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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當代文學的新變:自我虛構、女性書寫與北方敘事
來源:中國作家網 | 路燕萍  2026年11月09日09:04

進入21世紀,墨西哥當代文學展現出強烈的革新氣象:新的作家不斷涌現,新的地域經驗和社會議題進入文學視野,新的敘事方式也在挑戰既有的文學規范。中生代作家筆耕不輟,持續深化對社會現實與時代創傷的理性剖析;新生代作家主動擁抱亞類型寫作,將視角延伸至城市亞文化、科幻、黑色文學、心理驚悚與網絡文學等前沿領域。本文將從自我虛構的寫作方式、女性書寫的強勢崛起以及北方敘事的地域意識三個角度,梳理和評析墨西哥當代文學的新變。

自我虛構——個人記憶、集體歷史與他者的聲音

自我虛構(autoficción)是法國作家、文學評論家杜布洛夫斯基在1977年提出的概念。經過多次思考和修訂,他在2011年將其定義為“一種以完全自傳性內容為題材、以完全虛構為寫作方式的敘事作品”。這是一種介于自傳和小說、真實與虛構之間的自我書寫,是關乎“文學與我”“我的文學”和“文學自我”的后現代寫作策略。由此,自傳文學向“自我虛構”小說讓渡,它不僅僅是法國的流行創作方式,也深深影響了墨西哥當代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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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薩洛·塞洛里奧

《三個美麗的古巴女人》《金屬與礦渣》《叛教者》

《三個美麗的古巴女人》《金屬與礦渣》《叛教者》書影

2025年塞萬提斯文學獎獲得者貢薩洛·塞洛里奧(Gonzalo Celorio, 1948- )在采訪中明確表示,雖然他不太喜歡這個術語,但他的敘事作品確實都是“自我虛構”。他指出,在文學“爆炸”之后,拉美文學創作逐漸從高度發揮想象力轉向更加關注歷史。塞洛里奧通過家族記憶與個人經歷,將自傳性經驗轉化為文學敘事,重構記憶與現實,反思文化身份與拉美歷史。他最具代表性的自傳性創作是家族敘事三部曲:《三個美麗的古巴女人》(Tres lindas cubanas, 2006)、《金屬與礦渣》(El metal y la escoria, 2014)和《叛教者》(Los apóstatas, 2020)。

《三個美麗的古巴女人》以塞洛里奧的母系家族為中心,講述了作家的母親及其兩位姊妹的人生經歷。作家的母親維吉尼婭在姐妹中排行第二,生于古巴,與作家的父親結婚后定居墨西哥。她的生活經歷連接著古巴的家族根源與墨西哥的家庭生活,是家族歷史的承載者,也是作者童年記憶的重要來源。兩位姨母,一位支持卡斯特羅領導的古巴革命,選擇留在古巴,直到生命盡頭仍堅信革命制度的正當性;另一位則反對革命,最終流亡美國。作家并未將三姊妹簡單地塑造成正面或負面人物,而是通過她們的多重聲音,呈現出古巴革命所引發的復雜情感與政治選擇,揭示了革命如何深刻改變家庭關系和個人命運。小說的奇數章節書寫這段家族故事,偶數章節則記錄了作家1974年前往古巴的旅行經歷,作家充分承擔起敘事主人公的角色,將家族敘事、旅行紀實、政治反思與文化致敬融為一體。多重敘事相互交織,不僅展現了20世紀古巴的歷史變遷,更將家族記憶轉化為自我認識的媒介,重新審視了作家年輕時對古巴革命的信仰及其思想演變。

《金屬與礦渣》講述了作家的祖父及其兄弟從西班牙阿斯圖里亞斯的古老村落移民至墨西哥后,從發跡走向衰敗的全過程:從充斥著移民英雄主義與物質繁榮的“金屬時代”,跌入財富被揮霍、道德滑坡、身心頹敗的“礦渣時期”。小說的線索人物依然是作家本人,他通過整理父親留下的舊打字機、翻閱家族信件與檔案,并親赴阿斯圖里亞斯尋根,在廢墟與斷壁殘垣中拼湊出家族的歷史。

