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屆魯迅文學獎獲獎作家專訪: 袁筱一:翻譯是成全他人也發(fā)現(xiàn)自己的旅程
在翻譯中,對意義無止境地探索
記 者:袁筱一老師好,祝賀您獲得魯迅文學獎!得知獲獎那一刻,您是什么樣的感受?
袁筱一:謝謝您!得知獲獎的那一刻,有點不真實的感覺。收到第一條祝賀的微信時,我正在地鐵上,真沒反應過來,不知道被祝賀的是什么事情。可能是做了這么多年的翻譯,從來沒有想過,會得到這樣的肯定和獎勵。在履歷中,我總是會很驕傲地寫翻譯法語文學30余部,逾300萬字,其實還有一條,從事文學翻譯30余年。數(shù)字本身不算什么,卻說明了一種堅持。此前我也拿過傅雷翻譯出版獎和各種民間翻譯獎項,都是專門的翻譯獎項,而魯迅文學獎當然是最令人向往和激動的,因為它不是把翻譯當作“另一種”“低于”原創(chuàng)的文學來對待,而是當作寫作的諸多形式之一。
記 者:三十多年的文學翻譯生涯,您已成為中文世界讀者進入法語文學的重要擺渡人。能否與我們談談您是如何與法語文學結緣,并決心從事文學翻譯這項事業(yè)的?
袁筱一:我10歲就進入南京外國語學校學習,第一外語就是法語。當然,在中學里,我從來都沒有想過自己要做一個翻譯家,那個時候,應該是和大多數(shù)在80年代初學外語的孩子一樣,很抽象地想過要做一個外交家什么的。真正讓我產生想要從事翻譯的念頭的,是在大學圖書館里,讀了傅雷先生的譯文,再對照著原文,覺得真是奇妙。后來又得到了《情人》的原文,拿著王道乾先生的譯文來對比著讀,也覺得有意思。可能要做文學翻譯的念頭就是那時候埋下的吧。大學畢業(yè)之后,幸運地進了南京大學做老師,同時也繼續(xù)讀碩士和博士,那個時候翻譯理論與實踐已經是外語學科的一個研究方向,我也就開始順理成章地做起了翻譯。回顧我的翻譯史,我自認為我翻譯的第一部法語小說是2008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的《戰(zhàn)爭》,但是這樣說不完全對。因為嚴格意義上來說,我翻譯的第一部法語文學作品是我自己用法語創(chuàng)作的小說《黃昏雨》,是在我的小說得獎之后,《中國青年報》的編輯要求我翻譯的。現(xiàn)在想來非常有意思,當時翻譯自己的作品,我覺得自己作為譯者的權力應該比較大,可以說是將翻譯當作原創(chuàng)來對待的。我在1994年翻譯勒克萊齊奧的《戰(zhàn)爭》,也第一次嘗到了“戴著鐐銬跳舞”的滋味。有界限的自由比無限的自由更有吸引力。因為在不斷地經歷語言的陌生化過程,譯者對于兩種語言的敏感性會與日俱增。這是翻譯最令我著迷的地方,對意義的探索永無止境。
記 者:1992年,您以小說《黃昏雨》獲得法國青年作家大獎賽第一名,1994年開始進行文學翻譯,雖然您此后專注于文學翻譯,但從時間看來,您的寫作是略早于翻譯的。寫作對您的翻譯有影響嗎?您如何看待二者的關系?
袁筱一:《黃昏雨》是偶然的寫作,獲獎對我的影響就是它讓我走上了與文學相關的道路。翻譯也是一種寫作。無論是原創(chuàng),還是翻譯,都來自閱讀,來自理解他人、走近他人、和他人交流的愿望。差別就在于,原創(chuàng)更像是在等待他人的走近,而翻譯有一種主動走近他人的姿態(tài)。二者并不矛盾。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也都出現(xiàn)過身兼翻譯家與作家的身份的人物。我覺得能夠做翻譯是挺幸運的,因為不用擔心靈感枯竭。不知道有沒有做過調查,我相信翻譯家比單純的作家要少些焦慮。
記 者:您翻譯生涯的第一部譯作是勒克萊齊奧的《戰(zhàn)爭》,多年后又譯了蕾拉·斯利瑪尼的《戰(zhàn)爭,戰(zhàn)爭,戰(zhàn)爭》。兩部書名相近、氣質卻迥異。翻譯這兩部作品時,您感受到的最大不同是什么?
