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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詞語與后果之間:紀念理查德·波斯納
來源:澎湃新聞 | 鄭戈  2026年11月16日08:54


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Allen Posner, 1939.1.11–2026.11.10)

我漸漸厭倦了太陽,

直到思緒重歸澄明,

想起我寫下的最好文字,

都是為把意思說得分明。

And I grew weary of the sun

Until my thoughts cleared up again,

Remembering that the best I have done

Was done to make it plain

——W. B. 葉芝《言詞》(Words;本文作者譯)

那份三百二十二頁的論文

1959年,二十歲的理查德·波斯納在耶魯完成了一份長達三百二十二頁的論文,題為《葉芝晚期詩歌:一項批評研究》。他參加的是“Scholar of the House”獨立研究計劃,最后一年可以不上常規課程,專心做自己的題目。他選擇了葉芝,而且不是人們已經反復討論的青年葉芝,是晚期詩歌:衰老、欲望、死亡、歷史的暴力,以及藝術在這一切之中的位置。他的指導教師克林斯·布魯克斯是新批評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年輕的學生在論文里并未對師長輩亦步亦趨;他贊賞,也商榷,已經露出后來那種把權威當作對話者而非神龕上的泥塑的脾氣。

2026年11月10日,波斯納去世,享年八十七歲。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發布的消息里,有他1969年加入該校、1981年出任聯邦第七巡回上訴法院法官、2017年退休的履歷,還有近六十本書和約三千三百份司法意見這一驚人的數字。這些當然都是他的一生。但我總愿意再回到那份葉芝論文。法律經濟學奠基人、里根提名的上訴法官、論戰不斷的公共知識分子,這些身份容易把一個人壓成幾枚標簽;那個用了整整一年讀詩的青年,卻使標簽之間出現了可以通行的暗道。

波斯納一生關心后果。他不愿意把法律說成懸浮在人間之上的邏輯體系,總要追問一項規則會改變誰的行為,又會把成本推到誰身上。他也一生關心詞語,討厭術語、臃腫的句子和假裝深刻的莊重。后果與詞語,在他那里不是兩件事。判決書寫給敗訴者看,也寫給以后可能遭遇同類事情的人看;一句話是否清楚,會影響法律能否被理解、被質疑,乃至被使用。他的司法信條最后凝成葉芝的四行詩:“我寫下的最好文字,都是為把意思說得分明。”一個以鋒利聞名的人,把“分明”而非“勝利”放在最后。

鄭戈|在詞語與后果之間:紀念理查德·波斯納

威廉·巴特勒·葉芝

他對文學的迷戀來自家庭。母親在紐約公立中學教英語,波斯納三歲,或許更早,便聽她讀荷馬和莎士比亞。十六歲進入耶魯時,他不是一個早已立志改造美國法律的孩子,而是一個沉浸在詩歌與戲劇里的文學青年。新批評把作品當作相對自主的審美對象,不急于借傳記和歷史為文本作注。這種訓練使他成為精細的讀者,也使他擺脫了理解一句話必須先復原全部過去的依賴。后來,無論面對詩、判例還是憲法,他都相信細讀能夠揭示含混,也相信文本不能被供奉起來。文字要經受閱讀,判斷要經受現實。

去哈佛法學院,起初倒像一條默認的職業路徑。父親做過律師,他自己對法律并沒有燃燒的激情,又不愿以教授或評論文學謀生。出乎意料的是,他喜歡哈佛一年級那套近乎粗野的訓練:教師冷漠、嚴苛,有時近乎刻薄,學生必須當場為自己的判斷辯護。他后來說,那一年結束時,自己竟覺得比一年前聰明了。智識上的快感先于法律理想到來,這一點很波斯納。他并非先認同某種崇高的司法使命,再學會分析案件;他是在交鋒中發現,法律可以把含混的經驗逼成清楚的問題,而清楚本身會帶來快樂。

