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之暗面:女性史,被記住的和被遺忘的
從兩個里奇沒說完的故事說起
讓我們從《生于女人》里兩個讓我耿耿于懷的次要人物開始,里奇只談論了他們被歷史和論著記錄的人生,我想補全他們少為人知的結局。
“血肉之手,鋼鐵之手”一章里,里奇將產鉗的發明定義為男性醫生對女助產士的霸權,這種在里奇看來并不科學的技術壟斷,引發了助產婦的激烈反擊——其中她著重引用伊麗莎白·尼埃爾(Elizabeth Nihell)的著作《助產術論》(Treatise on the Art of Midwifery),將其視為女性主義論戰史在醫學領域的雄辯之作。尼埃爾將產鉗與自然分娩的技術之爭,象征性地處理為性別權力的對抗:助產最初因“低賤”被劃分進巫術丟給女性,當男性從“不必要的”助產器械中看到利益,便突然空降,用更方便產鉗操作的截石位替代了更有利自然分娩的直立位,剝奪了同為女性的助產婦與產婦共同戰斗的權利。
尼埃爾如此富有戰斗力的觀點令我對她大感興趣,因此搜索了更多資料。她因其論著和反對男性進入助產行業知名,曾在巴黎主宮醫院助產士學校接受訓練,兩年接生兩千多例嬰兒,成績實為罕見——足以證明她用以佐證觀點的實戰經驗并非徒有虛名。她發現,主宮醫院分娩全由女性負責,并發癥卻比由男性管理的英國婦產醫院更少,因此于1760年出版了著名的《助產術論》,嚴厲批評男性對分娩的干預以及產科醫生薪酬高于助產士的事實。然而,具有如此卓越職業素養的女性結局是——遭醫生丈夫遺棄后,無法僅靠助產生存,被迫在救濟院中生活,53歲去世,死因和墓地不為人知。
同一章中,里奇談論了另一名男性醫生伊格尼斯·菲利普·塞梅爾維斯(Ignaz Philipp Semmelweis)的貢獻。尼埃爾去世一百多年后,這名維也納醫生指出當時導致大量產婦死亡的產褥熱成因(從事過解剖的醫生將尸體微粒帶入子宮這一巨型創口,導致產婦感染后死去),并強制要求醫生進入產房時用化學制劑洗手消毒。他的觀點被認為在暗示是醫生“不潔”導致產婦死亡,他因此被男性主導的醫學界排擠。里奇用帶有強烈詩意的筆觸,告知我們他富有宿命論意味和英雄主義美感的結局:
他被迫離開維也納,前往布達佩斯的一個產科診所就職,那里“產科窗戶的正下方,是一條露天污水道。……病理解剖的所有液體垃圾全部被傾倒在這里”。在這種毀滅性的工作條件下,眼看著自己費時費力辛苦積累的研究成果被一個又一個國家所拒絕,這位情感脆弱之人的心靈遭到嚴重打擊——1865年,他被維也納精神病院所接收。但就在他準備入院的前幾天,他在一次手術中割傷了手,很快死去——與柯列奇卡以及成千上萬被他惦念的產婦們完全相同的死法。
事實并非如此。根據H.O.蘭卡斯特(H. O. Lancaster)1994年發表于《醫學傳記雜志》(Journal of Medical Biography)第2期的調查,塞梅爾維斯是在精神病院中被毆打致死的。其真實死因直到1979年才被披露——他的精神狀況惡化數年,于1865年7月被同事指控患有精神病,隨后被強制送進一家私人精神病院。塞梅爾維斯是否確實患有精神疾病至今存疑,但鑒于他遭同行普遍怨恨,精神病是否僅僅是將其送監拘禁的借口,至今尚無定論。在那里,他“因脾氣暴躁”遭到工作人員毆打,兩周后因傷重死亡。有五份文件包括其驗尸報告,證明其死于在精神病院關押期間的身體虐待。更令人震驚的是,里奇所記述的宿命論死亡誤傳,是醫學界刻意編造并使之廣泛傳播近一百年用以掩蓋其真實死因的障眼法。蘭卡斯特評論道:“說他是在解剖尸體時受傷感染而死……如果這是真的,那將是一個絕妙的希臘式諷刺。”相比于里奇提到的布達佩斯為他樹立的雕像,術語“塞梅爾維斯效應”(Semmelweis effect)似乎更有紀念意義——指一種人類自然傾向,即拒絕接受新的證據或知識,因為它有悖于先前建立的規范、信仰或范式。
這是兩個里奇沒有講完的故事的最終結局:富有戰斗精神的產鉗批判者被丈夫拋棄后死于救濟院,被追認為手衛生和防腐的先驅在精神病院被毆打致死;一名助產士和一名醫生、一名女性和一名男性令人唏噓的命運。
