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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家專訪: 劉洪波:馳騁于中世紀與當代交錯的曠野
來源:文藝報 | 宋 晗  2026年08月05日08:36

愛情、時間、信仰:飛鳥一般的三駕馬車

記 者:劉洪波老師好,祝賀您獲得魯迅文學獎。《拉夫爾》這部作品哪些地方打動了您,讓您決定將它譯介到中文世界?

劉洪波:您好!感謝您的祝賀。初讀《拉夫爾》,它展現出一個不一樣的中世紀——草木芬芳,人情溫暖,神奇事很尋常,或者反之,日常里頗多神奇。那里的醫生更像圣徒,那里的愛情特別純粹,充滿神性。總之,書里的世界既有可以觸摸的、嶙峋的現實感,也有縹緲神奇的古韻、盎然的詩意,非常奇特,不落俗套。更為重要的是,作者在其中埋伏了關于歷史、時間、信仰等宏大主題的深刻思考,有很高的文學價值。

對于我個人而言,小說的第一部分“認知書”一上來就抓住了我。里面草樹河流環抱的鄉村、小男孩和草藥醫爺爺的故事讓我想起自己的童年。我姥姥家在農村,小時候最喜歡去姥姥家“野”。為了早一年上學,我甚至在姥姥家一住半年。上山挖野菜、扯豬草,下河撈小魚兒、抓蝲蛄;春天到塔頭甸子上采野花,冬天到冰封的河面打出溜滑。那段美好的回憶被《拉夫爾》勾起,彼此聯通,形成了我讀小說的第一印象。書中寫主人公阿爾謝尼的愛情,雖然緣起是在第一部分,但真正感人至深是始于第二部分“自棄書”。沃多拉茲金讓我見識了果戈理在《舊式地主》里提出的“愛是習慣,而非激情”這一理念的中世紀版本,但遠比果戈理筆下田園詩般的樸實悠長更加神圣、更加令人動容。“愛”在《拉夫爾》中是一種刻寫進骨髓里的習慣,主人公即便忘了自己是誰,都記得愛人的名字,甚至干脆以愛人之名為自己命名。為了愛人死后還能活在世間,他獻祭了自己的一生。古今中外的文學中動人的愛情故事比比皆是:杜麗娘為愛復活,虞姬為愛赴死,梁祝殉情化蝶,奧菲斯冥界索魂……相形之下,阿爾謝尼的愛仍是那么的與眾不同:純粹、深刻、恒久、無我。雖不能至,心向往之。

記 者:沃多拉茲金被評論界稱為繼佩列文、希施金之后的又一位“俄羅斯首席作家”,《飛行家》《布里斯班》《島的辯護》《查金》等作品讓他成為當代俄羅斯文壇最具影響力的作家之一。通過研究和翻譯,在您看來,沃多拉茲金打動讀者的才華體現在哪里?在《拉夫爾》中,一位15世紀的醫生在今天仍然能夠擊中我們,這樣的力量究竟來自何處?

劉洪波:沃多拉茲金是一位學者型作家,他對古代俄羅斯文化有深入的研究,因而寫起中世紀來,信筆由韁,左右逢源。《拉夫爾》是他獲“大書獎”的第一部小說,其中盡顯他作為一位作家的才華。我認為,其才華首先體現在他對多個主題的自如駕馭上。說到駕馭,不禁再次聯想到果戈理和他在《死魂靈》結尾處關于三駕馬車的著名抒情插敘:“啊,三駕馬車,飛鳥一般的三駕馬車,是誰把你發明出來的?”在某種意義上,《拉夫爾》也可以被視為是三駕馬車,作者駕馭著這輛由愛情、時間、信仰三匹馬為主的大車,像暴風雪一般,在中世紀和現代交錯的時空里縱橫疾馳,帶給讀者非常俄羅斯式的速度與激情的感受和體驗。其次,作家的才華體現在他對語言的運用上。作為語文學家和古俄羅斯文學研究者,沃多拉茲金對于現代俄語和古俄語、教會斯拉夫語等語體熟稔于心,運用起來得心應手。他有意識地以不同的語體來表達不同的思想意識。他說:“在我的小說里有兩種意識:中世紀的和當代的。不是作者,而是敘述者能夠從一種意識轉換到另一種,這在當代文學中很少見。”小說語體雜糅的特點被無數讀者和許多研究者、評論家體認、指證,是構成閱讀趣味的一個重要方面,當然,也是對閱讀理解的重要挑戰。