這份快樂伴隨他一生,也造成一生的誤會。波斯納常被描繪成一部高效運轉的意見生產機器,仿佛數量本身便足以證明膚淺。可他談起初入哈佛、在聯邦政府做事,乃至同聰明的同事合作時,反復說的卻是“有趣”。閱讀、思考、寫作,不是他在公共使命之外保留的私人嗜好,恰恰是他安排日子的方式。由此,才能理解他為何寫了那么多,也才能理解他的著作里為何總有一個論敵——較量不是通往著作的手段,較量本身就是生活。

法律不是一座自足的殿堂

從哈佛法學院以班級第一畢業,擔任《哈佛法律評論》主席,為布倫南大法官做助理,再進入聯邦貿易委員會、司法部副總檢察長辦公室和總統電信政策工作組,波斯納的早期履歷漂亮得近乎標準。他在最高法院做助理的那一年,反而讀了許多小說,從狄更斯讀到福克納,還短暫動過回校攻讀文學的念頭。后來真正把他留在法律里的,并非法院的光環,而是反壟斷、消費者保護與監管政策里的那些實際問題:企業怎樣行動,規則怎樣改變市場,政府又會在哪里失靈。

1969年,他去了芝加哥。吸引他的是那里聚集著一批愿意同法律人交談的經濟學家。科斯、貝克爾、斯蒂格勒、迪萊克特,以及耶魯的卡拉布雷西,各自以不同方式改變了法律人看世界的眼光;波斯納則把這種眼光變成一部龐大的教科書和一套可以到處使用的提問方法。1973年出版的《法律的經濟分析》,把合同、侵權、犯罪、家庭、程序等看似相隔甚遠的領域放在一起,反復考察不確定性下的決策、交易成本、風險、外部性與激勵。原本依靠范疇和先例組織的法律地圖,被他重新畫成了人的行為及其后果的地圖。

鄭戈|在詞語與后果之間:紀念理查德·波斯納

波斯納著《法律的經濟分析》(第七版)

這本書的力量不在公式,波斯納用的經濟學往往很樸素,甚至有意避開高深數學。他擅長把一個法律問題翻過來問:如果違約的代價低于履約的收益,人們會怎么做?如果事故預防措施的成本由一方承擔,而收益主要歸于另一方,規則應當怎樣安排?如果訴訟的費用高到足以吞掉救濟本身,紙面上的權利還意味著什么?這些問題使法律從概念的秩序回到生活的秩序。即使不同意他的答案,法律人也很難再回到對這些后果視而不見的寫法。

他的野心不止于用經濟學解釋少數市場規則,他主張普通法帶有經濟推理的印記,并進一步認為,在沒有這種印記的地方,法官往往應當補上它。描述由此變成了規范,效率也由一種觀察工具變成了評價法律的標準。波斯納早期尤其偏愛“財富最大化”:相較于難以捉摸的主觀效用,財富看似更容易衡量,也更能給出統一答案。一張餡餅只要做得更大,便似乎值得稱贊,至于誰分到多少,可以留給另一個問題。

但問題恰恰不能被這樣留下。財富最大化依賴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而支付能力從來不是中性的。同一樣東西,在富人和窮人那里會顯出不同的“價值”;一項使總財富增加的安排,也可能把沉重的代價集中給最無力拒絕的人。把分配推遲到效率之后,其實已經做了一種價值判斷。波斯納對這一點并非毫無回應,只是他的回應很少像他對市場失靈的反應那樣充滿好奇,這是他思想中真實而持久的盲點。

1978年,他與經濟學家伊麗莎白·蘭德斯合作發表《嬰兒短缺的經濟學》,把收養監管放到供需框架里考察,甚至設想一個允許嬰兒交易的自由市場。文章有技術上的限定,也提到必須認真考慮反對意見,但那些供需曲線和挑釁性的措辭,準確暴露了早期波斯納最讓人不安的地方:他太急于展示一種方法能走多遠,有時便低估了一個問題為何不該被完全交給這種方法。嬰兒不是一個普通市場標的,人的尊嚴、親權、貧困與不可逆的傷害,無法都被價格妥善翻譯。這場爭論后來長期附著在他的名字上,是他自己的鋒芒留下的影子。