袁筱一:確實很有意思。兩部作品雖然都有“戰(zhàn)爭”二字,但它們所書寫的“戰(zhàn)爭”其實完全不同。勒克萊齊奧的《戰(zhàn)爭》出版于20世紀70年代,它并不是傳統(tǒng)意義上的戰(zhàn)爭小說。這里的“戰(zhàn)爭”更多是一種象征,它指向現(xiàn)代文明中的一種普遍狀態(tài):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身之間的一種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或許是現(xiàn)代戰(zhàn)爭的真正來源。勒克萊齊奧通過大量碎片化的感官描寫、城市景觀和現(xiàn)代生活經驗,表現(xiàn)人在現(xiàn)代世界中的異化。因此,翻譯這部作品最大的挑戰(zhàn),是如何處理他的語言風格。勒克萊齊奧的文字非常特殊,它不是靠情節(jié)推動,而是靠語言創(chuàng)造一種感受。大量重復、跳躍性的意象,詩性的節(jié)奏,共同構成了作品的精神氛圍。作為譯者,不能只是把句子翻譯出來,還要努力把原文中的節(jié)奏、壓力和陌生感帶入中文。如果把它譯得過于順暢,反而會失去勒克萊齊奧文字中那種不安和震動。
翻譯蕾拉·斯利瑪尼的《戰(zhàn)爭,戰(zhàn)爭,戰(zhàn)爭》,我面對的是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文學世界。蕾拉寫的是具體的戰(zhàn)爭,二戰(zhàn)結束之后陸續(xù)到來的非洲獨立戰(zhàn)爭,她關注的是戰(zhàn)爭和歷史如何進入普通人的生命,是殖民歷史背景下個人、家庭和社會關系的變化。她的語言非常現(xiàn)代、簡潔、克制,但敘事又很傳統(tǒng),她非常懂得通過細節(jié)、動作和人物關系,讓讀者感受到歷史留下的傷痕。所以翻譯蕾拉時,最大的難點不是語言的復雜,而是如何保持語言的克制和由情節(jié)推動的快板式的敘事節(jié)奏。也就是說,如果說勒克萊齊奧的《戰(zhàn)爭》要求譯者進入一種語言和感知的世界,那么蕾拉的《戰(zhàn)爭,戰(zhàn)爭,戰(zhàn)爭》則要求譯者進入一種歷史和生命經驗的世界。
在別人的文字里發(fā)現(xiàn)自己的可能性
記 者:2016年,35歲的蕾拉·斯利瑪尼憑借第二部作品《溫柔之歌》獲得了法國的龔古爾文學獎,2017年由您翻譯的中文版面世。從那之后,您陸續(xù)翻譯了《食人魔花園》《戰(zhàn)爭,戰(zhàn)爭,戰(zhàn)爭》《看我們跳舞》,是目前蕾拉·斯利瑪尼作品在中國大陸唯一的譯者。她的作品的什么特質打動您?您在選擇作品進行翻譯時,什么樣的文本或者作家會吸引您?
袁筱一:是的,到目前為止,我是蕾拉·斯利瑪尼唯一的簡體中文譯者。這也有緣分在里面吧。就像本雅明說的,原作在某種程度上有其“命定”的譯者,如果原作值得,而那個“命定的”譯者沒有出現(xiàn),就會一直等待下去。當然這樣說有點過于浪漫。對于文學翻譯而言,比較好的情況的確就是作者和譯者可以相互成就,就和好的婚姻一樣。和蕾拉的緣分,是浙江文藝出版社可以文化的曹元勇社長一手促成的,他話不多,卻表現(xiàn)出無條件的信任。這對譯者來說很重要。《溫柔之歌》獲得龔古爾文學獎之后,他來找我,其實也沒怎么勸。很快看完小說后,我就答應了。因為我覺得《溫柔之歌》的筆調蠻酷的,冷靜、直接,將一個優(yōu)秀作者具備的共情能力通過很多容易被忽視的細節(jié)展現(xiàn)了出來。蕾拉筆下的細節(jié)打動了我。我覺得她是一個好的作者。
譯者選擇作者和作品,當然都會有自己的標準。我可能喜歡選擇挑戰(zhàn)大一些的,就是和自己文字風格有些差異的作品。勒克萊齊奧的純凈就和我自己寫作的拖泥帶水完全不同;杜拉斯的強硬與簡短和我自己的節(jié)奏也有很大差異。這就是相互成就的意思。你在別人的文字里發(fā)現(xiàn)了自己的可能性,而直到翻譯他/她之前,你都還沒有往這個方向試過。還有個反面的例子,其實盧梭和我的思維、寫作方式可能是最接近的,但我譯《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卻是最痛苦、最沒有成就感的,當然讀者還挺喜歡。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每一次翻譯,都會摧毀自己的文體,然后再重新塑造,如今我自己的寫作已經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前兩天和陳丹燕老師做了個訪談,我和她相識有三十多年了。訪談后她對我說,你的文字現(xiàn)在有點干——她是在批評我,因為她的文字仍然很感性。但我不把這句話當成批評來聽,我想,對于一個譯者來說,如果譯的都是自己,那可能是一種失敗。也許再過20年,我會找到另一種感性。為什么不呢?這樣的變化和豐富,難道不是對一個籍籍無名的譯者的補償嗎?