《拉夫爾》中15世紀的草藥醫能夠隔空擊中當下的讀者,我想,其中至關重要的原因是沃多拉茲金小說的現實關切。小說寫的是中世紀的人和事,但錨定的卻是當代,就好像對照著當代生活去選擇擷取古代的什么故事來講,針對的都是現實痛點,比如信仰,比如永恒之愛,比如瘟疫與死亡。作者對此也坦言道:“這不是講歷史的小說,也不是講15世紀的小說,它是關于當下的……過去的時代在這里是作為鏡子,讓我們,今天的人們,去照,在其中看到我們的特點。”“開始寫小說《拉夫爾》時,我想要講一個能作出犧牲的人。不是那種一分鐘熱血就足以作出的偉大的、一次性的犧牲,而是每天、每小時的人生犧牲。我想要用某種其他的東西來對抗當代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成功崇拜。”我們今天的讀者之所以感到被擊中,大約主要是因為小說寫出了我們缺少的東西,或者說是失去的東西。

“我曾給沃多拉茲金寫了一封長信”

記 者:《拉夫爾》的主人公阿爾謝尼在愛人死后踏上求道之旅,尋找救贖。翻譯這部作品的過程,對您來說是否也像一場精神上的“跋涉”?翻譯過程中,最常遇到的挑戰和難點是什么?您如何攻克這些難關?

劉洪波:您說得太對了,翻譯《拉夫爾》確實像一場精神上的“跋涉”。但過程越艱難,結果越覺得甜美。對我而言,最費時費力的是書中有關宗教的內容:人名、地名、教堂和修道院名稱,神話傳說中的人物,宗教人士引經據典的言說等。挑戰常常不是來自于知識盲點,而恰恰來自于一知半解。比如,從學俄語之初就熟知的詞語“уксус”——醋,一旦是被基督喝下的,“уксус”就不再是“醋”,而變成“酒”了。一不小心便會踏入陷阱,鬧出笑話了。再比如,“Церковь во имя Андрея Первозванного”,這個教堂的名字并不能按照常規直接音譯,因為許多跟宗教有關的人名,其后面位于姓氏位置上的都并非姓氏,而是地名或者綽號之類的,需要仔細辨析才不會錯譯。這里的“Первозванный”就要譯為“第一個被召選的”,而不能當作姓氏去進行音譯。所以,我說翻譯是步步驚心、如履薄冰的工作,須常懷敬畏之心,不放過一絲疑慮,寧可多查證,多求助,多費些時間和力氣,總好過誤譯、錯譯。

記 者:《拉夫爾》的語言很獨特,各種語體的雜糅,尤其是古俄語和現代俄語的無縫銜接,很考驗譯者對語言的選擇。您曾在文章中提到,就此問題您曾給沃多拉茲金寫了一封長信,說明了自己的翻譯原則,得到了作家的理解和認可。能否和我們分享,你們在通信中探討了哪些翻譯問題?您的翻譯原則是什么?

劉洪波:是的,我曾給沃多拉茲金寫了一封長信,若譯成中文應該將近三千字。起因是在一次國際文學翻譯家大會上,沃多拉茲金談到《拉夫爾》中的古俄語和現代俄語并行對于小說主旨的重要性,并舉了保加利亞譯文的例子,說譯者用古代保加利亞語翻譯他作品中的古俄語,非常好。他還談及了譯者的困境,認為譯者“可以對俄文原著深感欽佩,可要將它譯成英文,譯者須得成為英國的果戈理”。而我那時已經譯完了《拉夫爾》,聽到作者持上述觀點,感覺有必要向作者解釋一下《拉夫爾》中譯文的翻譯策略。