我想談論的是,這兩個故事告訴我們,今天如何認識女性史、如何理解性別關系,并不是從一張白紙上開始的。我們繼承了某些歷史,也繼承了它的斷裂、選擇與遺忘,即歷史的月之暗面。歷史存在陽面和陰面。陽面是宏大、被反復歌頌和教學的歷史,陰面是被消音甚至污名化的歷史,它們同樣存在過,也存在著。《生于女人》的重要意義在于:提醒我們留意這些歷史的暗面,不要將被認為是私人領域、不言自明的經驗視為理所當然,那里有震耳欲聾的沉默。
關于《生于女人》不是標準答案
《生于女人》初版于1976年,是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的重要理論著作。在將里奇及其作品置于19-20世紀社會運動全景之前,我們需要先回到溪流的出處,去察看它如何匯入女性權益運動的洪流。
《生于女人:母親身份作為經驗與規制》,[美]艾德里安·里奇著,翁佳妍、劉純瑋譯,人民文學出版社·九久讀書人2026年10月版。
第一章到第五章,里奇從考古學、歷史學、人類學、神話學等角度構建了女性史:從“大母神”到被貶損的次級人類。她的學院和詩人雙重背景,讓個人經驗和學術論證奇異地融合并互相作證。這種方法論使得《生于女人》在當時大量出版的性別理論著作中成為獨特的存在,并因此受到贊譽和質疑——即使在今日學界,作者身為女人、女兒和母親的直接證言如此大量出現并作為論據,也極為罕見。這種個人證詞作為女性史的一部分——不同于那些將其視為“作者對個體經驗的自戀”的批評——我認為這反而是將個體經驗局限于自身的謹慎:里奇只代表自己發出權利之聲,因為她深知個例無權代表女性整體。
里奇的經驗和《生于女人》反映的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嚴格來說,是20世紀60年代末席卷(主要是昂格魯-撒克遜文化所覆蓋的)西方世界的女性權利運動。與爭取選舉權為目的的第一波女性主義運動不同,第二波浪潮將討論擴展到更廣泛的社會、家庭、工作和生育權利等議題,并著重關注女性在異性戀核心家庭中受到的剝削。
在該時期的美國,聯邦政府出臺適用于全美的《同工同酬法》(Federal Equal Pay Act);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出版《女性的迷思》(The Feminine Mystique)批判了刻板印象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將“賢妻良母”規定為女性終極追求的社會規范;女性組織抗議以傳統女性氣質為標準的選美活動,并丟棄象征“性取悅”的物品。在她們的努力下,婚內強奸被命名和定罪,避孕權逐步獲得法律保障,協議離婚被合法化。女性主義內部也出現了理論分歧:“性別是一種社會構建”的普遍主義觀點和“生理性別差異存在意義”的差異主義觀點形成張力。同時,種族作為變量也強勢進入討論:黑人女性主義者指出,當白人女性為獲得避孕權歡慶自由時,黑人和少數族裔女性卻因“優生學”面臨強制絕育的暴力。這種“騷動、分散、無政府主義”正是本書的寫作背景,通過第一次介入“母親身份”這一當時尚未引發關注的議題,里奇加入了第二波運動的辯論熱潮。
考慮到“第二波女性主義浪潮”這一術語本身就是美國及西歐部分女性主義者界定并以自身經驗為中心形成的性別敘事——我們必須意識到,性別解放運動從來不只有一條路徑,也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在同時期的法國,關注點和發展階段就大不相同。1949年,西蒙娜·德·波伏瓦出版《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并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這一成為“社會構建論”基礎的在當時屬于石破天驚的觀點。