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適的中年,另尋鼓點而行
盡管中年時期有具體的年齡區間(比如35-55歲),感知上卻是時常缺失的,一旦判定自己不再年輕,就開始回顧人生,一旦回顧人生,仿佛就此走到了盡頭。做出關鍵性選擇的階段已經過去,令人憧憬的可能性被一一奪走,生活變得乏味,不只是對樂趣,對疲憊甚至痛苦的感受力也在消退。另一方面,生活沒有日漸清晰,反而充斥著更多不確定或更深重的無常。混亂中一道光束,照亮希望和失望累積的落差,中年人知道了什么不會成真,揮別一旦到達便無法返回的所在。這個樂觀主義開始消退的時刻,有些人視為危機。危機面前,特權無用。不論《護工不是人》里42歲才搬出母親家、轉眼遭遇組織家庭失敗再次搬回母親家的邁克,還是《掩耳盜鈴》里因事業與婚姻雙雙遇挫而感到相對匱乏的中產安德魯,都平等地走進屬于自己的困境,準備好踏上下坡路。

《護工不是人》劇集海報
一項研究結果卻反直覺地表明,我們從中年才開始走上坡路。英國經濟學家安德魯·奧斯瓦爾德在30多年前畫出的幸福感曲線呈U形,幸福感隨年齡增長先遞減后遞增,40-50歲位于曲線低谷。這解釋了中年時期的各種不適——幸福感從青春時期的至高點一路下滑。我們能做些什么來盡快扭轉局面?《談論中年》認為重要的是“反思”。這本書源于德國爆款播客《中年》,兩位主播——政治學者卡特婭·比加爾克與建筑師瑪麗塔·舒瓦茨——在關于生理衰退、外表變化、育兒養老以及興趣、友誼、愛情的對話中重新定義了中年,它是我們距離自由很近的地方,是我們不該再被種種羞恥感阻礙,開始思考、談論與行動的人生節點。

卡特婭有件比基尼,只在她去希臘海灣時穿過,那里人人穿著超緊比基尼,肉眼可見地享受著穿著盡可能少的衣服在海里游泳,讓身體盡可能多地曬到太陽。孩子在場時也一樣,對身上的歲月痕跡也毫不在意。人群中,卡特婭那件挑戰自我的比基尼毫不起眼。那是能讓人理解比基尼、理解穿衣自由的場景。在他人的負面凝視中,我們步入中年,不同的體態、發色、發量產生了另一種身體羞恥,對時尚興趣的減退也源于這種羞恥。掩飾變化或模仿年輕,仍將自己置于被動,還導致了中年形象的缺失,助長衰老中的身體在公共空間里的隱匿。如果不再對衰老的過程進行盡可能自然的人為干預,該怎么做?兩位主播介紹了培養“身體驕傲”的方法,比如為身體從運動中迸發的能力,或為身體的各種感覺而喜悅,以對抗“身體羞恥”。當然,如果更多人能夠對年齡少點大驚小怪,就不再需要時尚名人率先公開承認自己的白發,或像主播們說的,“還能穿嗎?”就會變成一個多余的問題。

變革的社會將看見各種人群、各種生活模式的優點,也改變著傳統小家庭內部的權力結構。中年人是家庭中的強勢群體,但明智的做法已經不是用權力凌駕上下兩代,而是小心翼翼地保留和培養他們各自的自主性。中年人照護父母不只是簡單的角色互換,不管情況多復雜,忘掉子女對父母的償還或虧欠吧,我們可以將養老視為一種代際團結。同樣觸動人心的還有一份對友誼的洞察,每段友誼背后都藏著一個核心沖突,且終將在某個時刻被表達出來。“我幾乎在自己培養的所有友誼中,都發現了可能的深淵。”卡塔婭說,或嫉妒心作祟,或彼此情感濃度不同,或雙方意愿不一致。有些友誼在沖突中消散,有些悄然內爆,幸存的則在沖突中生長。陪伴到中年的朋友圈子多已成熟,出入自在。即便是幾年未見的朋友,再見面時仍可以一起做毫無意義的事,說著傻傻的話,而很快感到自己活力四射。

“人到中年,依然可以結交大量新朋友,但往往不像年輕時那樣,展望著將一個新認識的人編織進自己的人生。”戴安娜·阿西爾這樣寫,正因為她不僅萌生了這樣的想法,也這么做了。她的自傳體小說《葬禮過后》記錄了埃及流亡作家迪迪與她生命交纏的五年,這也是抑郁癥患者迪迪生命最后的時光。他們之間有過互相吸引,阿西爾將自己的沖動歸因為一部分的母性交織,失去過一個孩子后,她比過去更“能夠哺育、庇護并安慰某個人”,而迪迪的一部分大腦和全部的情感,仍同他七八歲時一樣年輕鮮活,直接觸及了她被人需要的需求。但他們更多時候因為迪迪處理自己痛苦的方式而互相折磨,在這場“游戲”帶來的痛苦中更強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

