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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譯者手記|格陵蘭的非洲人
來源:澎湃新聞 | 錢培鑫  2026年11月17日09:13

在法國駐滬總領(lǐng)事館組織的一次文化交流活動上,我與上海文藝出版社編輯趙一凡先生不期而遇。閑談中,他向我提起了《格陵蘭的非洲人》——一個來自西非多哥的少年,偶然讀到一本關(guān)于格陵蘭的書,從此對遙遠的北方世界產(chǎn)生了強烈向往,并用數(shù)年時間輾轉(zhuǎn)西非、歐洲,最終抵達冰雪覆蓋的格陵蘭。這段故事深深吸引了我。當翻譯這本書的機會真正來到面前時,我欣然接受了這項工作。

初讀此書,我便意識到,這不是一部通常意義上的旅行游記。它呈現(xiàn)的不只是一個非洲少年如何抵達北極,而是一個人走出熟悉環(huán)境、進入另一種生活世界,在觀察他者的同時不斷認識自己、重新理解故鄉(xiāng)的過程。隨著翻譯的深入,我愈發(fā)感受到這部作品的獨特質(zhì)地:它兼具旅行文學(xué)、自傳與民族志的特點,卻不依托理論框架,也不止于景點介紹與個人感懷。作者以自身經(jīng)歷為線索,將個人命運、社會觀察與文化思考融為一體,既有故事性,又保存了豐富而具體的人文信息。

1941年,戴戴-米歇爾·科波馬西出生于西非多哥一個傳統(tǒng)家庭。少年時,一次與蟒蛇的意外遭遇,使他被認定命中注定要侍奉蛇神,他的命運似乎因此被安排好了。然而就在這時,他偶然讀到一本介紹格陵蘭的書,書中冰雪、海豹、雪橇與北極居民的圖景,讓這個熱帶少年心生向往。“至少在這個寒冷的地方不會有蛇!”這個想法成為他決意離開家鄉(xiāng)、前往格陵蘭的直接契機。此后,他從多哥出發(fā),先后輾轉(zhuǎn)幾內(nèi)亞、加納、塞內(nèi)加爾、毛里塔尼亞,一個已經(jīng)邁入星際旅行時代的世界,他卻花了整整六年才走出自己的大洲——這是后殖民時期非洲人跨境流動的制度性困境。隨后他進入歐洲,在法國、德國、丹麥輾轉(zhuǎn),靠打零工維持生計。八年后,他克服重重困難,最終搭乘貨輪抵達格陵蘭,在那里生活了將近兩年時間。

從熱帶非洲到北極冰原,從椰林、蟒蛇到冰山、海豹,這樣的空間轉(zhuǎn)換在世界旅行文學(xué)中并不多見。更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非帶著短暫觀光者的心態(tài)來到格陵蘭。他希望真正了解當?shù)氐淖匀伙L貌與風土人情。船駛?cè)胗壤材然舨紞{灣,岸上三十余座涂成黃、綠、藍、紅不同顏色的小木屋散落于大山腳下,周圍是如草坪般柔軟、點綴著黃色花朵的綠色地衣——這種描寫具有典型的民族志觀察特征。然而緊接著的登陸場景則揭示了觀察者自身亦被觀察的處境:碼頭上人群一見作者便停止交談,安靜得幾乎能聽見呼吸,隨后兒童開始哭喊“圖納薩克”(山里的幽靈)或“基威托克”。有的孩子嚇得躲到母親身后,也有女人看到一米八的高個子,說他“漂亮”。這種觀察關(guān)系的倒轉(zhuǎn),不止于軼事性記錄,更在于呈現(xiàn)跨文化接觸中“發(fā)現(xiàn)者”與“被發(fā)現(xiàn)者”身份的雙向性——科波馬西原本帶著非洲人的好奇來觀察格陵蘭,卻在登岸的瞬間成為格陵蘭人觀察的對象,而且被歸為當?shù)孛耖g信仰中來自大山的幽靈。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他逐漸從一個遠道而來的訪客變成當?shù)厣畹膮⑴c者,與許多居民建立了真摯的友誼。格陵蘭由此從一個抽象的地理概念,變成了一個有著具體的人、家庭、情感和日常生活的真實世界。