但思想提出往往遠早于社會改變,在相對保守的戴高樂“父之統治”和傳統天主教文化仍影響中小市鎮的社會環境下,直至1968年五月風暴,女性才大量參與包括性革命在內的社會政治革命。但這并不意味著女性已經獲得平等的政治和性別權利——如今年逾八旬的當事女性在新一輪性別辯論中,開始紛紛質問當時鼓吹的“性自由”,到底是針對女性的性解放還是性剝削——為什么是女性而非男性,在大量承擔服藥避孕的健康風險和意外懷孕的恐懼?畢竟直到1974年底,才有“另一個西蒙娜”——西蒙娜·韋伊(Simone Veil)促成墮胎合法化。安妮·埃爾諾在《事件》中描述的正是這一經驗。盡管與北美女性權益運動存在顯而易見的互相影響,但法國女性的恐懼、疲憊和憤怒顯然與大洋彼岸的姐妹并不完全相同。
關于女性主義運動及理論的盲區是:人們容易將已被命名、被理論化的“女性主義浪潮”視為某種一概而論的整體情況。女性權益主張存在著“巴別塔”效應——不同語境下,當人們談論“性別權利訴求”時,其中存在著巨大裂縫。因此以北美女性為主導的“第一、第二波女性主義運動”,不能被直接等同于世界范圍內女性解放運動的整體歷史。法國19到20世紀的女性權益運動的陣營、階段和訴求與此不同,更不用說東亞、東歐、中東、拉美、非洲等存在強烈種族、宗族、不同社會政治影響的地域,女性的困境、矛盾和訴求因其社會文化,存在顯著差異,絕不能一概而論;運動中為傳播而簡化的口號也無法窮盡全部。因此,每個女性個體的經驗都有其意義,但都不能壟斷和覆蓋女性整體的經驗——包括里奇的經驗。
艾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1929—2012)
1929年,里奇出生于猶太移民的中產知識分子家庭,父親是法醫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教授,母親是鋼琴家。里奇與父親感情極為深厚,童年從父親的書房獲得了大量文學教育,被學養豐富的父親視為對話者。但她并不回避父親在家中對妻子和女兒們實行的隱性“暴政”:包括讓妻子在生育后終止職業生涯,專職在家執行父親對兩個女兒實驗的早教計劃;以及自己和妹妹被迫放棄正常童年,以成為父親教育野心的試驗品。叛逆的青少年過后,里奇獲得文學學位并成為詩人;她與父母的感情深刻但矛盾重重。在歐美戰后要求女性回歸家庭的政策壓力下,女性的職業選擇受到嚴重限制,可供想象的生活模式也極為單調。即使身為女學生的里奇夢想是做記者,去戰后歐洲記錄歷史當下,她最終進入一條符合傳統中產女性期待的路徑——在隔壁哈佛找了一名被寄予學術厚望的丈夫(后成為經濟學家),自己則成為輔助家庭的主婦,并在被家務和育兒嚴重擠壓的業余時間堅持創作。
在《生于女人》中,她坦言身為妻子和母親的前期,如何被社會規范所劫持,以及失去詩人身份的自己所經歷的抑郁和混亂。生育第三子后,她決定絕育(但以罹患疾病不便繼續生育為理由,她在本書中談論了這段經歷),并回到文學領域。1966年,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詩歌期間,其政治參與已經進入創作,這引發了她與丈夫的關系危機。他們于1970年分居,幾個月后丈夫自殺,對她和孩子造成巨大沖擊。1976年,里奇通過《二十一首愛情詩》(Twenty-One Love Poems)公開女同性戀身份及情感體驗,此時她的伴侶是牙買加裔詩人米歇爾·克里夫(Michelle Cliff)。她們作為伴侶共同主編過女性主義雜志,并保持同居關系直到里奇去世。1976年也正是里奇出版《生于女人》的那一年。
這并不是一個隨處可見、甚至并不一定為新一代女性主義者欣賞的女性履歷。從父權家庭到異性戀核心家庭,再到同性伴侶關系,這一系列探索烙印著20世紀北美白人中產階級女性知識分子在當時思潮下逐步自我發現的印記。而身為背景各異的當代女性,我們必須意識到,每個女性的生命經驗都有其時空背景作為變量,照單復制任何女性先鋒的人生經驗,既不可能,也無意義,包括里奇的經驗。
既然如此,那我們為什么還要去閱讀里奇和《生于女人》?
