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德賽》譯本“星云”和不凝固的歷史

《奧德賽》英譯本,艾米麗·威爾遜譯

艾米麗·威爾遜
不斷生成的《奧德賽》星云
克里斯托弗·諾蘭的好萊塢大片《奧德賽》自公映以來,英國譯者艾米麗·威爾遜(Emily Wilson)也被推上了各大媒體,因為諾蘭提及受到她2017年譯本的影響。尼爾森IQ統計顯示,在截至7月25日的四周中,《奧德賽》的紙質書銷量比去年同期增長了1400%。威爾遜在采訪中提到,書像是長了翅膀的鳥,從書店的架子上飛走了。從BBC、《衛報》等主流媒體,到《泰晤士文學增刊》《紐約客》等文藝期刊,所有的影評都提及了威爾遜的譯本,《倫敦書評》更是在頭版發表了威爾遜的長篇評論。
在英語世界,翻譯文學在出版市場的地位一向微不足道。近年大學的人文學科不斷受到削減,古典學、語言教育、文學受到的沖擊更大,連牛津大學語言學院的一些小語種也難以為繼。《奧德賽》《伊利亞特》這樣的經典也早已失去了文學專業必修課程的地位,但一部好萊塢大片、一位文學專業出身的導演的一句話卻讓《奧德賽》成了暢銷書,讓古希臘文學教授成為了傳媒的熱點。更有意思的是,威爾遜對諾蘭電影《奧德賽》的批評語調戲謔而鋒利。她認為電影沒有表現出古希臘英雄時代的世界:神、半神、人類的頻繁交往淡化了;女性角色美則美矣,卻沒有性格;當代科技造就了驚心動魄的畫面音效,卻沒有呈現荷馬史詩中多姿多彩的感官食色。卡呂普索成了默默聆聽的心理療愈師而不是同居七年的情人,珀涅羅珀追求者的盛宴只看到昏黑長桌上簇動的人頭。而奧德修斯成了寡言少語的美國西部硬漢,是“一個不復雜的男人”。
諾蘭面對的觀眾與賓夕法尼亞大學古典學教授威爾遜的讀者并不重合,公映半個月后還繼續滿座的電影院里的觀眾需要的是一個IMAX銀幕上的故事,是一個與當代同頻共振的故事。阿伽門農以《星球大戰》里的反派人物達斯·維德的裝束出現,不僅是諾蘭對經典大眾電影文化的致意,讓觀眾會心一笑,同時也指向了特洛伊戰爭的黑暗本質。諾蘭的電影中多次提到由宙斯所護持的賓客禮法(the Law of Xenia),這一社會規范奠定了以慷慨待客、禮物交換與互惠為基礎的賓主關系,也規定了人們應當如何對待來自異鄉的陌生人。帕里斯身為墨涅拉俄斯的賓客,卻帶走了海倫,而希臘人又以奧德修斯的木馬詭計攻陷特洛伊。這場戰爭其實從頭到尾都是對神圣秩序的違背與利用——“燒毀特洛伊的城墻就是燒毀整個世界。”諾蘭對當今西方世界某些做法的指向是不言而喻的:數千年過去了,人類仍以各種名義和方式掠奪異族,發動戰爭,也仍在歧視排斥外來的移民,卻沒有意識到自己置身異鄉之時,自己同樣也是他者。因此,諾蘭的《奧德賽》不再只是諸神齟齬所設下的重重障礙,而更像是現代戰爭之后的創傷、遺忘與療愈的過程。歸家是身心修復,回歸自我,可以再度啟程。當然,好萊塢大片的敘事邏輯又需要一場暢快淋漓的復仇,諾蘭對《奧德賽》的改寫不能舍棄奧德修斯誅殺求婚者這一高潮,卻不會呈現忒勒馬科斯吊死十二名女奴以及隨后處死叛主奴仆墨蘭修斯的殘酷情節。
IMAX大片《奧德賽》是當代導演諾蘭演繹的《奧德賽》,不再是荷馬史詩里的奧德修斯所講述的故事。當然,《奧德賽》本身也是演繹的過程,從漫長的口頭吟誦與流傳中逐漸進入書寫成篇,連作者是否是荷馬也尚存爭議。近三千年來,《奧德賽》已被不同語言、不同時代、不同媒介中的詩人、譯者、劇作家、導演等演繹了無數遍。所有這些版本構成一個不斷擴展的《奧德賽》星云,彼此影響,彼此指涉,又不斷有新的作品加入。僅這兩三年就有意大利導演烏貝托·帕索里尼2024年的《回歸》(The Return),同年斯蒂芬·弗萊的重述本《奧德賽》,以及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25年出版的丹尼爾·門德爾松新譯本。與此同時,威爾遜也正在修訂她的2017年譯本。
如何看待語言中的“古”意?
