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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雷默:我想寫一個能與經典對話的大海
來源:中國作家網 | 杜佳  2026年09月15日07:37

“文海觀潮——浙江作家作品觀察”將以訪談、視頻等形式,陸續推出14位浙江作家創作觀察。本期聚焦作家雷默。

盡管力量懸殊,人類征服海洋的情結由來已久。為了突出人之主體,文藝作品中面對海洋的個體常常被塑造為強悍而滿懷征服欲的英雄。即便諾蘭電影《奧德賽》不乏超出史詩格局的現代性解讀,奧德修斯仍然是吟游詩人口中智謀與力量的化身。面對諸多已成范式的海洋書寫傳統,作家雷默在長篇小說《水手》中嘗試了空前的取舍——不把大海美化為崇高精神的原鄉,也不張揚水手昂揚的生命意志,而是“理解并尊重他們的疲憊”。雷默將生活比喻為“一場迎面滾滾而來的泥石流”,人被裹挾其中,難免呼吸困難,于是,寫小說成了“變相的掙扎”,“從庸常瑣碎的日子中脫開一些距離,來反觀我們的生活”。閱讀間,當令人感到意外的發展接踵而至,卻與生活的某些瞬間共振,我想,《水手》經由書寫解鎖了新的海域,達成了一種保有距離的回望。

雷默1

雷默,1979年10月生于浙江諸暨,現居寧波。在《收獲》《人民文學》《十月》《花城》《江南》《作家》《當代》《鐘山》等刊發表小說一百五十余萬字,多次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新華文摘》《中篇小說選刊》等轉載并入選各類年選和排行榜,部分小說被譯成英語、西班牙語、俄語和日語。出版有《黑暗來臨》《氣味》《追火車的人》《大樟樹下烹鯉魚》《這里白晝,那里夜晚》《水手》《壁虎》等作品,曾獲浙江省青年文學之星、《作家》金短篇小說獎、《小說選刊》年度短篇小說獎、丁玲文學獎、郁達夫小說獎、茅盾新人獎等獎項。

我想寫大海,就要寫一個不一樣的大海

杜佳:雷默老師您好。從開始發表作品至今的創作經歷中,您的創作以中短篇小說見長,一路斬獲郁達夫小說獎、茅盾新人獎等重要獎項。2023年,您在《當代》發表了首部長篇小說《水手》,2025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從短篇的“精雕細刻”到長篇的“波瀾壯闊”,這中間發生怎樣的創作轉折?《水手》最早的章節寫于2016年,但真正集中創作是在2021年下半年,這段相當長的準備期有哪些文學層面的考量?

雷默:說起來,《水手》那個長篇小說最早也是從一個短篇小說開始的,寫了遠洋水手的故事,但在短篇小說《深藍》中并未觸及小說的核心情節,在啟航階段就結束了。《深藍》發表以后,責編告訴我,這個題材值得寫,于是我又回去做功課。那時候,我也覺得中國作家寫海洋的題材太少了,我們向往大海,但對它的了解不夠,這大概也是很多作家想寫而不敢寫的原因。而關于大海的文學經典,我們是有所了解的,比如海明威、康拉德,康拉德是做過大副的作家,他的經驗獨一份,別人沒法學。而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又過于強大,以至于后來有人想寫海洋,也沒能逃脫《老人與海》的籠罩,總把大海美化成精神原鄉,或者是需要征服的對象,歸根到底還是“人可以被毀滅,但不可以被打敗”的精神過于強大,始終擺脫不了它無形中的影響。

我想寫大海,就要寫一個不一樣的大海,寫一個能和那些經典的大海呼應和對話的大海,于是我寫了一個離經叛道的少年,他離開自己的家庭和父母,只身前往未知的旅途,在兩年多的時間里,他經歷了身心的重重試煉,無數次想在絕望的時候放棄,但最終搖搖晃晃地堅持了下來。小說寫出來后,有評論家說,這是一個不一樣的大海,它承續了海洋文學經典,寫出了一個少年的心聲,即:“我可以被打敗,但我還得活著。”因此,關于大海的現代性書寫,我覺得在這部小說中達成了,在當下高度不確定的時代中,我需要把年輕人心里那種呼喊和倔強寫出來,這也是一個時代的吶喊,需要找到當代人活著的價值。某種程度上,也是那個時期的我的一種自我蛻變和自我救贖。

杜佳:如果一個作家只有“離開自己去寫別人,才能維持住創作的生命力”,那么《水手》看起來正是這樣一種嘗試,它觀照了“遠離雷默的”特定場景與特定人物。從您熟悉的江南鄉村、父子倫理,到遠洋漁輪上的水手群像,這種題材上的“遷移”是否可理解為一種主動的突圍?

