風催發出來的一朵‘側枝花’”。

“側枝花”恣意著“文人”的風采,也揮灑為文學的“風景”,翟業軍用細讀的功夫,將“貼著”的過程,點化為作者與讀者之間的親近。書中對《侯銀匠》的分析,由篇首的童謠入手,在一個“小”字之中品讀到“親”的韻味,再由童謠的“母女親情”聯想到小說的“父女親情”,反推出汪曾祺的匠心獨運:“沒媽的女兒呢?她和她爸爸的生活又會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呢?”就這樣,汪曾祺慢慢地寫,翟業軍慢慢地讀,仿佛是與侯銀匠交情匪淺的故友,在酒酣歡快之余,向賓朋講述菊子出嫁的前前后后,既欣然于菊子的歸宿,又欽佩于老友能養出如此干練的女兒,更心疼于老友在女兒出嫁后的清苦生活,但又不能顧影自憐,因為“老銀匠當然是欣慰的,因為女兒過得很好,越忙,就越好;更是感傷的,越欣慰,就越感傷”。可以說,當寫下侯銀匠在無人應答的家中笑著說出“老了!糊涂了!”時,汪曾祺實現了“貼著人物寫”的夙愿;當作者捕捉到這一細節,并闡釋出其中的感傷與欣慰時,也完成了“貼著人物寫”的目的。因為他不僅“貼”到了侯銀匠的心事,更“貼”到了汪曾祺的心事:菊子雖然有父親的疼愛,但畢竟缺失了母愛的滋養。比起《鎖麟囊》中的薛湘靈與童謠中的小姑娘,菊子的少女時代始終有一個無法填充的空洞。無論是侯銀匠還是汪曾祺,只能在旁觀中遙祝女兒的未來,因為“他知道,愛她,就只能遠遠地看著她,親她,就必須是淡淡地,仿佛自己心腸是硬的,并不太在意她是不是太苦、太累,也仿佛自己一個人過得很好,并不在意她是不是來看自己”。兩個“仿佛”,道盡了為人父者的酸楚,也道盡了生命輪轉之間的無奈。侯銀匠處于時間之中,又身在歷史之外,他的身上鮮見苦難與悲慟,也沒有抗爭與背叛,更遑論啟蒙與救亡,一切“大時代”的定式書寫被一股淡然的愁緒沖刷殆盡,只留下尋常人家的酸楚與哀戚。

這是汪曾祺的魅力,也是翟業軍的魅力,他們的筆觸褪去了火氣與蠻力,以淡然的平和,靜觀歷史與生命的大起大落,積淀出和諧的心性,不僅將語言過濾為“一種融合后的純凈”,更讓文學批評守候到返璞歸真的契機:《侯銀匠》將淡淡的愁緒、樸素的親情、無奈的心境凝練為老父在孤燈之下的一聲苦笑,它考驗著所有文學研究者的感知力,將文學研究的寄托“還原”為對文本細節的獨抒性靈。這也正是翟業軍的功夫所在:“貼著”汪曾祺的過程,如同侯孝賢的長鏡頭,將波譎云詭盡收眼底,讓世態炎涼紛紜而至,他只是靜靜地看、慢慢地寫、細細地想,最終將這一切和盤托出,描繪為“返鄉”途所見的“風景”,渲染出文學“世界”的親切。

二

“返鄉”在荷爾德林的詩中,意味著返回本源;本源的“神秘”,又讓返鄉者逡巡在喜悅與憂心之間。因為深淵與澄明的駁雜,讓“故鄉”變得仿佛遙不可及。更具深意的是,“故鄉”的親切來自天空、大地、人與神構成的“四方”的召喚:它們因“無限”而相互保持并成為自身,更因“無限”而成為“整體本身”。在海德格爾看來,這個“整體”的“四方”世界在現代技術的促逼之下漸趨分裂,淪為“被表象”的對象,最終被自詡為“主體”的“人”把握為“世界圖像”。