記 者:蕾拉·斯利瑪尼的創(chuàng)作跨越了摩洛哥和法國兩種文化經驗,她的作品似乎同時處在法國文學傳統(tǒng)的內部和外部。您在翻譯她的作品時,是否感受到這種文化位置帶來的張力?這樣的作品會給翻譯帶來哪些挑戰(zhàn)?
袁筱一:我之所以同意繼續(xù)翻譯蕾拉,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我正作為首席專家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非洲法語文學翻譯與研究”。蕾拉也是我這個項目的研究對象。“非洲”“法語”出現(xiàn)在同一個文學的標簽里,本身就是充滿矛盾和張力的,對于北非法語國家尤其如此。殖民與被殖民之間,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之間,不斷變化、離散、重新生成和想要定義自身身份的愿望之間,張力無處不在。殖民的問題之所以復雜,就是在所有歷史條件下,幾乎從來沒有截然的他者和自我。蕾拉很好地抓住了這一點,因為她本人就是如此,既是法國的,也是摩洛哥的。《戰(zhàn)爭,戰(zhàn)爭,戰(zhàn)爭》中,蕾拉不僅寫來到摩洛哥的法國女人瑪?shù)贍柕碌腻e位與混亂,也寫去法國打過仗,最終回到了自己家鄉(xiāng)的阿米納的矛盾。她寫得很到位:“瑪?shù)贍柕伦屗ò⒚准{)變成了一個叛徒,一個異端分子。有時他真想展開拜毯,將額頭貼在地上,聽內心里和孩子們的嘴巴里冒出來的祖先的語言。”殖民之后的非洲,但也包括歐洲,這一類的文化沖突無處不在,再加上沉重的歷史,沖突有時候就會變成裂痕和傷痕。但是文學有責任也有義務弄清楚傷痕究竟來自哪里。
我想文學翻譯遇到的挑戰(zhàn)在某種程度上都一樣,因為都是在翻譯“異文化”,既要有“將他者當作他者來對待”(貝爾曼語)的立場,也要在具體的文本中尋求一種平衡。譯者最大的危險在于將母語的審美立場置于一切之上,但這可能又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要時時提醒自己。
記 者:具體而言,《戰(zhàn)爭,戰(zhàn)爭,戰(zhàn)爭》的翻譯難點在哪里?
袁筱一:《戰(zhàn)爭,戰(zhàn)爭,戰(zhàn)爭》的翻譯難點,首先在于它并不是簡單書寫戰(zhàn)爭,而是書寫戰(zhàn)爭如何進入人的生活。蕾拉關注的是歷史大背景下普通人的命運,因此譯者面對的不只是歷史詞匯的轉換,更是不同文化經驗、情感方式和生命經驗之間的轉換。小說中,兩種文化、兩種語言一直在較量和糾纏。作者是用法語來描述“異文化”和“他者文明”,翻譯時經常需要處理這種“他者的他者”,例如法語拼寫的阿拉伯語,還有一些法語里并不存在的、和阿拉伯傳統(tǒng)文化相關的詞匯。與此同時,蕾拉的語言非常克制,很多時候力量恰恰存在于沒有說出的部分,譯者需要尊重這種留白,在中文中保持原作的冷峻和張力。
記 者:在《戰(zhàn)爭,戰(zhàn)爭,戰(zhàn)爭》翻譯過程中,有哪些令您印象深刻的地方?
