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即研究
任何試圖把漢語(特別是文言文)譯成英語的譯者,他的根基首先應當是漢學訓練,尤其需要深植于典籍、具備比較文化視野。我們從霍克思的中學教育、牛津研讀以及早年在北大的留學生涯可以看出,他不僅掌握了必備的語言技能,更深深浸潤于中國文化之中,這正是他成為出類拔萃的譯者的先決條件。霍氏除通曉七八種語言外,還能作畫、歌唱和演奏多種樂器,更兼具勤勉治學的態度、豪放灑脫的性情與深厚的學術底蘊,這些在他翻譯《紅樓夢》的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呂同六先生說過:“就像一枚銀幣的兩面,文學翻譯的過程,也是文學研究的過程,它是科學的、創造性的勞動,也是對藝術的二度創作。文學翻譯和文學研究這兩者是統一的,互為促進,相輔相成,在文學翻譯領域需要學習和探討的東西,遠遠多于作為經驗直接的東西。”
翻譯始于對原著的研讀,為翻譯而進行的閱讀絕非被動,恰恰相反,譯者必須積極主動地鉆透文本,完全理解乃至掌握其精髓,才能將其成功地轉化為另一種語言。翻譯也是一種研究,因為如果沒有扎實的相關研究作支撐,譯者便無法確保真正破解文本中所有文化、歷史和語言的難題。與此同時,譯者還需精通雙語、廣泛涉獵,才能為自己的譯文找到恰如其分的風格。作為閱讀與研究的翻譯,始終穿梭于不同語言與文化之間。
霍克思絕非僅憑取巧手法取悅讀者的譯者。一方面,他的創造性建立在堅實的漢學根基、海量的閱讀積累與耐心的研究探索之上。霍克思曾評價亞瑟·威利:“我認為他的獨特之處在于,他將作家的才華——我是說,他堪稱文體大師——與極具獨創性、包羅萬象的學術研究完美結合。”這段話同樣適用于霍氏自己,他并沒有被中國文化所限制。正如美國翻譯家伯頓·拉斐爾所說:“翻譯是藝術……學術研究可以輔助、校正乃至評判翻譯,卻永遠無法替代翻譯本身。”翻譯是一項充滿人性、創造性與激情的事業,其內涵遠超學術。但悖論的是,如果沒有學術研究支撐,翻譯又極易失真。埃茲拉·龐德的漢學功底顯然欠缺,他譯的中國詩歌盡管文采斐然,卻難稱忠實。另一方面,純粹的漢學家又常淪為原文的囚徒,從而喪失了創作自由。許多漢學家僅能完成翻譯的初步工序,如同技術工匠,卻無法成為真正的譯者。譯者不能被學術研究所束縛,他們需要暫時放下這些前期準備,舒展羽翼,盡情創造。閔福德曾說:“你必須能夠超越漢學。這好比彈鋼琴:先要習得規則、技法與作曲理論,但卓越的鋼琴家要能突破這些藩籬。”換言之,譯者也需要深研漢學而后超脫,忘卻所有研究痕跡,才能使翻譯這一閱讀與研究的成果最終充滿活力。
正如呂同六所說:“惟有學者型的譯者,才能通曉兩種文明,求得它們的契合點;惟有學者型的譯者,才能最大限度地縮小譯者與作者之間的距離,縮小一國語言與另一國語言的距離;惟有學者型的譯者,才能使文學翻譯接近或達到最高境界,即‘化’的境界;惟有學者型的譯者,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獨特的翻譯風格;惟有學者型的譯者,才能保證譯著與原著的高度統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