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君:始終在寫作中保持真誠與準確
“文海觀潮——浙江作家作品觀察”將以訪談、視頻等形式,陸續推出14位浙江作家創作觀察。本期聚焦作家東君。

東君,以小說創作為主,兼及詩與隨筆。結集作品有《面孔》《無雨燒茶》《誰是曹操》《上海為什么沒有山》《故人何日成為敵人》等。另著有長篇小說《浮世三記》、評論集《隱秘的回響》等。現居浙江樂清。
今年上半年,東君接連有三本小說集面世,原本應在2024到2026年依次推出的《誰是曹操》《故人何日成為敵人》《上海為什么沒有山》扎堆在今年出版,他笑稱它們是“丙午三書”。“表面看,我出手好像挺快的,其實都是這么多年來一點點積攢起來的。”多年創作,東君養成了自己的節奏,有時看同行一年出一個長篇,或者十來個中短篇,雖然很羨慕,但他從不焦慮,“我就按照自己的節奏慢慢寫”。《誰是曹操》就是這么慢慢趕出來的,用“故事新編”式的寫法,在古今對話中傳達了他對人性的思考。從小耳熟能詳四大名著等古典小說,喜歡《古詩十九首》,《世說新語》是時常翻看的案頭書,“《莊子》一讀就讀進去了”,閱讀經歷和審美趣味造就了東君小說鮮明的底色,擬古而不泥古,“我一直想寫出那種無古無今、不中不西的小說”,他坦言。
創作以來,東君寫了八十多個中短篇小說,談到對短篇的偏愛,他說,“我之所以一直寫下去,是因為我渴望寫出幾個真正讓自己滿意的短篇小說”。而不管風格、寫法如何多變,他有兩點是一直不變的,那就是在寫作中保持真誠與準確。
“把古代的人物拉近了寫,把當代的人物推遠了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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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君老師好,感謝你再次接受我們的采訪。去年我們圍繞你2024年出版的短篇集《無雨燒茶》做過一次訪談,今年初你又出版了新的短篇集《誰是曹操》,大概兩年一本集子,你的創作節奏是怎樣的,算快的嗎?
東君
今年初我追了熱播劇《太平年》,錢氏鼻祖錢镠有一句千古流傳的話:“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我寫東西也是這種心態,有時候看有人一下子一年出一個長篇,或者十來個中短篇,雖然很羨慕,但也不會焦慮,我就按照自己的節奏慢慢寫。《誰是曹操》里面的作品我其實不是一下子就完成了,大部分是以前寫的,有幾篇盡管是趕出來的,但我也是慢慢趕。
《誰是曹操》得以出版,跟本書的策劃鄒亮先生有關。去年有一天接到他的電話,問我最近有沒有書可出,我手頭恰好有些零星的稿子還沒整理出來,他問夠不夠一本書的量,我說一本書的量可能夠,但我想以后出個主題書,有些篇目未必要收,還要攢一點。其實我早就有個設想,就是寫一系列歷史同人小說。但是我覺得我可以慢慢寫,不急,怕太趕了,草草出了,自己也后悔。但經鄒亮老師這么一說,我就把它當作一回事了。除了整理《與楊志共飲》之類的舊作,我也打算補充幾篇新作,同樣是沿用第一人稱的敘事視角來寫。9月份我開始寫《誰是曹操》這一篇,用一個月時間把這個短篇寫完了,然后是《石頭記》這一篇。這兩篇是接連著寫的,所以文氣是相近的。
事實上,今年上半年我繼《誰是曹操》之后又出了兩本新書,我笑稱是“丙午三書”。按計劃,這三本書應在2024、2025、2026年先后出版,結果都在今年4、5、6月份扎堆出了。剛出的兩本書的書名有點兒長:一本是中短篇小說集《故人何日成為敵人》,大部分是新作,最后一篇是2000年寫的奇幻故事,一直沒收進集子,這次與新作一并收了;另一本是中篇小說集《上海為什么沒有山》,收錄的是三個還沒出過書的中篇小說與一個修改過的中篇小說。表面看,我出手好像挺快的,其實都是這么多年來一點點積攢起來的。

東君的“丙午三書”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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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工智能普及、效率優先的時代,你這種主動求慢的創作態度實屬難得。除了這種自覺的意識之外,還有哪些創作上的習慣或者特點會“拖慢”你創作的節奏?
