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的跨文化傳播
演講人:董曉波 演講地點:南京師范大學博士生網絡課堂 演講時間:2026年10月
董曉波 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安陽學院特聘教授;江蘇人才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副主任。主要從事法律語言與翻譯、國際傳播與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3項、重點項目2項(優秀結項),出版中英文著作近20部,發表論文250余篇。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完成了舉世震驚的長征。就在這一年夏天,一位年輕的美國人埃德加·斯諾以記者身份抵達陜北保安(今志丹縣),成為第一位獲準進入陜北蘇區并系統向外界報道紅軍長征的西方記者。采訪期間斯諾完成了大量筆記并拍攝了眾多照片,之后他對這些采訪資料進行充分整理,用英文完成了一部震撼世界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1938年,這部著作的中譯本在上海以《西行漫記》之名問世,從此傳遍華夏大地。
在紅軍長征勝利90周年之際,本次講座,我們結合學界相關研究成果,與大家一道,重溫《西行漫記》的跨文化傳播之旅。
斯諾需要突破的“擬態環境”
要理解《西行漫記》的劃時代意義,我們首先需要回到90年前那個信息極度不對等的世界。斯諾自己在書中開篇寫道:“在世界各國中,恐怕沒有比紅色中國的情況是更大的謎,更混亂的傳說了。”這句話是對當時西方這方面認知狀態的精準概括。
當時,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工農紅軍,在西方輿論中長期被妖魔化。這時存在著一個重要的傳播學現象:西方主流媒體對中共及其領導的紅軍的基本認知并非來自實際調查,而是對國民黨當局所謂“赤匪”宣傳的“二次轉述”。美國學者杰斯普森在《美國的中國形象(1931—1949)》中指出,在一段時間里,亨利·盧斯掌控時代公司,其旗下《時代》《生活》《財富》等雜志塑造了一個被刻意美化的蔣介石形象。
這就是斯諾出發時的西方讀者群基本認知背景:當時西方世界對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了解,建立在一套由他人提供的、未經檢驗的標簽體系之上。而且這些所謂的“了解”實際上還建立在真實的“認知真空”基礎上。這種狀態,用傳播學的術語來說,是一種“擬態環境”。“擬態環境”是美國學者沃爾特·李普曼在1922年出版的《公眾輿論》中提出的概念,它聚焦媒介如何形塑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斯諾要突破的正是當時的一個“擬態環境”——西方讀者以為自己在了解中國,實際上只是在消費一個被制造出來的錯誤形象。
當斯諾真正走進陜北蘇區時,他看到的是與國民黨當局宣傳截然相反的真實景象——這是一群在極端艱苦條件下依然充滿理想與信念的革命者。斯諾發現,當地一個村里的孩子們把紅軍稱為“我們的紅軍”。他與紅軍戰士趕路時,路過一片野杏樹,他們四散開來去摘野杏,個個裝滿了口袋,還有人給斯諾帶回來一把。但當他們走過私人果園時,卻無人去碰一碰里面的果子。斯諾后來說他認識到:紅軍是“中國唯一的一支從政治上來說是鐵打的軍隊”。
斯諾在書中以鏡頭般的筆觸記錄了陜北蘇區的眾多細節:毛澤東窯洞里主要的“奢侈品”是一頂蚊帳;彭德懷會因為擁有一個擊下敵機后用繳獲的降落傘做的背心而“感到很得意”;劇社“演員們除了伙食和衣著之外,所得生活津貼極微”,但斯諾說“我沒有見過比他們更愉快的演員了”。斯諾用他的筆,讓西方世界看到了這些人的真實面孔。
斯諾在記述毛澤東時采用了一種精妙的跨文化敘事策略。他描述毛澤東是“面容瘦削、看上去很像林肯的人物”。斯諾對人物的描述,不僅有外在特征的刻畫,更有內在品質的呈現——毛澤東“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會動搖他內心對他目標的信念”。“做了十年紅軍領袖,千百次地沒收了地主、官僚和稅吏的財產,他所有的財物卻依然是一卷鋪蓋,幾件隨身衣物——包括兩套布制服。”