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叛教者》則圍繞塞洛里奧幾位兄長的人生軌跡展開,探討了在20世紀中后期的宗教與政治風暴中,個體如何陷入理想主義的狂熱,又如何走向宗教與政治上的叛離。敘事者“我”以親歷者、見證者和幸存者的身份,穿梭于兄長們留下的日記、書信、政論文本及遺物之間,展現了兄長們乃至整個拉美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

塞洛里奧以真實的個人經歷和家族歷史為起點,借助日記、檔案等各種文獻與記憶重構歷史,并對無法考證的部分采取補充性虛構的手法,最終構建出一個反映社會與歷史現象、真實與虛構交織的小說世界。作者以敘事者的身份穿梭其中,在講述他人故事的過程中逐漸發現并反思自我,最終找到了自身的文化身份歸屬。

奧梅羅·阿里迪斯《兵是棋局的靈魂》

奧梅羅·阿里迪斯及《兵是棋局的靈魂》

墨西哥詩人、小說家奧梅羅·阿里迪斯(Homero Aridjis, 1940-)明確將他2021年的小說《兵是棋局的靈魂》(Los peones son el alma del juego) 定為自我虛構小說。小說講述了一位懷抱詩歌夢想的年輕人阿萊克斯從米卻肯州來到墨西哥城,逐漸進入20世紀50至60年代墨西哥文化圈的經歷。主人公阿萊克斯的成長經歷與作家本人的生命軌跡相互交疊,個人記憶、文學想象與墨西哥20世紀中期的文化歷史共同構成敘事空間。阿里迪斯指出,作者既可以成為虛構的一部分,虛構也可以成為作者的一部分,由此,作家借助虛構激活記憶,讓自我虛構不僅成為作家重構個人生命經驗的方式,也成為重新書寫文化歷史、反思記憶與真實關系的文學實踐。

如果說,以塞洛里奧、阿里迪斯為代表的“學者型作家”或“經典化作家”借用自我虛構的敘事方式,側重于探索“自我”如何通過記憶重構過去、反思官方歷史;那么年輕一些的克里斯蒂娜·里維拉·加爾薩則進一步追問“自我”如何在歷史、檔案與社會權力關系中被建構;而生于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新一代作家(如瓦萊里婭·路易塞利)賦予自我虛構這一文體更為鮮明的政治意涵,通過碎片化的個人記憶、非線性的敘事結構以及對檔案和歷史權威性的質疑,挑戰既有歷史敘事秩序,重新發掘被遮蔽、被壓抑、被遺忘、被排斥或其它無法進入公共檔案的歷史聲音和個人經驗。

克里斯蒂娜·里維拉·加爾薩

克里斯蒂娜·里維拉·加爾薩

克里斯蒂娜·里維拉·加爾薩(Cristina Rivera Garza, 1964- ) 兼具小說家、詩人、歷史學者與文學評論家的多重身份,將自我虛構、檔案研究與政治倫理深入融入文學創作,長期關注女性經驗、身體、精神疾病、社會暴力、歷史記憶以及文學語言的邊界。

在2020年出版的《棉花自傳》(Autobiografía del algodón) 中,里維拉·加爾薩結合家庭史、區域經濟史與微觀史學,講述了20世紀上半葉墨美邊境地區棉花種植興衰的背景下,作者祖父輩作為棉花勞工在邊境地帶的遷徙、勞作、遭遇驅逐與重新定居的生存故事。在這本書中,敘述者“我”(即作者自身)并不是敘述的主角,“自我虛構”中的“自我”要素只是連接過去與現在的通道,作為勞工的祖輩乃至棉花這一物質構成“集體自我”,因此這部家族的遷徙史并不僅僅是作者對自我記憶和歷史的反思,而是墨西哥北部邊境歷史、棉花生態史、勞工社會史的一部分。里維拉·加爾薩對“自我虛構”這一概念進行了深刻的革新與重塑,“自我”成為傾聽者、探訪者與檔案記錄者,自我的個體生命體驗被放置在集體歷史的脈絡中,在歷史檔案、實地勘探筆記和口述史中解構“自我”,并讓他者發聲,不斷構建“集體自我”,因此她打破了傳統自我虛構常局限于“作者內省/私人記憶”的范式,走向了一種“公共自我虛構(autoficción pública)”或“去中心化的敘事”。

