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文學出發,聆聽非洲大陸脈動
面積廣闊、人口眾多、語言和族群數以千計的非洲大陸,不僅擁有豐富、悠久的口頭文學傳統和前現代書面文學,現代文學更是成果斐然。非洲現代文學誕生于殖民歷史的特殊土壤,主要借用英、法、葡等語言書寫。1921年出版的《巴圖阿拉:真正的黑人小說》是非洲法語現代文學的開山之作;1958年尼日利亞作家欽努阿·阿契貝的英語小說《瓦解》出版,標志著非洲現代小說走向成熟。自此,非洲文學進入發展快車道,在世界文壇引發廣泛關注。非洲文學記錄著這片廣袤大陸的風俗世相,從多個維度呈現了真實、鮮活的非洲形象。
重塑非洲立體圖景
尼日利亞作家奇瑪曼達·阿迪契在她的演講《單一故事的危險性》中指出:“將一群人反復呈現為某個模樣,而且只是那個模樣,久而久之,他們就變成了那個模樣”,這是剝奪、侵害他們權益“最簡單的方法”。幾個世紀以來,西方話語系統構建的“單一故事”,將非洲反復固化為苦難、原始、蠻荒的災難大陸,非洲厚重的族群歷史、鮮活的日常百態、真切的個體悲歡卻被遮蔽。“非洲現代文學之父”阿契貝因此倡導“平衡的故事”,號召非洲作家多層次、多角度展現多元非洲的真實面貌。非洲文學在世界文壇建構的立體非洲圖景,正是對“平衡的故事”這一文學理想的踐行。
與非洲深度聯結的多位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從不同角度描繪了多維非洲形象。195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爾貝·加繆曾在阿爾及利亞生活20多年,深諳北非殖民地的困境。加繆的代表作《鼠疫》正是基于阿爾及利亞的現實土壤,展現了人們在荒誕境遇中直面慘淡現實的無畏風骨與抗爭勇氣。1986年,尼日利亞作家沃萊·索因卡斬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非洲本土首位獲此殊榮的作家,頒獎詞稱贊他以“廣闊的文化視野創作了富有詩意的人生戲劇”。他在《沼澤地的居民》《雄獅與寶石》《路》等作品中,將西方藝術與非洲音樂、舞蹈、戲劇等本土文化元素融合,生發出粗糲而華美的獨特藝術魅力。198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埃及作家——“阿拉伯文學之父”納吉布·馬哈福茲,在“開羅三部曲”以及《我們街區的孩子們》等作品中勾勒埃及百年社會變遷,將人的欲望、信仰和掙扎刻畫得淋漓盡致,展現出穿透歷史煙云的思想鋒芒。
分別獲得1991年、2003年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納丁·戈迪默和J.M.庫切是南非文壇的雙子星。戈迪默在小說《七月的人民》《無人伴隨我》等具有時代厚度的作品中,描寫種族隔離制度下復雜的人際與社會關系。庫切則延續南非文學的思辨力量,在《恥》《等待野蠻人》《內陸深處》等作品中,以冷峻、內斂的筆觸揭示多重面具下的人性本質,并借邊緣人物的遭遇反思殖民遺產、西方文明的虛偽,以及后種族時代的社會困境。
2007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英國作家多麗絲·萊辛也與非洲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她曾在津巴布韋生活25年,這段經歷在她的《野草在歌唱》《這原是老酋長的土地》《金色筆記》等作品中都留下了印記。萊辛的作品中交織著殖民記憶、女性困境與文明的撕裂,將非洲的生命體驗融入女性精神史詩。斬獲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坦桑尼亞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在《天堂》《沙漠》《海邊》等作品中關注東非殖民地的人生百態,探討殖民影響下的身份認同、種族沖突、歷史書寫,將非洲置于印度洋跨文化交流網絡之中,進一步豐富了世人對非洲的理解。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之外,還有一眾重要作家以多重視角書寫著非洲故事。欽努阿·阿契貝2007年獲布克國際文學獎,曾入選“全球百名公共知識分子”,他在《瓦解》《動蕩》《神箭》《人民公仆》等作品中為世界各地讀者還原了一個鮮活、充滿希望、值得尊重的非洲。肯尼亞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同時用英語和基庫尤語創作,作品已被翻譯成30多種語言。他在《一粒麥種》《大河兩岸》《血色花瓣》等作品中融入非洲口頭文學傳統,堅持面向底層民眾創作。他在肯尼亞獨立前號召民眾反抗殖民統治,獨立后則直面非洲內部的權力斗爭與社會矛盾,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強大的社會感召力。