雷默:我相信每個作家寫到一個階段后都會有自己的舒適區,也會逐漸感覺到瓶頸期的臨近,寫作是一個自我加壓和突破的過程,如果只待在熟悉的領域,很可能它也決定了你創作的高度。我見過不少作家,都喜歡在自己熟悉的領域待著,長此以往,到后來就陷入不斷的自我重復。這時候需要一種“走出去”的勇氣,碰一碰自己不擅長的題材。雖然不一定能寫出杰作,但通過操練,能發現自己的寫作短板在哪里,也是為以后的創作鋪路,能避免很多問題。

平心靜氣地把日常寫到極致

杜佳:《水手》出版后,有讀者稱其為“中國版《少年Pi的奇幻漂流》”與“青春版《老人與海》”的結合體。您怎么看作品間題材、內涵等方面的關聯?在構思時,世界海洋文學傳統對您來說構成怎樣的參照系?

雷默:其實這兩部小說和《水手》可能就是題材上有點類似,都是寫海上的生活,內核完全不一樣。相比于《少年Pi的奇幻漂流》,《水手》更寫實,尤其是年輕的讀者,讀完《水手》后,會覺得這個少年就是自己,或者是自己認識的某個朋友,又或者像身邊的某個鄰居,他是個實實在在的人,并沒有脫離現實生活而飛翔起來,而他的這種經歷對于青春期的少年來說,是有現實投射和精神應答的。相比于《老人與海》,我覺得《水手》并不算一個硬漢小說,海上的生活本來就粗糲,不需要額外再賦予它更多的艱難,尤其是連狗都會抑郁跳海的大海上,換誰去生活兩年,能堅持下來的都不容易。回頭看,我所有的小說都沒有把人或物進行異化,在我眼里,只有平心靜氣地把日常寫到極致,才是我追求的寫作范式。

杜佳:閱讀《水手》很難不注意到其中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反英雄”的細節:王武死后水手們迅速將注意力轉向“鯊魚宴”;那條跳海自殺的狗最終被宰殺成了“出海后吃得最歡的一次”。您在創作談中曾說,“水手并不是需要拔高的英雄,他們就是普通人,是無數個你和我”。由此我想知道,那些殘酷而又真實的處理,是否是您有意與傳統英雄敘事拉開距離的方式?

雷默:可能跟我的小說觀有關,我想每個作家都想寫出有自我風格和辨識度的作品,一部分人喜歡往異化極端的方向走,還有一部分人喜歡往相反方向走,也就是讓生活回到生活,讓日常回到日常,而人物置于日常,向內部勘探,這是兩種寫作方向,只要寫得好,都可以走通,我想我屬于后者。大海于我是一個陌生而神秘的場域,在那個場域中,我們現有的生存法則,生活經驗可能都會失效,但他們同時也有陸地上帶去的經驗,在大海上他們大多還是那個人,雖然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那些看起來殘酷和讓人驚訝的細節,但在那個語境中,你會發現這是能自洽的。我寫大海上的生活都收著寫,也許放開就會徹底失控,回過頭看,這種錯位有它自身的小說美學,也讓小說在傳統和現代敘事的夾縫中找到了一個獨特的位置,那就是海洋是陌生的,神秘的,海上的水手,他必須是個人,并沒有異化。

杜佳:《水手》的終章《大陸漂浮》寫輪船報廢、水手們回到陸地、船長因延誤治療而身體殘缺。一艘船的報廢和人的生命軌跡構成了某種呼應。您為何選擇讓故事收束于此而非傳統意義上光鮮的“凱旋”?其中蘊含著怎樣的觀念?

