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時代,學術文本還需要人類譯者嗎?
這兩年,不少人大概都有過類似的體驗:把外文文獻丟給 AI,出來的譯文大體可用,個別地方甚至還挺出彩。面對這一技術進步,外語能力不足,又被糟糕譯本反復折磨的讀者,自然既驚且喜,但把翻譯當作重要學術產出的學者,挫敗感恐怕要大過驚喜。
學術翻譯顯然要變天了。本文將依次討論以下幾個問題:AI翻譯學術文獻(我主要關注文科理論類文獻,這類文獻比較能考驗AI的翻譯能力上限)目前到了什么水平?它將如何改變學術翻譯這個職業和相關出版活動?翻譯作為一種學術訓練手段是否還能維續?這種變化有什么積極意義?
AI翻譯已經追上專業譯者
先把技術演進線索簡單拉一下。十多年前,數字技術對翻譯的意義還停留于辭典電子化:查單詞不用再翻大部頭,相比古法手搓效率大增。2020年前后,DeepL這類工具勉強可以應對日常翻譯任務,但學術翻譯特別是文科理論文獻翻譯還完全不行。真正的轉折點當然是2022年底面世的ChatGPT 3.5。自此,學術文獻的機器翻譯變得真正可用了。
站在2026年下半年這個時間節點,一個乍看嚴苛實則可能寬厚的判斷是,AI生成的譯稿已經比大部分公開出版的譯本強了——別忘了市面上的許多譯著是多么拙劣,以至于“像機翻”很多時候其實應該被當成一種贊美。當然,這種判斷見仁見智,取決于每個人的閱讀積累和學術、語言鑒賞力,以及使用AI工具的技巧和經驗。但AI戰勝大部分譯者即便還沒發生,也只是時間問題——這一判斷恐怕很難否定。現如今,AI至少已經能就大部分理論文獻給出合格初稿了。即便最終不接受AI的譯文,在單詞和句子結構等層面,AI也能給譯者提供大量有價值的譯法選擇,和最優秀的譯者做到有來有回。我們可以略過一些細節爭議,基于這個牢靠的底線共識展開后面的論述。
譯者和出版的轉型
(一)從創作者到把關者
由此而來的一個后果是,傳統學術翻譯模式要徹底轉型,大量普通譯者會逐漸被AI 取代。
新模式的輪廓已隱約可見:AI 按提示詞出初稿,人工負責校對提升。說“隱約可見”,是因為這套流程眼下處于灰色地帶:許多人實際上已經這么做了,但譯文署名怎么算,出版社是否允許、讀者是否接受AI大量參與翻譯,這些都還是爭議重重。這里面確實有很多具體的權責問題,需要放到遠景判斷和轉型策略等范疇下認真考慮。
新模式中人的角色,可借助攝影和寫實繪畫的關系來理解:照相術發明后,寫實畫家的實用功能被攝影師取代了,但攝影師不是按按快門就完事——他要選取拍攝對象、設置相機、后期修圖。對應到翻譯,就是選書、確定核心概念譯法、明確體例風格、校對打磨。人從創作者變成了任務設置者、把關者。
這份工作絕非毫無技術含量。翻譯的上限遠比一般人以為的要高。把外文翻成初步能用的譯本,和把初步能用的譯本提升為精良譯本,表面看只是從八十分提到九十分——我們姑且用簡單的數值來粗略描述翻譯水平差異——但就耗費的精力而言,這十分要占去大半。這十分差在哪里?差在語言和專業理解的精細度,特別是概念是否咬得準,文氣是否通暢。例如能否在具體上下文中準確判斷,“commitment”表達的是簡單的“承諾”,還是一種挺難找到對應漢語詞匯的復雜含義(姑且可譯為“篤定之志”);能否根據前后句子間的邏輯關系判斷,“indeed”是應該翻譯為具有反預期色彩的“事實上”,還是表示確證預期的“確實”。
從八十到九十分這一段,恰恰是普通譯者無法突破的屏障。差距不只是改不改、能改到什么程度,最大的差距在于,普通譯者甚至都意識不到哪里有必要改。初稿把所有人都拉到了八十分,誰能再往上走,還是靠原來那些功夫。當然在這一過程中,AI工具依然可以進行輔助,譯者能力越強,AI輔助效果越佳。在此意義上,八十到九十分這一水平區間的要點不在于純人工比拼高下,而在于AI還無法抹平人本身的能力差距。所以對頭部譯者而言,施展才能的空間并沒有少太多,甚至可能舞臺還變大了:大量從零到八十的體力活可以省去,直接從八十分開始工作。一些原本會因為找不到合適譯者而被擱置的重要翻譯項目,在這一模式下也可以快速推進。
