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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格丹諾夫科幻小說《紅星》中的集體主義烏托邦與歷史哲學觀
來源:“外國文學研究動態(tài)”微信公眾號 | 張暉  2026年11月11日14:42

內容提要 本文以俄國革命家、哲學家、作家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的科幻烏托邦小說《紅星》為研究對象,將《紅星》置于俄國烏托邦文學與科幻文學的發(fā)展語境中,與波格丹諾夫的《組織科學綱要》《經驗一元論》等理論著作進行對讀,試圖討論《紅星》如何通過火星社會、生命與生產組織構想,展現(xiàn)波格丹諾夫的組織科學理論與集體主義理念,小說中的集體主義社會寓言又如何回應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俄國思想界關于進化論、一元論與技術現(xiàn)代性的思考,演繹作者關于文明發(fā)展的歷史哲學觀念。本文認為,《紅星》是波格丹諾夫借助火星寓言展開的一次關于文明組織形式與歷史發(fā)展路徑的思想實驗,這部作品對后來蘇聯(lián)科幻小說和烏托邦思想發(fā)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鍵詞 波格丹諾夫 紅星 科幻 烏托邦 集體主義 組織科學

1911年,俄羅斯思想家尼古拉·別爾嘉耶夫在《新的中世紀:關于俄羅斯與歐洲命運的思考》一書中寫道:“我們過去對烏托邦往往關注太少,甚至完全不予理會,并帶著遺憾說它們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而如今情況恰恰相反——烏托邦似乎遠比我們想象的要更容易實現(xiàn)。”此語精準地捕捉到了20世紀頭十年滲透于俄國文化生活中的烏托邦精神。19世紀末,俄國走上工業(yè)化道路,科學技術蓬勃發(fā)展,城市無產階級不斷發(fā)展壯大,這些積極因素與世紀末意識、日俄戰(zhàn)爭前后的社會政治危機以及第一波革命浪潮發(fā)生反應,促使烏托邦想象在當時的俄國社會廣為流行。被稱為“第一部布爾什維克烏托邦作品”的小說——亞歷山大·亞歷山德羅維奇·波格丹諾夫(原姓馬利諾夫斯基)的《紅星》(1908)就是在此背景下誕生的。

波格丹諾夫與《紅星》英譯本1984年版封面,圖片來源:Bing

波格丹諾夫與《紅星》英譯本1984年版封面,圖片來源:Bing

《紅星》的故事設定在俄國1905年革命之后,主人公是27歲的地下革命工作者列昂尼德。火星社會為了解地球文明,派遣工程師門尼作為火星科學界代表來到地球,尋找一名能夠理解并在地球上宣傳火星社會主義制度的使者。他最終選中了兼具革命運動經歷與科學研究經驗的列昂尼德,邀請他一起前往火星。在旅途中,列昂尼德結識了火星醫(yī)生內蒂和化學家列塔,后者在一次飛船事故中為了救列昂尼德而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登陸火星后,列昂尼德見證了一個物質與技術水平高度發(fā)達,消滅了私有制、貨幣和市場的社會。他與內蒂相愛,也嘗試參加火星工廠的勞動,但他逐漸意識到自己難以適應火星社會高度理性和完美協(xié)同的組織生活,并開始出現(xiàn)視聽幻覺,情緒也屢屢失控。此后,他偷聽了火星圖書館的會議錄音,得知火星社會正面臨自然資源枯竭的危機。火星人為此建立了殖民委員會,科學家斯特爾尼在委員會會議上提出了殖民地球的應對方案,并主張徹底滅絕具有侵略性的地球人類。而內蒂則慷慨陳詞,為人類的價值、人類存在的必要性進行了辯護。會議主席門尼從資源與技術條件出發(fā),主張在金星建立一個規(guī)模較小的臨時殖民地。經過討論,與會者最終通過了門尼的建議。從會議錄音中,列昂尼德還得知主張消滅地球人類文明的斯特爾尼是內蒂的前夫。在文明自尊、私人情感和心理疾病的多重刺激下,列昂尼德沖動地殺害了斯特爾尼,因此被遣返地球。小說結尾,列昂尼德在地球革命戰(zhàn)斗中負傷,被送至老戰(zhàn)友維爾納醫(yī)生所在的醫(yī)院。列昂尼德將自己記錄火星見聞的手稿托付給了維爾納,請他整理出版。不久,內蒂重返地球將列昂尼德接走,兩人從此下落不明。

從文學類型上來看,《紅星》既是一部具有明確政治表達意圖的烏托邦小說,又是一部科學幻想小說。它體現(xiàn)了這兩種體裁在俄國本土的融匯,也反映了西方同時代創(chuàng)作的影響。早在18世紀,俄羅斯作家費奧多爾·德米特里耶夫-馬蒙諾夫便在其小說《貴族哲學家:一則寓言》(1769)中將烏托邦敘事與科學幻想融為一體。小說講述一位隱居莊園的“貴族哲學家”在領地中建構太陽系模型,這一模型中的“行星”上的社會形態(tài)各不相同,以此影射現(xiàn)實中的各種國家制度,寄托作家本人的理想。《貴族哲學家:一則寓言》將烏托邦想象從地球拓展至宇宙空間,這是日后波格丹諾夫等作家以地外空間作為社會實驗場的寓言寫作模式的先聲。在波格丹諾夫的創(chuàng)作時代,一些兼具社會主義傾向和技術視角的西方烏托邦小說正在俄國流行,其中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愛德華·貝拉米的《回顧:2000—1887》(1888)和H.G.威爾斯的《現(xiàn)代烏托邦》(1905)。如果說波格丹諾夫參與的社會民主工黨活動與1905年俄國革命為《紅星》中的烏托邦構建提供了現(xiàn)實基礎,那么《回顧:2000—1887》等烏托邦小說則提供了文學范例。貝拉米筆下由國家管理的“工業(yè)軍隊”、威爾斯筆下依賴專家與技術人員的“世界國家”與《紅星》中的火星社會有著顯著的相似。這些作品都展現(xiàn)出對于科學組織和技術管理的信念,認為人類可以借助理性工具解決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矛盾并創(chuàng)造新的社會形態(tài)。

從科幻文學的視角看,關于地外空間的文學想象脫胎于19世紀下半葉的科學發(fā)現(xiàn)與傳播:法國天文學家弗拉馬里翁在1861年討論了在其他行星上存在智能生命的可能性,而米蘭天文學家斯基亞帕雷利于1877年宣稱他在火星上發(fā)現(xiàn)了線狀結構并稱之為“峽谷”,該詞在英語中被錯譯為“運河”。在羅威爾等科普作家的推動下,這些線狀結構被大眾想象為類似1869年建成的蘇伊士運河那樣的大型人工工程,從而促成了火星存在智慧生物和高度文明的猜想。在波格丹諾夫創(chuàng)作《紅星》前后,火星智慧生命的形象已是科幻小說中的常客。“火星人故事”中最著名的當屬庫爾德·拉斯維茨的《在兩個行星上》(1897)與H.G.威爾斯的《世界之戰(zhàn)》(1897—1898)。這兩部作品都以火星人入侵地球的情節(jié)隱喻帝國殖民進程。在世紀之交的俄國,出現(xiàn)了以康斯坦丁·齊奧爾科夫斯基等人為代表的宇宙主義思想家,宇宙主義學說強調人在宇宙中的主體地位與創(chuàng)造功能,將人視作宇宙的有機組成部分,認為人自身便包含著一個“小宇宙”,并且將人的完善與宇宙的進化視作一個相輔相成的進程。波格丹諾夫在自己的理論著作中表達過類似的觀點:“人即是世界,但只是部分性的世界;不是宇宙,而是小宇宙;不是整體,而只是偉大整體的部分與反映。”