瓦萊里婭·路易塞利《失蹤孩子檔案》中譯本

瓦萊里婭·路易塞利及《失蹤孩子檔案》中譯本

瓦萊里婭·路易塞利 (Valeria Luiselli,1983-) 因跨語際寫作成為當代墨西哥最具國際影響力的作家之一。2019年出版的《失蹤孩子檔案》(Lost Children Archive)是她將“自我虛構”與政治介入、記憶檔案融合的代表作。小說講述了一對聲音藝術家夫婦帶著各自前段婚姻中的兒女,從紐約出發駕車前往美墨邊境的跨國公路之旅。書中的敘述者“母親”想記錄美墨邊境遭遇人道主義危機的“無人陪伴移民兒童”的狀況。在旅程后半段,母親在邊境協助一位危地馬拉母親尋找失蹤的兩個女兒;與此同時,她自己的兩個孩子也意外走失?!斑吘呈й櫟囊泼駜和迸c“旅行途中走失的自家孩子”在敘事空間中鏡像重疊,小說從前半部分母親視角的冷峻觀察與檔案拼貼過渡到后半部分兒子視角的意識流長句與童話式冒險,抽象的政治危機轉化為切身的人類情感陣痛。這部小說直接源于作者自身的現實經歷:2014年美墨邊境爆發無陪伴兒童移民危機期間,她曾擔任紐約聯邦移民法庭的志愿翻譯,也曾將這段經歷寫成非虛構紀實長文《告訴事情的結局》(Tell Me How It Ends: An Essay in 40 Questions)。在創作《失蹤孩子檔案》時,路易塞利知道,如果直接用非虛構形式記錄這些兒童的慘劇,很容易淪為某種“貧困展示”或政治說教;因此,她引入了“自我虛構”這一創作手法,創造了一個與自己身份極度相似(同樣是居住在紐約的墨西哥籍女性、學者/藝術家、身處美墨邊境)的敘述者,用“虛構的敘述者”作為中介,去觸碰難以被直接表述的政治真實,使自我書寫成為理解他者經驗的入口。此外,小說中敘述者家庭成員的互動、婚姻的危機甚至車內的瑣碎對話,都帶有路易塞利自身生活經驗的強烈印記。

由此可見,自我虛構小說在墨西哥影響了幾代作家,“自我”的所指也從尋找、展示和反思自我轉向構建“集體自我”和“虛構自我”,實現了從私人記憶向公共歷史、從主體身份向敘事倫理拓展,是墨西哥當代文學去中心化寫作的重要體現。

女性書寫——身體、母職與邊緣群體

墨西哥文壇從來不乏杰出的女性作家,從殖民時期的索爾·胡安娜到20世紀的羅薩里奧·卡斯特利亞諾斯(Rosario Castellanos,1925-1974)、埃萊娜·加羅(Elena Garro,1916-1998)、埃萊娜·波尼亞托夫斯卡(Elena Poniatowska,1932-)、瑪戈·格蘭茨(Margo Glantz, 1930-),一代代女性作家不斷突破社會性別規范的束縛,挑戰男性主導的文學秩序,在創作實踐中爭取并拓展女性的表達空間與話語權,使女性從長期被觀看、被定義、被規訓的客體,逐漸轉變為能夠講述自身經驗、反思社會秩序、重新闡釋歷史的敘述主體。