這種融入不是抽象的認同,而是落在每一天的瑣碎日常里。作者沒有刻意營造探險英雄的形象,也不將北極寫成獵奇的神秘世界。他以第一人稱自然坦率地敘事,常從一件普通小事切入,帶讀者走近當?shù)厝说娜粘!屑扔懈窳晏m自然景觀的描繪,也有大量關(guān)于家庭、飲食、狩獵、捕魚、住房、服飾、婚姻、親屬關(guān)系和社會交往的記錄。他寫格陵蘭人早上喝咖啡要連喝五杯,從第三杯起往杯里滴“阿夸維特”烈酒;寫他們把雪茄抽幾口就吐唾沫弄滅,塞進嘴里用牙撕下滾燙的煙灰和煙葉,嚼著咽下,再吐一口黑痰說“Mamak!”(意為真是太棒了);寫當?shù)厝胰怂X時擠在床上“抱團取暖”,懷孕八個月的博萊特睡在他邊上,隆起的肚子緊貼著他。他說,“我這輩子都記得她那突出的、熱乎乎、光溜溜的肚子頂?shù)轿疑砩希屛倚睦锇l(fā)毛的感覺”。這些看似瑣碎的細節(jié),寫出了寒冷環(huán)境所催生的真實復(fù)雜的生活,也反映出作者的好惡、驚訝和疑惑。作者沒有回避這些感受,而是將它們?nèi)鐚崒戇M作品,讓我們看到一個外來者在接觸、比較、困惑和反思中認識異域文化的真實過程。

最觸動我的,是書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一個主題:分享。格陵蘭人把捕獲的第一頭海豹的肉分給別人,自己卻不能吃,科波馬西由此聯(lián)想到多哥少年第一次領(lǐng)到工資必須先交給父親。他敏銳地指出,兩種習(xí)俗看似相似,背后的觀念卻不同:多哥人首先想到父親,因紐特少年想到的則是整個共同體的生存。這種比較目光貫穿全書,卻從不居高臨下。他寫丹麥工人雇用當?shù)嘏⑾匆轮罂Х取⒘粝潞⒆颖阋蛔吡酥粚懪撩滋亍暗跉W根尼小屋”里的年輕人困在墓地與垃圾堆之間,得不到同胞援助;寫圖埃一家斷糧殺狗,他出面制止并借錢買來海豹肉;也寫約翰·多爾夫在跨年夜將他摔倒在地,罵他是“該死的黑鬼”,他怒不可遏地反擊,第二天村里人反而夸他“教訓(xùn)得好”。這些段落沒有浪漫化“原始公社”,也沒有刻意塑造一個受歧視的外來者。科波馬西寫的是具體的人,以及他們身上的不幸、惡意和善意。他盡可能誠實地記錄眼前的一切。

關(guān)于狗的書寫,或許最能體現(xiàn)作者的觀察方式。他寫雪橇犬在暴風雪中拉橇,一只狗停下來排便,卻被其他狗拖著在冰面上翻滾;寫狗群為爭奪交配權(quán)混戰(zhàn),十幾只撕咬在一起;寫漢斯用牙齒咬住皮條打出十六個結(jié)制作狗鞭,鞭梢取自母獨角鯨腹中的小獨角鯨皮。他也寫狗的另一面:暴風雪迷路時,波約挖出雪洞讓狗躺在身上取暖;拉橇?xí)r狗仿佛有“第六感”,主人睡著了也會放輕腳步;喂狗時他忽然生出深深的同情——因為它們畢竟是人類的救命恩人。在科波馬西筆下,狗既不是忠誠無私的朋友,也不是兇殘的野獸,而是與人共同生存的動物:既能救人,也可能傷人;既聰明,也有笨拙的一面。他沒有把自然描繪成溫情的世界,而是呈現(xiàn)它真實、復(fù)雜甚至殘酷的一面。

科波馬西講述“靈魂”時,這種觀察又深了一層。馬塔克告訴他,人有六七個“塔尼特”,分居于大腦、喉嚨、心臟、腎臟等器官中,它們在人死時隨最后一口氣離開;此外還有“名字的靈魂”“阿特克”以及睡夢中離體漫游的“塔內(nèi)克”。這些說法讓他立刻想起多哥人的“埃克朗”(“另一個自我”)和“蘆風”(“生命要素”),以及村莊附近被認為是巫師化身的貓頭鷹。在因紐特人的觀念中,萬物都有自己的“因紐阿”(主人)。獵人殺死動物后需安撫其靈魂:給海豹鼻子滴淡水,把魚叉放在火邊,讓鯨魚的靈魂取暖;女人則通過儀式將鯨魚靈魂引入冰屋,掛上禮物,像迎接尊貴的客人。科波馬西寫道:“因紐特人的習(xí)俗比我們非洲的更為溫和……”這句話的分量,只有聯(lián)系他此前寫到的多哥漁民部落為了捕到更多的魚,不惜向海洋獻祭人命的習(xí)俗才能真正理解。一個從蛇神獻祭中逃走的人,在北極冰雪里重新遇見了靈魂問題,只不過這一次他不再是祭品,而是觀察者。這種經(jīng)歷揭示出,一個社會如何對待動物、死者和那些看不見的存在,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那兒的人如何理解生命與尊嚴。

