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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斯繼東:寫作,如西西弗推石頭上山
來源:中國作家網 | 斯繼東 周茉  2026年09月18日10:05

編者按

“文海觀潮——浙江作家作品觀察”將以訪談、視頻等形式,陸續推出14位浙江作家創作觀察。本期聚焦作家斯繼東。

斯繼東,1973年生,浙江嵊州人。中國作協會員,一級作家。小說散見《收獲》《十月》《人民文學》及《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各類選刊選本,多次進入收獲文學榜、中國小說學會排行榜等年度榜單。曾獲郁達夫小說獎、十月文學獎、《小說選刊》年度大獎、林斤瀾短篇小說獎、華語青年作家獎等獎項。結集出版有《白牙》《你為何心虛》《今夜無人入眠》等。曾任《野草》主編十年,現為浙江文學院名家工作室成員,紹興市作協主席。

訪 談

打開斯繼東發來的文檔,從寫作伊始發表過的作品整齊有序進入視線。名稱,類型,刊物,年份,逐一排列。瀏覽下來,可以注意到一位作家的創作軌跡。以2020年為分界,小說創作漸少,相較于早期的飽滿昂揚,斯繼東對寫作的熱度似乎冷了下來。寄來的小說集《開口說話》《今夜無人入眠》《你為何心虛》《白牙》分別出版于2005年、2013年、2018年,湊近聞,隱隱約約的陳舊書香襲來。我無意再追問一位作者早期的精神路徑,歲月會讓人生長出新的筋脈與骨骼,想法與觀念上的變化,是最令我好奇的地方。而斯繼東在寫作上的秘密,似乎就藏于近年來的新作《禁指》《傳燈》《母親大人膝下》《饕餮》等小說當中。

中國作家網:斯老師好!與前期相比,自2015年后,您的小說創作頻率似乎慢了下來,反而更多落筆在散文。您在一篇創作談中曾說“遲疑的根由是怕自我重復,近乎強迫癥似的求變,導致結果是作品嚴重低產”,如何理解這里所說的遲疑與求變?

斯繼東:我的個人興趣始終在小說上,“更多落筆在散文”是個誤會。那些創作談、印象記、采風作業之類的應約應景之作,我自己稱之為“雜碎”,實在算不得正兒八經的作品。我大概一直是個低產的小說家,因為時不時就能收到師友們“寫得太少”的“惋惜”,至今還欠著諸多期刊的文債。這個一方面確實跟性情有關,作家東君是了解我的,在某篇印象記里,他如是說:“可斯繼東偏偏又是一個產量不高的小說家。他為什么會寫得那么少?原因大概是他把小說當作遣興的酒,而不是管飽的飯——他有著南方舊式文人的散淡性情,他無法忍受自己像享用一日三餐那樣每天在既定的時間內坐在那里寫作。換言之,他寫小說,就像跑到酒館里喝酒,乘興而來,興盡而返。”

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我把寫小說這件事看得太重了,太過“敬惜字紙”。總怕寫出爛作品,老是擔心自我重復,每每神經過敏于文本的價值,期期艾艾,疑三疑四,遲遲落不了筆,最終導致許多小說“養”著“養”著便胎死腹中或不了了之。可能對作家而言,有那么一點盲目自信、自大自戀并不是什么壞事。而我的問題無疑就是“想得太多,寫得太少”。

中國作家網:閱讀您的早期作品,在欲望的逆流中,會隱隱感受到一種壓抑、束縛的故事氣氛,人與人、人與物多向度的微妙勾連,凸顯某一側面個體與生活、命運的無力對抗,最終落腳點,難免指向困惑人生的終極命題——無意義。自《禁指》后,作品風格明顯發生了改變,基調溫和中正,整體文本也由延伸趨向收束。縱向梳理創作軌跡,您自己是否也有這種感覺?您認為是什么造成了一個作家的變化?

斯繼東:貢布里希說“沒有藝術,只有藝術家”。本質上,所有門類的文藝作品都是作者的某一種表達。只是對以虛構為本義的小說而言,這種表達顯得更為間接和婉轉而已。作品風格和主旨的變化,背后對應的是作家認知的改變和提升。比如我們常說“真善美”,年輕時,會覺得“真”是第一位的,沒有“真”,“善”和“美”便是無本之木,因此以為發現并呈現“荒誕”這個存在的真相,便是孔子所謂的“辭達”。人近半百后,觀念不知不覺就變了:藝術僅僅呈現這種“無意義”是不夠的,小說家應該具備在“無意義”中看到“意義”的能力。

“真”依然是第一位的,但還得加上從“惡”中提純出來的“善”,然后才能真正抵達“美”的至境。現在流行一句話叫“筆墨當隨時代”,我覺得作家藝術家對于時代更要有一種審視,這種審視當然也包括自省。我近些年寫的《禁指》《傳燈》《母親大人膝下》等一批小說,題材都跟中國傳統文化有關,在這些人物身上,我有意無意著墨的,似乎正是現世人心中缺失的東西,比如品行、秉性、情義和風骨。

中國作家網:如果之前大部分小說以“存在的荒誕”作為考量基點,間隔經年,目前這一階段您有著怎樣的創作訴求?