進入21世紀,女性作家在當代拉美文學場域中的影響力日益凸顯,在文學創作、出版市場、文學批評與國際傳播等領域展現出蓬勃活力。許多媒體和文學批評把這一現象稱為“新拉美文學爆炸(Nuevo boom latinoamericano)”或“女性文學爆炸(Boom femenino)”。盡管這樣的命名受到許多作家和批評家的質疑和否認,但女性作家的崛起已成為當代拉美文學不可忽視的文化現象。墨西哥女性作家正是這一文學浪潮的重要參與者,她們以多元的創作實踐回應當代社會的現實困境,并不斷探索如何將女性身體、性別暴力、家庭記憶和邊緣身份納入文學表達。

瓜達盧佩·內特爾《獨生女兒》中譯本

瓜達盧佩·內特爾及《獨生女兒》中譯本

瓜達盧佩·內特爾(Guadalupe Nettel, 1973- )是當代墨西哥女性文學的重要代表,已發表多部長篇小說、短篇小說和隨筆。在《我生來的身體》(El cuerpo en que nací,2011)中,作家以第一人稱敘事,講述了一名患有先天性眼疾的女孩在1970至1980年代先后在墨西哥與法國的成長歷程。小說開篇,主人公躺在心理分析師的診察椅上,以一種極其節制、冷靜甚至微帶諷刺的語氣傾訴自己的童年與青春期:小時候,因為身體缺陷不斷接受矯正治療,長期戴著眼罩讓她在學校被排擠與霸凌;父母崇拜嬉皮文化、開放婚姻、自由戀愛,積極投身進步主義的運動,最終導致家庭破裂、親情冷淡;在法國作為外來族裔的“異鄉人”身份讓她身處社會邊緣,第二次發育和性啟蒙讓她青春期覺醒。單眼的視力缺陷讓她以一種角度傾斜、偏離正中的方式去觀察周圍的人與事,以“斜視”視角看穿了成人世界的偽善、身體的脆弱、社會的冷漠以及社會規訓對女性身體的暴力。

在《獨生女兒》(La hija única, 2020)中,作家通過三位女性的生育選擇和母職經驗,探討了女性主體性、生育自主權、母性恐懼、照護倫理這些與母職相關的話題。小說的故事由第一人稱的勞拉講述,她堅定地選擇了無孩生活,甚至在年輕時主動接受了輸卵管結扎手術;她的密友阿莉娜在孕晚期發現胎兒患有無腦畸形,經歷痛苦的哀悼期后,胎兒卻奇跡般活下來,但對極度脆弱、殘障的小生命漫長而沉重的護理讓新手母親恐懼無措;而勞拉的鄰居是一位單身母親,撫養著一個患有嚴重行為障礙的男孩,看著鄰居因育兒身心疲憊、精神幾近崩潰,原本堅決不愿當母親的勞拉,也主動幫助照顧。在這本書里,內特爾打破了傳統拉美文學中將“母性”單一化、理想化或犧牲化的神話,呈現了三種不一樣的母職現象:拒絕生育的自由、悲劇中的母職以及非血緣的社群母職。

內特爾的女性書寫并不依賴直接的政治宣言,而是從身體、家庭與日常生活的內部展開對社會規范的批判。她聚焦于身體的缺陷、病理、異化與畸變,解構神圣母職的神話,細致描繪社會邊緣人物及其生命經驗,重新審視正常與異常、個體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費爾南達·梅爾喬《颶風時節》中譯本

費爾南達·梅爾喬及《颶風時節》中譯本

費爾南達·梅爾喬 (Fernanda Melchor, 1982-) 出生在墨西哥的韋拉克魯斯,是當代拉丁美洲文壇最具震撼力的作家之一。她的寫作直面墨西哥社會的暴力現實,聚焦貧困女性、底層男性和邊緣青年等被主流敘事忽略的普通人。憑借扎實的新聞紀實功底,梅爾喬如解剖般層層剝開毒品走私、階級斷層、家族倫理潰敗、性別壓迫及地方權力勾結的共生網絡。在寫作風格上,她直接引入韋拉克魯斯地區的俚語、街頭黑話與粗口,以高密度、極具壓迫感的超長句流和多聲部聲浪,構建出如颶風般的閱讀沖擊力。