“被表象”是“世界”在進入“現代”之后無法逃離的命運。這與“文學”的當代境遇何其相似!“被表象”意味著被對象化,成為被計算和估算的對象,“人”在洋洋自得的主體想象之中,幻想自己可以給予一切存在者尺度與準繩。這樣的“人”,亦是許多文學研究者的化身:他們不僅讓“世界”的親切與無限消弭殆盡,更讓文學的魅力與美好淪為理論的附庸與歷史的材料,即使深知此間的流弊,卻還是以“理論/歷史+文學”的策略,批量產出“成果”。海德格爾并未沉思出解決之道,翟業軍卻在文學批評的方寸之地,順著現象學“回到事物本身”的引領,將“以甲襯乙”的比較思維落實成“對照”的平視視角,打通異與同之間的隔膜。在近景與遠景的景別切換之際,認識到“現象之外無深度,深度就棲居于現象自身的矛盾、罅隙中,在我們通常的話語實踐里,這些矛盾和罅隙早已被語法抹平,所不見者,現在卻被影像帶出”。矚目于現象,傾心于現象,讓世界自行呈現,平視一切的“對照”視角,讓翟業軍的汪曾祺研究呈現為一個與歷史對照、與作家對照、與自我對照的三重結構,形成作家、作品與研究者之間的良性循環,實現了“文”與“人”的良性互動。

與歷史對照,汪曾祺的創作事實有別于文學史的固有評價,在汪曾祺的“水性”與鄉土文學的“土性”之間,汪曾祺筆下的勞動者并未背負勞動的重荷,而是欣然于“生命的自由”,融合為人與世界的基本關系——和諧。這讓汪曾祺筆下的鄉土世界從宏大敘事的限制中脫穎而出,揮灑為一幅幅寫意與工筆兼具的風景畫,“風景中流溢著作家與人物生命的充盈與飽滿”。與其他作家相對照,汪曾祺在沈從文、魯迅、蒲松齡等文學前輩的參照之下不落風流:與沈從文相比,汪曾祺更擔得起“藹然仁者”的稱號,他筆下的熱意、善良與儒風,升騰起人間的煙火與對和諧的向往,卻也“缺乏躍入深淵的勇氣,汪曾祺終究只能自縛于現世牢籠,繼續做他既欣賞又鄙夷的八仙式‘自在神仙’”;與魯迅相比,《侯銀匠》中菊子的婚姻生活,改寫了《傷逝》的啟蒙悲劇,出身底層人家的菊子,本能地懂得“愛要有所附麗”的教訓,她會把花轎的租金慷慨地留給丈夫用作買書和訂雜志的經費,翟業軍都忍不住感嘆“菊子的生命舒舒展展開去,旺盛、蓬勃,真美”;與蒲松齡相比,汪曾祺對《聊齋志異》的“翻新”沒有寄托孤憤的“孽”與“仇”,而是“為這個世界憑空吹來一陣陣駘蕩春風,春風中萬物生長,朵朵花開”。

與自我對照,翟業軍梳理出歷時與共時兩條脈絡:在歷時之維,從一九八〇年發表《受戒》到一九九六年寫定《小嬢嬢》,汪曾祺的生命走向了終點,筆下氣韻也由平和沖淡激變為大膽放縱。英子與明海的葳蕤情思激蕩為謝普天與小嬢嬢的不倫之情,“菰蒲深處”搖曳的蘆葦異化成廢墟上盛開的“惡之花”,這場在死亡的陰影下的“胡鬧”,蓬勃著老年汪曾祺“不服老”的倔強,“此種固執和狂熱,不就像臨終者腮上的一抹病態的紅暈”;在共時之維,汪曾祺在寫作小說的同時,也寄情書畫、傾心美食、輕吟皮黃,這種“雜”與“通”,既與文學相匯融,讓“書畫中‘直接’抒寫出來的胸懷不定能夠照亮文學里面太多欲言又止、正話反說反話正說的幽暗”,也與文學相拮抗,裂變為戲劇改革與文學訴求之間的“內在緊張”——“他說到底還是、也只能是一位溫文爾雅的文學家”。