在這本書中,一個非洲年輕人以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觀察格陵蘭社會。他不是殖民者,也不是專業(yè)學(xué)者,只是一個帶著自身文化記憶走進異鄉(xiāng)的旅人。

格陵蘭風俗與非洲經(jīng)驗之間的持續(xù)對照,構(gòu)成了全書最鮮明的敘述特點。每述一種格陵蘭習(xí)俗,作者幾乎都會附上一句“在多哥……”或“在我們老家……”。格陵蘭的換妻習(xí)俗對應(yīng)多哥的一妻多夫,格陵蘭的守喪禁忌對應(yīng)非洲的寡婦規(guī)訓(xùn),格陵蘭的名字靈魂觀念對應(yīng)多哥“另一個自我”信仰。這種對照不預(yù)設(shè)文化高下,只是將兩個社會并置,讓讀者自行觀察人們面對饑餓、孤獨、死亡時的不同對策。由此,作品形成了一種雙向觀察:既在認識北方,也在重新認識南方;既在理解他者,也在理解自己。

這種雙向觀察也延伸到他對于殖民歷史的思考。本書雖然不是一部專門討論殖民歷史的著作,但殖民統(tǒng)治及其后續(xù)影響始終貫穿其中。書中提到,丹麥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現(xiàn)代化政策,包括將分散居住的因紐特家庭集中到城鎮(zhèn)定居,以及推行以丹麥語為主的學(xué)校教育。這些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居民的生活條件,卻也給當?shù)貍鹘y(tǒng)文化的延續(xù)帶來了沖擊。年輕一代逐漸疏遠了祖輩熟悉的語言和生活方式,一些傳統(tǒng)的狩獵技能面臨失傳的風險。很多年輕人已經(jīng)不會獵海豹,他們穿著進口的羽絨服、牛仔褲,開著機動船,在超市里買罐頭食品,酗酒和福利依賴在年輕一代中蔓延:“很多還能干活的格陵蘭人,全指著丹麥政府發(fā)的救濟金過日子。”通過這些具體的生活場景,作者展現(xiàn)了格陵蘭傳統(tǒng)社會在現(xiàn)代化進程中面臨的矛盾與困境。

作為來自多哥的非洲人,作者對奴隸貿(mào)易、殖民掠奪以及外來宗教對非洲傳統(tǒng)文化造成的沖擊有著切身的體會。由此形成的跨地域歷史聯(lián)想,使他的思考超出了對格陵蘭社會的觀察,觸及一個更為普遍的問題:一個民族如何在現(xiàn)代社會的發(fā)展過程中保持自身文化的主體性?外來文化的進入是否必然意味著傳統(tǒng)文化的消失?現(xiàn)代化是否只能沿著一種固定的道路展開?這些問題并沒有簡單的答案。作者在不同文化和歷史經(jīng)驗之間不斷建立聯(lián)系,使這部作品具有了超越個人旅行經(jīng)歷的思想內(nèi)涵。

科波馬西最終決定離開格陵蘭,回到非洲。他意識到,如果一直留在北極,自己便無法為同胞做更多事情。他希望成為一個“講述者”,把“嚴寒之地、午夜太陽和無盡長夜”講給非洲的年輕人聽。馬塔克老人曾對他說:“你的位置在我們中間,因為你已經(jīng)贏得了大家的尊敬。”這份認同并沒有改變他的決定。他有自己的故鄉(xiāng),也有自己想要講述的故事。

法語原版出版三十多年后,科波馬西在再版后記中寫道,此后他又三次回到格陵蘭:帶著家人、為BBC拍攝紀錄片,以及擔任游輪演講嘉賓。他說:“在內(nèi)心深處,我覺得自己從未離開過格陵蘭。”那段經(jīng)歷早已成為他生命的一部分,也影響著他理解世界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