其代表作《颶風時節》(Temporada de huracanes, 2017) 獲得2019年德國柏林國際文學獎和安娜·西格斯文學獎,入圍2020年國際布克獎決選。這本虛構小說源自于作家梅爾喬讀到一份犯罪報告,報告上說韋拉克魯斯州的一個小鎮上的運河中發現了一名女尸,兇手聲稱,他殺害這名女子是因為她試圖對他施巫術。記者出身的梅爾喬原本打算調查此案,并將其寫成與杜魯門·卡波特的《冷血》一樣的講述真實犯罪的非虛構小說,但由于深入毒品走私集團猖獗的地區存在危險,她最終決定以虛構的形式來呈現。小說以虛構村莊拉馬托薩為背景,圍繞村里女巫被殺案,逐漸揭示謀殺背后的社會現實。小說中的暴力并非孤立的惡行,而是由極端貧困、父權制、性別歧視、毒品經濟、家庭虐待、社會排斥和地方權力腐敗與缺席共同造成的。

2021年又一力作《天堂》(Páradais) 把鏡頭對準一個張力更強烈的社會空間:高檔封閉式社區及其周邊的貧民窟。小說的主人公波洛是居住在貧民窟的16歲少年,輟學后在“天堂”高檔住宅區擔任園丁,他飽受主管和家人的貶低,渴望逃離壓抑的家庭和母親的控制,渴望掙快錢,甚至幻想加入販毒集團。另一位主人公安德拉德是住高檔住宅區的富家子弟,被父母忽視,極度孤獨,沉溺于色情幻想,癡迷于一位已婚女性鄰居。兩個看似處于社會兩端的少年,因為各自的欲望和對現實的絕望而走到一起,最終策劃了一場入室盜竊和侵犯,走向無法挽回的血腥悲劇。

在當代墨西哥女性寫作圖景中,還有諸如布倫達·納瓦羅 (Brenda Navarro, 1982-)、維羅妮卡·赫貝爾·比塞奇 (Verónica Gerber Bicecci,1981-) 達妮埃拉·塔拉索納 (Daniela Tarazona,1975-)等創作特色鮮明的作家,她們既向內發掘自我意識與身體深淵,又向外撕開社會與政治歷史的創傷,形成了全新的文學表達。

北方敘事——邊境、毒品與暴力

“北方敘事”(narrativa del norte)是20世紀末以來當代墨西哥文學中最具活力和擴張力的文學現象之一。長期以來,墨西哥文學主流話語由以墨西哥城為中心的中央高原地區統治,北方常被邊緣化為“文化荒漠”或美墨邊境的附庸。隨著1994年《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帶來的全球化沖擊、邊境加工廠擴張以及有組織犯罪的猖獗,一批生長于北方各州(如索諾拉、奇瓦瓦、下加利福尼亞、新萊昂等)的作家群體迅速崛起。他們在地理、社會、語言和文化層面重新定義了“邊境”和“北方身份”,不再把北方僅僅看作是通往美國的中轉過渡站,不再用“離散、奇卡移民文學”的傳統視角來創作,而是把北方視為具有自身內部張力、獨特歷史記憶與生存法則的具體空間。

尤里·埃雷拉(Yuri Herrera, 1970-) 在2003年出版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王國的工作》(Trabajos del reino) 被廣泛認為是墨西哥“北方敘事”與毒品犯罪題材小說美學轉型期的分水嶺式作品。小說講述了一名在北方城市酒館中靠唱歌謀生的流浪歌手的命運起伏。一次偶然,他得到了當地權勢滔天的毒梟“國王”的賞識,由此被帶入“國王”的王國——一座封閉而奢華的宮廷城堡,他的“工作”就是作為宮廷“藝術家”,用歌詞為“國王”及其犯罪帝國立傳。然而,隨著宮廷內部權力的失衡、敵對勢力的入侵和背叛的蔓延,“藝術家”逐漸發現,自己創作的歌曲不僅僅是在記錄事件,更是在傳播權力的神話,并影響人們對現實的認識,于是他不得不反思:他究竟是權力的附庸,還是能夠擁有獨立聲音的創作者?