“對照”的平視視角,彰顯出亦此亦彼的思維方法,讓汪曾祺的“文人”世界閃爍為本雅明所青睞的“星叢”(konstellationen):汪曾祺的“熱”不能取代沈從文的“冷”,侯菊子的干練也無法否定子君的勇敢。平視的視角蘊含對生命的平等的尊重,這與“貼著人物寫”遙相呼應,將“比較”的非此即彼舒展為“對照”的亦此亦彼,即如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所說:“辯證的思維方法同樣不承認什么僵硬和固定的界限,不承認什么普遍絕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學差異互相轉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恰當的地方承認‘亦此亦彼!’,并使對立的各方相互聯系起來。”這正是翟業軍渴望通過“對照”之眼看到的“風景”:令人傾心的現象平等且自在地在眼前鋪展開來,如同侯孝賢靜觀“戲夢人生”的長鏡頭,仿佛浮士德在飛升之前發出的“你真美啊,請停留一下”的感慨,小說的成就無法淹沒戲劇的實驗,書畫的墨痕不能替換美食的考究,在藝術的生活化與生活的藝術化之間,藝術活動與生命意識緊密相連又和諧共處,猶如本雅明在《德意志悲苦劇的起源》中描述的“星叢”——“每一個理念都是一顆恒星,它與其同類的關系就如同恒星彼此之間的關系一樣。這些本質之間的和諧關系就是真理”,恒星之間的共生更是“構成了一種不可簡約化的多樣性”。

閃耀的“星叢”運轉為作者、作品與研究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因為“對照”的平等,研究者規避了因理論或歷史的前見而招致的強制闡釋的隱患:作品的多樣不僅沒有損害作者的整體性,反而在作品的裂變之中,反襯出作者蓬勃的生命力量,即便有些“失敗”的“衰年變法”是“死亡催生出的胡鬧”,因為蘊蓄著生命的底色,也顯得彌足珍貴。由此反觀作者在批評的字里行間流露出的“啊”“嗎”“真”之類的感嘆詞與程度副詞,也變得情有可原:在寫到美食時,感嘆“五味真是讓人醺然啊”;在寫到侯菊子時,反問“當然要懂事、當家,但怎么可以這么早,晚一點,哪怕就晚一天,讓她做一天的刁蠻小公主,不行嗎”;在寫到汪曾祺對《黃英》的改寫時,憤然于“馬怎么可以跟黃英扯上什么干系呢?他不配!”直白的情感流露本是學術論文的忌諱,在這里卻毫不違和,因為他面對的是充盈著飽滿生命力的“整體”,而非被對象化后的寫作材料;他并不執著于深掘潛藏的“重大意義”或“歷史影響”,而是要“貼著人物寫”,去揭開“刺點”之下的癥候。如此,又怎么能甘于隱忍克制呢?這些感嘆的情緒,與汪曾祺的生命意識交相輝映,仿佛兩顆恒星之間的吸引——閃爍的“星叢”,不僅讓“貼著人物寫”的夢想得以成真,更將文學“還原”為盈溢著親切性、歸屬感與天地回聲的“四方”世界。這種以細讀為基礎,以研究者的情感投入為動力,在“貼著人物寫”的信念引領之下,用“對照”的平視視角關照生命間的平等與尊重的學術實踐,對于當下的文學性批評具有示范價值。

三

新世紀之初,文學研究界的諸多學者有感于文學研究的疲軟,認為對“文學性”的鐘情已經不是當下文學研究的主調,文學研究應與社會現實相對接,以批判性為文學性蓄力,重拾知識分子的道義責任。直到今天,“文學性” 徘徊在審美的期待與介入的激情之間,對它的定位與把握依然是困擾文學研究者的難題。二〇二三年,《當代文壇》開辟“當代文學研究的‘文學性’問題”專欄,張清華、謝有順、李遇春等學者紛紛發文,展開新一番的討論。誠如張清華所言,在文化研究、文學社會學、歷史研究等研究范式的影響與沖擊之下,對于一些學者而言,“文學性”的吸引力確實漸趨萎縮,加之意涵的多義難辨,讓它變得更加縹緲虛幻、難以把握。為此,張清華以已逝的批評天才胡河清為例,申明文學研究者作為“文學化主體”的意義:帶著“溫度和性情”,投身于批評的全過程,把文學批評合奏為批評者與批評對象之間的“知人”與對話;批評者也不是操著學術話語的學術機器,而是積蓄著文學底蘊與人間情懷的“文學化主體”。此舉巧妙地將“文學性”由作品的贈予置換為讀者的稟賦,繞過了“什么是文學性”的概念紛爭,把矛盾化為無形。這種寄希望于讀者的做法,與蘇珊·桑塔格在《百年電影回眸》中為電影做辯護的思路如出一轍:沒落的并非電影,而是人們對電影的“迷戀”;只要依然有人“迷戀”電影,依然有人癡狂于電影所激發的“愛”,依然有人期待電影能給予自己獨特且不可或缺的精神啟迪與審美震撼,電影就不會消亡。