可是,波斯納并沒有把經濟學當成替市場勝利背書的神學。他更持久的信念,是任何制度都要接受經驗檢驗,包括法院、監管者和律師業。后來金融危機動搖了他對市場自我調節能力的信任;投票身份證件法的實際效果,也使他改變了原來的司法判斷。修正觀點在他看來是經驗工作的日常,一個實用主義者若從不改口,才真正違背了自己的信條。

判決書寫給誰看

1981年,里根總統提名四十二歲的波斯納進入聯邦第七巡回上訴法院。此后三十六年,他寫下的司法意見涉及美國法律生活幾乎每一個角落,卻很少有那種供教科書反復慶祝的“偉大案件”。上訴法官不能像最高法院大法官那樣,只挑選自己愿意處理的爭議;大量日常案件送上門來,勞動爭議、監獄條件、合同解釋、刑罰計算,每一件都裝著具體的人。波斯納的偉大,更多是在這些不偉大的案件里,持續展示一種判斷和說明判斷的方式。

他堅持自己寫意見,少用腳注,幾乎不用縮寫,盡量避免職業套話。他往往先講事實,再解釋規則為何存在,最后才宣布誰贏誰輸。常見的判決書先給出結論,再把理由排列成結論的儀仗;波斯納則讓讀者跟著他走一遍,直到結論顯得不得不如此。他會解釋一項法律原則要解決什么問題,也會用日常類比拆穿貌似精確的規則。談到按載體總重量處罰毒品銷售的荒謬時,他把糖塊上的迷幻藥與運輸可卡因的飛機、汽車放在一起:若重量本身不是危害的尺度,把工具的重量加進去,只會制造古怪的刑罰。

清晰在這里不是文風裝飾,因為判決書面對的人并不平等:有受過訓練的律師,也有敗訴后想知道自己為何敗訴的當事人;有后來的法官,也有必須按判決調整行為的普通人。晦澀會把說理變成權力的自我確認,仿佛結論之所以正確,只因它由有權者說出,而波斯納反對的正是這種權威口吻。他未必總能做到同情,卻始終堅持交代理由:理由必須裸露在讀者面前,才有機會被看出漏洞,也才可能被后來者修正。

鄭戈|在詞語與后果之間:紀念理查德·波斯納

蘇力譯《波斯納法官司法反思錄》

2014年,他在反對印第安納和威斯康辛兩州同性婚姻禁令的判決中,先把爭議事實鋪陳開來,再檢視州政府提出的理由。所謂同性伴侶不能生育,因此他們及其子女不需要婚姻保護的說法,被他認定漏洞太多,無法當真。他沒有借“尊嚴”或“永恒正義”把判決抬高,而是讓辯護理由在實際家庭、兒童與法律差別待遇面前逐項接受檢查。這里的道德力量,恰恰來自不肯讓空話替代論證。

同年,他在投票身份證件法問題上寫下異議,承認自己原來的推測錯了。2007年支持印第安納州的法律時,他認為訴訟方未能找到會因證件要求而放棄投票的人,便推斷所謂負擔并不嚴重。后來積累的資料顯示,貧困、種族、語言和對官僚機構的不熟悉,會使一些人更容易被證件要求擋在投票站外,而法律所要防范的冒名投票卻極為罕見。他改寫了事實圖景,也改寫了結論。這件事比任何“永遠正確”的姿態更能說明什么是后果主義:判斷是忠于自己愿意接受的檢驗。