東君
我每次寫完小說之后,有個習慣,先要放一個月,這一個月之內,如果我覺得沒什么可改了,才拿去發表。但《誰是曹操》是寫完了之后馬上就交稿了,因為編輯那邊在等米下鍋,所以可能會存在一點點硬傷,但是以后如果再版的話我還會修改。我經常跟朋友說我是個“老改犯”,就是寫了之后要改,發表之后又想改。有時候甚至連標點符號都要改來改去。這一次我交稿的時候,編輯老師也跟我有過交流,比如說我有些句子可能出于書寫習慣,表達不是很符合規范,她作為編輯很敏感,馬上改掉。當然,有時候我會跟她解釋并堅持自己的慣常用法,比如說“包圍中”,不需要多添一個“中”字,因為這是一種文學的表達。包括一些標點符號,我有時候會根據文情語勢來標,改了,文氣就有可能變了。
最近有個青年小說家跟我聊天,說是喜歡我小說中那種從第一句到最后一句始終貫注的文氣,我告訴他,事實上我的小說從來不是一氣呵成。還有一位青年小說家把《誰是曹操》看了幾十遍,模仿里面的那種文氣,寫了一個短篇,發我看,的確有幾分像,但我告訴這位青年小說家,不能寫得太快,要反復改,否則文字是飄浮著的,會顯得輕飄。我也是這樣要求自己,如果發現自己寫的句子過于飛揚,就會設法把它按下去,盡量沉實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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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誰是曹操》很容易聯想到魯迅先生的《故事新編》。不同的是,你以第一人稱視角切入,讓“我”直接參與四大名著等古典小說中那些耳熟能詳的“歷史”人物的生活,觀察他們的一言一行,語言也極富現代生活氣息,仿佛一個“穿越者”抵達了歷史的現場。這種設定是出于怎樣的思考?想傳達給讀者的是什么?
東君
我上回也跟朋友聊到這個話題。故事新編式的寫法其實并非始于魯迅。與魯迅同時代的日本作家森鷗外、芥川龍之介就寫過取材于中國、日本古代經典的同人小說。還有像博爾赫斯、尤瑟納爾也特別鐘情于這類小說。我寫這一系列小說喜歡把古代的人物拉近了寫,把當代的人物推遠了寫,這好比進一家店,玻璃門這邊寫著“推”字,那邊寫著“拉”字,就看你怎么推拉了。一推一拉之間,敘述者與故事人物之間就有了距離。小說里面有這么一個細節,曹操帶著兒子出征的時候,看到前面有一條河,就下水洗了個澡,之后光溜溜地出來,這個時候的曹操在我筆下就是村里的一個老漢。
我寫同人故事,好像是一種相遇或者邂逅,但也是一種打開。寫作的時候,我會想曹雪芹、施耐庵如果生活在現在,他們會怎么樣寫那些人物。在打開的過程中也會有碰撞。我有一個朋友,是搞翻譯的,也寫小說,他就說寫東西的時候,如果東方的東西跟西方的東西沒有發生碰撞,他就不會產生那種敘述的沖動。我也是這樣,如果古代的東西沒有跟現代的東西發生碰撞,我也很難產生寫“故事新編”這種念頭。
《誰是曹操》重要的不是講一個什么樣的故事,而是如何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歷史人物,然后從自己的角度去重構。因此,我跟古典小說由相遇到碰撞的過程,也是一個對話的過程。一開始我是用第三人稱寫的,后來覺得不對勁,寫著寫著就有點像寫歷史小說。這么說吧,每一個作家筆下的人物其實都是自己的某一種投影。曹操是我,曹丕是我,曹沖也是我;寫其它小說也是這樣,唐僧是我,孫悟空是我,楊志是我,拳師是我,所有的人物都是我。我把自己放在里面了。每個人心中都有一部《水滸傳》《西游記》《紅樓夢》或《三國演義》,我只是以我的方式來講述而已。
順便說一下,我喜歡把有些東西像一個個謎面一樣放在小說里面,讀者不知道,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我在寫的過程當中隱藏了很多自己的小小的秘密,寫的時候,我會有點小小的得意。我不想告訴讀者太多的心里話。我要保留一點。每個讀者讀到的曹操都是不一樣的,我相信是這樣。
“想寫出無古無今、不中不西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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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小說是公認的具有“古典氣”和“文人氣”,當然這種“古”的背后是你對“今”——現代人人性以及命運和處境——的思考。造成你這種鮮明創作氣質的因素是什么?
