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斯語中重建一座“春臺” ——格非《登春臺》翻譯札記

艾森·杜思特穆罕默迪(Ehsan Doostmohammadi),伊朗漢學家,醫學博士,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中國翻譯協會海外專家,曾獲第十六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
翻譯格非的《登春臺》時,我最先停下來的地方,不是某個結構復雜的長句,也不是某個帶有時代印記的詞語,而是書名本身。
“登春臺”三個字,在漢語中輕盈、疏朗,仿佛一次登臨,一次眺望,也仿佛是向明處、高處、開闊處的抵達。這個題名還令人想到《老子》中“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臺”一句。“登春臺”三個字仿佛對這一古典語源作了重新組織,也使它與現代小說中的“春臺路67號”相互映照。可是,當它進入波斯語,這種輕盈并不會自動轉移。譯者必須在意象、動作、空間和聲音之間重新選擇。某種意義上,翻譯這部小說,就是在另一種語言中重新搭建一座“春臺”。
我曾在幾個波斯語題名方向之間反復斟酌。若強調“登”的動作,譯名會突出上升和抵達的意味,但語氣容易顯得堅硬,甚至帶有攀登、晉升的色彩;若強調“春臺”的空間,譯名會顯得柔美,也容易喚起波斯文學中庭院、花園、亭閣的傳統,卻可能把小說推向過于古典化、抒情化的空間;若強調高處和眺望,譯名又能保留開闊的視野,但“登”的動作便弱了。最后,我更傾向于一種接近“登臨春之臺”的處理:讓動作、季節和空間都保留下來,使它既不是宮殿,也不是仙境,更不是單純的露臺,而是一個可以登臨、觀看,也可以讓人物命運相互顯影的地方。
“春臺”的復雜之處還在于,它既是題目中的意象,又與小說里的“春臺路67號”這一地址密切相連。處理書名時,我可以讓“春臺”在波斯語中展開它的象征意味,處理地址時,卻不能把它翻譯成一個過于詩化的名稱,而要盡量保留地名的聲音和現實質地。因此,書名偏向意譯,地址則更適合音譯。這樣一來,波斯語讀者既能在書名中感到“春臺”的文學意味,又不會忘記它首先是現代城市中一個具體、樸素、可以被人找到的地點。幾位人物正是在這里被帶到一起,在時代的遷流、生活的偶然和人心的幽微處彼此照面。
在波斯語中,“春”并不難譯。波斯文學擁有悠久而豐沛的春天傳統,春天常與新年、復蘇、愛情、酒、花園以及命運的輪回聯系在一起。可也正因為“春”在這一傳統中太豐厚,譯者反而需要警惕:不能讓《登春臺》一開始就被過于抒情、過于古典化的氣息包裹。格非的“春臺”并不是純粹的詩意桃源,也不是遠離塵世的審美幻境。它既有春意,也有人世的寒涼;既有登臨的視野,也有無法擺脫的糾纏。它坐落在現代城市的肌理之中,關聯著具體的人、房屋、職業、記憶、秘密和命運。
“臺”的翻譯尤其困難。波斯語中可以表示平臺、臺座、露臺、亭閣、高處的詞并不少,但每一個詞都攜帶著自己的文化氣味。有的詞偏向建筑,有的詞偏向宮廷或儀式,有的詞又過于現代、機械,無法承載“春臺”中含蓄而多義的文學氣息。漢語里的“臺”有一種獨特的彈性:它可以是供人登臨的地方,也可以是觀看世界的角度;可以是實物,也可以轉化為精神性的空間。翻譯時,我不希望把這個字壓縮成單一的建筑名詞,而是盡可能保留它的開放性,讓讀者意識到,這里的“臺”,既是地點,也是命運交匯的舞臺。
格非的小說善于在日常敘事中安置深遠的時間感。《登春臺》寫幾位人物在時代變動中的生活軌跡,卻沒有把時代寫成巨大的抽象背景,而是讓時代進入人物的身體、關系、選擇和沉默之中。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周振遐等人,并非某種觀念的化身。他們各自攜帶著來路、欲望、創傷和執念,在春臺路67號這個空間中發生關聯。這個“關聯”不是簡單的社會關系,也不是情節上的偶然碰撞,而像一張緩慢顯影的網:有些線索可見,有些隱而不彰;有些因果可以追溯,有些則只能承認其不可解釋。
也正是在“關聯”這個詞上,翻譯遇到了另一重難題。波斯語中有表示關系、聯系、連接、依存、牽連的多個詞,但《登春臺》中的“關聯”并不能在所有語境中都用同一個詞解決。它有時接近人物之間的生活牽連,有時接近現代技術世界里的網絡連接,有時又接近一種命運論意味上的互相牽動。倘若一味使用表示普通關系的詞,小說中那種無形之網的意味便會變淡;倘若過多使用抽象而哲學化的詞,敘事又會顯得沉重。我的處理方式是讓詞語在不同語境中輕微移動:當它指向人物之間的生活牽連時,譯文盡量柔和;當它指向技術、系統、信息世界時,譯文則稍顯冷靜;當它觸及命運和存在時,譯文才允許自己向抽象處靠近。翻譯不是把一個詞固定成另一個詞,而是在整部小說中維持它的呼吸和回聲。