在信中我先是做了一下自我介紹,言明自己是在閱讀了小說并對作者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后才決定譯介的。從作家的訪談中我發現了自己與他的一個契合點——果戈理。果戈理是沃多拉茲金“最喜愛的作家之一”,也是我研究了二十余年的作家。因而我寫道:“我能夠明白您的擔憂。因為我也同樣認為,任何譯文,哪怕是最忠于原作的,總會因為語言與文化的差異,在某種程度上偏離原著。就此而言,散文翻譯要比詩歌翻譯情況好一些,因為小說有故事情節,引人入勝的情節總是會有助于翻譯。當然,如果果戈理的譯者真能成為‘英國的果戈理’,那自然是最理想的狀態,對此我完全贊同您的觀點。但果戈理是獨一無二的,是世間絕無僅有的現象,想必您也會認同我說的這一點。正因如此,他才是果戈理。倘若新的果戈理如同雨后春筍一般層出不窮,更何況還是英國的、保加利亞的、中國的果戈理,那實在是匪夷所思。但他那些天才的創造,正如您的作品一樣,理應被廣為傳播。優秀的作品應當屬于全人類,而這,正是我所理解的翻譯的意義之所在。”

接著我詳細說明了自己的翻譯原則:“至于翻譯策略,關于文學翻譯原則的爭論一直存在:究竟該逐字直譯呢,還是傳遞核心文意;是保留異域色彩,還是貼合譯入語讀者的閱讀習慣……最理想的自然是保持中庸,力求兩全其美。但古人云,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因此,在我的譯本當中,文意是放在第一位的。俄語與漢語之間的差異,完全不同于俄語與保加利亞語或者俄語與英語之間的差別……古俄語絕不是隨隨便便就能掌握的,這一點您再明白不過了。至于我是如何翻越古俄語這座‘喜馬拉雅山’的,容我后面再向您細說。首先我要解釋一下,我為什么沒有用古代漢語去譯書中的古俄語。在您的小說里,古俄語基本是與宗教相關。雖然早在公元7世紀的唐代,基督教就傳入了中國,但其發展是斷斷續續的,對漢語的影響十分有限。據我所知,基督教相關的概念與古漢語格格不入,因此在技術層面,根本無法將這一內容用古漢語進行翻譯。就算有人強行用古文譯出,我也可以肯定地告訴您,最終呈現的效果也絕不會是您所期待的樣子。在現代漢語的語境里,這樣的古文只會令中文讀者覺得矯揉造作、滑稽可笑。而在原著當中,古俄語營造的是莊重而富有詩意的格調。為了傳達您獨特的行文質感,我想出了一個變通方案:將古俄語用另一種字體排版。除了古俄語,您文中其余的文本特征,比如不同尋常的章節編號形式、草藥名稱使用斜體、直接引語不加引號、省略句式、倒裝語序等,我都盡可能在譯本當中予以保留。”

郵件發出沒幾天,便收到了沃多拉茲金的回信。信中他這樣寫道:“您無可挑剔的俄語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我毫不懷疑,如此扎實的語言功底,再加上您高校教研的經驗,足以支撐您完成一部出色的譯作。如果您有什么問題,我很樂意予以解答。您所闡述的全部翻譯思路,在我看來都言之有據。至于我之前提出的觀點——譯者必須成為果戈理,這句話或許并不嚴謹,因為它更適用于詩歌,而非小說。”

俄羅斯文學傳統中的《拉夫爾》

記 者:俄羅斯有著深厚的文學傳統,文學所承載的精神也在繼承中發生著流轉。在您看來,《拉夫爾》是否繼承了這種傳統?它在敘事上又有哪些獨特的探索?

劉洪波:前面說過,果戈理是沃多拉茲金最喜愛的作家之一。在我看來,《拉夫爾》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果戈理的某些影響。(這當然與我很熟悉果戈理的創作和思想不無關系。)比方說,書中寫道:“陌生村莊的農舍屋頂像戴著毛茸茸的帽子,排成了隊。在完全無風的天氣里,從每一個屋頂都拉出一道煙。阿爾謝尼覺得,所有的農舍都被自己的煙均勻地固定到了天上。失去了煙所特有的動感后,系繩獲得了不同尋常的強度。在它們比應有的長度稍短的地方,房子略微向上抬高了幾俄丈。有時候它們微微搖晃。”農舍被煙固定到天上,這種有悖常識的寫法,與果戈理寫人行道在飛奔或者農舍后退著沉入山丘后面可謂異曲同工。可見,沃多拉茲金確實繼承了俄羅斯經典文學的傳統。當然,繼承的不僅僅是果戈理,也不僅僅是手法,我覺得,繼承更多的是俄羅斯文學厚重的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

但與果戈理一樣,沃多拉茲金也是獨一無二的。《拉夫爾》在敘事上對時空的處置就非常獨特,有時就如同魔術師一樣,一會兒讓空間快閃,一會兒又把時間變沒。與此相關的還有隨心所欲地交織過去、現在和未來。此外,作家還將嚴峻的寫實敘事與神奇童話式的敘事毫無違和感地并置。這些敘事上的獨特之處讓《拉夫爾》從眾多當代俄羅斯文學作品中脫穎而出。

記 者:“過去的時代在這里是作為鏡子,讓我們,今天的人們,去照,在其中看到我們的特點。”關于成長、愛情與信仰,《拉夫爾》對當下讀者有何啟示?