因為《生于女人》幫助我們看見歷史中被壓抑的經驗——即使它本身也是一部誕生于特定時代、特定社會和特定生命歷程的作品。它是我們重新認識女性歷史、理解自身處境的重要起點,即使任何經典理論,都不能成為女性歷史的終極解釋。《生于女人》的價值,不在于提供一份可供直接套用的人生指南,而在于它使一些曾經難以被理解、被命名和被公開討論的經驗成為常識。
換句話說,《生于女人》的意義不在于讓我們成為下一個里奇,而在于我們不需要重復她的經驗,就能獲得她提示的性別教訓。正因為這類書的存在,如今的女性并不需要被迫服從社會規范并擺脫它、放棄自我實現后重新開始、經歷混沌的性自由并承擔其代價后,才能發現自己。
從圣西門女性到里奇:為什么我們無法孤立地談論女性?
多年前的婦女節,我見過一張海報:在一座高墻的一側,身著不同歷史時期服裝、不同膚色、一個踩著另一個的肩膀,越堆越高的女性組成一堵人墻——其中隱約能辨認出瑪麗·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奧蘭普·德·古日(Olympe de Gouges)、喬治·桑——一個當代女孩站在女性先輩層層搭建的人墻頂端,正和另一端的男孩握手。我從未如此直觀地感到:今日女性能與男性站在同一地平線,是靠腳下踩的大量被記住、被遺忘的女性先輩,用肉身護送我們抵達的人權最高點——但也僅僅是與另一性勉強平等對話的基準線。
盡管女性爭取權益的歷史,一定從第一個意識到不平等存在的女性發出呼聲時就開始了,但我們往往很難追溯這一“女性史”,女性對于自身歷史的認知是碎片化的。北美學者將“第一波女性主義浪潮”的起始時間定為十九世紀中葉;1970年法國期刊Partisans出版題為《婦女解放:第零年》(Libération des femmes : année zéro)的專刊;在中國,五四時期則成為女性解放議題進入現代公共討論的重要節點。這種姿態似乎非常契合一些性別研究者所提出的“女性主義的孤兒時期”觀點,即每一代女性都不知道自己從何而來,繼承了什么脈絡,一切都要從零開始。正如觸動我的海報所揭示的,我不同意這種歷代女性在歷史中毫無依傍的觀點,也不認為1850年代才是女性爭取權益的起點:女性要求平等的歷史和人類歷史一樣長久。里奇與《生于女人》正是這種“我們有所承襲和依靠”的證明。
我們在歷史課上學過武王伐紂、特洛伊戰爭、明治維新、哥倫布抵達美洲、七月革命自由如何引導人民,這些由男性主導的文明史。然而即使我自己,也只能從有限的知識中,拼湊出女性史的一些碎片:奧蘭普·德·古日以《女性和女性公民權利宣言》回應《人權和公民權利宣言》;圣西門女性試圖重構家庭與兩性關系;拿破侖《民法典》使女性權利嚴重倒退;1848年曇花一現的政治俱樂部曾短暫打開過女性參政空間,并遭到嚴重反噬。歷史的月之暗面。《生于女人》中的女性史回顧,因局限在昂格魯-撒克遜文化而同樣無法窮盡當時從未被系統化過的女性史。但無論如何,是一次可敬的努力——在當時和現在,讓女性意識到社會不僅會遺忘某些人物,也會繼承既定的敘事框架,以至于我們不再意識到歷史原本還可以從其他位置講述。
我所研究的法國1830-1848年既是浪漫主義文學的巔峰時期,也是女性主義史上極為豐盛的時期,留下了相當程度的女性報刊、女性寫作和婦女政治組織。女性日常的政治斗爭和浪漫主義“永恒女性”的神話,形成巨大張力,后者大獲全勝,前者幾乎完全被遺忘。我想要在談論里奇時,也談論這段我最熟悉的歷史——在《生于女人》中,里奇曾對她們進行過致敬,但歷史顯然更為復雜。