阿西爾沒有徹底改變迪迪從童年起就“使人無法忍受、必須離開”的命運,但也無期限無條件地收留著他。“這也是一種別樣的解脫——不是擺脫外界的壓力,而是釋放內心的情感。” 他們給彼此寫下因為準確而顯得冷酷,但又飽含深情的長信,迪迪向她坦白自己的日記本是用來釋放抑郁以維持生活正常的唯一途徑,他通過必須是秘密的、自知是曲解事實的日記進行自救。阿西爾回憶這一切時,明白了日記至少拖延了他的死亡。迪迪需要從別人的反饋中看到一個他能接受的形象,從而取代他本來的樣子。他把日記攤在桌上,真的不是引誘阿西爾去讀,相反,日記被讀走了真的會令他崩潰!“一個人在無力自衛的童年時代承受了嚴重的摧殘,以至于他真真切切地無法忍受自己。” 只有偶爾與一個不會被蒙騙、依然接受和原諒他的人談論自己才會讓迪迪真正放松。由此阿西爾成了迪迪死亡之外的另一種選擇,可惜這是一場長久的對峙。阿西爾悲哀地說,愛也是徒勞的,“可以預見的情況也只是他將擁有更多他并不相信的愛”。他確信自己不配被愛,因此必須受到懲罰。
迪迪失衡的人格、忍受痛苦的方式、悲劇的命運,極端地印證了詹姆斯·霍利斯在《被困住的人:中年人生的覺醒與重啟》中提出的“創痛視野”,它是希臘人的古典想象識別出的一種病癥,也稱為“悲劇性缺陷”。每個人都有看待世界的透鏡,它被個人、家族、文化歷史扭曲。原生家庭經這位榮格派心理學家解釋為“無意識中承載著的獨特的神話重負”,它與基因,以及充滿了隱性和顯性信息的時代精神一樣,既定了我們的命運。我們相信自己有足夠認知做出正確選擇,其實只是在每天起床時欣喜地宣告:今天我要干些蠢事了!這是人類共同的悲劇處境,孩童時為了規避不可控的環境要求——或更常見的,為了滿足這些要求以獲得期待的回報——而構建出臨時身份。“臨時”無關時效,無意識領域里時間是永恒的,童年時內化的體驗主宰一切。個體對環境適應得越深,臨時身份與真實自我之間、多個臨時身份之間分裂的痛苦就越強烈。“可以毫不諷刺地說,人生上半程多是一場巨大的、無法避免的錯誤。”
意識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困住我們的不是創傷本身,而是對創傷的防御機制。威廉·特雷弗的短篇集也叫《被困住的人》,受困于家庭、孤獨、愛欲、幻覺、晚年的普通人群像表明了作者相似的態度,人性幽微,困境重重。霍利斯的樂觀之處在于,他強調混亂中的生命力。這里有一個鼓舞人心的悖論(與U形曲線相似):正是當我們感到最恐懼或最缺乏許可之時,往往能找到通向意義的最大空間。前半生我們必然受制于某種支離破碎的神話體系,接下來就要“另尋鼓點而行”了。霍利斯開辟“中年之路”,以期走出人的困境。
只要感到不適,中年就算開始了。“中年之路”的源頭是孩童時開始形成的臨時人格,它與本能自我的沖突會顯現在親密關系中,釀成自內而外的情感風暴,或對危機和損失作出爆發性反應。我們尋求的療愈,其實是種覺知,中年是人生中覺知的時刻,發現包裹自身的以及人際關系中的復雜謎團。霍利斯相信人人值得經歷一次深刻的治療性相遇,為了讓生命更富趣味。他引入了“自性”這一有用的虛構,它是種超階現實,本質上是不可知的,但能自主表達自身。說到底,中年最大的問題是“認識你自己。”“自我不在于你‘是什么’,而在于你‘做什么’。自我始終在行動中顯現,而行動始終意味著關系。” 榮格堅持自我的多重性,而“自性”是一種“生成行動”而非“靜態存在”。這樣,“自性”從名詞變為動詞,“自性化”(也譯為“個體化”)以身體的、情感的、智性的方式,永遠尋求更進一步的表達。
“你想成為什么樣的人?”中年或許是這樣問自己最好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