斯繼東:湊巧最近看到評論家李德南言及,“作家斯繼東的一個說法給我的印象很深,他認為,存在主義是70后這代作家的哲學根基。”談論這樣的話題應該是好多年前的事了。重提存在主義,首先跳出來的依然是加繆筆下那個一次次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但現在的我會覺得,加繆借助西西弗神話來討論荒誕,是有一個前提的:加繆和他的讀者都熟悉西西弗神話,也就是說推巨石上山(巨石會因重力自動滾落)這件事跟西西弗這個人是天然捆綁在一起的,荒誕客觀存在,它其實只是個起點,加繆的目的是讓我們凝視這件事,通過正視荒誕的方式來對抗荒誕。與其說加繆在討論荒誕,不如說他在討論對抗荒誕。所以加繆才會在結尾寫道“應當設想,西西弗是幸福的”。這就是我前面說的在“無意義”中尋找“意義”。

文學自然有超越國界的通約部分,但一個中國作家其實是無法真正寫出一部歐洲小說或者美國小說的。當我們套用西方的話語體系來經營所謂的小說時,人物不再鮮活,更近于某種表達概念的工具,而文本則自帶一種照虎畫貓的套寫感,讀上去不免別扭而夾生。跟其他文體不同,小說有很強的俗世性,人物必須活在自洽的場域和語境里,就像一株自然生長的植物,它跟土壤、氣候和周邊環境是共生的,你如果把它單獨揪出來,樹就不再成其為樹。或者說,樹還是“樹”,但它只是一個詞。有人曾說“偉大的中國小說”應該是這樣的:“一部關于中國人經驗的長篇小說,其中對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豐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個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國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認同感。” 先按下“偉大”這個定語不表,再把表述中的“長篇小說”改擴成“小說”,這大概就是我想寫出的理想狀態的“中國小說”。

中國作家網:無論哪一時期,您的小說中總能窺見歷史敘事的身影。如《尋找家譜》《梁祝》《打白竹》《廣陵散》,還有近年的《禁指》《傳燈》等等。文學創作中,重回歷史這一部分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

斯繼東:小說為什么叫“小說”,不叫“大說”?那“大說”又是什么?我覺得“大說”就是歷史。大人物被定格在正史的大事記里,他們是邏輯鏈,參與構建了粗線條的歷史,但我們想讓他或她回到日常中,顯露真實的多面向的人性。而小人物則只出現于一鱗半爪的史料里,面目模糊且殘缺不全,他們注定是被用來填充吃人的歷史的牙縫的,而我們希望看到的他或她是整全的,因為在獨屬于他或她的人生里,他或她從頭至尾都是主角。除了人,還有事。那些載入史冊的事是真實的嗎?“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關鍵就看誰來寫。

就算結果是真實的,那么起因呢?在強調必然性的同時,我們又忽略了多少偶然性?如果把史書中的某個歷史事件比作得克薩斯的那場龍卷風,一個窮街陋巷里的屠狗輩可能就是亞馬遜熱帶雨林中的那只蝴蝶,當他起念動心時,就是蝴蝶扇動了翅膀。作為一個小說家,我對歷史感興趣的地方是什么?是真相,是必然性背面的偶然性,是大歷史夾縫中的小人物,是萬千寫不進大事記里的幽微人性。

中國作家網:現在您創作小說,會首先從哪方面著手,題材?結構?人物或者其他?

斯繼東:很難一概而論。但總體上似乎有一個從“事”到“人”的轉變。就是以前寫小說,更多是因為聽到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人物關系是依附于這個故事而架構出來的。現在更多是對某個人物感興趣,然后編織故事情節生成一個小說。前一種因為注意力更集中于事,以及背后的理趣和意蘊,難免有人物形象單薄,導致小說概念化的風險。后一種先有鮮活的人物形象,你只要“貼著人物寫”,故事更容易風生水起。

當然,人和事其實也是一體兩面的,有時候很難分清誰先誰后。題材是一個相對虛的概念,如果沒有找到對應的人物和故事架構,它就沒辦法變成小說。往簡單里說,小說就是寫什么和怎么寫兩個問題。結構和敘述人等等都是第二位的,是技術層面(怎么寫)的問題。年輕時初生牛犢,一個場景、一句對白、一個突然冒出的念頭就能掄起筆寫,現在再也不會這般冒失了,一般都會先把它養在腦子里,耐心等胚胎發芽,再抽枝散葉,直至有一天頂開天靈蓋。

中國作家網:對于您自己而言,寫作是一件快樂的事情,還是痛苦的事情?

