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作家燕妮·埃彭貝克:當過去與未來相遇于當下,會發生什么?

燕妮·埃彭貝克
房子、信件、紙箱、檔案、舊家具、回形針,一本沒有被買走的家庭相冊——在德國當代作家燕妮·埃彭貝克的小說里,這些看似無關緊要的東西反復出現,它們保存著已經過去的時間,攜帶個體曾經生活于其中的痕跡,并在當下,顯現自己的身影。這種凝視消失的目光,與她對過往記憶碎片所擁有的歷史拾荒者般的興趣,讓埃彭貝克的寫作成為一場關于消散與留存的藝術。整個20世紀的文化歷史與真實個體命運,交雜在時間編織的經緯中。
英國當代文學評論家詹姆斯·伍德把埃彭貝克的作品列入自己最喜愛的書單,稱她是“這一代最杰出、最重要的德語小說家”,《紐約時報》也稱贊她為“當代最成熟、最具力量的小說家之一”。2024年,憑借其出版于2021年的小說《凱羅斯》的英譯本,埃彭貝克獲得了該年度的國際布克獎,成為歷史上首位獲得該獎的德國作家。隨著這一獎項的頒發,她的作品也進入了更多中國讀者的視野。在剛剛過去的九月,受德國大使館與理想國的邀請,燕妮·埃彭貝克來到中國,參加系列公開活動,與她在這里的眾多讀者會面、交談,分享寫作理念與閱讀感悟。
文學開端與小說首作
1967年,埃彭貝克生于東柏林,成長于一個文學氛圍濃厚的家庭。祖父母都是著名的劇作家,父親約翰·埃彭貝克兼具物理學家、哲學家與小說家的身份,母親多麗絲·基利亞斯則是一位阿拉伯語翻譯家。這樣的家庭背景為她早年的閱讀與藝術興趣提供了豐富的資源。高中畢業后,她先接受了裝幀工職業培訓,隨后進入洪堡大學學習戲劇學,之后又轉向音樂劇導演專業。
埃彭貝克將文學的想象力與筆力的源頭,回溯至自己閱讀到的一切文學資源中。閱讀發生在日常生活的各個縫隙里:在出發上學前的幾分鐘、去學校的公交車上,甚至在系鞋帶的時候,在上課時的桌洞里悄悄進行。最初吸引她的是德國、北歐與阿拉伯童話:會帶她飛往奇異島嶼的大鳥,肚子里裝滿石頭、沉落井底卻依然活著的狼,山魯佐德講述的《一千零一夜》,這些形象與場景簇擁著彼此走進她早年的幻想世界。后來,她開始閱讀其他書籍,作品中對歌德、席勒等文本信手拈來、恰到好處的引用句段,大概也受益于她孩童時期便展現出的磅礴的閱讀興趣。
1995年,埃彭貝克在演講中說,她告別了機械打字機,買下第一臺電腦,在那上面完成了自己的首篇小說《老孩子的故事》。這個故事一經出版便備受贊譽,文壇好評如潮水般涌來。次年,她執導的戲劇《貓有七條命》在奧地利格拉茨首次公演,同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老孩子的故事》源于埃彭貝克祖母的一段真實經歷:祖母曾與一名自稱14歲的女孩通信,前去探望她時,卻從醫生那里得知對方是位三十多歲的女性。埃彭貝克在這個真實事件的基礎上融入了自己的調查與體驗,她扮成女孩進入柏林一所高中就讀,參與他們的課堂學習,一個月里未被識破。小說就講述了自稱十四歲卻不記得自己的姓名和身世的女孩被當地警察送至兒童之家前后的故事。她體格笨拙,與周圍的孩子都格格不入,似乎有意接受自己在集體中最低微的位置,一步步讓渡自己的權益,逃避競爭、責任與成長。隨著故事推進,女孩的身體逐漸發生變化,她的真實年齡也隨之顯露。然而,她為何試圖退回童年、偽裝成孩子,始終沒有得到明確的解釋。小說沒有為這一離奇的個體經歷提供一個簡單的答案,而是將年齡、身份、社會秩序與主體性選擇之間的關系留給讀者思考。
在這部首作中,秘密與真相、語言與權力、個體與社會規訓等問題以及對他者視角的關懷與背負已經初見端倪,并在她后來的《凱羅斯》《文字之書》和《時世逝》中以不同的形式得到展開。
《客鄉》:流動的時間與留存的物
消失,關于一切終將消散的概念是埃彭貝克寫作始終圍繞的核心問題之一——置身時間之流中,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化本身。2009年出版的散文集《消失中的事物》便將目光投向日常生活中那些在時間流逝中逐漸消失的事物。“Vanitas”(虛空)是歐洲中世紀的顯題,藝術家們借此表達世俗的人類活動終究無法抵抗時間與消散的命運的理念。埃彭貝克對于消失與時間的關注,既在某種程度上延續著這一母題,也呈現出不同的時代氣質。她筆法冷靜克制,如手術刀般剖開時間的沉積層,把這個斷面不加掩飾地呈現給讀者看。一切“采摘今日”“把握今朝”的道德勸誡意蘊都被懸置一旁,與之相比,她更關心另一個問題:當不同的時間層彼此重疊,當過去與未來相遇、歷史顯現于當下時,會發生什么?