《紅星》誕生于1908年——距離“流血的星期日”與失敗的1905年俄國革命僅僅三年時間。沙皇專制統(tǒng)治雖然遭到打擊,但俄國社會主義革命依舊前途渺茫。當時布爾什維克的活動中心遠在巴黎,而波格丹諾夫本人在黨內正面臨被排擠的處境。另一方面,1908年的俄國仍處于現(xiàn)代化進程的初始階段,科技發(fā)展與基礎設施建設均落后于西方國家,許多鄉(xiāng)村與偏遠地區(qū)尚未通電,而電話這樣的新型通訊設備更是彼得堡和莫斯科等大型城市部分居民的奢侈品。有感于祖國方方面面的落后,波格丹諾夫借助烏托邦文學的空想結構和來自科學發(fā)現(xiàn)的新奇原料,在小說中建構了遠超其時代狀況的社會主義世界。但是,《紅星》中的烏托邦顯然不只是空想社會主義中的“空想”,也不同于本雅明對烏托邦所作的定義——“向歷史露天空間的躍入”。對于波格丹諾夫而言,“布爾什維克烏托邦”這個概念恐怕存在著內部的悖論。正如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fā)展》中所寫的那樣,空想社會主義所犯的錯誤是認為僅僅通過揭示“絕對真理、理性和正義”就可以推動歷史發(fā)展、塑造新的世界,而科學的社會主義必須首先是“置于現(xiàn)實的基礎之上”。這可能也是《紅星》的續(xù)作《工程師門尼》以“幻想小說”而非“烏托邦小說”為副標題的原因。波格丹諾夫在《工程師門尼》中寫道:“烏托邦所表達的是那些無法實現(xiàn)的追求,是不足以克服障礙的努力。”在這一層意義上,《紅星》可以看作波格丹諾夫對烏托邦精神與科幻小說所推崇的科學世界觀的調和。它同時也體現(xiàn)了俄羅斯科幻小說的某種“人文化特點”:與布魯諾·拉圖爾等人所提出的“技術科學”形成對比的是,俄語中的“科學”一詞在現(xiàn)代日常使用中包含了哲學、文學、歷史學等人文學科,從這一意義出發(fā),“科學幻想”的對象便不僅是某種特定的科技現(xiàn)象及其影響,還包括了特定歷史哲學體系所預設的世界改造。

《工程師門尼》,圖片來源:Bing

《工程師門尼》,圖片來源:Bing

小說《紅星》并非單純的革命幻想或社會空想,而是波格丹諾夫以火星寓言為框架展開的一次關于文明組織形式與生命發(fā)展路徑的思想實驗。在小說中,作家借火星之名構建了一個以1905年革命后的俄國社會為起點,以無產階級革命為起源的集體主義新世界。在波格丹諾夫筆下,“烏托邦”并不意味著對于現(xiàn)實泥淖的逃離,而是他的歷史哲學觀所預設之未來的趨向。本文通過將小說與波格丹諾夫的《組織科學綱要》《經典一元論》等理論著作對讀,聚焦小說中的社會構想,分析小說所蘊含的社會寓言,進而討論這一寓言的歷史哲學基礎,評述這部作品之于后世的蘇聯(lián)科幻小說與烏托邦思想發(fā)展的意義,從而展現(xiàn)《紅星》在波格丹諾夫創(chuàng)作乃至俄羅斯科幻烏托邦文學中的代表性與獨特性。

一、輸血管與流水線:《紅星》中的集體主義社會寓言

科幻小說作家只是波格丹諾夫的一個次要身份,在20世紀初的俄國政治、文化、科學領域,波格丹諾夫都曾扮演重要角色。他是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派的早期成員之一,是曾受到列寧贊揚的《經濟學簡明教程》(1897)的作者;他于1906年創(chuàng)立了“經驗一元論”哲學體系,并在1917年后成為文藝團體“無產階級文化派”的領導者;他早年在哈爾科夫大學接受醫(yī)學教育,后在俄羅斯多地行醫(yī),1926年創(chuàng)立了蘇聯(lián)血液學與輸血研究所。由于與列寧在理論觀點上產生分歧,波格丹諾夫在1909年后主要轉向文化事業(yè)建設與哲學著述,他的哲學抱負集中體現(xiàn)在被其稱作“組織科學”的理論體系中。這套理論綜合了馬克思主義、恩斯特·馬赫等人創(chuàng)立的經驗批判主義、達爾文的進化論思想、勒沙特列的化學理論等不同領域的知識理論,強調“從組織的視角來研究任何現(xiàn)象”。波格丹諾夫認為,大自然中的事物——從原子的構造、太陽系到人類的大腦——遵循相同的組織原則,而在向自然學習的過程中,人類發(fā)展出了對“集體有效活動的管理”。雖然波格丹諾夫在20年代才正式提出“組織形態(tài)學”理論,但這一理論中關于集體組織的重要見解在其早期著作《經驗一元論》(1905—1906)中已然顯現(xiàn),而《紅星》中的新世界同樣也可看作作家理論體系在文學作品中的預演。

與拉斯維茨、威爾斯等人的火星小說相比較,《紅星》繼承了火星敘事中的殖民問題,但將其納入了烏托邦敘事框架中。小說從一開始便展現(xiàn)出經典的烏托邦敘事模式:火星稀薄的大氣層下呈現(xiàn)出一個理想社會的形態(tài),而地球人前往火星的旅程則成為了解這一社會的契機。在列昂尼德飛往火星的旅途中,內蒂向他說明了火星世界與處于斗爭和分裂狀態(tài)的地球之間的根本差異,提到火星社會是“由社會主義原則進行組織”的。當飛船接近火星時,列昂尼德發(fā)現(xiàn)火星地表植被是紅色的,便將其識別為社會主義的象征:“這是我們社會主義旗幟的顏色,我應當學習適應你們的社會主義自然。”可以說,列昂尼德是懷著對火星社會主義社會的向往與期待踏上這個神奇星球的。