在描述周恩來時,斯諾采用徐徐展開的方式呈現這位共產黨人的精神力量:周恩來“是一個大官僚家庭的兒子”,有著良好的文化素養,可在民族覺醒時期里所受的教育,讓他不甘心只做一個讀書人,轉而投身革命。在斯諾眼中,這位少年時即立下“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誓言的革命家,在長征過程中經歷九死一生,擁有鋼鐵般的意志。但是在交談中,斯諾印象深刻的是他“充滿了對生命的熱愛”。
斯諾敏銳地發現,在談及自身經歷時,他接觸的這些共產黨人關注的不是個人的遭遇,而是集體的事業。斯諾說,毛澤東在敘述中不再是“我”而是“我們”,“不再是毛澤東,而是紅軍了;不再是個人經歷的主觀印象,而是一個關心人類集體命運的盛衰的旁觀者的客觀史料記載了”。
斯諾以自己的筆和鏡頭真實記錄下了他的所見所聞,最終完成了《西行漫記》一書。這部著作也是當時西方世界了解中國共產黨與紅軍的奠基之作,成功突破了當時的復雜“擬態環境”,塑造了紅軍的經典形象。
斯諾筆下震撼世界的長征
如果有人問,《西行漫記》中的哪一部分內容最能集中體現中國共產黨人的真實面貌,那一定是對長征的書寫。在斯諾這一著作問世之前,西方世界幾乎沒有關于長征的任何可靠新聞報道,斯諾坦言當時“外國軍事專家都拒絕相信長征是可能的事”。而他及時采用了西方讀者能夠理解的敘事方式,盡其可能將長征這一英雄史詩呈現給英語讀者。
在《西行漫記》中,斯諾寫下了他關于長征的最出名的一句評語:“長征是軍事史上偉大的業績之一……與此相比,漢尼拔經過阿爾卑斯山的行軍看上去像一場假日遠足。”迦太基名將漢尼拔率軍翻越阿爾卑斯山,是西方軍事史上最著名的遠征之一。斯諾在敘述中使用了這個參照系,讓西方讀者成功感受到了紅軍長征的規模與難度。
斯諾著力展現的不只是宏大敘事,他在書中記錄一連串震撼世人的統計數據:“紅軍一共爬過十八條山脈,其中五條是終年蓋雪的,渡過二十四條河流,經過十二個省份,占領過六十二座大小城市,突破十個地方軍閥軍隊的包圍,此外還打敗、躲過或勝過派來追擊他們的中央軍各部隊。他們開進和順利地穿過六個不同的少數民族地區,有些地方是中國軍隊幾十年所沒有去過的地方。”斯諾還寫道:“(長征)路上一共三百六十八天,有二百三十五天用在白天行軍上,十八天用在夜間行軍上……(長征)平均每天行軍七十一華里,即近二十四英里,一支大軍和它的輜重要在一個地球上最險峻的地帶保持這樣的平均速度,可說近乎奇跡。”——在斯諾之前,從來沒有任何人如此詳細地記錄過長征的這些數據。這些數據帶給讀者的直觀感受,是一個政黨帶領一支軍隊氣吞山河的英雄氣概。
斯諾在陜北進行了幾個月的實地考察,采訪了眾多人物: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有廣大的紅軍戰士,還有普普通通的工人農民。他們的物質條件極其匱乏、生活非常艱苦,但是斯諾觀察到,他們的臉上似乎永遠洋溢著生機與希望,因為他們堅信,勝利的那一天終會到來。斯諾在書中寫道:紅軍“把原來可能是軍心渙散的潰退變成一場精神抖擻的勝利進軍”,“紅軍終于到達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無損,其軍心士氣和政治意志的堅強顯然一如往昔”。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行漫記》英文版中,斯諾在長征章節的末尾附錄了毛澤東《七律·長征》一詩的英譯版本,這也是該詩的第一個英譯版本。這里我們將中文詩句一并列出,方便大家對照:
紅軍不怕遠征難,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萬水千山只等閑。
Looked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五嶺逶迤騰細浪,
Wu Liang's Range rose, lowered, rippled,
烏蒙磅礴走泥丸。
And green-tiered were the rounded steps of Wu Meng.
