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讓不同文明相互照亮
近日,西班牙漢學家、翻譯家高伯譯獲得第十九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這是中國出版業面向海外的最高獎項。本報約請高伯譯及其他2位深耕中西互譯的學者,就文明對話交流互鑒展開一場文化“圓桌談”。
主持人:本報記者 黃敬惟
對話嘉賓:
高伯譯(西班牙漢學家、翻譯家)
趙振江(北京大學西語系教授)
周思蕊(北京語言大學副教授、英西復語方向負責人)
文明互鑒,交流對話
問:中國與西班牙的文明和文化存在哪些異同?這對雙方的文明交流互鑒有什么啟發與挑戰?
高伯譯:中國與西班牙的相似之處很多。我們都擁有非常悠久的文明積淀和文化傳統,都崇尚文學與藝術之美,對于精神世界都很重視人文思想與傳統傳承,這為文明對話筑牢了根基。
文化差異從來不是交流的阻礙。差異或許會帶來挑戰,但它們更能夠豐富彼此視野。文明交流無需追求同質化,而應尊重各自的特色,以包容心態看待不同。
趙振江:作為譯者,尤其是詩歌譯者,在我看來中西文化最大的差異在于語言:漢語是表意文字,每個字都是單音節,而且有四聲的變化;西班牙語,是表音的,每個單詞的音節數目不等,可以長短搭配,產生鮮明的節奏。
這一差異在中國古典詩詞譯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西班牙語詩歌重節奏而不重押韻,因此中國古典詩詞中的平仄、對仗等,在譯介中很難找到對應的表現形式,很多時候只能譯介原詩的“意思”。這讓中國古典詩歌的譯者經常需要“以詩譯詩”,進行“二次創作”。
周思蕊:從塞萬提斯到烏納穆諾,從博爾赫斯到馬爾克斯,西班牙語世界對命運、時間、個體與社群等母題有著獨到的敏感,與中國哲學的很多思想有著共鳴,同時又同中存異。翻譯是讓不同文明相互照亮的光。唯有真誠的理解與表達,才能將差異從障礙轉化為豐富人類精神世界的寶貴資源。
問:翻譯在中西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與當下進程中,承載著怎樣的功能與獨特價值?
高伯譯:翻譯是思想的傳遞者。通過翻譯,中國文學的真實內涵能夠觸達西班牙讀者,反之亦然。這有助于人們與國家之間相互了解、產生好感并開展合作。借助翻譯,中國古典典籍、思想學說得以完整觸達西語讀者,讓西班牙民眾讀懂中國的歷史、思想與精神。翻譯讓抽象的文明變得可感知、可交流,是加強西班牙與中國長期友好互動、實現文明互鑒不可替代的重要載體。
周思蕊:翻譯不是簡單的信息傳遞,而是跨越文明的共建。它以樸素的方式完成著文明互鑒的偉大使命,讓不同文明的人們在彼此的目光中照見自己,也看見更加完整的人類精神圖景。
問:向西班牙語世界譯介中國古典典籍具有怎樣的時代意義與文化使命?
高伯譯:翻譯中國經典的意義在于將中國的民族精神傳遞給世界。如今西班牙讀者偏愛《道德經》《孫子兵法》《詩經》等經典,這印證了傳統文化跨越國界的魅力。持續譯介中國典籍,既能延續兩國的文化交流脈絡,也有助于打破文明偏見,推動不同文明平等對話。
周思蕊:中國古典典籍凝聚著中華民族的精神內核與文化基因,更是中國智慧的源泉。西班牙語世界擁有超過5億讀者,跨越歐洲、拉美、北非20余國,是一片廣闊而多元的文化版圖。持續推動中國典籍的西語譯介,有助于打破長期以來以英語為主要媒介的單一話語體系格局,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人類共同價值注入古老而鮮活的東方智慧。
作品互譯,尋找共鳴
問:中西古典文學雙向互譯的傳播歷程經過了哪些階段?其主要成效及當下的整體傳播格局是怎樣的?
周思蕊:16世紀末,《四書》《明心寶鑒》等中文作品先后被傳教士譯為西班牙文,西班牙由此成為歐洲最早接觸中國思想的國度之一。在20世紀20年代,西班牙的中國典籍譯介工作再次迎來高峰。
此后,中國典籍的西班牙語譯介在20世紀20年代至20世紀70年代緩慢復蘇,在20世紀80年代起的30余年間,在西班牙出版的中國古典作品及選集總計277部,約占20世紀以來中國古籍在西出版總數的70%,體裁涵蓋詩歌、散文、戲劇、小說、文論,內容涉及言情、史傳、哲思、宗教、志怪奇幻等多個領域。2010年后至今,受現當代文學譯介熱潮等因素影響,中國古典文學的海外傳播,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新重點。
趙振江: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明代洪武年間輯錄的《明心寶鑒》有特殊意義。這是一本弘揚儒家思想和傳統道德的勸善書、童蒙書,1590年由西班牙傳教士胡安·科沃(中文名高母羨)譯成西班牙文并轉呈給西班牙王儲(后來的菲利普五世),它比1687年在巴黎出版的拉丁文版《論語》早了將近一個世紀。
近百年來,外國文學漢譯遠多于中國文學外譯,這值得重視。我參與西班牙語版《紅樓夢》的翻譯時,當地報刊總以“中國文學的《堂吉訶德》”來介紹《紅樓夢》,以此說明其在中國和世界文壇上的地位。但對比二者會發現,《堂吉訶德》在中國的翻譯版本多達80余種,而在西班牙語世界20多個國家和地區,流傳較廣的西語版《紅樓夢》幾乎只有這一個版本。
近年來這種情況有了很大改變。在西班牙和西班牙語地區有了多所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在中國也有上百所高校設立了西班牙語系或專業。西漢、漢西互譯工作有了全方位、可持續的繁榮和發展。這非常值得欣慰。
問:在互譯實踐中,怎樣盡可能地減少因文化差異帶來的文本內涵流失?當前中國古典典籍向西語世界傳播過程中,還面臨哪些瓶頸或挑戰?