在向列昂尼德介紹火星社會的基本特征時,內蒂將火星社會的個體比作一個個“龐大有機體中的小細胞,每個細胞中都生活著整體,并以整體的方式進行生活”。這一“整體的方式”體現(xiàn)在火星人的語言文字、居住環(huán)境、經濟模式、文化體驗等各個方面。在語言方面,由于火星特殊的地理條件——缺乏地理屏障與重力較弱等因素,火星上的各個部落從文明早期就開始廣泛交流,并最終發(fā)展出全星球通用的語言和統(tǒng)一的文字。如此,火星人之間可以達成深刻的相互理解,所以日常交流趨于簡化,人與人之間沒有虛偽的客套。在居住空間方面,由于火星早已消滅了小農經濟并實現(xiàn)了土地國有化,工人們集中居住在修建于公園中的“工廠城鎮(zhèn)”里。城鎮(zhèn)的核心建筑是深埋地下的巨大實驗室,而地上部分則散布著數(shù)百座住宅、集會大廳、消費品倉庫和通訊站。火星人住宅的屋頂和墻壁都由透明玻璃構成,玻璃一方面具有實用功能——不同的玻璃色彩被認為可以調節(jié)人在工作與休息時的心理狀態(tài),另一方面,玻璃也象征著火星社會的高度公共性與開放性。經濟生活方面,火星社會完全消滅了私有制,勞動被視為個體的自然需求;消費品完全免費,人們從倉庫中按需取用,不需要使用任何勞動憑證或貨幣來交換。文化生活方面,科學和藝術作品被視為全體社會的共同財富。在藝術博物館中,列昂尼德看到了火星人從紀念個人英雄到紀念集體成就的轉變:“在社會主義以前的時代,火星人會為他們的偉人立紀念碑;而現(xiàn)在,他們只為偉大的事件立碑——例如,第一次嘗試到達地球而以探險者犧牲告終的事件、消滅致命傳染病的事件或發(fā)現(xiàn)所有化學元素分解與合成規(guī)律的事件。”

由此,波格丹諾夫勾畫出了火星世界的總體特征——集體主義。而火星的集體主義社會是火星人類借助技術文化進行自我改造的成果。這一改造首先體現(xiàn)在火星人的生命組織過程中。在集體主義觀念的引導下,他們有意識地重塑自己的身體與心智,從而創(chuàng)造出一個新的生命類型。從生命表征上來看,火星人從心理到生理都表現(xiàn)出高度的趨同。在生理上,他們雖然具有兩性差異,但在外觀與穿著上卻表現(xiàn)出性別模糊的傾向。主人公列昂尼德初識內蒂時,就誤以為她是男性。所以當列昂尼德發(fā)覺自己對內蒂產生了愛意時,認為這份感情是“奇特”的。在心理上,火星人類發(fā)展出了比地球人類更高的注意力和更強的耐力,能夠更有效地相互理解和協(xié)同工作。列昂尼德在參觀“兒童之家”時,發(fā)現(xiàn)火星人普遍實行混齡教學,還十分注重各種社會文化場景中的直觀體驗,認為這有助于孩子快速接收整個社會的經驗。

火星生命組織最極端的體現(xiàn),是他們的“血液交換制度”。在參觀醫(yī)院時,列昂尼德了解到血液交換是火星上用以優(yōu)化個體生命質量的一種普及技術。內蒂向列昂尼德介紹道,有機體之間的互補是自然界的法則之一,而火星人實現(xiàn)互補的方式就是共享血液,“通過使用特殊器械連接兩個個體的血管,使他們的血液實現(xiàn)同步循環(huán)”,從而使年長個體更新生命力而實現(xiàn)年輕化,而年輕個體也可以獲取他們所缺乏的元素。當列昂尼德問道,為何地球人從未想過集體實踐這一方法時,內蒂解釋這可能與地球人血液中攜帶較多疾病有關,但“也許,這僅僅是由于你們那種占主導地位的個人主義心理所致——它使人們彼此之間如此深刻地隔絕,以至于生命融合這一思想對你們的科學家來說幾乎是不可理解的”。在火星上,個體生命的概念溶解于輸血管所聯(lián)結的集體網絡中,波格丹諾夫以文學手段實現(xiàn)了他理想中的“生理集體主義”。

波格丹諾夫的“生理集體主義”不僅是一種烏托邦假想,更是他親身實踐的項目。對于兼具醫(yī)學工作經驗與哲學抱負的波格丹諾夫而言,這一項目為他提供了結合兩項事業(yè)的契機。在發(fā)表《紅星》一年后,波格丹諾夫編纂了一部題為《集體主義哲學綱要》(1909)的專刊,他本人為此專刊撰寫了兩篇文章,并在第一篇中使用了筆名“維爾納”,這正是《紅星》中列昂尼德的醫(yī)生朋友、其手稿出版者所使用的筆名。此后,波格丹諾夫持續(xù)發(fā)展自己的“血液移植”計劃。1910年,他用法語撰寫了一篇題為《血液移植:交換方法》(1910)的文章,詳細論述了輸血技術的理論基礎與應用方法。1921年,他赴英國學習醫(yī)療技術,后撰寫了一篇題為《論生理集體主義》的研究報告,對現(xiàn)代輸血醫(yī)學實踐經驗作了系統(tǒng)性闡釋。他計劃在此基礎上建立蘇聯(lián)的臨床輸血體系,并將這一事業(yè)提升到“為生命力而進行的集體斗爭”的宏大任務中。這些理論積累的最終成果便是他在1926年建立的蘇聯(lián)血液學與輸血研究所,而他本人為這項事業(yè)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研究所實施的第十一次輸血實驗中,他因溶血性輸血反應去世。波格丹諾夫對于“血液交換”的興趣一方面與他對實驗醫(yī)學領域相關成果的關注有關,其中包括德國生理學家埃米爾·馮·貝林關于白喉“血清療法”的研究,以及俄國生物學家伊利亞·梅契尼科夫和德國細菌學家保羅·埃爾利希所提出的免疫理論;另一方面,他對于老齡“年輕化”的浪漫設想也受到了19世紀俄國宇宙主義哲學家費奧多羅夫“共同事業(yè)”思想的影響,后者也同樣提出了人類重塑肉體乃至復活生命的理想,并像波格丹諾夫一樣相信這樣的“共同事業(yè)”可以通過現(xiàn)代的科學技術手段實現(xiàn)。《紅星》中的火星醫(yī)院場景雖然并未提及20世紀初的一些重要血液學理論(如蘭德納對于ABO血型系統(tǒng)的發(fā)現(xiàn)),卻反映出波格丹諾夫對于輸血技術的專業(yè)興趣由來已久,并從一開始便將這一技術的倫理內涵與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治理念相綁定,將人體的進化與社會的進步視作兩個彼此促進的過程。

集體主義社會改造的理想也呈現(xiàn)在火星人的生產組織中。工廠是列昂尼德在火星上參觀的第一站,后來他還進入服裝工廠體驗了火星的工作模式。在工廠里,列昂尼德見證了火星工人與機器的完美協(xié)同:

上百名工人自信地在機器之間穿行,他們的腳步與聲音都淹沒在那片聲浪的汪洋之中。他們的臉上沒有緊張或焦慮,只有平靜和專注;他們看起來像是好奇的學者、冷靜的觀察者,似乎與這里發(fā)生的一切都毫無關系——他們只是感興趣地注視著一切:巨大的金屬塊在透明穹頂之下的鐵軌平臺上漂浮著,被那些黑暗的巨獸以鋼鐵之臂緊緊抱住……這一切似乎十分自然:其他的巨獸并不觸碰那些在它們之間放心地漫步、眼睛又大又亮的小小觀察者——那只是對弱者的蔑視,是一種視獵物為太過渺小、不配巨人之威力的默許。人類柔弱的頭腦與機器堅不可摧的器官之間的那些連線,在外人看來是那樣難以察覺、幾不可見。

在完全自動化的、以機器為主體的工廠流水線上,工人幾乎成為生產的旁觀者,通過看不見的“連線”與機器實現(xiàn)無聲的交流,人與機器的關系成為生產組織的中心。這一工作模式的維持有賴于一個被稱作“中央統(tǒng)計機制”的機器,它能夠匯總統(tǒng)計局人員上報的信息,實時生成每種商品的供需關系,并根據工人狀態(tài)與技術的變化持續(xù)更新數(shù)據以調節(jié)整個生產過程的走向。在工廠中,技術人員向列昂尼德展示了這臺機器:“技術人員……帶我們走向一座小型立方體建筑。它位于中央主樓和一座角樓之間,這樣的建筑還有三座,布局都一模一樣。它們的黑色墻面布滿一排排亮白色標記——其實是勞動統(tǒng)計表。”如此看來,《紅星》中火星工廠的組織形態(tài)已經超越了羅伯特·歐文在新拉納克棉紡廠實踐的對工人權利的保障以及工人福利待遇的改善,也超越了查爾斯·傅立葉設想的法倫斯泰爾中人與人之間相互協(xié)作、共享社會服務、按照興趣勞作的社會關系。波格丹諾夫沒有將工人改造為如《大都會》中所展現(xiàn)的無個性、無創(chuàng)造力、無自主意識的機器;火星工廠中的機器也不同于溫德姆·劉易斯等現(xiàn)代主義藝術家筆下那種裹挾、改造和管控人類、使人異化的形象。在消滅了階級關系和專業(yè)分工的火星社會,工人的勞動完全出于自愿,勞動者能夠自由改換職業(yè)并勝任多種工作,勞動本身是他們體現(xiàn)社會尊嚴、履行責任的途徑。在波格丹諾夫的眼中,正是由于社會主義經濟關系中的勞動屬性決定了人與機器的關系既不是帶有壓迫意味的主仆關系,也不是自動化、重復性的人向機械趨同的關系,而是一種互相融入、協(xié)同組織的共生關系。

這種原始賽博格式的理念體現(xiàn)了20世紀初俄國社會對于工業(yè)組織方法的高度關注,以及由技術樂觀主義主導的總體氛圍。在世紀初的俄國,泰勒主義因強調控制、效率和精確而廣為流行,以至于扎米亞京的《我們》中的主人公Д-503專門對泰勒表達了崇拜之情。此外,法國哲學家拉·梅特里的物質主義著作《人是機器》也在1911年被譯介到俄國。與波格丹諾夫同屬“無產階級文化派”陣營的詩人加斯捷夫在十月革命時期寫道:“未來的社會將由特殊的‘生產綜合體’來管理,在那里,機器意志與人類意識的力量將融合為不可分割的整體。”從更長遠的角度看,《紅星》中的機器組織與自動化控制想象也部分預言了控制論在60年代蘇聯(lián)的傳播,以及阿納托利·基托夫和維克托·格盧什科夫等科學家在蘇聯(lián)全境建立統(tǒng)一計算機網絡的嘗試。蘇聯(lián)最早的科幻評論家之一列維奇在1971年為《紅星》撰寫了一篇評論文章,他在文中寫道:“1908年的計算機!我不敢斷言,波格丹諾夫所描述的裝置就是電子計算機,但這很可能是世界文學中對控制論時代的首次預見——它想象了一種設備,能夠瞬間處理大量持續(xù)輸入的信息,并同樣持續(xù)輸出數(shù)據,比如各工業(yè)領域勞動力過剩或短缺的情況。”正如列維奇所言,《紅星》中的工廠運作模式不僅體現(xiàn)了波格丹諾夫對于同時代科學管理方法的吸收,表達了他以科學服務生產的政治經濟學理想,還反映出他對于信息、反饋、穩(wěn)態(tài)等控制論核心思想的富有前瞻性的洞見。事實上,《紅星》中的人機交互場景彰顯出控制論與波格丹諾夫組織科學理論的思維相似性:兩者都認為自然界、人類社會與人造機器共享一套相通的運行法則,且都主張積極發(fā)現(xiàn)和應用這些法則。

《紅星》所宣揚的個人對集體的自覺認同以及人與技術在集體組織中的協(xié)同進步在20世紀20年代演化為波格丹諾夫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派”的綱領。在波格丹諾夫看來,集體主義的實現(xiàn)是歷史的必然,而這正是由組織科學所決定的。波格丹諾夫認為,人類的一切活動都可以描述為人類個體在認知與創(chuàng)造經驗方面的差異造成了他們在世界以及自身的組織過程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如計劃者與實施者、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有產者與無產者等。而只有個人融入集體之中,使個體經驗可以為全人類共享,人才能實現(xiàn)組織地位上的平等并充分發(fā)揮自身的潛力,從而達到組織上的最佳狀態(tài)。在他看來,能夠引領集體主義事業(yè)的只有無產階級,因為“在勞動中的同志式聯(lián)系,以及工人階級在面向資本時所具有的共同利益,使無產階級團結在各種階級組織中。這種團結雖會經歷反復與動搖,卻終將一步步、不可避免地使無產階級實現(xiàn)全世界范圍內的集體聯(lián)合”。在小說的結尾,返回地球的主人公列昂尼德思索道,比起他這樣的知識分子,無產階級更適合成為門尼的地球代表人選,因為他們尚未受到人類文化經驗的禁錮,更容易適應全新的火星技術文化,并最終可以將火星的集體主義理念帶回地球。

《紅星》中的社會制度、生命聯(lián)結與人機協(xié)作等烏托邦意象都是無產階級集體主義文化的具象化呈現(xiàn)。在波格丹諾夫的社會政治視野中,集體中的人將同時是創(chuàng)造活動的主體與客體,他們將以新的方式組織自己的生命與生產經驗,塑造一個包容和聯(lián)結萬物的新世界。

二、文明互助與生命親緣:《紅星》烏托邦的歷史哲學

火星烏托邦直觀展示了波格丹諾夫關于集體主義與協(xié)同組織的思想。小說接下來展開了火星與地球社會的比較討論,轉向如何實現(xiàn)理想這一問題,波格丹諾夫在此引入了自己的歷史哲學觀點。如前所述,波格丹諾夫的組織科學理論認為,人類與自然在組織體系上不是分裂的,而是一個歷史連續(xù)體:從無機物到生物有機體,再到人類社會和意識形態(tài),所有這些物質和生命形式都通過相同的組織機制聯(lián)系在一起。整個宇宙表現(xiàn)為一幅“無限展開的、由不同組織類型與階段的形式交織而成的圖景”。這一強調普遍聯(lián)系與組織進化的歷史哲學觀集中體現(xiàn)在小說的殖民會議場景中。