劉洪波:就像我前面說過的,在《拉夫爾》中,沃多拉茲金寫了我們時代所缺乏的東西,比如人的崇高追求、純粹而恒久的愛情、堅定不移的信念等。杜勃羅留波夫曾說過,文學就是要指出生活應該有的樣子。我覺得《拉夫爾》也是如此,通過一位15世紀的英雄告訴我們,即便足陷泥淖,依然可以仰望星空。

記 者:對于大多數中國讀者而言,俄羅斯文學依然意味著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布爾加科夫……這些名字太過明亮,像太陽一樣,周圍的星辰便容易被遮蔽。中國讀者對俄羅斯當代作家所知甚少,如果不是您的譯作獲得魯獎,可能許多普通讀者依然不知道沃多拉茲金的名字。您覺得這種“認知滯后”,癥結在哪里?是譯介的不足,還是讀者的閱讀慣性,抑或是當代俄羅斯文學本身在精神氣質上與19世紀發生了某種斷裂,不再能輕易地引起共鳴?

劉洪波:我倒不覺得存在“認知滯后”。我認為,與上世紀的讀者相比,今天的讀者眼界更為開闊,世界文學盡在掌握。因為可能性變大了,關注點就分散了。

20世紀上半葉,由于社會歷史的原因,我國讀者對俄蘇文學更為熟悉,才使普希金、果戈理、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學大師像太陽一樣明亮耀眼。20世紀下半葉開始,尤其是改革開放之后,外國文學接受上的一邊倒現象不復存在,讀者的選擇更加多元。我個人反而是覺得俄羅斯當代文學的譯介比之前更加迅捷,就拿沃多拉茲金來說,《拉夫爾》2012年出版,2013年獲“大書獎”,中譯本過了十多年才于2024年正式出版。但他的新長篇小說《察金》2022年出版,2023年獲“大書獎”,今年中譯本就出來了。簡單地說,就是好作品太多了,琳瑯滿目,大家反而選擇困難。

記 者:可以和我們分享您得知獲獎時的感受嗎?這個獎對您來說意味著什么?在這之后,您還有哪些翻譯或研究計劃?

劉洪波:得知獲獎,剛開始確實有點不敢置信。以魯迅先生命名的國家級文學翻譯獎分量太重了!這份大獎對我而言既是意外的驚喜,同時也是甜蜜的負擔,我怕自己配不上,頗有些誠惶誠恐。獲獎后,很多人通過微信、電話、郵件向我表示祝賀,其中兩類人的肯定讓我稍覺心安:一類是我的同行,他們最了解我的翻譯在多大程度上貼近原作;另一類是我的書友,他們雖不懂俄語,但博覽群書,有非常豐富的文學閱讀,尤其是外國文學閱讀的經驗,對譯本的中文表達是否曉暢自然最有發言權。簡言之,這個獎是對我所秉持的翻譯態度和原則的莫大肯定和鼓勵,對我保持初心、繼續前行有著重大的意義。

說到翻譯計劃,目前在考慮翻譯果戈理的一篇未收入中文版果戈理全集的文章,題目是《關于宗教禮拜儀式的沉思》,里面涉及果戈理對禮拜儀式的審美解讀,非常有意思。這篇文章對于讀者理解果戈理,尤其是晚期的果戈理,理解他的思想和創作理念非常重要。另外,我在給學生上戲劇實踐課時,發現19世紀劇作家奧斯特洛夫斯基的一些劇本尚未有中譯文,也考慮抽時間翻譯一下,或許對學生、劇團和戲劇愛好者有益。這兩個想法目前還沒有接洽出版機構,只是出于個人的興趣。對于像《拉夫爾》這樣的當代俄羅斯文學作品精品,我也非常樂意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