出生于葡萄牙移民家庭的莫桑比克作家米亞·科托在當今葡語文學界頗具影響力。他在代表作《夢游之地》《母獅的懺悔》《耶穌撒冷》等作品中,以詩意文字描摹非洲的戰爭創傷和生命韌性。身為記者、生物學家的科托將當地民間故事和歷史傳統融入創作,展現了莫桑比克族群、語言、文化的多樣性。1991年布克文學獎得主、尼日利亞作家本·奧克利從古老的約魯巴民間傳說和尼日利亞歷史中汲取創作養分,在成名作《饑餓之路》中探索民族命運和出路。奇瑪曼達·阿迪契在《半輪黃日》中寫尼日利亞內戰,在《美國佬》中刻畫非洲青年跨大洋的生活體驗,既書寫苦難創傷,也展現普通人的愛情、家庭、理想,讓讀者領略充滿煙火氣的現代非洲。
此外,還有眾多在非洲本土出版作品的作家,他們的創作深具本土文化意蘊與美學特質,往往能更真切、客觀地呈現復雜的非洲面貌。這些作品是展現非洲不同區域、國家、族群在價值觀念、審美情趣、思維方式、民族心理等方面迥異風貌的重要窗口,尤其值得讀者秉持平等對話、尊重非洲主體性的態度去關注和解讀。
米亞·科托在接受采訪時曾說,人們對非洲“最大的誤解就是把它視為一個整體”。非洲并非一個同質化的整體,非洲形象拒絕任何“單一故事”的塑造。非洲不同區域、國家的多語種作家,通過以不同方式呈現非洲多元交織的歷史肌理、現實境遇、文化特質,共同繪就了一幅立體多元、鮮活生動的非洲圖景。
講述“我們”的故事
恩古吉·瓦·提安哥曾說,非洲在許多西方主流敘事中只有自然和動物,“沒有人”。直到津巴布韋1980年獨立前夕,還有殖民者宣稱,非洲人要到“一千年后的某個時刻”才可能“成為文明人”。因此,凸顯非洲人與全人類共通的情感結構、尊嚴訴求、生命價值與精神品格,成為非洲作家的重要使命。他們講述能引發世界各地讀者共情與共鳴的故事,讓讀者在其中看見自己,看見那個屬于“我們”的故事。這些故事描繪人類相似的境遇,回答人類共同的問題,因而具有跨越地域的世界性。
非洲文學的世界性根植于對人類共通情感和相似境遇的真切體悟。對愛情、親情、友情的渴求與珍視,對人生理想的規劃與追求,在逆境中的奮斗與掙扎,遠在異鄉時的離愁別緒與萬般艱辛,這些普遍的情感體驗和人生經歷在非洲文學中俯拾即是。《海邊》《美國佬》等作品中,客居歐美的主人公都飽嘗漂泊異鄉的孤獨,滿懷對故土的眷戀,也深陷身份認同的糾結,這些體驗也是現代社會許多人共同的生命感受。“開羅三部曲”以及《紫木槿》《待雨》等作品描寫了普通家庭的悲歡離合、代際沖突,呈現出鮮活的非洲市井百態,讓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心有戚戚。描摹人間真情的作品尤其居多。《雄獅與寶石》中的主人公希迪要在象征傳統文化的村長與覺得“西方月亮更圓”的青年教師之間抉擇伴侶,由此生發的喜劇意蘊深刻。作為非洲文學重鎮的津巴布韋,21世紀以來更有諸多作品描寫真摯感人的親情、友情、愛情,充分發揮了文學“懂”人、“憐惜”人、“尊重”人的精神。
在困苦和逆境中堅守人類良知和正義,是非洲文學的另一重世界性。非洲歷經殖民掠奪、種族壓迫、社會動蕩,苦難似乎是其繞不開的底色。但非洲作家以及以非洲為主題的作品并未止步于書寫苦難,而是通過反抗、撻伐種種不公與暴行來展現對良知和正義的堅守。《鼠疫》中的民眾在荒誕現實中奮起反抗,展現了在絕境中堅持正義的人道主義精神。戈迪默直面種族隔離制度,在《七月的人民》中既記錄種族制度帶來的深重創傷,也書寫不同種族個體的良善與良知,反思壓迫環境下人性的扭曲與可能的出路。庫切的《恥》在后種族時代破碎的現實中叩問人的尊嚴,探討個體如何在屈辱、磨難中堅守人格底線、尋求靈魂救贖。
恩古吉既批判殖民暴力,也抨擊本土社會的專制腐敗,即便身陷牢獄也不曾放棄對公平、正義的追求。萊辛以及承繼她文學思想的約翰·埃佩爾,從白人社區內部諷刺和抨擊殖民者的自大傲慢、冷漠無情,揭示并鞭撻殖民主義侵略和掠奪的實質。將非洲小說帶入全新探索領域的依溫妮·維拉,則在《你為什么不刻其他動物?》《石女》等作品中探討殖民創傷、民族矛盾導致的兄弟相殘、父權制下的女性悲苦命運,呼喚一個種族平等、民族團結、公正包容的社會。