在該時期,女性曾是政治主體,卻被歷史重新塑造成奇觀。人們記得圣西門教派怪異的藍制服及其引發家庭解體的社會恐慌,但無人記得圣西門婦女早在1830年代就提出“婦女和工人”都是主權人民。人們記得振聾發聵的“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但少有人記得,第一個寫下“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Prolétaires de tous pays, unissez-vous !)的是芙羅拉·特里斯坦(Flora Tristan),一個到死心臟里都留著丈夫射入的一顆子彈的女人。人們記得1945年左右,各國婦女陸續獲得普選權;但大概不會記得一百年前,《婦女之聲》(La Voix des Femmes)的女記者就聯合提名喬治·桑作為參選人,但被后者拒絕。
也是1848年,社會開始談論女性應該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權,少量女性開始幻想成為醫生和律師。巴黎助產婦成立了協會,反對來自醫生的競爭,要求像美國女性伊麗莎白·布萊克威爾(Elizabeth Blackwell)一樣有權進入醫學院并獲得醫生執照。這些女性的形象和聲音,歷史似乎只留下了男性知識分子在報刊中軍備競賽般的大量諷刺漫畫和污言穢語,她們被重新闡釋為仇恨男性的“亞馬孫女戰士”,男人嘲笑她們缺乏女性魅力的可笑男裝和從政野心。但女作家喬治·桑1835年正是穿男裝才得以混入貴族院旁聽關于第二次里昂紡織工人起義的“怪物審判”,并在《改革者》(Le Réformateur)中發表政論“他們是暴徒嗎?”(Sont-ils violens?)以聲援工人,獲得109名共和派男性知識分子聯署并共同承擔被政權起訴的風險。
但女性即使作為trouble-maker(麻煩制造者),也是被不當回事的那種。在1848年六月流血事件后,政權控制者開始大量解散被稱為“叛亂分子溫床”的男性政治俱樂部,女性被輕蔑地帶過:“女性和未成年人同等,不得參與。”當時的政治積極分子讓娜·德羅因(Jeanne Deroin)絕望地表示:“男人們參與政治聚會時,妻子們只剩絕望和嫉妒可供打發時間。”
無論是1848年政治俱樂部中的女性,里奇所代表的第二波浪潮中爭取權益的女性,還是今天對女性地位提出質疑的女性,都會遭遇這樣被父權制輕視和污名的命運。我們共同構成了月之暗面。歷史之暗面中,最令我痛惜的是女性和男性曾經真實存在過政治意義上的共謀之情。
我們不應該忘記喬治·桑的合作者皮埃爾·勒魯(Pierre Leroux)在1848年曾為爭取女性獲得選舉權進行努力,并遭到法國男性知識分子嘲諷。但他的孤掌難鳴在約翰·密爾處得到響應:“請允許一位與法國社會主義者在精神上和思想上團結一致的英國民主主義者,向您致意,感謝您在未來最重大的問題之一上所采取的崇高舉措,即在國民議會提出承認婦女政治權利的提案。”勒魯向女性伸出的手,在1896年被女性主義組織的《婦女日報》(Le Journal des femmes)隔空握住:在其雕像落成儀式的報道中,世紀末的婦女向他“為女性的事業”所做的一切致敬。
也是在里奇著迷的1848年法國女性政治俱樂部史中,諸多男性俱樂部開始接納女成員,“不分性別”這一表述屢見不鮮。四個主要工人協會決定聯合,后被定義為現代工會的雛形,發起人正是讓娜·德羅因。該計劃遭到嚴厲鎮壓并被定性為“反國家陰謀”,面臨嚴重刑罰。男性同案被告主動承擔了罪責,將責任歸咎于自身,被起訴的四名女性主謀因此僅受輕微處理。令人心碎的是,男性保護女性共犯的善意,確實導致了女性主導成立工會的榮譽被歷史性地轉移給男性。我們共情女性感到歷史貢獻被男性“篡奪”的憤怒,女性甚至連“殉道”的權利都被剝奪;但我們也無法不為這些男性感到痛心:自愿為女性同犯頂罪,初衷是保護,卻在無意間導致女性政治貢獻無法留下史料證據。我們更痛心的是,此后女性團體不再信任男性同盟,1848年隨著革命瓦解,女性從政治協會中獨立出女性主義組織,開始孤軍奮戰。然而僅在幾個月前,資產階級自由派報紙和七月政權無視、嘲諷和攻擊女性協會及其權利訴求,正是無產階級工人向她們提供了最為熱忱的支持——在女工要求經濟獨立并成立洗衣女工協會時,巴黎工人立刻向協會提交了當場預付三分之一現金的訂單。