金沙水拍云崖暖,
Warm-beating the Gold Sand River's waves against the rocks,
大渡橋橫鐵索寒。
And cold the iron-chain spans of Tatu's bridge.
更喜岷山千里雪,
A thousand joyous li of freshening snow on Min Shan,
三軍過后盡開顏。
And then, the last pass vanquished, Three Armies smiled!
根據斯諾所言,獲得此詩后,在吳亮平口譯協助下,他以意譯的方式完成了這首詩的首個英譯版本。
以后世角度觀之,這一英譯版本與其說是一首“詩”的翻譯,不如說是一份用詩行寫就的、帶有濃厚新聞紀實色彩的“長征速寫”。它產生于一個特殊的時刻:紅軍剛剛結束長征,斯諾是獲準進入陜北蘇區采訪報道長征的西方記者。當毛澤東將這首手書的七律詩篇贈予他時,斯諾的首要任務是讓英語世界的讀者盡可能迅速理解這場遠征意味著什么。我們對于斯諾這一“意譯”選擇的審視,也須置于這一原初語境中來。
從文學性上看,斯諾意譯的最突出之處,在于他頗為傳神地捕捉并展現出了全詩首聯表現出的那種舉重若輕的豪邁氣概。開篇“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一句,以“challenging”點出長征之“難”,“Looked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則用“looked lightly”將“只等閑”那種視萬水千山如無物的從容,轉化為英語讀者充分可感的視覺動作與心理姿態。這兩行雖未拘泥于字詞對應,卻在英語表達中建立起了與原文情感邏輯相通的起點,使英文讀者在開篇就能迅速把握住紅軍長征的精神基調。
然而,一旦進入具體意象與句法結構的層面,斯諾意譯的短板便顯露出來,其根源不在于語言能力,而在于認知框架的錯位。最典型的是“五嶺”的翻譯。“Wu Liang's Range”將“五嶺”這一由大庾嶺、騎田嶺、都龐嶺、萌渚嶺和越城嶺構成的具體地理概念,壓縮為一個單數形式的“山脈”,原文中“五”所暗含的綿延與層疊感在譯文中消散殆盡。這一處理與后來中國譯者普遍采用的“Five Ridges”形成鮮明對照:后者雖仍屬簡化,但至少保留了“五”這一數量標識,為讀者留下了識別其地理文化指涉的線索。后面的“烏蒙磅礴走泥丸”被譯為“green-tiered were the rounded steps of Wu Meng”,“green-tiered”(綠色層疊的)與“rounded steps”(圓潤的臺階)未能充分體現出“磅礴”的雄渾氣勢與紅軍將士那種翻山越嶺如同“走泥丸”的豪邁氣魄,這里的英譯呈現出的實際是一種近乎靜物寫生的風景描寫。相比之下,后來翻譯家許淵沖以“tower but like mole-hills”譯“走泥丸”,用“tower”與“mole-hills”的體量反差在英語中重建了原詩的夸張邏輯,采用“serpentine”修飾“五嶺”也遠比斯諾直白的“rose, lowered, rippled”更具視覺上的蜿蜒感與主動姿態。在“三軍過后盡開顏”之前,斯諾添加了額外的“the last pass vanquished”(最后一道關隘被征服)。從上下文看,這或許是他為了銜接上文“岷山”而補足的敘事邏輯——意在強調紅軍終于突破了長征途中的最后天險。這一添加體現的是斯諾以“事件報道”而非“詩性表達”為優先的翻譯立場:原詩表達的,是歷經萬難之后一種精神上的釋然與升華,其感染力正是來自不著一字于“征服”本身的含蓄;斯諾添加“vanquished”以點明紅軍突破關隘,重點強調的是長征的具體軍事勝利,反而未能體現詩歌原意。