小說主人公列昂尼德無意之中旁聽了一場火星密謀,這一情節(jié)可以說是波格丹諾夫對威爾斯《世界之戰(zhàn)》中的火星侵略者形象與殖民敘事的回應。列昂尼德了解到,由于人口增長、糧食短缺和放射性能源枯竭,火星人必須向外星擴張。科學家斯特爾尼認為殖民地球是他們的最優(yōu)選擇,為此他們必須消滅地球上的全部人口。在斯特爾尼看來,地球人類歷史造就了他們根深蒂固的自我主義與孤立心理,所以地球上不可能建成火星上的社會主義,即使個別國家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也只是暫時的,這些國家很快會被敵對勢力淹沒:

那些在先進國家首先取得勝利的社會主義,將會是置身于敵對的資本主義海洋,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仍具有前資本主義特征的資本主義海洋中的“孤島”……在長久的歲月里,它的性質將因持續(xù)的圍剿、不可避免的恐怖與軍國主義,以及隨之而來的“野蠻的愛國主義”而被深度而持久地扭曲。這種社會主義與我們所設想的將相去甚遠。

威爾斯《世界之戰(zhàn)》,圖片來源:Bing

威爾斯《世界之戰(zhàn)》,圖片來源:Bing

在斯特爾尼的眼中,火星人是“更高級的生命”,不應為野蠻、利己的地球生命作出犧牲。他的觀點遭到了內蒂的反駁,后者認為地球自有其不同于火星的價值:

但這些[人類]形態(tài)與我們并不完全相同:不同的自然環(huán)境與不同的斗爭歷程在他們身上留下了痕跡;他們掩藏著另一套自發(fā)力量的運行方式、別樣的矛盾以及另一種發(fā)展的可能性……地球人與我們并不相同……他們和他們的文明并不是比我們低一級、弱一些——而是根本不同。

內蒂最終取得了這場辯論的勝利,火星人將殖民目標改為了尚未出現(xiàn)智能生命的金星。斯特爾尼與內蒂爭論的問題,一方面暗指俄國能否實現(xiàn)社會主義革命并進一步將革命成果擴散到世界這一疑問,另一方面,在更深的層次上,也提出了一個關乎全人類乃至所有生命的歷史哲學問題:在生命發(fā)展的歷程中是否存在自我完善的不同路徑?不同文明形態(tài)之間——如地球與火星社會之間——是否存在本質的區(qū)別和不可逾越的鴻溝?在這場辯論中,內蒂是這樣解釋地球生命之特殊性的:

在那里[地球上],生存斗爭更加激烈而緊張;大自然不斷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生命形態(tài),但也有更多的生命在進化的征程中成為犧牲品。情況不能不如此,因為生命的源泉——太陽——給予地球的能量輻射是火星的八倍……[斯特爾尼]竟想永久性地抽干這片洶涌卻瑰麗的生命之海!

根據內蒂的解釋,充沛的太陽能和水資源使地球生命得以演化出豐富的形態(tài)和龐大的數(shù)量,由此也帶來了更為殘酷的個體間競爭。相反,火星嚴酷的自然條件迫使生命體將注意力集中在與物理環(huán)境的斗爭中,個體間因此發(fā)展出普遍的互助文化,正是這樣的自然環(huán)境和生存模式造就了火星集體主義。在《紅星》的續(xù)篇《工程師門尼》中,波格丹諾夫講述了火星社會主義建設的歷史,指出火星人正是依賴發(fā)達的互助文化才建成了龐大的運河系統(tǒng)。

內蒂明顯使用了進化論話語,從中或可看到波格丹諾夫本人所受到的進化論思想的影響。如同在英國本土一樣,達爾文主義在俄國對宗教倫理與人道主義產生了深刻的沖擊。然而,無論是激進派抑或保守派的俄國知識分子都有意識地將達爾文主義與自己的社會改革或革命愿景相調和、相適應,他們對于進化論的接受也較多地表現(xiàn)出對于人類道德與社會進步的樂觀信念。從1864年《物種起源》被譯介到俄國開始,進化論在俄國經受了各種闡釋,而其中的一條主線認為,促成生物進化的關鍵動力是互助而非斗爭。有學者指出,達爾文主義中的“選擇”一詞在波格丹諾夫的時代主要被翻譯為強調“挑選”含義的“подбор”,而非強調“淘汰”意義的“отбор”,由此弱化了自然選擇所包含的優(yōu)勝劣汰意義。達爾文主義中的另一個關鍵詞“生存斗爭”也是俄國知識分子討論的焦點。19世紀下半葉最重要的俄國生物學家之一安德烈·別克托夫(詩人勃洛克的外祖父)對“生存斗爭”的理解是選擇性的——他強調生存斗爭是有機體與物理環(huán)境之間的對抗。他把寒帶苔原稱為“斗爭的劇場”,因為那里的植物歷來需要與嚴酷的風雪抗衡。另一方面,與無政府主義理論家彼得·克魯泡特金一樣,別克托夫指出自然界普遍存在互助行為,甚至不乏自我犧牲的現(xiàn)象。曾在免疫理論方面對波格丹諾夫的輸血計劃產生影響的伊利亞·梅契尼科夫認為俄語中“生存斗爭”的翻譯具有誤導性,所謂“斗爭”其實包含多種關系:種內和種間的競爭、不同物種個體之間的直接斗爭以及生物體與環(huán)境之間的抗衡。與《紅星》中的內蒂一樣,梅契尼科夫認為惡劣的生存環(huán)境正是催生互助行為的沃土:“眾所周知,共同的危險和障礙并不會促使它們制約下的個體展開斗爭,相反,這會使個體在一個社會中團結起來,并用共同的、更可靠的力量來抵御這些障礙。”互助論最著名的倡導者克魯泡特金注意到了達爾文主義在英國本土與在俄國的不同接受狀況,他在1909年的一封信件中試圖從環(huán)境的角度解釋這一差異。他認為,“俄羅斯動物學家考察的是溫帶地區(qū)幅員遼闊的大陸區(qū)域,在那里,物種同自然障礙之間的斗爭更為顯著;而華萊士和達爾文主要研究的是熱帶地區(qū)的沿海地帶,在那些地方,過度擁擠的現(xiàn)象更為明顯”。

在《組織科學綱要》中,波格丹諾夫同樣多次提到“斗爭”一詞。在文章的開篇,他便提出人類社會發(fā)展史蘊含著兩種斗爭:一是人類與自然界的對抗,二是人類對于自身破壞性力量的抗衡。而正是依靠組織能力,人類才得以制約人性中盲目而暴力的自發(fā)性成分:

人類的機體與社會結構中潛藏著自發(fā)性的力量,這些力量盲目且相互沖突,時常如自然力般殘酷而破壞性十足,它們來自人類的黑暗母性。命運使我們成為歷史上這股力量最具毀滅性、規(guī)模最駭人的爆發(fā)時刻的見證者……人類的自我組織,正是針對其內部生物層面與社會層面的自發(fā)性力量所進行的斗爭……

可見,在波格丹諾夫的歷史觀中,主宰人類歷史進程的不是受自然法則支配的生存斗爭,而是凌駕于自然法則之上的組織力量與破壞力量的斗爭。在后文中,他進一步指出“斗爭”在不同科學語境中的意義差別,并批評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不加區(qū)分地將生物學意義上的斗爭概念直接移植至社會生活之中。他認為,政治經濟學意義上圍繞商品的市場斗爭,本質上是“以社會成員之間的對立形式掩飾了他們的合作關系,社會成員客觀上并非為自身而生產,而是在為社會整體服務”。波格丹諾夫進一步把這種概念混用歸因于專業(yè)細分化所造成的學科隔絕。在他看來,組織科學之所以能夠修正社會達爾文主義,并不只是因為它提出了不同的歷史結論,還因為它試圖建立一套跨越生物學、經濟學與社會學的統(tǒng)一認知方法,促使人類科學體系重新走向統(tǒng)一。

回到《紅星》中,斯特爾尼主張消滅地球人類的殖民觀明顯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而內蒂對于生命內在價值的肯定便是對這種殖民觀的回應和反駁。在內蒂看來,地球環(huán)境的優(yōu)越性不僅造成了更激烈的“生存斗爭”,也導致了生命的高度多樣性,人類社會在此環(huán)境中表現(xiàn)出語言與思想的多樣化,產生了分門別類的哲學。然而,這樣的哲學實質上體現(xiàn)了人類在“認知上的軟弱和分散”,因此,就像在火星上一樣,人類的哲學終將被“科學的一元論”取代,地球與火星只是位于通向統(tǒng)一科學之階梯的不同階段而已。聯(lián)系前文對于火星社會與文化形態(tài)的分析,可以認定這里的“科學”指的正是波格丹諾夫本人所提出的統(tǒng)攬人類知識的組織科學。

“科學的一元論”這一說法可以讓我們聯(lián)想到波格丹諾夫在小說中呈現(xiàn)的關于生命之普遍聯(lián)系的思考。在太空航行的段落中,內蒂就曾將火星與地球比作兩兄弟,“兄長天性沉靜而均衡,弟弟則激烈而沖動”。地球被比作一位從“多病而不安”的孩提時代成長起來的少年,卻有可能成長為“比兄長更宏大、更強健的藝術家與創(chuàng)造者”。在后來的辯論中,她再次使用“我們的地球兄弟”這一稱謂,暗示地球與火星生命之間存在血緣關系,在這樣的血緣關系下,火星文明有義務幫助地球文明發(fā)展。1925年,《紅星》再版,該版本附錄了波格丹諾夫創(chuàng)作的詩《一個滯留于地球的火星人》。詩中,一位在地球上孤獨流浪的火星人將地球人稱作“全能大自然的年輕的孩子們”,并稱他們與自己“血脈相通”。波格丹諾夫對于不同生命形態(tài)之間的“血緣”的強調,同樣與19世紀下半葉的一元論和生機論存在思想淵源。有學者提出,波格丹諾夫的生命普遍性觀念源自恩斯特·海克爾與威廉·弗里德里希·奧斯特瓦爾德的一元論思想以及亨利·柏格森的“生命力”理念,這些理論曾流行于世紀之交的俄國思想界。需要補充的是,一元論觀念同樣流行于20世紀初的俄國宇宙主義思想中,“俄羅斯宇航之父”齊奧爾科夫斯基便是其主要推崇者之一。在《宇宙的一元論》中,齊奧爾科夫斯基試圖從天體物理學的角度證明,地球不是宇宙中唯一存在有機生命的星球。此外,他還將有機體的中樞神經系統(tǒng)與人類社會的中樞管理機制進行類比,闡釋了中央統(tǒng)一控制在不同生命活動層面的運作,從而與波格丹諾夫組織科學理論中的原始控制論思想形成了對話。

在《組織科學綱要》中,波格丹諾夫雖然批評了“斗爭”一詞在不同領域的歧義謬誤,但在解釋組織行為的普遍性時,他同樣通過融合生物學與社會學話語,比較了人類與社會性昆蟲的生活方式,以論證生命的普遍聯(lián)系以及殊途同歸的發(fā)展道路。他以白蟻的巢穴結構、切葉蟻培育真菌等自然現(xiàn)象為例,指出人類與這些動物“在生產方式與協(xié)作形態(tài)上,呈現(xiàn)出令人震驚的平行性”。他進一步說明,這些社會性昆蟲不僅表現(xiàn)出以機體結構差異為基礎的“生理性分工”,還呈現(xiàn)出類似于人類社會權力形態(tài)的“權威性分工”,如兵蟻階層中的軍官與士兵之分,它們甚至可以在彼此間傳遞相當復雜的信息。波格丹諾夫認為,這些足以說明人類與社會性昆蟲在“完全獨立發(fā)展的條件下形成了一種組織-文化方面的平行現(xiàn)象,因為幾乎可以斷言的是,人類與昆蟲的共同祖先絕非社會性動物”。在《紅星》中,波格丹諾夫同樣借不同人物之口暗示了生命發(fā)展的趨同性。主人公列昂尼德提到了形態(tài)學上的趨同進化現(xiàn)象——頭足類動物與人類在各自的進化道路上都發(fā)展出了高度發(fā)達的眼睛。而在社會學層面上,小說中的地球與火星歷史同樣可被視作兩個趨同的進程,其共同目標便是由組織科學所塑造的集體主義新世界。地球與火星代表了處于不同階段、不同氣質的兩種文明形態(tài)。當列昂尼德返回地球后,他仿佛也開始用內蒂的目光看待自己的星球同胞:“我在地球上所認識的所有人,在我眼中都仿佛是半個孩子、半個少年——他們對自身之內與周遭世界的生命感受仍然朦朧,只是半自覺地任由內在與外在的自發(fā)力量牽引。”這種力量將地球人牽引向何處?在列昂尼德眼中,地球少年成長的方向自然是集體主義的火星。

比對波格達諾夫的《紅星》與組織科學理論,并聯(lián)系貫穿于這兩者之中的關于生命與文明發(fā)展的理念,我們發(fā)現(xiàn)《紅星》最終與科幻文學傳統(tǒng)中的火星侵略者敘事形成了對位式的對話:在威爾斯的《世界之戰(zhàn)》中,火星人吸取地球人血液以補充生命力并維系自己日益衰落的文明;而在波格丹諾夫的小說中,血液互換不是單方面的掠奪,它也不僅意味著個體之間的生命力互補,更象征著集體主義精神的文明互助網絡。作為小說中的一條情感主線,列昂尼德與內蒂之間的愛情也影射了不同文明因素互補與融合的可能性。波格丹諾夫借用兩個星球的寓言演繹了生命發(fā)展路徑的多樣性和內在價值的普遍性,并進一步暗示,新世紀的人類文明需要依靠普遍的互助才能克服自身在生存斗爭中積累的破壞性力量,從而在平衡和自制中獲得真正的自由。