東君
我們中國人對古典小說,尤其四大名著真的是耳熟能詳。在我還不識字的時候,就已經知道四大名著大致的情節了,為什么?因為它們不是以文字的方式進入我的閱讀視野,而是直接進入我的生活的。
講幾個細節。小時候我喜歡玩一種紙牌,里面有各種人物,尤其是《水滸傳》紙牌,上面繪有108好漢的肖像。我們收集這108個人的紙牌,先按序排一遍,然后把這些人物的武力值也排一遍,這期間經常會爭論誰的武藝高,會為一些好漢排名發生爭論,甚至有兩個伙伴為此大打出手。所以對這些人物,我們小時候就是非常熟悉的。我小時候還喜歡看連環畫,不識字居然也能看懂,這很神奇。四大名著連環畫除了《紅樓夢》,其他三部我基本上都是一部部看下來。我真正接觸《紅樓夢》有點晚。在我還不識字的時候,有一個上海的叔叔到我家做客,帶來了兩本書,一本是《唐詩選》下冊,一本是《紅樓夢》上冊。《紅樓夢》上冊我一直沒有看,但就是放在那里,對你也有影響,這也是很神奇的事情。
出版人鄒亮先生讀完我這本《誰是曹操》的集子后就看出了我的來頭,他在一篇書評里這樣寫道:“他的小說的源頭是中國筆記小說的代表《世說新語》,往上說是莊子的精神自由和《古詩十九首》的人生悲愴。”他說得一點兒都沒錯。我有幾本時常翻閱的閑書,《世說新語》算是一本。我不做學問,也從來沒有打算從《世說》中研究什么魏晉人物。之前寫過讀《世說》的札記,跟歷史文化研究什么的都無關。我有時會把今人放到《世說》里讀,反過來也是如此。莊子的書,我一讀就讀進去了,可能跟我心性有關。我也寫過讀老莊的若干心得。讀莊子,我會有一種“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的感覺,有一種“目送歸鴻,手揮五弦”的感覺。“仰觀”與“俯察”可以作為我讀書的一種方式;“手揮”與“目送”則可以作為我寫作的一種方式。至于說到《古詩十九首》,如我們所知,這些詩不是同一個人寫的,也沒有一個作者可考,但這無損于我對它的喜愛。我用毛筆抄古詩十九首的時候,感覺自己就是它的作者;反過來說,他們要是活在今天,可能也會寫我這樣的小說。“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多么像曹丕的詩句:“人生天地,忽如飛鳥棲枯枝”。那個年代戰亂頻仍,很多人居無定所,前途難卜,突然生出一種人生無常的感嘆也是常有的事。總之,《古詩十九首》里那種亙古的蒼涼氣息時常會滲透到我的小說里。如果我的小說創作里有那么一種你所說的氣質,恐怕就是來自這些傳統文化的元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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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體角度看,你的小說寫作既接通了中國“文章”傳統,又有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的敘事自覺;從早期創作到《誰是曹操》,你似乎始終在探索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小說路徑。在創作中,你是如何處理“傳統”與“現代”的關系進而呈現小說敘事張力的?