他也不把批評上級法院同服從法律混為一談。波斯納曾尖銳批評斯卡利亞大法官在“赫勒案”中的歷史論證,斥之為帶有預定結論的“律所史學”。但在第七巡回法院審理伊利諾伊州攜槍禁令時,他仍承認本院不能拋棄最高法院已經確立的裁判。學者可以嘲笑先例,法官卻受先例約束,可以在文字里顯露不滿,不能把不滿偷偷變成管轄權。這種分界常被他的狂放言論遮住,卻是他作為法官相當可靠的一面。

2016年,他在《論傳聞證據》開篇列出一串“異端”:不喜歡法律黑話,不喜歡黑話的復雜,不喜歡法律職業對簡潔的冷漠,也不喜歡法律人遇到新問題便一味朝后看。隨后,他引葉芝《言詞》的四行詩,稱之為自己的司法信條。詩中的“太陽”可以被理解為炫目的知識,也可以只是令人疲憊的光亮;無論如何,思緒重新澄明,是因為記起寫作的任務在于使人明白。波斯納晚年仍要借二十歲讀過的詩人說明自己,可見文學并非他法律生涯的序幕,而是一直留在法庭里的另一位對話者。

“分明”不等于把復雜世界削成簡單口號。葉芝本人并不以淺白著稱,波斯納也能處理極復雜的技術爭議。真正令他厭惡的,是用復雜掩飾沒有想清楚,用術語免除對事實的說明,用旁征博引替作者占據一個不必負責的位置。好的簡潔并不減少問題的難度,它只減少讀者接近難度時被人為設置的路障。

文學不能替法律行善

《法律與文學》最容易被一個溫情的主張誤收:多讀小說,法律人就會更理解人,因而更公正。波斯納偏不這樣安慰讀者。他熱愛文學,卻不相信文學天然具有道德改善功能。偉大的作品可以加深人對野心、自欺、殘忍和欲望的認識,并不保證讀者因此變得仁慈。審美能力與道德能力不是同一條肌肉,精讀的敏銳也不會自動轉成司法的公正。

鄭戈|在詞語與后果之間:紀念理查德·波斯納

波斯納《法律與文學》英文第三版

他關心的,是兩種寫作如何說服人。在邏輯與科學尚未征服的不確定地帶,人仍會被敘述的順序、形象的累積、說話者的姿態所打動。波斯納把這些稱為修辭,并不把修辭當作真理的敵人。霍姆斯的一些名篇,在他看來論證未必嚴密,之所以長久流傳,很大程度上正因為修辭卓越。直言本身也會制造可信度:當多數人躲進限定和套話,一個敢于把句子說實的人,容易讓讀者先給出一分信任。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明白的話不一定正確,斬截的話更不一定公正。波斯納深知修辭如何替判斷增加并非來自證據的分量,因為他本人就是修辭高手。讀他分析葉芝《第二次降臨》,看他討論那些意象如何一步步制造“結論已經到來”的感覺,再讀他自己的論戰文章,便難以只把他當成一個冷靜計算后果的人。他既揭露修辭,也享受修辭;既要求事實,也知道怎樣讓事實排成最有利于自己的隊形。

當然,文學給予他的,不只是說服的技術。法律為了裁判,必須把糾紛從生活中切下來,保留少數具有法律意義的事實;小說和詩卻把被切掉的語境重新交還給人。一個人的行為在訴狀里可能只剩一個動作,在敘事里卻有漫長的前史。波斯納需要這種厚度,盡管他并不要求法官把每個案件都寫成小說。文學提醒他,類別會遮蔽經驗;經濟學則提醒他,善意的敘述也可能忽略行為的代價。他在兩者之間來回,始終沒有真正安居在任何一邊。

新批評的訓練同樣不能原樣搬進法院:一首詩可以作為自主的審美對象,任憑意義在讀者之間生長;法律文本卻連著強制、費用和服從。法官不能只說某條規則意味豐富,便讓當事人自行領會自己的命運。解釋法律需要文本之外的制度知識、經驗事實與目的判斷,也必須承認解釋者正在作選擇。波斯納對形式主義的反感,根源便在這里:把答案偽裝成文本自動吐出的結果,比承認判斷本身更省力,卻更不誠實。