三、烏托邦與反烏托邦之間:《紅星》作為科幻烏托邦文學遺產的意義

《紅星》是一份獨特的科幻烏托邦文學遺產,它既是波格丹諾夫的思想草圖,對蘇聯(lián)科幻小說和烏托邦思想產生了持續(xù)影響,也引起了20世紀乃至當代文學創(chuàng)作者和讀者對于烏托邦與集體主義觀念的反思。

與傳統(tǒng)烏托邦敘事中常為人所詬病的靜態(tài)社會想象不同,《紅星》展現(xiàn)了一種“動態(tài)平衡”的烏托邦模型,也就是說,小說描繪的火星社會是一個根據新沖突不斷自我調整與更新的文明。而在波格丹諾夫的理論體系中,動態(tài)平衡正是所有生命的組織原則。在《紅星》中,它體現(xiàn)在輸血管所維持的動態(tài)交換的生命系統(tǒng)中,也表現(xiàn)在工廠流水線背后的機器與統(tǒng)計學對勞動與分配的實時管理中。更重要的是,動態(tài)平衡意味著烏托邦應當是開放、流動、未終結的。在小說的結尾,火星社會依然處于自然資源稀缺的危機中,必須對是否前往外星進行殖民與開發(fā)做出抉擇。而當列昂尼德向火星宇航員恩諾表達對于火星上“寧靜的幸福”的向往時,后者反駁道:

寧靜的幸福!——難道一個個體能夠對那個包容了它的整體所發(fā)生的震蕩無動于衷嗎?難道生命中那些深刻的矛盾,不正是源于個體存在著相對于整體的局限……?你們[地球人]不理解這些矛盾?那是因為在你們的世界里,它們被更直接、更粗糲的矛盾所遮蔽——階級、集團與個人的斗爭剝奪了你們對整體的觀念,也隨之奪走了與之相伴的幸福與痛苦……然而正因如此,我也不敢斷言:我們當中誰更接近寧靜的幸福。因為——生活越是有序而和諧,其中那不可避免的不協(xié)和音就愈加令人痛苦。

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不協(xié)和音”意味著波格丹諾夫構想的烏托邦并不是革命的靜止性終點,而是永遠包含著革命的動態(tài)。這種對社會動態(tài)性的強調延續(xù)到了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lián)烏托邦與科幻文學創(chuàng)作中。安德烈·普拉東諾夫在其“工程師小說”系列(《太陽的后裔》[1922]、《月球炮彈》[1926]、《以太通道》[1926—1927])中展示了人與自然斗爭的持續(xù)性與悲劇性,而維維安·伊京的《龔谷里國》(1922)則將矛盾轉移到了烏托邦世界向外擴張與探索的欲望中。阿列克謝·托爾斯泰的火星故事《阿愛里塔》(1923)直接受到波格丹諾夫影響,在這部小說中,火星世界是一個正在醞釀革命的君主制社會,而由地球士兵發(fā)起的火星工人革命最終遭到了鎮(zhèn)壓,這部作品可看作對于《紅星》的倒置與戲仿。在經歷了30至40年代的烏托邦創(chuàng)作停滯之后,《紅星》的動態(tài)烏托邦構想再次被繼承:伊凡·葉夫列莫夫在解凍文化浪潮與蘇聯(lián)航天技術的高峰中將太空敘事與烏托邦圖景相結合,在其《仙女座星云》(1957)、《丑時》(1968—1969)等科幻小說中,烏托邦是蘇維埃精神的宏觀化,是星系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社群,但即使是在這一“現(xiàn)在時”的烏托邦中,葉夫列莫夫的主人公們依然需要恒常面對道德兩難的境地和人性內部的沖突,作者也通過《丑時》中一位人物對烏托邦的描述與波格丹諾夫筆下的恩諾產生了直接對話:“幸福一方面來自舒適、寧靜和自由的生活,而另一方面來自最嚴格的自律,對自我的永不滿足,以及豐富生活、擴充認知和拓展世界疆界的渴望。”

雖然《紅星》構建了清晰的集體主義烏托邦世界,然而在作者人道主義理想與文學想象自發(fā)性的驅使下,它也揭示了烏托邦世界中個體與集體的固有矛盾,并在烏托邦世界中埋下了“反烏托邦”或“批判性烏托邦”的種子。例如,《紅星》中的“兒童之家”顯然是集體主義設想下的兒童活動場所,但波格丹諾夫卻別出心裁地在這里設立了供愛好獨處的青少年使用的獨立房間。更耐人尋味的是,火星的醫(yī)療機構設有專門的“臨終室”,為選擇自殺的人提供服務。在小說中,自殺并不構成道德或法律問題,而被視為個人理性行使的程序,這意味著在波格丹諾夫的構想中,人依然有主動退出烏托邦的權利——無論是由于衰老、絕望抑或滿足后的空虛。因而,縱然波格丹諾夫在小說中對于集體主義有著絕對的信念,他依然不忘在集體中保留一些屬于“不合群者”的位置,他的烏托邦追求并不是無差別的平均主義專制,他并不期望用組織法則抹殺所有的個體差異與矛盾。然而,在關于主人公列昂尼德的敘事中,波格丹諾夫依然觸及了個體與集體、自由與控制的關系中難以規(guī)避的悲劇性。較之“不合群者”,主人公列昂尼德在火星烏托邦中處于更加邊緣的“局外人”境地。列昂尼德在小說后半部分所出現(xiàn)的視聽幻覺等心理癥狀以及他的殺人行為似乎證明,高度透明、無處不在的“同志式協(xié)作”對個體而言可能構成一種無法承受的監(jiān)視,他被送出烏托邦之外接受治療的結局也暗示了烏托邦理性主義與個體意志、情感、欲望、需求之間難以調和的矛盾。