袁筱一:讓我印象最深的,還是蕾拉語言本身的節(jié)奏。她的法語非常簡潔,但這種簡潔并不意味著簡單。她往往用非常少的文字留下很大的空間。翻譯的時候,最大的誘惑就是把它寫得更好看,讓中文更加流暢、更加符合文學表達習慣。但后來會發(fā)現(xiàn),有些地方恰恰需要保留原文的“零度寫作”風格,因為那正是作者建立敘事力量的方式。從《溫柔之歌》開始,就有人開玩笑說,譯作比原作更精彩。幸虧是個玩笑,否則我可能就覺得自己的翻譯失敗了。而這個玩笑也和蕾拉轉述過,她倒是并不在意。也許因為她就是真正的雙語人,她很理解譯者的工作。
“直譯是要成為照亮原作的光,要成就他者”
記 者:作家的語言與翻譯家的語言之間往往存在巨大不同,這種不同也迫使譯者做出翻譯觀念上的選擇。在您過往的文學翻譯實踐中,您秉持怎么樣的翻譯原則與觀念?
袁筱一:我的翻譯原則與觀念很明確:就是直譯。直譯不是字字對譯,不是一種翻譯的方法。直譯是立場,是尊重他者,是不將自己的譯作看作是翻譯的終點,是不因為目的語的讀者不懂原文就進行欺瞞,隨意地增加、變化和刪減,是不以追求不朽的譯作為翻譯的目的性,是不替想象中的譯文讀者做選擇。事實上,譯作不會不朽,越“漂亮”的譯文越可疑,也越容易過時。也就是說,直譯是要成為照亮原作的光,要成就他者,而不是成就自己。
記 者:您曾重譯過法語文學名著,名著重譯也是翻譯界常討論的話題,您認為一部經典在什么情況下需要新的譯本?譯者如何面對前人的“影子”?
袁筱一:我翻譯的絕大多數(shù)作品都是當代的,是需要購買版權的。我只重譯過兩部作品,一部是盧梭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另一部是加繆的《西西弗神話》。翻譯盧梭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是一種實驗性的行為,那個時候我還身處自己的浪漫主義時代,因而想要通過翻譯盧梭來解決正視自我的問題,但其實我并沒有在《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中找到答案。翻譯的過程極其痛苦,以至于我下決心在未來都不要再碰盧梭。不是因為盧梭難譯,而是我發(fā)現(xiàn)自己恰恰在這個過程中和浪漫主義做了清算。另一部重譯的經典是加繆的《西西弗神話》。原因很簡單,我很喜歡加繆,那段時間我也正在我的文學課上講加繆,我需要通過翻譯來接近他的思想。從最終結果來說,這兩部重譯的經典都比較受歡迎。《西西弗神話》最近也再版過。對于我來說,我輕易不會接受重譯經典的邀約,除非有特別的原因。前譯的存在是比較重要的原因。通常我譯完了之后才會去看前譯,就是為了避免前譯的影響,也不想因為需要刻意回避就亂了方寸。但是我譯完后會讀前譯,我也會根據(jù)前譯來調整一些我自己譯的欠妥的地方。對于我來說,我認為每一個嚴肅的前譯本都是給了我借鑒和幫助的,例如郭宏安老師翻譯的《西緒福斯神話》。
記 者:在您看來,法國文學在不同時代對中國讀者的吸引力發(fā)生了怎樣的變化?您接下來還有哪些翻譯或研究計劃?
袁筱一:從我們熟悉的19世紀法國文學到我們相對不那么熟悉的20世紀法國文學,是繼承與反叛的關系。文學史家貢巴尼翁說過,20世紀法國文學是艱澀的文學,因為文學賦予自身的任務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對文學本質的認識也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我的翻譯作品基本是20世紀以后的法國文學和法語文學。我其實還有一些研究過程中產生的翻譯興趣,但不一定都能進行。比如我想重譯福樓拜,我最愛的作家之一。我也想譯薩特寫福樓拜的《家庭白癡》。不過,目前確定的是要把蕾拉“他者之鄉(xiāng)”三部曲的第三部翻譯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