本文以英語翻譯為例,從三個彼此交疊的方向展示這團《奧德賽》星云不斷生成的方面。文學翻譯從來不是兩種語言之間的簡單替換。一部數千年前從口頭吟誦而成就的古希臘語作品,時間性是翻譯的最基本挑戰。其次是時代的翻譯,每一個譯本不可避免地帶入譯者自身及所處時代的意識形態及價值判斷。此外還有譯本及譯本之間的關系,后來者面對的不僅僅是古希臘語的《奧德賽》,也面對此前數百年間譯者留下的一部部《奧德賽》,在繼承、回應、抗拒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久遠之前的古希臘語轉換成當代的英語,如何看待語言中的“古”意?又如何處理古老吟誦傳統中留下來的揚抑抑格詩體?英語當然無法真正抵達荷馬的時代,但譯文是否需要借助一些仿古英語來點綴,以標識時間的距離?回答這一問題首先是要回答“古”意是否等于“古雅”?這樣的裝點是否真正符合《奧德賽》樸素而高貴的詩意?又是否會與當代的讀者造成距離?反過來,譯者是否可以毫無顧忌地使用當代詞匯?門德爾松在譯者序中提到,過于當代的詞匯會造成強烈的年代錯位,讓置身遠古的讀者猛然被拉回當下。比如阿伽門農提到自己被殺時的那場共同承擔的宴飲(eranos)在一些譯本中被稱為“野餐”(picnic),讓讀者自然想到郊外的草地和野餐籃,中斷了閱讀場景的沉浸感。
從時間性的角度看六步格詩體,一則是指向史詩產生于口頭吟誦的傳統,故事借助韻律而便于記憶、表演和反復傳唱,由此得以流傳;二則是指《奧德賽》詩韻本身的時間結構。古希臘語以音節長短組織節奏,形成綿延推進的聲律,這如何在主要依靠輕重音的英語詩歌中表現出來,是《奧德賽》英譯最大的問題。蒲柏抑揚格的英雄雙行體典雅規整,卻把荷馬變成了18世紀蒲柏自己的詩。當時的古典學者理查德·本特利挖苦蒲柏翻譯的《伊利亞特》:“這是一首漂亮的詩,蒲柏先生,但你可不能把它叫作荷馬。”為了擺脫詩體的束縛,《阿拉伯的勞倫斯》原型T.E.勞倫斯在1932年的譯本中明確采用散文,不再試圖保留詩體格律。企鵝經典叢書創始編輯E.V.里烏選擇《奧德賽》作為企鵝經典系列的第一本。這部1946年的譯本體現了企鵝經典系列面向普通讀者的出版取向,以平價普及本的形式,也是把經典敘事的清晰、流暢與易讀置于格律再現之上。但詩體畢竟是荷馬史詩最本質的形式,20世紀后半葉以來的主要譯本回歸詩體的節奏,多用無韻詩,但對格律選取各有考量。菲茲杰拉爾德1961年譯本松散地采用五步抑揚格,拉鐵摩爾1967年譯本盡量用六拍長詩行貼近荷馬的節奏,而威爾遜則嚴格采用了五步抑揚格,在譯者序中,她的解釋是,五步抑揚格是“英語敘事詩常用的傳統格律——是喬叟、莎士比亞、彌爾頓、拜倫、濟慈,以及許多晚近的英語詩人的節奏”。更進一步,她還盡量做到一行對應一行,使譯文與原作保持相同的總行數。但她的批評者認為,這一做法令威爾遜的譯文大幅壓縮了幾近三分之一的內容,失去了很多重要的細節。在英語數百年的詩歌傳統中,為數千年前的荷馬找到一種對應的時間感和節奏,是每個新譯本最有刺激性的挑戰。