《紅星》在處理個體問題時所呈現(xiàn)的曖昧態(tài)度既為后世的烏托邦想象提供了延展的空間,也開啟了批判的可能。一方面,蘇聯(lián)烏托邦小說試圖沿用《紅星》的方式解決“不合群者”的問題:伊京的《龔谷里國》描繪的未來社會生活高度有序、規(guī)則嚴明,主人公卻厭倦了這種生活,離開自己的星球去外星探險,從中尋找行動的意義;在雅科夫·奧庫涅夫的《未來世界》(1923)中,因為陷入憂郁和嫉妒而偏離了烏托邦社會標準的個體進入“情緒診所”接受治療;在50年代最具影響力的科幻小說《仙女座星云》中,葉夫列莫夫依然為烏托邦中的過失者保留了“遺忘之島”這樣的隔離區(qū)。另一方面,當“不合群者”和“局外人”的處境、立場被聚焦或放大時,烏托邦敘事就轉化為了反烏托邦批判:在扎米亞京的《我們》中,曾出現(xiàn)在波格丹諾夫與奧庫涅夫筆下的“診療”畸變?yōu)榱酥苯忧谐齻€體自由意志空間的外科手術;在阿爾多斯·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1932)中,“野蠻人保留區(qū)”不再是烏托邦內部的寬容體現(xiàn),而是為了維護主流社會秩序而設置的物理排斥措施。《紅星》中斯特爾尼所提出的為了文明的整體利益而犧牲其中低等成分的邊沁功利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邏輯,也成了后世反烏托邦小說中統(tǒng)治階級(如《我們》中的“大恩主”或《美麗新世界》中的“世界控制者”)維護其統(tǒng)治秩序的核心論據。

雖然《紅星》表達了文明發(fā)展殊途同歸的愿景,然而,對于小說所影射的現(xiàn)實問題——革命斗爭與和平演進在俄國乃至世界發(fā)展中的關系問題,波格丹諾夫并未明確作答。這一問題暴露出作者在處理“組織”與“斗爭”關系時的局限。作為一名政治哲學家,波格丹諾夫試圖用“組織”取代“斗爭”作為文明演進的核心動力,從而為1905年革命失敗后的俄國革命運動提供長遠歷史維度上的理論指引。但在文學層面,《紅星》并沒有發(fā)展出更為直觀的情節(jié),能說明以列昂尼德為代表的革命者如何將自發(fā)性的斗爭轉化為自覺的創(chuàng)造性力量,并最終讓渡自身在斗爭中積累的權力。在門尼的講述中,火星上的社會主義建設歸功于社群間的長期協(xié)商與合作,無論是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跨越,還是后來工團主義的誕生,火星人都從未訴諸大規(guī)模的暴力沖突,遑論整體的社會革命。然而當列昂尼德在小說結尾處回到地球時,他看到的卻是城市街頭的暴力抗爭,關于抗爭的組織形式與發(fā)展方向等問題,敘述者都未再提及。

另一方面,雖然內蒂在殖民會議上駁斥了斯特爾尼暴力擴張的計劃,并最終在辯論中勝出,但這一舉動未能阻止列昂尼德在政治情感與私人情感的雙重影響下殺害斯特爾尼。這一烏托邦中的“反烏托邦”事件似乎在文本層面削弱了內蒂關于兩個文明的論爭。十月革命以后,俄國的長期內戰(zhàn)以及接踵而至的社會災難、蘇聯(lián)政權成立以后所遭受的資本主義世界的敵對制衡等情況,似乎反向驗證了斯特爾尼“孤島”論說的正確性。在這一特定的歷史情境下,《紅星》中的“烏托邦性”甚至要被它的“反烏托邦性”所壓制甚至吞沒,然而這也恰恰展現(xiàn)了小說文本超越作者本人政治與哲學意圖的豐富性與批判性。作為一則訴諸烏托邦敘事的社會政治寓言,《紅星》展現(xiàn)出文學體裁與歷史語境對作者理論意圖的制約:波格丹諾夫雖在哲理演示中倡導漸進的組織演化,卻無法將這一樂觀主義構想投射到關于地球革命的具體敘事圖景中,相反,斯特爾尼與內蒂的論爭在讀者眼中反而成為幾乎難分高下的復調式對話。這一文本的復雜性反映了擁有革命家、政治哲學家、小說作家等多重身份的波格丹諾夫在試圖以理性因素制約非理性因素時所面臨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困境。可以想見,這樣的困境并不獨屬于《紅星》的作者,而是屬于每一個以烏托邦形式承載政治愿景,力圖在故事虛構與關于“歷史必然性”的規(guī)劃之間尋找平衡點的創(chuàng)作者。

結語

斯特魯伽茨基兄弟在《火星人的第二次入侵》(1966)中,對誕生于半個多世紀以前的《紅星》火星人敘事完成了新的戲仿。小說標題中的火星人自始至終未在故事中正面登場,而是通過地球居民的講述和官方報道透露火星人已掌管了地球社會,而地球人不僅沒有反抗外星統(tǒng)治者,反而邀請他們?yōu)樽约盒藿ㄟ\河。曾經主導火星人敘事的殖民和烏托邦主題被消解于小市民犬儒主義的日常生活中,不同社群的沖突與交流問題被社群內部的庸俗化問題取代。作為勃列日涅夫早期蘇聯(lián)社會的寫照,斯特魯伽茨基兄弟筆下的小市民們不再具有建造烏托邦的沖動,同時也喪失了反烏托邦的警醒。

斯特魯伽茨基兄弟與《火星人的第二次入侵》中譯本封面,圖片來源:Bing

斯特魯伽茨基兄弟與《火星人的第二次入侵》中譯本封面,圖片來源:Bing

在以斯特魯伽茨基兄弟為代表的20世紀六七十年代蘇聯(lián)科幻與烏托邦作家的社會反思與哲思中,波格丹諾夫所描繪的集體主義烏托邦遭遇了具有當代意義的解構。烏托邦所面臨的問題不再是自身暗含的反烏托邦潛質的挑戰(zhàn),而是對于烏托邦(也包括反烏托邦)生成所依賴的未來欲望與信念的質疑。波格丹諾夫所構想的統(tǒng)一的科學并未實現(xiàn),因為知識的專業(yè)化與細分化在人類認知領域之間樹立了更多的體制性、階層性的壁壘;第三次工業(yè)革命與全球化所帶來的信息爆炸與技術進步也并未促成人類在政治經濟生活上的趨同。更重要的是,無論是烏托邦還是它的反面都建立在對于異質力量與異質世界可能性的承認之上,而隨著冷戰(zhàn)的結束與全球資本主義的擴張,波格丹諾夫時代的革命激情與意識形態(tài)熱情愈發(fā)消散,社會政治生活中的實驗性亦在全球右翼勢力崛起與數(shù)字技術的背景下面臨危機。隨之而來的是這樣的問題:我們還能否討論烏托邦?在當下的世界現(xiàn)實中,在人與機器、人與智能的關系已經發(fā)生深刻變化之后,我們是否還能想象某種具有指導性與批判性的未來,并保持對于創(chuàng)造未來和實踐希望的信念?這恐怕不僅是蘇聯(lián)后期知識分子與作家所面臨的難題,也是我們當代人需要思考的問題之一。

作者簡介:張暉,上海外國語大學俄羅斯東歐中亞學院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俄羅斯現(xiàn)代主義文學、俄羅斯科幻文學。近期發(fā)表的論文有《從花園到宇宙——斯特魯伽茨基兄弟科幻小說中的他者形象和“人與自然”》(載《俄羅斯文藝》2023年第1期)。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20世紀俄羅斯科幻文學譜系研究”(24YJC752023)的階段性成果。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tài)研究》2026年第5期“馬克思主義文藝觀”欄目,責任編輯杜新華。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