他年輕時談葉芝晚期詩歌,最欣賞的是其中“歡樂、昂揚而自由”的品質。乍聽之下,這似乎與《第二次降臨》里崩散的世界、與晚期詩中衰老的身體并不相合。可葉芝的歡樂是藝術仍能從不圓滿中造出形式。波斯納在文學中承認這種自由,在法律中卻不肯給人同樣的赦免。詩可以讓矛盾保持張開,判決最終必須落槌,而在那之后,還有人要承擔它的重量。

鋒利的人與他的邊界

林肯·卡普蘭2015年寫波斯納,開頭是辦公室里的三張照片:霍姆斯、弗倫德利、卡多佐。這個口無遮攔的“異端”,把自己的精神祖先鄭重地掛在墻角。他稱霍姆斯為美國法律史上最顯赫的人物,稱弗倫德利為最強大的法律推理者,又贊美卡多佐的人格與判斷。他研究這些法官怎樣在意見里形成聲音,也分辨他們在不同場合顯露的不同面貌。

他寫弗倫德利,幾乎像小說家寫人物:家人面前的冷淡寡言,同行之間的周到可親,面對助理和律師時的暴躁,司法意見中的淵博峻整,私人書信里的溫暖輕盈。這五種聲音是一個人隨關系與文體變化的真實形狀,那個常被指責把人簡化成經濟變量的波斯納,顯出了文學讀者的耐心。他能看到人并不只有一個動機,也不只有一種自我表達。

這或許也解釋了他本人為什么不容易被一眼看懂。身材高瘦,略有些佝僂,聲音高而輕,拉里薩·麥克法夸爾在《紐約客》的人物特寫里,說他有一種“鬧鬼宅邸管家般遙遠、全知、幽靈似的氣質”。這形容抓住了他令來訪者不安的一面,卻不是他的全部。他喜歡聰明人的挑刺,要求助理不要吞吞吐吐;談起半個世紀前的工作,仍會連聲說有趣。他的嚴肅并不莊重,甚至常以不敬的方式出現。在他看來,愚蠢不該因為披著權威外衣就獲得豁免。

這種不敬給美國公共討論帶來了罕見的活力,也帶來了真實的傷害。波斯納常常把話說得比論證走得更遠,把聰明當作識人的重要門檻,對遲鈍缺乏耐心。批評者說他傲慢,并不是無中生有。他習慣于要求別人毫無顧忌地批評自己,便容易假定所有人都能同樣承受言語的重擊。可論辯中的平等承受力,并不因他愿意挨罵就自動存在。鋒利有時是誠實的代價,有時只是鋒利本身帶來的快感。

他在司法中自行調查事實,更清楚地暴露了實用主義的邊界。一起禽肉加工廠勞動爭議里,工人說穿脫防護裝備會耗去半小時午休的十到十五分鐘,企業說只需兩三分鐘。波斯納買下裝備,讓助理試穿并計時:穿上九十五秒,脫下十五秒。他在多數意見中承認這不是證據,只是滿足好奇、印證常識,卻仍以它支持對工人不利的判斷。首席法官黛安·伍德在異議中提醒,上訴法院不能用庭審后、辦公室里的實驗解決有爭議的事實。

波斯納的理由并非全無道理:對抗制中的律師首先為客戶爭勝,并不會自動把真相送給法官;當一方幾乎沒有能力提出反證時,把程序奉若神明可能十分冷酷。但法官親自查事實,同樣會繞開雙方質證,把自己的好奇心變成別人必須接受的依據。誰能決定哪項常識值得實驗?實驗又怎樣進入案卷、接受反駁?程序不僅妨礙真相,也約束查明真相的權力。波斯納看見了前一半,偶爾便不耐煩地推開后一半。