雷默:在大海上漂浮了兩年,回到陸地上,發現腳下的大地不再那么踏實,這是水手特有的時空錯覺。那艘報廢的船相當于一個人的青春,在經歷了兩年的海上漂泊之后,徹底地結束了,寫到那群歸來后的水手的重逢,我覺得這已經夠了。生活并不需要向誰證明什么,而曾經的艱困在他們面前變得煙消云散,這就是巨大的榮光,無論它的過程是漫長的,充滿未知的,或者滿懷希望的,在經歷了等待、重復、煎熬之后,就應該輕輕地放下,那才是人生最沉甸甸的回饋。

杜佳:小說中寫到“我”回國后對舒馬赫發生滑雪事故一無所知,寫出了兩年水手生涯的與世隔絕。這種“時間之外”的體驗,提供了一種與陸地時間完全不同的節奏。對此您有哪些思考?

雷默:“時間之外”是個很好的概括,也是對這個小說重要的評價。我寫的《水手》如果要找一個時間坐標,大概發生在2014年前后。那時候,廣袤的太平洋上通訊還得依賴昂貴的衛星電話,遠洋水手在海上的生活確實可以用與世隔絕來形容,相比于陸地,他們組成了一個密閉而遼闊的空間,雖然身處于同一個星球,他們歸他們生活,與現代生活脫節,所有的信息都滯后才獲得,這是海洋帶給他們的獨特經驗,我相信這種狀況隨著科技的發展,很快會有改觀。但反過來說,這又是一種獨特的存在,我之所以讓少年水手在兩年后才獲悉自己曾經的偶像出事,是有設計的,當眾人的情緒同頻共振時,無論悲傷還是喜悅,都可以同步放大或者弱化,而只有一個人感受到沖擊時,才是巨大的孤獨。青春期的偶像,曾經多么迷戀的人,出現重大的變故時,自己卻不在場,相當于把彈簧壓縮到了極限再釋放,這是遲來的鐘聲,受到的沖擊比在大海上的煎熬,更能讓一個少年成長。

在近身勘探中糾偏縱深

杜佳:有評論將您擅長的書寫概括為“近身式書寫”,認為您善于通過對父親的重新打量和認知,實現對父權的解構,進而抵達對一個“人”的理解。事實上,從《祖先與小丑》到近年的《壁虎》《斷舍離》《旅行》,父子關系始終是您質詢生命存在的核心主題之一。您也說過,寫小說有時是“想從我們庸常瑣碎的日子中脫開一些距離,來反觀我們的生活”。從《祖先與小丑》中“死亡與新生”的對話,到《壁虎》中兒子照護病父的角色倒置,再到《旅行》由與他者的關系中觸發自我觀照——您筆下的父子關系似乎總是在“斷裂”與“再生”之間激蕩、循環、反思、確認。能否談談在創作中深入探究這一主題的動因?

雷默:寫了二十余年小說,“死亡”“童年”“父子”“海洋”好像是我書寫比較集中的幾個母題。我的寫作啟蒙來自于八九十年代的先鋒小說,我們都知道一直以來,君臣父子倫理已成為一種代表服從的文化符號,先鋒小說有強烈的弒父情結,也確實只有“殺死”父輩,才能讓“我”真正地蛻變為成人,所以先鋒小說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以顛覆性的姿態解構了傳統的“父子關系”。如果從這個意義上繼續走下去,那么我寫作的意義在哪里?于是,在倫理失衡,滲透著傳統法則的前提下,我很快在小說中重新建立了“人與人”的價值體系,不再熱衷于把“威嚴的父親”從圣壇上徹底打下來,而讓父子關系回歸正常,以自然平等的姿態表達精神成長,我覺得這既是一個自覺的寫作糾偏,也是一種自我突圍的寫作方向。

杜佳: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父親往往是沉默的、具有威嚴的存在,父子關系更多體現為“沉默的默契”。但您的小說卻將父子關系寫得極富戲劇張力。您認為小說敘事如何激活和言說這種沉默的關系?

