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另类又黄又爽的A片,秋霞影院午夜伦A片欧美,国产精品永久免费视频观看,一区二区成人午夜电影,巨乳的女同学高清观看,久久寂寞少妇成人内射,日韩性爱第一页,啊用力快点好深小柔

用戶登錄投稿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喬治·吉辛:我們這個時代的神經質者
來源:澎湃新聞 | 【美】薇薇安·戈爾尼克 白瑞霞/譯  2026年11月03日09:58

本文出自美國批評家和散文作家薇薇安·戈爾尼克(Vivian Gornick)的文化批評集《我生命中的男人》(The Men in My Life,中文版即將推出)。喬治·吉辛(George Gissing)是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末期重要的現實主義作家,曾與托馬斯·哈代、喬治·梅瑞狄斯齊名。但相比于哈代和梅瑞狄斯,喬治·吉辛一直處于被埋沒的狀態,中國大陸讀者對他的認識多來自于其相對不那么重要的作品《四季隨筆》。吉辛也是對薇薇安·戈爾尼克產生過重要影響的作家,戈爾尼克的當紅作品《怪女人和一座城》(簡體中文版2025年5月由后浪出版)正是借用了喬治·吉辛的代表作《怪女人》。在戈爾尼克看來,在《怪女人》中,“我能夠清楚地看見、聽見書中的人物,仿佛她們與他們就是我的日常熟人”,她在這些“怪女人”身上認出了自己。“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幾乎每隔五十年,女性主義者便被賦予一個新的稱謂,諸如‘新女性’‘自由女性’‘解放的女性’。然而,唯有吉辛的命名一語中的:我們是‘怪女人’。”

喬治·吉辛:我們這個時代的神經質者

喬治·吉辛(1857年11月22日-1903年12月28日)

在十九世紀英國的都市小說家中,喬治·吉辛無疑是最具神經質(此處并非指臨床意義上的神經癥或日常語境中的性格缺陷,而是指一種對現實高度敏感,無法與社會結構自然和解,因而將沖突持續內化并持續反思的精神狀態)氣質的重要作家之一。受損的自我迫使他退入一處由自身構筑的孤絕之境。然而,正是這種孤絕,悖論般地孕育出具有高度社會洞察力的文學作品,其內在動力源自一種異常敏銳的心理洞察。也正是在這里,文學向寫作者報以回饋:作者個人所承受的精神折磨與現實世界之間形成了近乎嚴絲合縫的對應,而這個世界又樂于映照并放大他那受困的靈魂。吉辛的二十二部小說,幾乎無一例外地以維多利亞時代等級制度所制造的苦難為背景,講述著那些富有才智與性情的個人,在既無金錢亦無人脈的現實中所遭遇的不幸。這些作品始終流露出一種根深蒂固的憂郁:主人公執拗地維系著貫穿其一生的匱乏感。幾乎沒有哪一位作家能像吉辛這樣反復而富有成效地沉思一種制度的失敗,正是這種制度,一再將有才華的男女推向情感上的無能,并最終加深了其精神上的孤立。我們認識他們,仿佛他們正對著我們開口說話。他們那憤怒而強烈的投射,與我們自身的經驗彼此呼應,提醒著我們:在神經質與現實之間,存在著異常親密的關聯。

《生于流放》(Born in Exile,1892)是喬治·吉辛最具自傳意味的一部小說。在這部作品中,他幾乎已經承認:主人公的失敗不能完全歸咎于“制度”本身。三十歲的戈德溫·皮克窮困潦倒,卻深信自己才智出眾。他獨居于一間出租屋內,懷抱著近乎厭世的憤懣。他認定自己之所以變得如此尖刻、與社會格格不入,是因為身處的社會拒絕給予他任何成功的機會。然而,小說所揭示的恰恰是另一層真相:正是他的尖刻,使他無法贏得那些原本可以助他一臂之力的人的信任與好感。一次,在埃克塞特度假期間,戈德溫結識了一位舊日同學的家人。這家人家境殷實、立場保守,同學的父親略具詩人氣質,急切地試圖在宗教信仰與新近的科學發現之間尋求某種調和——這正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時代主題。他被這家人,尤其是家中的女兒深深吸引。于是,他謊稱自己正準備投身神職工作,并聲稱此舉就是為了實現與同學的父親一樣的調和。當然,他在撒謊,在朋友眼中,他一向是一個極端輕蔑宗教的無神論者。然而,由于過度渴望被周遭的世界接納,他為自己的欺瞞賦予了某種道德上的正當性。結果,謊言敗露,名譽掃地。盡管他與那位姑娘彼此相愛,但這段婚姻意味著她必須與自己所熟知的一切徹底決裂,因此她沒有接受。戈德溫隨后出國,試圖重新恢復自己的精神平衡,卻最終在維也納“恰到好處地”死去。