我對他的保留,還不止于這些方法上的爭議。他一生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受到良好保護的環境里:名校、聯邦機構、法學院、上訴法院。這樣的履歷賦予他卓越的專業訓練,也限制了他同社會某些部分直接接觸的機會。經濟不平等、種族與文化戰爭,在他的公共寫作里并不總是占據與其社會分量相稱的位置。他關心人如何對激勵作出反應,有時卻不夠關心一些人一開始便被放在怎樣的處境里。科斯和卡拉布雷西之所以更得我心,部分原因正在這里:他們對制度摩擦、相互損害和權利初始配置的敏感,能給效率問題添上另一層陰影。

但這些分歧不會減損他的重要,反而界定了他的重要。波斯納更像一個不斷逼問同行的人:你說的公正,代價由誰承擔?你引用的傳統,解決了今天什么問題?你宣稱的常識,有沒有事實支持?這些問題十分有益,只不過,提問者仍可能答錯。

翻譯一個并不同意的人

鄭戈|在詞語與后果之間:紀念理查德·波斯納

威廉·唐納爾斯基著、鄭戈譯《波斯納:直面現實世界的批判者》

當初,編輯找我翻譯威廉·唐納爾斯基的《波斯納》,我答應得很爽快,但坦白說,波斯納并不是我最偏愛的學者。在法與經濟學領域,我更喜歡科斯和卡拉布雷西。對于一個一年可以寫出幾本書的作者,我也曾本能地存疑。人的精力有限,寫得這樣快,會不會只是把相似的判斷不斷搬進新的題目?十年磨一劍未必磨出好劍,但高產確實容易讓人警覺。

翻譯使這種印象發生了變化。多姆納爾斯基的寫法不追求華彩,一本書一本書、一個案件一個案件地講下去,恰好讓人看見高產背后的持續。波斯納并非靠漫不經心維持速度,他把大量醒著的時間用于閱讀和寫作,又反復圍繞少數基本問題工作:規則怎樣影響行為,制度怎樣塑造判斷,專業知識怎樣進入普通人的生活。

譯完傳記,盡管仍不全盤贊同他,我卻不再輕易把高產等同于浮淺。他身上有一種專注,只是這種專注不表現為終身打磨一個封閉體系,而表現為把同一組追問帶到不同領域。他在《超越法律》中反對職業法律人對法律的壟斷,在《性與理性》中借生物學、文學和經濟分析討論親密關系,在《法律與文學》中恢復糾紛的敘事語境。題目看似四散,底下都是對抽象法律范疇的不信任。與其說他不斷跨界,不如說法律本來就不能守住別人替它劃定的邊界。

我過去說,波斯納首先是一個“靠譜的法學家”,現在仍愿用這個不那么堂皇的評價。“靠譜”是知道判決要解決實際糾紛,知道理論不能代替事實,知道一句專業黑話可能在現實生活中設置怎樣的障礙。他談司法時喜歡sensible,而不總是reasonable。后者容易讓人想到一套可以公開演算的合理性標準,前者更接近“入情入理”:這個判斷放在眼前的情境里,說得通嗎?受影響的人能夠理解嗎?一百個問題未必共享一個漂亮的答案。

當然,入情入理也可能成為法官個人經驗的別名。誰的經驗算常情,誰的常識可以成為所有人的尺度?波斯納在辦公室做穿衣實驗,便說明sensible需要程序與證據約束,不能只靠聰明人的自信。但這也是翻譯的意義:翻譯是把一個人的理由連同其偏見一起交給另一種語言,讓新的讀者能夠贊同,也能夠準確地反對。

鄭戈|在詞語與后果之間:紀念理查德·波斯納

波斯納著《各行其是:法學與司法》

在這一過程中,我越來越看重他對“說人話”的堅持。中文法律寫作不缺莊重的句子,有時一句“并非不無道理”,便要讀者在多重否定里來回辨認。法律語言的難處,本來應當來自事情本身的復雜,而不是作者把簡單的關系繞成迷宮。波斯納對法律職業的批評之所以跨越國界,是因為專業壟斷不只靠資格和收費,也靠一種讓外人不敢開口的語言。把話說明白,等于把一部分判斷權交還讀者。