由此反推,“文學化主體”的對文學的“迷戀”,恰恰是對“文學性”的護佑:如果說,電影的“電影性”是鏡頭語言,文學的“文學性”就是語言及其所帶來的審美感知;作為“文學化的主體”的文學研究者,秉持對語言的敏銳感知與審美期待,以細讀的耐心與敏感,在“迷戀”文學的“愛”的引領之下,將自己投身于文學之中,以“文”與“人”的交相輝映,完成對經典文本的陌生化閱讀,實現對文學的“翻新”。

所謂“翻新”,并非以“新”為價值標準,而是以研究者的反躬自省與捫心自問,踐行對文學之美的珍惜與對學術之真的訴求。比如,面對已經高度經典化的《受戒》,翟業軍另辟蹊徑地對小說提出質疑——是否因“美化”而造成了“不真”?為何在以“反思”“傷痕”為主潮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汪曾祺要刻意過濾掉一切歷史因素?“這是明目張膽的瞞和騙,還是深藏著某種不得已的衷情?”結合汪曾祺彼時身處的現實環境,翟業軍“貼”到了藏身于“不真”背后的“不忍”:“人心如此脆弱,世事又如此多艱,為什么還要拿過量的苦難和酷烈去擊打人們呢?”汪曾祺不是飽經風霜的老作家,也不是崢嶸滿志的小知青,特殊的經歷讓他仿佛尷尬的“局外人”,而非歷史的主人公,對歷史的稀釋反襯著對現實的無奈。因此,“《受戒》確實是一個夢,只是這個夢不是四十三年的舊夢,而是驚魂未定的一九八〇年的新夢”。這份“不忍”的隱情,化身為純情干練的小英子,翟業軍逐字逐句地剖析小英子與明海之間的對話,最終在小英子鼓動明海認大英子為干娘的激動中,“貼”到了小英子的機心所在,即“先做個兒子,以后佳偶天成,做個真兒子”。情竇初開時的葳蕤情思,少男少女之間的勇敢與懵懂,就像明海在看到小英子留下的腳印時突然萌生的“心里癢癢的”的感覺,是那么輕盈活潑,又是如此纖弱細膩。小英子舉手投足之間流露的真意,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文學場中彌足珍貴的“陰性的美麗”:因為有了小英子的果斷,明海才完成了“受戒”;汪曾祺也借此逃逸出“歷史”的拘囿,在這份“夢境”之中稍得安憩與慰藉。

翟業軍對于《受戒》的細讀,既能深入文學的字里行間,又能出乎時代的現實語境,以文學性與歷史化的巧妙融合,聚焦為對汪曾祺的“整體性”的“貼著”。這不僅超越了形式主義對“文學性”的限制,更以“文學是人學”的“文人”關懷,在中國傳統的“大文學觀”的廣闊天地之間,嘗試走出一條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文學性”研究范式。

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之中,對文學的感悟因“性”而起,因“理”而順。“性”既是作家的個性,也是作品的特性,更是研究者的性情,三者的交融,將現代學術所崇尚的理性,尤其是被二十世紀西方文學觀念所追求的“理論”,“軟化”為積蓄著文學美感與生命溫度的“知人論世”,讓文學批評洋溢著“尚友”的親和力,抒發著獨樹一幟的“情”。這種文學觀念將以語言為中心的“‘文學’性”升華為以人為中心的“文學‘性’”,不僅提供了回應“文學性”難題的中國答案,更顯示出《“文人”汪曾祺研究》一書的示范價值:源自性情,通于學術,臻至文學。這讓文學批評不僅是對文學潛能的釋放與對文學意義的澄明,更傳遞著對文學的回報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