《登春臺》的難譯之處,還在于它的語言氣質。格非的敘述并不喧嘩,也不刻意炫示技藝。他常常在看似平緩的句子中,暗藏人物命運的起伏和精神的裂隙。許多句子表面樸素,實際上含有一種經過節制的哲思。波斯語天然適于抒情和鋪陳,也有悠長、回旋、富于修辭的傳統。如果譯者順著這種語言慣性走得太遠,譯文可能會變得華美,卻失去原作的克制;如果過分追求簡潔,又可能把原作中的余韻削平。于是,在翻譯中我反復提醒自己:要譯出的不是“漂亮”,而是“清明”;不是把句子裝飾起來,而是讓它在波斯語中保持一種素樸的亮度。
這種克制也體現在人物心理的處理上。小說中的人物并不總能清楚地理解自己。他們被欲望推動,被記憶追趕,被偶然改變,也被某些無法說清的力量牽引。翻譯這樣的層次,最忌過度解釋。漢語敘事中常有留白,許多情緒不直接說破,而是通過動作、語氣、場景和片刻停頓顯現出來。波斯語讀者當然也熟悉含蓄,但不同語言中的含蓄方式并不相同。漢語可以用極少的詞語制造空白,波斯語則往往需要通過句法的轉折、語氣的輕重和詞語的節制來保留這種空白。譯者要做的,不是替人物把話說盡,而是讓他們在另一種語言中繼續保持沉默的權利。
人物姓名和地名的處理,也關系到作品的氣息。中國小說進入波斯語時,最容易遇到兩個相反的危險:一是過度異國化,把所有中國元素都變成供人觀看的奇觀;二是過度平滑化,為了便于理解而抹去原有的文化質地。《登春臺》不是一部依靠民俗奇觀吸引讀者的小說。它的中國性并不表現在表層符號的堆積中,而表現在人物的生活方式、倫理關系、時代經驗和語言節奏里。因此,對于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周振遐等人名,我在波斯語中盡量保留其原有的聲音,而不把姓名拆成意義解釋。必要的陌生感應當存在,它提醒讀者正在進入一個具體的中國世界;但陌生感不應成為負擔,更不應打斷小說自身的流動。
翻譯《登春臺》,也使我重新意識到,當代中國經驗的外譯并不等于背景知識的搬運。小說中涉及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化、城市發展、技術想象、財富流動、城鄉遷徙、家庭結構和個人命運。對中國讀者而言,這些內容常常帶有隱性的歷史感;對波斯語讀者來說,其中一部分需要通過敘事慢慢建立。譯者當然可以在必要處用注釋幫助理解,比如某些制度、年代或稱謂,但注釋不能替代文學經驗。真正重要的是讓讀者在人物身上感到時間的壓力:他們為什么如此選擇,為什么如此沉默,為什么會在某個看似偶然的時刻改變一生。只要這種生命感能夠成立,文化差異便不再是障礙,而會成為閱讀的入口。
從波斯語文學傳統看,《登春臺》并非沒有可對話之處。波斯文學中關于命運、時間、愛、失去和人生無常的書寫源遠流長。薩迪曾在《薔薇園》中寫過,人并不是彼此隔絕的個體,一個人的痛苦,會在另一個人身上引起回響。這樣的詩意傳統,使波斯語讀者并不陌生于“人在命運中自我辨認”這一主題。無論是古典詩歌中的流轉意識,還是現代小說、現代詩中對于個體處境的追問,都可以與格非筆下那些幽微的人生關聯形成呼應,波斯語讀者并不陌生于“人在命運中自我辨認”的主題。格非的特別之處在于,他并不把命運寫成神秘的預言,也不把人生無常寫成純粹的哀嘆。他更關心的是現代生活內部那些難以言說的關聯:技術越發達,人是否就更理解彼此?空間越開放,人是否就更容易抵達內心?一個偶然相遇的人,是否會成為另一個人命運的暗門?這些問題在中國語境中展開,卻并不只屬于中國。
因此,《登春臺》的波斯語翻譯,不只是把一部中國小說介紹給另一群讀者。作品一旦進入另一種語言,便會在新的語音、修辭、閱讀傳統和情感結構中獲得新的生命。譯者不是兩種語言之間的搬運工,而是兩種文學之間的傾聽者,既要聽見原作內部的細微聲響,也要判斷目標語言能夠承受怎樣的節奏、怎樣的沉默、怎樣的光。在這個意義上,翻譯“春臺”就是一次重建。重建不是改造原作,更不是用譯者的聲音覆蓋作家的聲音。它是在另一種語言中尋找一塊足夠穩固、又足夠開闊的地方,讓原作中的人物可以再次相遇,讓他們的命運可以自然展開。
我常想,波斯語讀者讀完《登春臺》之后,或許未必會立刻記住每一處時代背景,也未必能完全辨認小說中的所有文化細節。但如果他們能記住春臺路67號,記住那些曾在那里相遇、分離、回望的人,記住人在命運面前既渺小又不肯完全屈服的姿態,那么這座“春臺”便已經在波斯語中立了起來。
對譯者來說,這正是翻譯中國當代文學最動人的地方。我們所翻譯的并不只是詞語、句子和故事,更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格非在《登春臺》中所呈現的,是人如何在時代的巨大流動中尋找自身的位置,如何在關系的迷宮中辨認他人,也辨認自己。當這部小說進入波斯語,它仍然帶著中國當代生活的紋理,同時也進入更廣闊的人類經驗之中。春臺因此不再只是漢語中的春臺,也不只是小說中的一個地址,而成為不同語言之間可以共同登臨的一處高地。站在這里,我們看見的不是被翻譯削弱的原作,而是被另一種語言再次點亮的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