他晚年為沒有律師、自行訴訟的當事人發聲,正是這種堅持的延伸。2017年退休時,他把矛頭直接指向法院對pro se當事人的不公平對待。一個曾在法律金字塔頂端工作數十年的人,最后把注意力放在最不熟悉這套語言的人身上,這不過是一個老問題換上了更尖銳的棱角:如果普通人連法院在說什么都弄不懂,所謂司法服務,究竟是為誰提供的?

我愿意把這段晚年經歷看作一次文體倫理的制度化實踐。少一個術語,少一層不必要的程序,多一份對讀者理解能力的認真估量,往往關系到一個人能否進入法律。波斯納從葉芝那里借來“把意思說得分明”的信條,走到生涯末端,他終于把“分明”的受益人變得更具體了:不是抽象的公眾,而是那個沒有律師,仍要自己讀懂法院文書的人。

藝術何以長存

二十歲的波斯納在葉芝論文里寫下過一個大膽的等級:在神學、哲學、神秘主義者的幻象、一個老人的個人困擾、愛情,乃至塵世律法之后或之上,立著藝術,尤其是文學藝術、詩歌。許多年后,他用更刻薄的話解釋這種偏愛:我們今天珍視的文學多由天才創造,平庸者已被時間淘汰;法律卻大多由常人寫成。這個說法帶著他的精英主義,也帶著他對自己職業的誠實。他沒有因為法律不可或缺,便要求法律同時崇高。

司法意見會被援用、區分、推翻,最后歸檔。即便最出色的法官,也很少指望自己的句子像詩一樣抵抗時間。波斯納懂得這種限度,所以不把不朽當作法律工作的獎賞。法律要處理的是此刻仍須解決的事,是一個工人被占用的午休,一對伴侶能否結婚,一個窮人會不會失去選票,一個沒有律師的人能否看懂法院的問題。它的價值不在句子被保存多久,而在句子生效時是否盡量減少無謂的傷害。

然而,人仍需要那種不只服務于眼前用途的寫作。葉芝晚年的歡樂、昂揚與自由,使波斯納一生在法律之外保留了另一個尺度:并非一切價值都能折算成財富,并非一切含混都是錯誤,并非一切無用之物都應當讓位。這個尺度沒有馴服他的全部論辯,也沒有消除他思想里的冷硬,卻使他不至于真的成為一臺計算機器。他比自己的某些公式更豐富。

鄭戈|在詞語與后果之間:紀念理查德·波斯納

波斯納在辦公室

紀念波斯納,因而不必宣布一個“波斯納時代”的終結,也不必把他的方法塑成新的正統,他最反對的正是用名字代替思考。我們仍可以反對嬰兒市場,質疑財富最大化,批評法官越過案卷自行實驗,同時承認他改變了法律人提問的方式;仍可以更喜歡科斯或卡拉布雷西,同時感謝他讓判決書重新成為寫給普通人的文字。

那份三百二十二頁的葉芝論文,如今讀來,倒像是為他這一生埋下的伏筆。當年那個青年批評家相信,批評首先應當引導人們以智識與激賞的目光,去閱讀那些原本難以企及的作品。后來,他把相近的工作帶進了法律:拆開專業的包裝,讓不熟習這套語言的人也能進入論證。詩人給他的最后一課不是華美,而是分明;法官由此留下的最樸素要求,則是做出每一個判斷時,都別忘了它最終要落到誰身上。

詞語說清楚了,后果仍須追問;后果計算過了,詞語仍須接受人的檢驗。波斯納就在這場沒有終點的往復里工作了一生。今天重讀他,不妨也從這里開始。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