《客鄉》的開篇引用了19世紀德國劇作家格奧爾格·畢希納戲劇《沃伊采克》中的一句臺詞“由于時間漫長而歲月古老,許多人可以佇立在同一個地方,一個接一個地”,作為《客鄉》所講述的整個故事的草蛇灰線。小說題目“Heimsuchung”可以拆分為“家”和“尋找”兩個部分,合寫后又獲得了另外的含義,意為“侵襲”“侵擾”。借助這個詞語的雙重性,埃彭貝克既指向了置身于故事中的主人與房子間的紐結、他們對于歸屬的尋找與永恒別離,也在宏觀層面上,指向整個20世紀充滿暴力與波折的動蕩歷史。房屋,既是它的見證者,也是它借以如幽靈般回返、重訪當下的介質。
這部小說中,一座房屋及其周圍的土地成為敘事的中心。不同的人曾經在那里生活,但他們的生活并不都能以同樣的方式留存下來。房屋、土地與物件延續著某種物質存在,而曾經居住其中的人卻可能已經離開、被驅逐或從公共記憶中消失,時間對人類活動并不投以任意的同情。于是房子成為湖岸邊堅固不動的矗立者,園丁伴隨著房子在同一處老去,地產的主人不斷經歷著更替,堅固之物與流變之物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了這部小說關于時間的敘事。
《時世逝》:把目光移向別處
埃彭貝克并非純粹家宅的書寫者,在寫作中,她尤其關注整個20世紀的文化歷史,以及真實個體的際遇與命運。戰爭時期和當代社會的難民生活都進入了她的寫作視野。在中國一行接受訪談時,埃彭貝克曾用一個例子這樣總結她的寫作觀:“當我在電視上看音樂會的時候,我常常希望,鏡頭不要總是在雙簧管開始演奏的那一刻就立刻切給雙簧管手,而是去拍一拍別人,比如第四圓號手,他正在那里等待,等著下一次輪到自己演奏。”“移向別處的目光”是《時世逝》的溫柔寫照,也體現在《客鄉》題獻的猶太名字“多麗絲·開普蘭”中。小說中“女孩”這章的結尾處,她用克制冷靜卻深邃入骨的筆法,描寫這一個體如何在她被奪去命運的時刻,伴隨著所有她曾掌握的鋼琴技巧、抓住鰲蝦的手勢、基本的航行要點以及這個名字本身,都被收回了,重歸無限虛妄的混沌。在這個時刻,寫作是用以反思、記憶與留存的方式。
埃彭貝克在寫作中常為弱者發聲。《時逝世》里剛剛退休的古典語文學教授理查德終于獲得了閑暇與自由,而柏林亞歷山大廣場上的難民,由于自身經歷與居留法文字規定上的出入,被遣返或者遭遇其他的阻塞。理查德反思這一切,關注著難民的生活,甚至為其中一個人買下非洲的地產,解決他遠在地中海那端整個家庭的生存與溫飽問題。在自己的時間之外,理查德嘗試盡可能地看到他人的時間,理解他人的生命,讓他人也“擁有時間”。在小說的寫作者看來,沒有哪一種時間、記憶或生活天然擁有優先權,一個人的真實不會抵消另一個人的真實,一種敘事并不會抵消另一種敘事,歷史的講述者角色,也并不被預先分配給哪個特定的人群。這種非中心主義的理念以及對他者的關懷,對身旁世界中其他生命的平行注視,塑造著她作品里如托卡爾丘克所言那般的“溫柔的講述者”。