在《王國的工作》問世之前,墨西哥的毒品犯罪題材小說往往偏向新聞紀實、寫實主義或感官刺激式的暴力描寫,但埃雷拉摒棄了傳統犯罪小說的寫法,把販毒集團塑造成一個具有王權結構的“王國”,以中世紀宮廷寓言的形式來探討權力、忠誠、暴力、階層、藝術自主性、藝術淪喪與社會秩序之間的關系。

這本書與隨后的兩部作品:《世界末日前的征兆》(Se?ales que precederán al fin del mundo, 2009) 和《身體的遷徙》(La transmigración de los cuerpos, 2013)共同構成了其著名的“邊境-政治三部曲”,后兩部作品探討移民遷徙如何改變身份,暴力如何剝奪身體的社會歸屬。埃雷拉的作品表明,北方敘事不僅是對地域現實的文學再現,更是對現代社會中身份、權力與生存條件的深刻反思。

《莉莉亞娜不可戰勝的夏天》中譯本

《莉蓮娜不可戰勝的夏天》中譯本

克里斯蒂娜·里維拉·加爾薩在2021年出版的《莉蓮娜不可戰勝的夏天》(El invencible verano de Liliana) 將目光轉向了隱藏在日常制度下的性別暴力、家暴與女性空間。故事源自真實案件: 1990年,作者20歲的妹妹莉蓮娜在墨西哥城被瘋狂糾纏她的前男友謀殺,兇手潛逃,案件因官僚主義怠惰被擱置三十年,卷宗甚至一度“消失”。三十年后,作者通過檔案拼貼、多聲部訪談和私密文字的曝露重構了妹妹生前的社會和情感網絡,講述了她的掙扎與對自由的渴望。書中對北方沙漠風土描寫,以及對日常父權暴力與女性謀殺的批判,不同于傳統的北方敘事多聚焦于毒品走私、黑幫割據等顯性的、男性化的暴力,極大地拓展了北方敘事關于暴力這一主題的內涵和外延。

北方敘事的興起打破了中央統一敘事的視角,推動了墨西哥文學的去中心化進程,同時對暴力現象進行多維解構,讓性別暴力從邊緣的隱秘角落走向了社會批判與文學審美議題的核心。

結語

受邀參加2025國際青春詩會(中國-拉美國家專場)的墨西哥詩人馬努艾爾·夸烏特勒、 羅伯托·阿庫尼亞、曼努埃爾·貝塞拉、 阿德里安·門迭塔·莫克特蘇馬(從左至右)

近年來,中國與墨西哥的文學往來日益頻繁,官方與出版機構積極推動兩國作家和學者的合作,人員互訪與現場交流已成常態。僅2026年而言,中國作家協會和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組織“中國知名作家看拉美”活動,9月作家魯敏在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和墨西哥學院舉行了兩場交流活動;10月詩人韓東、邰筐走進墨西哥高校與當地學者開展對話研討、詩歌朗誦等多元活動,搭建起中墨文學交流的橋梁;12月范曄等學者將會出席瓜達拉哈拉國際書展。墨西哥方面,詩人馬努艾爾·夸烏特勒、 羅伯托·阿庫尼亞、曼努埃爾·貝塞拉、 阿德里安·門迭塔·莫克特蘇馬受邀參加2025國際青春詩會(中國-拉美國家專場)。作家胡利婭·桑蒂瓦涅斯(Julia Santibá?ez) 與愛德華多·塞爾丹(Eduardo Cerdán) 也在北京大學、塞萬提斯學院等地參加“墨西哥文學周”,介紹墨西哥當代文學的新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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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6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中國作家魯敏(左一)在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與師生座談。新華社記者 吳昊 攝

在翻譯和出版方面,雙方合作正在從單一的“引進”模式轉向“雙向奔赴”,中國的經典作品、科幻和現實題材的當代作品也逐漸進入墨西哥讀者的視線。這種跨文化的深度對話,必將為兩國文學注入更加持久的生機和活力。

(作者系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班牙語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