但是,如果后世的我們僅以“詩”的標準來評價斯諾的意譯,就容易忽略斯諾意譯這首詩歌的真正歷史價值:在1937年的英語世界認知中,紅軍長征是一個不為外界了解的“未知事件”。斯諾將此詩置于《紅星照耀中國》中“長征”一章的結尾,其首要任務是讓英語讀者們認識并感受到這場遠征的真實勝利與苦難輝煌,品味中國律詩的平仄或者豐富的詩意并非主要考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斯諾完成的《七律·長征》第一個英譯版本,用近似白描的“never fearing”與“looked lightly”等詞匯,向英語讀者明確表現出了紅軍堅定的革命意志和克頑敵、撼山岳的無窮力量,發揮出了關鍵的跨文化傳播作用。
跨文化傳播的經典案例
《西行漫記》的出版,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前所未有的“紅區熱”。英文首版于1937年10月由倫敦戈蘭茨公司出版后,第一個月就重印三次,銷量超過10萬冊。1938年1月,美國蘭登書屋出版了美版,銷量也很快破萬。隨后俄、德、法、意、西、葡、日、荷等多種文字的版本相繼問世,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傳播。
當時歐美多家媒體發表了關于該書的評論文章。法國《外交政策》雜志1938年刊登的書評說:“大家對紅色中國知之甚少……我們應當感謝斯諾先生,他不惜親冒風險,彌補了這方面的缺憾。”值得注意的是,該書評還重點介紹并引用了斯諾在書中對紅軍長征的高度評價:這是近十萬人的隊伍跋涉六千英里的遠征,“長征是軍事史上偉大的業績之一……與此相比,漢尼拔經過阿爾卑斯山的行軍看上去像一場假日遠足。”
在那個人類尚未進入全球化傳播的時代,《西行漫記》能夠擁有如此廣大的讀者群,核心原因不僅是它回應了世界對紅色中國的好奇與關切,更因為它堅持用事實說話。當時《西行漫記》跨文化傳播的影響力,正如美國學者拉鐵摩爾后來所回憶的:“在人們政治上陷入思想苦悶的情況下,斯諾的《西行漫記》就像焰火一樣,騰空而起,劃破了蒼茫的暮色……那本書里沒有什么宣傳,只有對實際情況的報道。原來還有另外一個中國啊!”
斯諾的貢獻,不僅在于提供了“正確”的信息,而且在于向當時的英語讀者提供了一種新的認知路徑——從擬態環境回到在場經驗,從“東方想象”回到“現場敘事”。
第一步:第三方敘事的可信性建立。斯諾以西方媒體記者和學者的中立身份進入蘇區,他在《西行漫記》中明確交代自己的身份和進入蘇區的契機。這種“透明化的身份與行程交代”,讓讀者迅速建立起“客觀觀察者”的認知預設。在敘事過程中,斯諾始終保持“自我反思式”的筆觸,坦誠記錄采訪前的認知局限,開篇即列出了一連串“未獲解答的問題”,包括對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和理論的疑惑,以及他們如何長征如何戰斗,甚至還有他們怎樣吃飯怎樣穿衣等各種疑問。這種“暴露自身認知轉變”的寫法,贏得了讀者的信任。
第二步:在場敘事的感知力量。斯諾通過大量具體的、可以被檢驗的細節,讓讀者通過他的筆和鏡頭所呈現的內容去“看見”。
第三步:跨文化轉譯的適配策略。斯諾深諳西方讀者的認知習慣,他將當時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理念與實踐成果轉化為國際社會特別是英語世界的易懂語言與敘事邏輯。他采用西方讀者偏好的“故事敘事”替代“理論化闡述”,用“旅行見聞”的結構呈現自己的考察。
第四步:價值共振的深化認同。《西行漫記》之所以能在國際社會引發廣泛且持久的共鳴,核心在于其傳遞的“民族解放”價值,與20世紀30年代全球范圍內“反法西斯、追求民族獨立”的普遍訴求高度契合。
《西行漫記》的深遠影響