東君
我在《隱秘的回響》這部書里就談到過“文章”二字。日本有“文章讀本”一說,據翻譯家李長聲先生考證,“文章讀本”這個說法是小說家谷崎潤一郎創造,或源自中國的“文章軌范”。既然有文章讀本之類的入門書,自然就有工于文章的人。在中國古代,這一類人稱作“文章家”。莊子、司馬遷、韓愈、柳宗元、蘇軾、張岱、曹雪芹等都是非常出色的文章家。其實西方也有“文章家”一說。布魯姆在《文章家與先知》一書中就把蒙田、哈茲里特、赫胥黎、薩特、加繆稱為風格獨特的文章家。如果我們效仿布魯姆把中國現當代的文章家羅列一下,恐怕只有魯迅、張愛玲等寥寥幾位可以進入那個“風格獨特的文章家”的行列。在我心目中,日本堪稱文章家的作家也只有夏目漱石、谷崎潤一郎、川端康成、志賀直哉等少數幾位。我的小說寫作還遠遠談不上接通中國“文章”傳統,但我的確是在探索一條如你所說的中國式的現代小說路徑。我寫作《誰是曹操》這一本書時,時常用現代的眼光打量古代的人,或是把古代的人拉近了寫,以便找到與今人相通的地方。一切今人皆古人,一切古人皆今人,我抹平古今,只寫人,或人性。我跟朋友說,我一直想寫出那種無古無今、不中不西的小說。
“踏實地生活,真實地表達,平實地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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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東甌小史》《某年某月某先生》到《無雨燒茶》《誰是曹操》,可以看出你在創作風格上一直在追求變化,其中有沒有一以貫之的追求或者堅守?
東君
無論我的寫作手法怎么變,有兩點是一直不變的,那就是在寫作中保持真誠與準確。無論是書寫幻想還是現實,本質上都是指向一種真實,一種內在的真實。前陣子我在“十三邀”欄目里看到演員郝蕾說過這樣一句話:現在很多演員都不真實。我覺得,很多小說家也是如此,你如果沒有那種真實的力量,你的作品哪怕是現實主義的,也是一種虛假的現實主義。我們現在的問題還不是不夠真實,而是習慣于不真實的表達。我一直向往并致力于這樣一種狀態:因無名,得自由,踏實地生活,真實地表達,平實地寫作,直到終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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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斯繼東曾談到你的文章與書法在藝術趣味上存在相關性,并共同呈現為你的風格。在你看來,小說創作與書法等其他藝術形式有何相通之處?
東君
文學創作有時候跟書法一樣的,書法里面有臨帖,我寫這一系列同人小說的時候,就相當于書法里的“意臨”,本質上是去其形留其神。比如說我寫《石頭記》這篇小說時,如果有一個句子像《西游記》或《紅樓夢》的那種味道,我覺得這個句子是有問題的,我必須寫得跟他們不一樣。他用第三人稱寫,我用第一人稱寫,他們寫故事,我就講“心事”。反其道而行,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模仿,或者說更近于一種戲仿,做得好,也是一種創造。
畫畫也是一樣,我寫小說感覺有時候就像是畫一個人物,把他的形象畫出來,怎么畫出來?有時候是用寫意或大寫意的筆法,寥寥幾筆帶過;有時候是用工筆,比如我寫楊志,這個人物戴了一頂官帽,風吹過來的時候,他用手壓一壓帽子,事實上他帽子底下有一條絲帶系住,不會被風吹離。為什么這么寫?這就有點近于工筆了。我筆下的楊志這個人喜歡炫耀自己,動不動就自稱是“楊令公之后”,他希望進入官場,也是個追名逐利的人,但他活得很小心,哪怕那根繩子系住了下巴,他還不放心,還怕風把帽子吹離。我寫這個人物就像畫一個人物一樣,通過外形畫出他的內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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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目前所有的作品中,短篇小說似乎占據絕對的分量。你如此“看重”這一文體的原因是什么?
東君
我已經寫了八十多個中短篇小說,我之所以一直寫下去,是因為我渴望寫出幾個真正讓自己滿意的短篇小說。
中國作家網
未來有長篇小說創作的計劃嗎?在題材和文體上,下一步最想嘗試的方向是什么?
東君
我有兩個長篇小說在寫:一個只寫了三分之一,還有一個寫了三分之二,現在都扔在電腦文件夾里。我今年想把一個短篇集子盡快完成,另外,手頭還有一本散文集和隨筆集在修改……如果不能如期完成上述寫作計劃,長篇小說的寫作又要延期了。這也沒什么,余生如果足夠漫長,很多事都可以拖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