喬治·吉辛:我們這個時代的神經質者

《生于流放》1892年初版扉頁

這部小說的力量,正體現在主人公對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系所展開的那種高度精細的、近乎執念的持續探究之中。在惶恐不安中,戈德溫·皮克反復糾纏于自身處境,在自我譴責與自我辯護之間來回搖擺。隨著情感層面的推理逐漸澄明,他終于意識到:自己始終是在一種內在力量的驅使下,走向自我瓦解。臨近結尾時,他向那位品性高尚、自己曾贏得卻又最終失去的女性坦陳道:

我最強烈的情感,似乎總是卷入反抗之中。即使偶爾生出一絲溫柔,隨之而來的也必定是成百上千種激烈怨恨、翻涌不息的情緒。對我而言,在日常交往中顯得溫和、面帶笑意,始終需要付出刻意的努力。我不得不一再扮演這樣的角色,而正是這種日漸熟練的扮演,使我在真正被溫情觸動時,反而無法不對自己心生懷疑。

至此,我們已觸及問題的核心。對戈德溫·皮克而言,通往世界的代價,是一種內在的流放,一種不斷滋養懷疑與猜忌的生存狀態。即便他偶爾得以被體面社會所接納,那也只是因為那個社會從未真正看清他是誰、究竟是什么,它所接納的,不過是一種暫時成立的幻象。而這種幻象注定難以維系,終將被打破,甚至在必要之時,會由主人公親手將其摧毀。

正是對無從逃避的局外人處境的執著——它源自內心,又被外部世界不斷強化——構成了真正屬于吉辛的寫作疆域。他對這一內在處境的認知與理解,已然深入骨髓;也唯有在完全進入那個自認為天生便是局外人的內心時,他的寫作才顯現出卓爾不凡的力量。人們常認為他多少帶有點社會主義色彩,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被歸入女性主義者之列,仿佛他意在為等級制度所造成的社會不公發聲;事實上,他既非前者,亦非后者。他蔑視工人階級(認為其由野蠻人構成),輕賤女性(視其天性低劣),并憎惡民主(不過是烏合之眾的統治)。他唯一真正關心的,是他所理解的,在社會中沿襲已久的,對那些“注定無法融入常規社會的異質精神”的埋葬。“反對”就是他的立場。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完全能夠與同時代、同地域的其他偉大小說家相提并論。無論是托馬斯·哈代、亨利·詹姆斯,還是喬治·艾略特,其政治性未必比吉辛的更加鮮明。他們同樣被一種景象牢牢吸引:在體面社會步調一致、冷漠而嚴整的運轉之中,個體的精神如何被一步步地消耗、摧毀。