人的翻譯能力大體穩定,AI則在不斷進步。因此新模式所需的人類譯校者將越來越少,除非譯著出版規模急劇擴大,而這不太可能發生。很可能會逐漸出現這樣一種分化格局:越來越多的譯著直接由AI完成翻譯,只有少數重要作品才需要在AI工具和責編之間加入“學術翻譯守門人”。
從整個社會的角度講,維持舊有的翻譯出版模式是資源浪費。從譯者角度看,繼續堅持舊模式也是得不償失。首先,如果做不到頭部水平,那么人工翻譯的學術貢獻確實不大了。(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新近發表在《批評探索》[Critical Inquiry 52, no. 3]的長文《人類譯者對機器:闡釋的算法》[The Human Translator versus the Machine: Algorithms of Interpretation]試圖瓦解“翻得準”這一標準,主張翻譯是“徹底變革性的闡釋行為”,據此為人類譯者構想了駕馭算法、在多種闡釋可能中作創新性選擇的新角色。它提供了一種思考方向,即通過重新定義翻譯的目標來論證人類譯者的不可替代性。但我認為他的具體論證含糊且缺乏說服力。)其次,翻譯本就屬于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報酬微薄,考核不算數,還容易被人挑刺。其最大的意義也許是憑借高質量譯作建立學術聲譽。但AI翻譯技術的發展破壞了譯作的信號傳遞功能,讀者很難判斷那些準確流暢的譯文是譯者還是AI的功勞,但與此同時,錯謬依然要由譯者認領。
鑒于AI進步飛快,能力上不封頂,可能最后連“學術翻譯守門人”也會被徹底淘汰。也許我們就是最后一代譯者。
不妨作下遠景暢想:未來人工翻譯會不會從職業活動變為表演或娛樂?就好像各類身體能力在捕獵、運輸等活動中的實用價值基本消失后,變成奧運會上一個個展示人類身體極限的項目;就好像在記憶力貶值后,背圓周率、四書五經等能力只能在文化綜藝節目上供人看個稀奇。你也許會說,這樣不也挺好,翻譯還能活著。但以這種方式存在的翻譯容納不了太多從業者。這和運動不同。除了專業運動員,我們普通人也能從體育運動中獲得樂趣,或者至少會為了鍛煉身體進行運動。翻譯活動沒有這種“群眾基礎”,也不是“健腦活動”的必備項目。在這些方面,它更像背圓周率,而非體育運動。更糟糕的是,翻譯還沒有那么強的“可看性”。它缺乏“奇觀”色彩,欣賞評判門檻高。人工翻譯最終也許會變成一種需要被刻意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二)“私人譯本”對出版業的沖擊
轉到需求側來分析,傳統的譯著出版模式面臨這樣一個緊迫威脅:即便已有中譯本,許多讀者也選擇直接讓AI生成譯本。對于已經有可靠的學術和語言判斷力的人來說,這么做完全合理。AI出的譯稿該對的都對,錯得很少,且大多屬于專業讀者一眼便能揪出來的錯誤,基本不影響閱讀。此外,AI譯稿幾乎零成本、零等待,還能貼合自己的術語使用習慣,出版社拿什么來競爭呢?在上一小節框定的時間窗口(AI還只能做到八十分,頭部譯者有能力做到九十分)內,我們可以分三類學術讀物來分析其出版價值。
首先,研究性二手文獻的出版意義將大大降低。這類文獻是給已入行的專家、準專家看的。這些讀者或者本就會去看原文,或者可以很好地制作、使用AI私人譯本。其次,導讀類讀物依然需要出版。這類文獻面向初學者,而初學者恰好缺乏找尋外文文獻、判斷其重要性以及判斷AI譯本質量的能力,因此還需要出版社和專業譯者把關。最后,經典作品——或者更準確地說:第一流作品——也還需要出版。對讀者,經典譯本是公共權威文本。教學、學術交流等需要確定的版本、頁碼和通行譯法作為公共參照系,各用各的AI譯本會影響溝通效率。對AI,精良的經典譯本是高質量語料;即便質量未必很高,正式出版的譯本也能憑借其制度性地位,為AI確立譯法慣例。
所以結論不是學術譯著出版即將消失或應該馬上消失,而是門檻應大大提高。一部正式出版的譯著,必須嚴肅面對這樣一個問題:相比讀者自己用AI生成譯本,你多給了什么?答不上來的,確實沒必要出了。