斯繼東:痛并快樂著。每個小說都是“小徑交叉的花園”,作為一個孤獨的行者,你時時處處都面臨選擇,你想獨辟蹊徑,你想走上最便捷的那一條路,你想看到路上最美的風景。對人類而言,選擇總是痛苦的,前途未卜你又怎能不躊躇不彷徨?而當你終于到達目的地,所有歷經的痛苦瞬時都轉化成了快樂。寫作其實與西西弗推石頭上山并無差別。辛波斯卡是這樣說的:“我偏愛寫詩的荒謬/勝過不寫詩的荒謬。”

中國作家網:您曾主編《野草》雜志,接觸大量當代作品,您認為當下文學生態呈現出怎樣的特質?

斯繼東:前兩年評論家張莉曾經做過一個問卷,其中有相似的提問,請允許我偷懶將答話復制粘貼如下:如果必須用是與否來回答的話,我對中國當下小說創作的現狀是不滿的。但是,當白紙黑字敲下這句話時,我卻又顯得疑慮重重。其一,小說整體的疲軟只局限于中國嗎?這些年一年一頒的諾獎,一批又一批被譯介的外國小說有讓我們特別興奮嗎? 那種爆炸式的、現象級的文學狂歡好像自拉美魔幻現實主義之后便再也沒有出現過了。那么,這有沒有可能是小說(作為一種文學體裁)本身的問題呢?任何事物發展、演變越趨成熟,那么它的可能性自然也會變得越來越小。

其二,我的這種判斷會不會是片面、草率和不負責任的呢?每年都有海量的小說在發表出版,我的閱讀視野足夠寬廣嗎?我選擇的樣本是科學的嗎?我會不會僅僅止步于聲名表面的光鮮泡沫而忽略了洋流底下洶涌的暗潮呢?

其三,作為一個小說家——“被不滿”的一分子,我們是否已經習慣于妄自菲薄,吝惜于(其實是無力)贊美我們的同行和自己了?

如果大家都表示不滿,那么,這樣一種讓人普遍不滿的小說現狀是如何形成的呢,責任到底在誰?當我們在會場上表達不滿,指斥當下小說整體平庸的同時,新書發布會、圖書市場和作品研討會上卻遍地都是“聯袂推薦”的書腰——一部部皆扛鼎之作,個頂個都是牛作家,怎么就“堆”出個“整體的平庸”了呢?作為小說家,你有敬惜字紙嗎?你在拒絕重復自我嗎?你有三個月不在刊物上露臉就怕別人把你遺忘的焦慮嗎?作為編輯,你是否也如作家(另一種身份)一樣偏執,你愿意相信好小說有很多種可能嗎?你會給無名之作放頭條嗎?作為評論家,當面臨選擇時,你把票投給那部挑戰個人審美經驗的冒犯之書,還是心一軟投給相熟的名家的四平八穩之作了?如果我們都拿照妖鏡照一照,如果誰都經得起這些考問,那么,文學的生態是不是就不一樣了呢?

中國作家網:人至中年,對于寫作,您還有怎樣的不滿足抑或困惑?在接下來的文學道路上,想嘗試哪些方面的探索?

斯繼東:這些年我的創作一直以短篇小說為主,我似乎是跟短篇小說較上了勁。為什么會偏愛這種體載呢?可能這樣一個體量,正好是合于我的習性的。就像家里那個一百來平的小院,沒有小到因容不下木石池魚而存遺憾,也尚不至于大到因蒔花弄草累人而生煩惱。但短也有短的不好,從這一個到下一個,那種過于頻繁的切換和一次次的重啟,也著實磨折人心。

這種時候,我就會想到長篇。對一個作家而言,沒有寫過長篇總歸是種缺憾。沒有試過,你又怎么知道鞋合不合腳呢?唯長篇才有的那種正面強攻,那種泥沙俱下的包容性,那種全須全尾的人生,那種網狀的人物關系,那種人與時代的同生共進,確實都挺誘人的。其實這樣的題材和構思也不是沒有,至于最終能不能寫出來,就只能看緣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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