當我們沉浸于日常生活、勞作與休憩的線性向前的時間節奏里,埃彭貝克像是一位設法用文字讓時間顯現形跡的魔術師,讓它在一個物件、一個詞語或一個碎片上,突然變得形跡可見,并持續探索著,宏大的歷史如何進入個人生活,又如何在歷史的敘述中被遮蔽。
《凱羅斯》:社會歷史與私人生命
埃彭貝克有著迷人的時間觀,在這一點上,她文字的魅力無需贅言,小說《凱羅斯》的標題便是她為讀者留在題面的題眼。故事講述了上世紀80年代中期發生在東柏林的一段私人愛情故事——19歲的卡塔琳娜與53歲的作家漢斯從最初的相遇,到二人關系漸漸滑入互相折磨的淵藪的整個過程。埃彭貝克在這本書的交流活動中分享道,每當她看到電影和電視劇中上演大團圓結尾,都會禁不住想要了解結局之后發生的事情,事物如何在“頂點”之后繼續前行。《凱羅斯》所關注的,正是幸福的開端之后發生的事情,一段最初看似美好而確定的關系,如何隨著時間推移逐漸顯露出失控的跡象,并最終走向瓦解。
在古希臘神話中,凱羅斯是與克羅諾斯相比而言更小的神。后者是均質、線性的時間之神,前者則代表著一個幸運的時機,這時機總是轉瞬即逝,并且會改變整個命運,誰掌握了時機,便同時掌握了幸福,凱羅斯便可以理解為“最幸福的時刻”。對卡塔琳娜和漢斯而言,相遇與陷入愛河的開端就是這樣一個時刻,凱羅斯轉動二人命運、使之相交、達到幸福頂點,在這之后的一切,如同失重列車般跌撞直下。深陷在愛欲關系中、身處弱勢方的卡塔琳娜,難以找到合適的時機全身而退。這種私人愛欲與權力控制的復雜糾纏,是埃彭貝克通過書中細密而令人窒息的書寫傳達給讀者的思考主題。
埃彭貝克擅長于在家庭這個人際關系的最小單位中,識別時代與宏大歷史的軌跡。《客鄉》從一座房子和他的園丁的視角,見證魏瑪共和國至兩德統一期間的歷史,小說《白日盡頭》則講述了一個女性四次殞命,四次被小說家上帝糾正命運,引領至下個人生階段并走過完整一生的故事,借助單個人物,串聯起20世紀歷史的百年一瞬。詹姆斯·伍德夸贊她的語言有種“古典的克制”。讀者也可以從這幾本書中,窺見其天才般的精巧。
寫作前,埃彭貝克會花費大量的精力在查找資料、翻閱檔案、積累筆記上,以還原歷史事實。《凱羅斯》中的卡塔琳娜在序章與終曲中,就像埃彭貝克所說的寫作前的她,坐在幾個文件箱、幾十萬字的檔案前,忠誠與背叛,正確與謬誤,真實與謊言等,全部都擠在一起,時間線性流逝的生命體驗呈現出具有物質性的厚度,攤放在她的眼前。讀者翻開《凱羅斯》,就像開頭的卡塔琳娜翻開漢斯的檔案匣,打開箱子,進入時間。
埃彭貝克對歷史殘余與廢棄之物的關注,讓人聯想到本雅明筆下的歷史拾荒者:他從歷史的破布與碎片中打撈那些被忽略的經驗,并試圖在微小而孤立的瞬間里,發現整個歷史進程的“晶體”。埃彭貝克的寫作也延續著這種目光。她從檔案、物件與記憶的碎片出發,重新審視一個時代及其個人命運,抵抗那種將歷史整理得“光滑而毫無瑕疵的表面”,這種表面,如《凱羅斯》中所說,把人們對于一切正在消逝之物的思考推入遺忘之中。而那些被遺漏、被遮蔽、尚未得到解釋的部分,或許恰恰保留著我們重新接近歷史真相的可能。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