翻譯作為學術訓練即將終結
作為一種面向出版的公共活動,翻譯的主要價值是產出高質量譯本。但作為一種學術訓練,它的意義不在于產出的作品本身,而在于翻譯過程中形成的精細閱讀能力。逐字逐句翻譯會逼迫你去注意、澄清那些原本注意不到或可以蒙混過去的內容。許多人是在做翻譯后才發現,自己原本的理解只是浮光掠影。這種訓練最終沉淀為乍看之下有些神秘的學術品味。
那么是否可以認為,即便翻譯的出版價值大大降低,作為學術訓練的翻譯也應該被保留下來,就好像計算器出現之后,我們依然讓學生練習口算、心算?這取決于翻譯的訓練價值有多大,以及操作起來有多難。
操作層面,翻譯作為學術訓練,一直有兩個難題。一是考核難題:很難判斷學生是否借助和本人能力無關的手段完成了翻譯作業。二是意志難題:既然難以考核,做不做、做到多認真,就全憑學生自覺了。AI出現后,這兩個難題變得難以克服,幾乎給作為學術訓練的翻譯宣判了死刑。也許可以通過當堂翻譯等方式來克服這兩個問題?對于日常實用類翻譯,這種方式確實可行。但它不符合學術翻譯的形態。學術翻譯的訓練價值要能發揮,最好選擇有一定篇幅的文獻,這樣才能有效鍛煉出精確、系統地把握文本的能力。除了處理足夠復雜的文本內部上下文,學術翻譯還應該讓學生把所翻譯的文本放到更大的社會思想語境之中來解讀。而這意味著,學術翻譯難以當堂完成,且不應該完全禁止學生借助參考資料、輔助工具。
至于翻譯的訓練價值,我在其他文章中已作過詳細論述,核心觀點是,翻譯的主要訓練價值是培養學術品味,但作為一種培育學術品味的方法,翻譯只有階段性價值,且并非無可取代;作為一種深入閱讀文獻的方式,它非常耗時,且重心不在對論證的拆解重構上面,不應高估其學術強度(參見拙文《翻譯理論文獻有多大價值?》,載《法哲學與政治哲學評論》第9輯,同濟大學出版社,2024年)。
因此,翻譯作為一種一般性的訓練方式即將終結,這絕非學術的末日。不過有一項損失確實很難彌補:翻譯經驗對一種特殊的學術品味——翻譯鑒賞力——的培育是必不可少的。這里用養孩子打個比方。吹毛求疵的話,“養兒方知父母恩”這個說法顯然有問題,因為有些父母其實并不負責。更準確的說法是,養過小孩,才能更好地判斷父母當年是怎樣對待自己的:不靠譜的你能意識到,付出的心血你也看得到。翻譯與此類似:自己做過翻譯,才品鑒得出有些譯本花了多少心思、做得有多好,有些則是多么不靠譜。由此回到前文提到的譯本打磨工作:它本就缺少識貨的人,今后會更像一門冷門絕學。而長此以往,誰還有能力來給AI譯本的質量把關呢?我們只能寄望于,隨著技術進步,AI不需要人類把關就可以把活兒做好。
AI翻譯的積極面
在談論AI翻譯的影響時,我們不應被譯者群體的挫敗感所籠罩。翻譯的主要功能是產出高質量的譯本,服務于廣大讀者,其次才是借此錘煉譯者本人的語言和思想。即便僅著眼于譯者的學術進步、精神完善,我們也要精細拆解技術沖擊下的得與失。畢竟我們不是非得當譯者。只是因為在特定思想環境和技術發展階段下,學術翻譯有巨大價值,我們才選擇當譯者。不能陷入這種假二擇一錯誤:把翻譯交給AI,我們的精神生活就荒廢了。我們完全可以把時間和精力投入其他學術思想活動之中。
跳出譯者視角,AI翻譯除了顯而易見的降本增效功能,還有一個重要的積極效果值得專門一談:它促進了學術平權。
國際層面,英語是世界學術語言,這對非英語國家的學者意味著一筆額外的成本——閱讀慢、寫作難、交流吃虧。這些成本與學術水平無關,只和你的母語是什么有關。你要比英語世界的人多花很多很多時間和精力,才能勉強接近他們的母語水平。就國內而言,英語能力特別是口語水平,和地域、家境高度相關,和智力的相關度則不那么大(我指的是成為合格英語使用者,而非成為英語專家學者所需的智力水平)。AI翻譯包括日漸成熟的AI同聲傳譯,在質量和效率兩個維度極大地壓低門檻。對母語不是英語、家境不夠優越的學者,這是實實在在的學術平權。