喬治·吉辛:我們這個時代的神經質者

寫作中的喬治·吉辛

1857年,喬治·吉辛出生于英格蘭約克郡。父親是一名藥劑師,可惜英年早逝,致使妻子及五個孩子陷入了一種看似體面、實則拮據的貧困之中。

吉辛天資出眾,憑借獎學金入讀曼徹斯特的一所學院,前途一度光明,甚至有望獲得新的資助,前往倫敦大學繼續深造。在學院就讀期間,他表現優異,幾乎囊括了所有的獎項與榮譽,并逐漸意識到自己天生適合走一條學術之路。按理說,他的人生似乎已穩妥鋪就。然而,此時的吉辛卻顯露出一種致命的性格組合:驕傲與不安并存。正是這種組合,在其一生中不斷驅使著他走向自我毀滅。18歲那年,還在學院求學的吉辛開始在街頭游蕩,尋找性刺激。正是在那里,他結識并愛上了一個年輕妓女——內爾·哈里森(Nell Harrison)。吉辛將內爾以及她對他的依賴都極致浪漫化了。在臨近畢業時,他為了內爾偷一名同學的錢,結果被抓。他不僅被學院開除,還被判入獄一個月。正如《法國中尉的女人》中的那位法國中尉,吉辛等于將自己的一生與羞辱綁定。至此,他的人生軌跡已被鎖定。出獄后,吉辛被家人送往美國。他在那里待了一年,整日漫無目的地漂泊,寫下了最初的幾篇小說,也幾乎被一種后來將伴隨其一生的孤獨所吞沒。返回英格蘭后,吉辛再次尋找內爾·哈里森并且找到了她,出人意料地與之成婚。兩人婚后移居倫敦,住進了出租屋。吉辛一方面開始了艱難的寫作生涯,另一方面不得不適應一種揮之不去的羞辱感。在他看來,自己背負的污名已將他永久地排除在了體面社會之外。至于這段婚姻,它的結局幾乎不言自明:結合迅速演變為一場徹底的災難,兩人在幾年之內就分道揚鑣。

吉辛始終占據著一個被體面社會排除在外的位置。在其短暫的一生中(他僅活了46歲),他不斷向這樣一個位置逼近,而現實也從未缺席,始終在這一過程中持續配合、步步相逼。兩位感受力與氣質迥異的英國作家,都敏銳而準確地勾勒出了他的這一處境。

吉辛始終占據著一個被體面社會排除在外的位置。在其短暫的一生中,他不斷向這樣一個位置逼近,而現實也從未缺席,始終在這一過程中持續配合、步步相逼。

正如喬治·奧威爾所言,吉辛確實是在與“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那座籠罩在迷霧與煤氣燈之下的倫敦”對抗。那是一座“由酗酒的清教徒構成的城市,在那里,服飾、建筑與家具都丑陋不堪,一個工人階級的十口之家擠居一室,幾乎已成常態”。在這樣的環境中,“一位書卷氣十足、過度文明且迷戀古典文化的人,發現自己受困于一個天氣寒冷、煙霧彌漫的新教國家,在那里,沒有厚厚的金錢將自己與外部世界隔開,便絕無舒適可言”。

弗吉尼亞·伍爾夫則指出,到了1884年,吉辛的作品已經開始擁有市場,他也能夠以寫作為生了。不過,他還是執著地沉浸在那種糟糕的感受里:“貝克街的列車在窗下嘶嘶地噴著蒸汽,樓下的房客把他的房間熏得烏煙瘴氣,女房東的態度蠻橫無理,雜貨商拒絕送糖上門,他只得親自去取。濃霧灼燒著他的喉嚨,使他染上感冒,并且一連三個星期未與任何人有過只言片語。”

文學圈子里的人開始主動接近他,H.G.威爾斯甚至堅持要與他結交。然而,吉辛依舊將自身處境體驗為貧窮與孤獨,仿佛注定只能與——如果真要有人作伴的話——世上最不幸的人為伍。直到1890年,他仍在一封致一位熟人的信中寫道:“這就是我的命運:被上等人認識,卻只能與二等人,甚至三等、四等人交往。永將如此。”正是這種由自我制造的孤立,使他陷入了一種自覺無路可逃的困境。在給同一位熟人的另一封信中,他又寫道:“這種孤獨正在要我的命。我再也無法忍受了……我必須重新開始舊日的尋找,找一個還算體面的勞動婦女來與我同住。我窮得無法與門當戶對的人結婚,卻又無法獨自生活。”事實很快印證了他的設想:1888年,內爾在倫敦的一處貧民窟中獨自離世;此后,吉辛在街頭結識了一位女仆,并與之成婚。他的第二任妻子為他帶來了同樣堪稱災難的另一段婚姻,其結局甚至比第一段婚姻還要令他受辱。他的住所逐漸變成了戰場,任何他曾希望結識也理應進入他生活之中的人,都因為他的家而被拒之門外。