雷默:確實,中國式父子是一種很獨特的人物關系,即便父輩有錯,也不可能輕易認錯,而是以一種沉默的方式來應對,但對于子女的愧疚又深藏于內心,《壁虎》就講述了這種中國式父子關系。至于如何寫活這種關系,需要借助于小說的細節,還有象征隱喻等意象的運用,比如壁虎的斷尾與再生喻示了父子關系的割裂和修復,在每個重要的時刻,那只壁虎都在場,而通過意象的刻畫,能讓小說顯得鮮活而有意味。

杜佳:《斷舍離》獲得了《小說選刊》年度大獎。這個故事圍繞生育問題的角力與磨合似乎將“父子關系”的討論向前又推進了一步——在成為父親之前,作為個體該如何面對“成為父親”這個選項本身?面對“子一輩”的自由意志,“父一輩”該何去何從?在您看來,這樣的書寫是否也折射了某種時代性的焦慮?

雷默:我也感覺到了,每一代人因為成長環境、教育方式,以及時代外力,在親子關系上大相徑庭,這種上一代與下一代的傳承其實并沒有多少實用而有效的經驗可以借鑒,而我們確實應該看到當下時代的某些癥候,在當下社會活力普遍縮減的現狀和經驗中去探尋和解決新一代的人物關系,焦慮來自時代的不確定性,被替代,被遺棄,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和依存,溫情與依靠也應該永遠值得期許。

杜佳:《祖先與小丑》寫父親離世、《水手》寫王武的海葬、《壁虎》寫父親生命的衰退與逝去……死亡在您的小說中從不缺席。既往您認同“死亡意識是一種強烈的生命意識”,那么多嘗試背后,您認為書寫死亡的意義是什么?

雷默:活著,或者生存是每一個人最大的人生哲學,人沒有自主選擇來到這個世界的權利,出生后就一路向死亡這個終點奔跑,死亡可以說是每個人內心深處最無法面對、又無法回避的人生命題,所以說死亡意識是一種強烈的生命意識,向死而生,質詢存在的意義,自然成了文學創作的終極母題。

杜佳:《大樟樹下烹鯉魚》等小說對風物的精妙書寫、對日常細節的深刻把握令人印象深刻,在城市化加速的今天,追求“快速”與“潮流”幾乎成為常態,您如何理解細節的力量和記錄的價值?

雷默:小說的生命力在于細節,一個好的小說可能讀過以后,故事已經忘記,但細節是能恒久被記住的,寫小說就是寫細節。當初寫《大樟樹下烹鯉魚》的時候狀態不錯,應該超出了我日常的寫作能力,有些意想不到的細節忽然降臨到了我身上,我覺得這里面有運氣的成分,這也是寫作最迷人的地方,忽然之間,上天會饋贈給你一些東西。我寫到后來,修改完結之后,也跟廚師老莊一樣,頹然坐在地上大喊了三聲,我知道這個小說成了,尤其是結尾,把不可能的寫成了可能,我知道那有點難。

杜佳:觀照您近年來的創作,視野愈加開闊。由《膠囊公寓》《這里白晝,那里夜晚》等探討現代人精神境遇到《水手》進入海洋題材書寫,這種從“近身”到“遠航”的轉變,是否意味著您對創作中堅持的“與生活庸常脫開一些距離”有了新的理解?

雷默:置身其中確實有盲區,不光是感受和經驗,還有審美,所以我說要與日常脫開一些距離,有些題材并不是遇上了就可以馬上寫的,我得從各個維度上想一遍,對可能性的預估有充分的準備,才開始寫。到我這個年紀了,創作并不是比數量,而是希望寫一個成一個,哪怕少寫一點。

小說既是自己的、也是他人的

杜佳:如果有機會接續“海洋書寫”,您認為在經驗、想象力、文化觀念等方面還有哪些尚待開掘的空間?

雷默:如果再寫海洋,我希望能和以海洋為生的人深度接觸,體驗他們的生活,想象力對寫作固然重要,如果有扎實的生活作為底色,我想肯定會呈現不一樣的小說效果。

杜佳:如今《水手》已經完成,您是否曾燃起創作科幻的念頭?或者說,在陸地、海洋之后,您是否也在仰望星空?

雷默:科幻我寫過一個,2018年發表在《鐘山》,題目叫《祖母復活》。我還是對未來充滿期待,尤其是科技高度發達后的人類世界,家庭倫理、社會倫理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對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充滿了好奇。當然,那時候人類的足跡肯定不再局限于地球,如果有外星文明的存在,我也好奇人類怎么跟他們相處。

杜佳:回望寫作歷程,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您對“小說”的理解,會是什么?

雷默:小說既是自己的生活,也是他人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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