高伯譯:翻譯中國經典,需根據文體靈活調整策略,在堅守原文內核的前提下適配西語文化。這也是我在翻譯時的原則。
詩歌與散文、哲學文本的翻譯思路差異顯著。文學作品需要優先保留審美特質,思想典籍需堅守內容原意。翻譯《詩經》這類古典詩詞時,西班牙語無法復刻漢語依靠單音節、聲調形成的原生韻律,我會采用西班牙古典詩歌的格律、句式與特征重構文本,保留詩歌的音樂美感與抒情意境。而在翻譯《韓非子》等法家典籍時,我會借鑒西班牙黃金時代哲學文本的行文風格,保留原作嚴謹的邏輯與思辨性,僅微調句式適配西語表達。
從當下中國古典典籍在西班牙語世界的傳播情況來看,還存在讀者群體相對固化、對新譯本接受度較低等現象。此外,專業譯者人才缺口大、部分譯本質量不高等情況,也影響著中國古典典籍在西班牙的原汁原味傳播。
周思蕊:優秀的譯文需要譯者在深刻理解源語文本邏輯的前提下,想象自己正用通順流暢的譯入語進行寫作。
對于文本中涉及文化差異的內容,我認為應適當保留其異質性并輔以恰切的說明解釋。若能以注釋的方式,在文化共情中激發讀者對陌生文化元素的興趣,則更為理想。
探索新路,共譜未來
問:想要助力推動中國典籍更好地走進西語大眾的日常閱讀與文化視野,還有哪些新的傳播渠道和創新形式?
趙振江:我認為要從兩方面入手。首先是這些年來我們持續在做的——建立孔子學院和孔子課堂,培養更多未來的漢學家、翻譯家。高水平的漢學家是推動更多高質量典籍翻譯的重要前提,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
由于當前高水平譯者數量相對有限,我們還可以采取“轉譯加審校”的形式——遴選待譯介經典的優秀英譯本或法譯本,請高水平西班牙語譯者進行轉譯,再由中國的西班牙語學者根據原文審校。這樣既可保證譯文質量,又可避免一些文化差異導致的誤譯。當然,這只是權宜之計。等到有了足夠多的高水平漢學家,也就無需再這樣了。
周思蕊:中國典籍還可以尋求與當地人生活、藝術和情感產生共鳴的傳播方式。2014年在西班牙巴塞羅那上演的加泰羅尼亞語版《趙氏孤兒》舞臺劇,將中國古典元素結合地中海文化特點,融入瓦倫西亞當代詩歌、西班牙吉他與倫巴樂隊手風琴配樂,一舉包攬第十七屆加泰羅尼亞戲劇評論獎的3項大獎,深受當地觀眾喜愛。這是值得借鑒的經驗。
此外,年輕人日常使用較多的新媒體平臺,也可成為古典故事的新容器,讓古籍從書架上的靜物,變為可互動、可分享的文化體驗。
高伯譯:我認為還可以通過電腦游戲等方式讓青少年接觸到更多經典作品。比如可以把經典作家、作品融入游戲情節,或者制作短視頻,用令人愉悅的畫面搭配經典作品的語句朗讀,擴大這些作品的受眾面。
問:在多元文明共生的時代背景下,培育多語種復合型翻譯人才的價值和意義是什么?面向當下與未來,對于翻譯人才培養應提出哪些更高的要求與期待?
高伯譯:多語種復合型翻譯人才具備跨語言、跨文化視野,他們可參考多語種譯本拓寬思路,為典籍翻譯提供多元借鑒。目前,西班牙高校普遍缺少中國文言文課程,中國古籍專業翻譯人才不足,補齊相關課程建設是當務之急。
如今AI翻譯快速發展,新一代的譯者既要深耕多語能力、吃透古典文化,也要主動擁抱新技術并發揮人工譯員的主觀能動性。
同時,中外院校與翻譯界還應深化聯動、資源共享。所以我十分期待與北京語言大學、世界漢學中心開展的合作,希望這套聯合翻譯模式能夠為文明對話與文化互通注入持久動力。
周思蕊:多語種教育本質上是通過建立學生對多元文化的系統認知,培養理解并尊重文明多樣性的文化傳播者。以北京語言大學開設的英西復語方向為例,以中、英、西3種語言開展文化對比,有助于突破單一語言和文化框架的限制,推動多元立體的文明對話。此外,拉美西語世界對華報道多經英語媒體轉譯,而培養英西復語人才有助于傳遞更真實的中國形象。
如今AI等工具給傳統翻譯行業帶來挑戰,也對翻譯人才綜合素養提出更為嚴格的要求:既要善用這些工具,為翻譯與傳播工作提質增效;更要明確人機權責界限和各自優勢,錘煉人工譯員的價值判斷、情感表達與職業倫理,做到“技文兼備、德能并修”。
趙振江:如今培養翻譯人才,首先要教會他們使人工智能“為我所用”。他們要做人工智能所不能做的事情,要改正人工智能做錯的事情,要潤色和加工人工智能做得不好的事情。
我們不僅需要培養學生的外語水平,還要提高學生的漢語水平和文學素養,拓展他們的知識面,增強他們的創新力和想象力,這樣才能把西漢和漢西的雙語互譯做得更扎實,更好地推動世界文明交流互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