每個時代的讀者對《奧德賽》的解讀,都帶有自身的關切,當代女性作者尤其重視荷馬史詩中處于邊緣的女性角色。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珀涅羅珀記》和瑪德琳·米勒的《喀耳刻》都將《奧德賽》中原本相對邊緣的女性人物推到了敘事中心,讓她們從被講述的人物,變成了故事的講述者。譯文雖然不能像小說一樣重新構建視角,但在用詞的選擇上能看到當代意識形態和譯者的認知對譯文的影響。《奧德賽》中的獨眼巨人波呂斐摩斯是海神波塞冬之子,荷馬并沒有把他排除在人類之外,只是說明獨眼巨人以畜牧為生,沒有城邦、法律及公共議事制度,與奧德修斯所代表的文明秩序不同。多部英語譯本卻以“非人”的詞匯來表現獨眼巨人,稱其為“禽獸”(beast),“怪獸”(monster),“野蠻人”(savage),這些譯法強化了奧德修斯與獨眼巨人之間的差異,是以“文明人”的優越目光審視另一種文化和生活方式。對于熟悉殖民話語批評的當代學者來說,“文明/野蠻”二分常見于殖民擴張時期對異族的描述,從而為以各種手段輸送“文明”提供借口。莎士比亞《暴風雨》中的卡利班在人物表中的介紹是“野蠻而畸形的奴隸”,在后殖民話語批評中,卡利班成了被反復解讀的重要角色。威爾遜在她的新書《穿越酒色幽暗的大海:古代文學的航程》中的篇章《翻譯〈奧德賽〉》中解釋了荷馬的獨眼巨人明確是“人”,是對未馴化、生活在荒野、脫離文明社會的事實狀態描述,因此選用“野人”(wild man)。而“野蠻人”(savage)則更明顯帶有文明等級的判斷,把對方界定為未開化、低一等的他者,更不消說完全將他者畜生化的其他譯法。
另一個例子是譯者對性別化語言的不同處理。門德爾松的譯本中有八處出現“婊子”(bitch)。有時原詞本身帶有“狗”的意象又有“無恥”的意思,例如海倫的自貶、赫淮斯托斯對阿佛洛狄忒的侮辱,以及阿伽門農對克呂泰涅斯特拉的咒罵。但在當代英語中,“bitch”對女性有高度的辱罵意味,因此威爾遜有意識地避免把這層現代意義移植到荷馬時代,但同時又保留狗的意象。海倫的自貶,威爾遜沒有采納很多譯者都用過的“bitch”,而是把狗的意象通過動詞“hound”來表現——“他們把我的這張臉說成了那一路追咬(hound)他們的禍因。”荷馬把奧德修斯的內心比做保護幼犬的雌犬,威爾遜用了“mother dog”;而阿伽門農的咒罵,則用了“she-dog”。兩人的譯法差別明顯,門德爾松反復使用“bitch”,也把它用于褒義的雌犬,由此重新激活了這個詞的動物本義,削減當代用法賦予這個詞的貶損意味。而威爾遜則是避免使用“bitch”,以免當代英語中特有的性別辱罵反向延展到荷馬時代。兩者策略截然不同,但同樣說明了譯者如何有意識地對待當代性別政治對翻譯的影響。