我無意將1848年的兩性聯盟如此告終,視為因誤解而錯失的真正的平等——19世紀顯然男女權利差異極為懸殊,即使是激進的人權斗士,如芙羅拉·特里斯坦或喬治·桑,都承受過相當程度的婚內暴力。1848年的性別聯盟是在特殊政治局勢和特定思潮下,兩性關系與政治矛盾耦合的例外——但我仍然為最被壓迫的女性和男性工人,曾經在歷史的斷口短暫相濡以沫并最終失去彼此而心有戚戚。
如果說將女性史解釋為一部單純的受害史,就太不尊重女性的政治主體性及其復雜的情感世界了。對我來說,1848年意味著政治意義上初現的性別結盟,是女性與女性的結盟,也是女性與男性的結盟。而在《生于女人》中,里奇從情感角度談論了這種結盟——通過母子和母女關系。她從文學、歷史、社會文化角度和對精神分析的質疑角度,談論了母子、母女之間形而上的性別權力斗爭。通過自己與母親、與三個兒子相處中感受到的復雜而甜蜜的憂郁,談論了父權制通過異性戀婚姻制度和浪漫愛神話,離間了最為親密的兩個女人:母親與女兒;而父權制對男性氣質的強征,從母親那里奪走與她最為親密的男人:她的兒子。
這種性別間的分裂——無論是情感意義還是政治意義——都是令人遺憾的。因為我們既不能忘記女性曾經遭受的壓制,也不能讓性別中制度性的壓迫成為理解全部兩性關系的唯一框架。父權制書寫的歷史確實想要抹掉女性曾經作為政治和智力主體的存在,也想要抹掉女性曾經和男性產生過真實的政治共謀這一事實,以及離間男女之間無法徹底割裂的生命關聯——每個男人都曾是某個女人的孩子,而每個女人都有父親。這種關聯并不天然意味著互相理解,卻本應構成我們想象未來兩性關系的可能性。抹去這些關聯,將兩性關系化約為徹底二元對立,是歷史最為卑鄙的月之暗面。
重建大教堂:為什么我們今天仍然要讀里奇
我剛開始通過報刊研究十九世紀微觀史那一年,法國文學史領域提出了類似“重建大教堂”的概念:認識到傳統文學史是以男作者為中心敘述的文學史,并發掘被歷史有意遺忘的女作者。但這并不是在以男性為中心的主教堂旁邊加蓋一座女性的附屬鐘樓,或是在主教堂內安置幾尊女作家的雕像,而是整個拆除原有的大教堂,以性別平等為原則重新建造。重建的不只是人物名單,還有歷史的整體構造,以及我們判斷哪些聲音值得進入歷史的標準——如果無法做到消除歷史的暗面,至少讓暗面變得可見。這種文學史觀影響了我對性別史的認識。
《生于女人》首先是一部豐富的女性史,即使它并不完整,視角也有側重。它補充了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一部實際上以男性為敘事主體的歷史。我們首先知道了歷史存在著長期被壓抑的暗面;《生于女人》也使我們意識到,重建歷史意味著重新審視我們講述歷史的方式。里奇的書之所以值得閱讀,不是因為她能夠代表所有女性,而是因為她把個體經歷轉化成了其他女性可以繼續討論、質疑和發展的思想資源:我們因此意識到,每個女性的聲音,如同里奇的聲音,都是重建大教堂的磚瓦;并且這座教堂可以越建越高。
這是《生于女人》進入中文世界最大的意義。里奇在1970年代的經驗固然無法覆蓋2020年代中國女性的處境:中國社會內部,女性境況的差異不能被簡單抹平:城市與鄉村,各異的教育背景,被折疊的社會空間,處在婚姻內外,有無孩子,女性的聲音無法被同樣的問題概括,也難以被同樣的口號所代表。但如同里奇,我們同樣應該將自身經驗納入歷史——聲音越多樣,歷史的暗面就越能被點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