《西行漫記》的傳播效應是可以觀察、可以檢驗的。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朋友、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埃文斯·卡爾遜,在斯諾影響下,于1937年至1938年間先后兩次在華北敵后根據地對八路軍進行考察。卡爾遜按照與羅斯福的約定,通過信件詳細記述了他與中共領導人接觸的情況、八路軍的戰績以及敵后抗日根據地和游擊區狀況。羅斯福本人曾幾次與斯諾會面并詳細詢問中國共產黨的情況。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斯諾的著作間接推動了美國政府調整對華政策,對抗日戰爭的最終勝利產生了積極影響。
《西行漫記》所展現的中國共產黨人的面貌以及紅軍將士的形象,激勵了眾多國際友人同情幫助中國革命事業。白求恩曾給友人寫信說:“要問我為什么去中國,請讀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和史沫特萊的《中國紅軍在前進》,讀后你們必將與我同感。”印度醫生柯棣華等人也是在《西行漫記》影響下來到中國,投身于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
《西行漫記》的成功,引起了更多西方記者的關注,他們“都試圖趕上和超過埃德加·斯諾的成就”。史沫特萊訪問延安及華北前線后寫就《中國在反擊》;斯諾夫人尼姆·威爾斯寫出了《續西行漫記》;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寫了《人類的五分之一》;英國記者詹姆斯·貝特蘭寫出《華北前線》。這些作品共同構成了一個“紅色中國”的報道譜系。
《西行漫記》在中國的影響更為直接。斯諾后來回憶,(全面抗戰)開始后無論他去哪里,都有青年人夾著一本《西行漫記》問他,怎樣才能到延安的學校去。愛國將領何基灃在抗戰期間因戰事失利一度迷茫,在閱讀《西行漫記》后受到極大鼓舞,輾轉赴延安會晤毛澤東、劉少奇、朱德等人,在深入了解后最終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著名漫畫家華君武則回憶,抗戰時期上海淪陷后,他內心處于痛苦和迷茫之際,“斯諾的《西行漫記》真可以說是黑暗中的火把”。
小結
90多年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肩負著民族希望,縱橫十余省,長驅二萬五千里,跨越自然險阻,粉碎圍追堵截,勝利實現北上抗日的戰略轉移,成功開創了中國革命新局面。斯諾忠實記錄了這段歷史,并在《西行漫記》中熱情洋溢地寫道:“中國已有成千上萬的青年為了民主社會主義思想捐軀犧牲,這種思想或者這種思想的背后動力,都是不容摧毀的。”他對未來充滿希望,認為這種力量“必然把目前奴役東方世界的帝國主義的最后野蠻暴政投入歷史的深淵”。
董曉波 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安陽學院特聘教授;江蘇人才發展戰略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法治現代化研究院副主任。主要從事法律語言與翻譯、國際傳播與全球治理等方面的研究。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3項、重點項目2項(優秀結項),出版中英文著作近20部,發表論文250余篇。
今天,《西行漫記》所承載的跨文化傳播經驗,包括堅持以事實說話,善于借助“他者之眼”以及深挖共同價值等,對我們講好中國故事仍然具有啟示意義。
長征這一氣壯山河的英雄史詩,永遠鐫刻在中國革命豐碑上,永遠銘記在億萬人民心中。《西行漫記》則以它獨特的視角將其記錄,并成功實現了對這一英雄史詩的跨文化傳播,這也正是我們今天重溫這一經典的意義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