自1614年喬治·查普曼出版第一部英語全譯本以來,《奧德賽》的完整英譯本已不下六十部。經典長盛不衰的魅力,伴隨著時代的變遷、英語語言的演化、讀者的趣味及閱讀習慣的改變,不斷召喚新的譯本。對出版社而言,這也是書目的建構擴充。比如企鵝經典系列收錄的《奧德賽》,自里烏1946年的譯本之后,又收錄了羅伯特·費格爾斯1996年出版的譯本。今年又收錄了門德爾松的譯本,企鵝經典系列的推薦語是足以“與里烏和費格爾斯譯本并列”。80年三種譯本,企鵝經典由此也形成了自己的《奧德賽》翻譯傳統。對每一個譯本而言,它面對的從來不單單是荷馬的《奧德賽》,而是要在既有譯本構成的傳統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這一定位是體現在與前譯本的關系中。借用哈羅德·布魯姆《影響的焦慮》的說法,譯者面對形形色色的前譯本,也承受著某種“影響的焦慮”:只有通過沿襲、修正、對抗、偏離,才能在已經擠擠挨挨的英語《奧德賽》中,為自己爭得容身之地。菲茲杰拉爾德譯本用含有“特洛伊”(Troy)的“destroy”來體現這場戰爭,極為巧妙,后來拉鐵摩爾和費格爾斯也相繼都用了“destroy”。威爾遜指出費格爾斯借用菲茲杰拉爾德的措辭,最為明顯的是沿用了后者添加的而原文不存在的詞。一個譯本創造出來的表達,在譯者之間承接重復,仿佛也就成為了荷馬原文的一部分。
威爾遜在她的20條翻譯法則中提到譯者需要“試著重新思考一切,提供一些不同的東西。大膽試驗。把既定的東西顛倒過來,重新安排陌生與熟悉的關系。為意外留下空間”。新譯本的主要價值必定在于與前譯本的不同之處,尤其是修正、偏離,顯示《奧德賽》解讀的多種可能。作為第一位完整英譯《奧德賽》的女性譯者,威爾遜尤其關注譯本如何處理女性的角色。被忒勒馬科斯吊死的十二名女奴,在一些男性譯者筆下成了“娼妓”“賤貨”“這些東西”。威爾遜指出這些帶有道德審判的貶稱在原文中并不存在,原文用詞是中性的。她的譯文稱她們為“姑娘”,“躺在求婚者身旁”。門德爾松的譯本也不使用這些貶義的稱呼,只稱她們為“這些女人”,“和求婚者睡在一起”。《奧德賽》開篇以“polytropos”一詞概括奧德修斯,意思涵括了奧德修斯歷經轉折、四處漂泊,也可以指他的足智多謀、善于應變,還說明他的狡猾多面。他既會不斷改變身份與策略,也在歸途中被迫一次次改變方向。各種譯本都只能突出其中一方面,或強調曲折漂泊,或強調機變多謀,或強調多才多藝。威爾遜擺脫了歷來的做法,用了“復雜”(complicated)這個簡單易懂的詞替代,“Tell me about a complicated man”,這個詞覆蓋了人物之多面人生之曲折,解決了難以一言蔽之的困難。這句清晰簡單的史詩英譯的開頭也因此成了諾蘭理解奧德修斯的切入點。
荷馬的《奧德賽》不應當被看作是一部凝固在近三千年前的“原文”。經典之所以稱為經典,恰恰是因為這個古老的故事能夠在每個時代獲得新的張力和意義。古希臘語的《奧德賽》是這團星云最古老、引力最強的核心,不斷出現的譯本、改寫以及不同媒介的演繹,圍繞它構成了一團持續生成的星云。它們彼此吸引、碰撞、折射,不斷生成新的光點,而這也是人類創造力的閃亮之處。
(作者系學者、翻譯家,執教于英國萊斯特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