關于國際層面的學術平權,還有更深一層的問題可談。原本因為語言的阻隔,不同國家的學術發展還具有某種獨立性。AI翻譯的發展拆除了語言屏障,使全世界的學者更方便地進入英語國家主導的學術秩序,這是否會在一種更深刻的層面鞏固英語國家的學術霸權?這一顧慮不無道理,但英語國家的學術霸權主要靠的是經濟實力、輿論優勢、借助大學聲譽和期刊體制獲得的議程設定和學術評價權力等。英語的優勢是這套霸權結構的產物,而非原因;是維持這套結構的一個因素,但絕非只靠它維持。AI翻譯技術的發展既可能鞏固英語國家的學術霸權,也可能幫助非英語國家的學者在保持主體性的同時獲得更大的學術話語權。具體如何發展,取決于諸多翻譯之外的因素:能否分清客觀的學術優勢和霸權的影響?是否在積極吸收英語學術成果的同時,鼓勵用本國語言做研究?諸如此類。
結論和余論
總結起來四句話:AI能夠高效完成學術翻譯,變化已經發生;譯者職業轉型,普通譯者出局,頭部留下,并從創作者變成把關者;作為訓練的翻譯即將瓦解,翻譯鑒賞力可能斷代;AI翻譯降本增效促平權,但這些收益落在翻譯圈外。
拉長歷史的尺度,從自然科學出現以來,推動文科發展的一股強大情緒力量就是一種“維護人類”的沖動(參見《哲學與其社會背景:對話歐內斯特·蓋爾納》,載[英]布萊恩·麥基:《思想家》,吳蕓菲譯,上海三聯書店,2024年,442-443頁)。科技的發展使我們解釋、控制世界的能力急劇強化,但與此同時,人本身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從身體能力,到博聞強記之類的機械智力,再到創造力、反思批判能力,人的各項能力都在機器面前一敗涂地。在這一進程下,即便是最理想的結局,似乎也不足以安撫那些敏感苦惱的心靈:人變成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消極享受者,無法再像過去那樣,通過達成超越個人體驗的客觀成就,來獲得生命的意義。最終一切都將凝縮為一位冷門歌手在發現AI可以完美模仿她的聲音后發出的感慨:“此時此刻,我覺得自己像是一個在吃著爆米花,坐在電影院最好的位置上的觀眾。”
也許這個預測太悲觀了?一種比較典型的樂觀看法承諾了一個光明的未來,其邏輯如下:長遠來看,各個學科、各種生產活動都可能被AI取代,但許多事務本就是工具性的,并無內在價值,如果AI能直接完成相關研究和生產活動,人類并不會遭受什么損失,只會擺脫操勞、獲得寶貴的閑暇;與之相對,文史哲、藝術等屬于為己之學,以前因匱乏帶來的功利氛圍被低估和扭曲,在AI帶給我們閑暇后,人文藝術將迎來春天,人們將從中獲得足夠的意義感。
這種看法暗示,大部分工作都是對人的消耗,不足以寄托生命的意義。我不贊同這一暗示,但即便接受這一點,上述說法也經不起推敲。它混淆了愿景和預測,沒有看到有閑暇和人們會怎么利用閑暇是兩個問題。后一個問題取決于各方勢力對注意力的爭奪、人的多巴胺分泌機制和自制力等,與活動的內在價值關系并不那么大。在AI時代,人文藝術不太可能迎來春天,短劇、短視頻倒是已經進入火熱的夏天了。最悲觀的前景是,人文藝術將變成小眾文化,被一小群愛好者勉強繼承。
即便人文藝術確實迎來春天,問題也依然存在:未來會有很多人寫詩作畫,但AI可以輕松創作出無數好得多的作品;未來會有很多人反思社會現象和人生意義,但和AI相比,只能算小學生水平的思考。在AI的對照下,這些創作活動原本的意義將會消散,變成無足輕重的自娛自樂。你也許會說,即便AI寫的詩、畫的畫盡善盡美,我們也不會有欣賞的意愿,甚至在某種意義上AI的作品是無法被欣賞的:欣賞作品歸根到底是在欣賞創造作品的人,把握他在創作作品時的心靈悸動。這個辯護對文藝創作也許成立,但它難以挽救哲學、歷史以及本文討論的翻譯。我們顯然可以脫離作者來欣賞這些作品,且重要的是作品本身,而非作者。在這些領域,AI與人同場競爭,而人很難勝出。也許我們能做的就是成為AI作品的欣賞者。這本身不是壞事,但彌補不了意義感特別是成就感的虧空。
未來尚未完全到來。也許在后人眼中,我們純粹是受制于對生命意義、成就等的陳舊理解,才會操心這些本不是問題的問題,而真正的問題尚在別處。但對于生活在當下的我們,這些問題既無法拋開,也難以回答——但我們至少可以承認這一點,從而獲得清晰的自我認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