非洲文學的世界性還體現為一種懷抱希望的共同體意識。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布洛赫提出,人類在希望、滿足、再希望、再滿足的循環中推動文明進步,有希望、有愿景,才有未來。見證或經歷殖民統治和后殖民困境多重磨難的非洲作家,面臨裂土重構的艱巨任務。正是對美好世界的向往,讓他們在家國情懷和人類命運與共的精神指引下憧憬和構建平等共生、和諧包容的共同體。《鼠疫》中的人道主義希望、《我們街區的孩子們》對正義與革新的呼喚,以及《石女》《缺席了,英語教師》對民族和諧、種族和解之路的設想等,都是典型例證。加納作家艾伊·奎·阿爾馬的小說《美好的人尚未誕生》中,理想人格與和諧共同體靜待誕生,有力詮釋了非洲文學于苦難中守望希望、于破敗中期望新生的精神內核。這類作品飽含對種族平等、民族和睦、文明共生的憧憬,引發世界各地讀者的共情與共鳴。
非洲作家基于本土經驗觀照人類,展現了非洲人直面困苦、堅守正義、守護希望,追求平等與和諧共存的崇高品格和精神愿景。這些文學作品“使人的形象在地球上站得更高大”,凸顯了非洲文學兼具本土底蘊與普遍價值的特點。
在文學中再現中非交流歷程
中國與非洲遠隔山海,卻擁有源遠流長的交流歷史。隨著中非交流持續深化,非洲文學中的中國文化元素、思想印記與華人敘事不斷涌現。中非的相遇與交融,再現于生動、鮮活的文學故事中。非洲作家立足本土現實、借鑒中國文學經典,多角度呈現華人和中國形象,由此反映出非洲社會對中非交流互鑒的真切體悟。
非洲文學對中國文化元素的借鑒與運用,是中華文化實現跨文明對話的生動實踐。埃佩爾在《缺席了,英語教師》中表達了對老子辯證法思想的偏愛,認為矛盾雙方相互依存,在一定條件下還能彼此轉化。喀麥隆詩人恩格爾貝特·姆文的詩歌《致孔夫子》通過與孔子展開精神對話,探討非洲與中國的跨文化聯結。詩人通過黃河、長江等中國文化意象,構建富有詩意的東方文明空間,將中國傳統思想與自身精神體驗相結合,表達對仁愛、至善、禮序與責任等思想的禮贊。這類文學作品呈現的中非價值共識與精神共鳴,既反映了中華文化的海外傳播活力,也彰顯了中非跨文明對話的豐碩成果。
非洲作家對中國和華人形象的多元塑造,是中非交流與合作日益深化的文學見證。萊辛在《非洲的笑聲》中曾提到,津巴布韋獨立后的十余年間,黑人作家創作的100多部作品中“幾乎沒有白人”,引發白人哀嘆“他們對我們沒興趣……我們僅僅是漸漸逝去的噪音”。非洲作家對中國和華人的關注與書寫,源自中非平等相待、互利共贏的伙伴關系,是中國文化魅力和中非關系發展的自然結果。
早在14世紀,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就在游記中描繪了中國瓷器、絲綢、金銀器物的精美,記錄了中國城市的開放包容。古爾納到訪中國時曾回憶自己童年時期在桑給巴爾島的家附近海灘“尋寶”,其中就有沖上岸的來自古代海上絲綢之路沉船的碎瓷片,“我們曾與大洋彼岸的地方聯系頻繁。在海岸的一些地方沿沙灘行走,你會拾到青瓷碎片,它們產自中國,是鄭和船隊遺留下來的歷史遺跡”。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和鄭和下西洋的故事為背景,肯尼亞作家伊馮·阿蒂安波·歐沃爾創作了小說《蜻蜓海》,講述肯尼亞女孩、鄭和船隊水手后裔艾雅娜與中國的不解之緣。她在歷經人生變故后遠赴中國求學,與中國船長賴金從相遇、相知到相愛。小說以個體命運的微觀敘事,詮釋了跨越山海、歷久彌新的中非民間情誼,也塑造了真實立體的華人形象。
虛構類文學作品之外,南非華裔作家烏爾弗里達·何的回憶錄《紙生兒女:南非華人的成長歲月》對中國形象的塑造尤為真切。回憶錄以南非華裔視角,呈現了非洲華人群體的多元形象:既講述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華人如何在歧視與壓迫下,于文化夾縫中奮力尋求認同、展現生存智慧;也描寫21世紀后,南非華人在全球化時代自由穿梭的情形,彰顯其自強與自信。此外,書中還細致書寫了中國傳統文化在南非落地生根、與當地多元文化相互嫁接的歷程。當地華人在傳承中華文化的同時,吸納并適應非洲本土的生活方式與文化特質,這既是中華文化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生動體現,也是中非文化雙向融合、深度交融的生動縮影。
文學是打破“單一故事”的有力武器。從文學世界出發,欣賞非洲作家筆下立體多元的非洲圖景,品讀那些跨越國界、擊中心靈的故事,感知他們對中非交流歷史的真切體悟與真誠書寫——這便是我們了解鮮活非洲、聆聽非洲大陸脈動的絕佳路徑。
(作者:藍云春,系杭州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