吉辛小說中最常出現的人物形象,幾乎都取材自他本人:一位品味高雅、具備文學修養,卻始終囊中羞澀的文人。經濟困境使他無望締結一段體面的婚姻,也無法建立一個足以邀請友人來訪的小家。于是,吉辛筆下的主人公注定會陷入孤獨與性匱乏之中。而正是這兩種狀態,共同將人物推入構成小說情節核心的復雜處境。在吉辛的作品里,無論故事發生在倫敦的窮苦人家,還是中產階層內部,他始終執著于探究一種內外交織的“瘴氣”:貧困、無名與受挫的感官經驗,如何層層逼近,最終將人物拖入其中。《新格拉布街》(1891)正是這樣一部作品:吉辛將自己親身經歷的,乃至僅憑想象便能抵達的一切屬于局外人的情緒,悉數投射并附著在了人物身上。

喬治·吉辛:我們這個時代的神經質者

《新格拉布街》(又譯作《新寒士街》),【英】喬治·吉辛/著 葉冬心/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小說的故事場景設定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倫敦那龐大而喧囂的寫作世界。登場的人物形形色色:記者、小說家、學者、書評人,以及那些以“編輯”為名、專為自費出版者服務的文痞。這里流行著一種近乎公開的共識:寫垃圾,你就會成功;寫真實,你就會失敗,而且是一敗涂地。幾乎沒有哪位寫作者,不會在吉辛對這一場景近乎寫實的描繪中感到震驚,甚至心生恐懼:只認市場、只問銷路的出版商;經營著狹隘小刊物的刻薄編輯;按重量生產,也按重量付酬的文學書;版稅與預付款制度所帶來的經濟之惡;以及無論身處邊緣還是已然成名都難以擺脫的、侵蝕靈魂的不安全感。幾乎不曾有人像喬治·吉辛這樣,在這部非凡的作品中,將這種生活描繪得如此徹底、如此清晰,又如此地近乎瘋狂。

《新格拉布街》中的兩位主要人物分別是埃德溫·里爾登與賈斯珀·米爾文。前者是一位因道德過度高尚而備受折磨的嚴肅小說家,也是吉辛的自我投射;后者則是一位市場嗅覺敏銳、前途看漲的文學記者。與他們相對應的兩位女性人物則是一對堂姐妹——瑪麗安·尤爾與艾米·尤爾。瑪麗安深思而敏感,艾米聰慧而淺薄。結局并無懸念:賈斯珀與艾米占據上風,埃德溫與瑪麗安走向沉淪。在這四人周圍則聚攏著一群次要人物,他們橫跨從卑劣到高貴的廣闊光譜。文中的對白尤為耀眼。盡管勝負早已注定——感性必然受挫,世故終將得勢——但作者通過大量的對話推進敘事,這些對話心理刻畫細膩,思想探討深刻,篇幅長得酣暢淋漓,整部作品讀起來頗為有趣。

然而,對讀者來說,最能彰顯喬治·吉辛心理洞察力的人物形象,并非他筆下挨餓的寫作者,又或者一無所有卻感受力異常敏銳的年輕男性,而是那些在他所處的時代開始自稱為“新女性”的女性。盡管幾乎違背自身意愿——他確實并不喜歡她們——吉辛仍對這一群體進行了近距離的審視,并由此發現:正是通過這些“怪女人”,他才能以最具同情也最具現實性的方式,呈現那種使自我喪失行動能力的內在分裂。這種分裂,正是這些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社會分類中被標注為“不被需要”的人所共同承受的內在經驗。這些“新女性”由此將他一生反復沉思的雙重困境具體化:作為天生的“局外人”,她們內心的動蕩進一步引發我們對有組織社會經驗本身所具的顛覆性提出更為激進的質疑。

我初讀喬治·吉辛的作品是在25年前。彼時,一位朋友向我力薦了《怪女人》這本書。此后數年,我幾乎每隔半年便會重讀一次。在現代語境中,關于女性的偉大小說其實早已由與吉辛同時代的男性作家寫就——短短20年間,相繼出現了《無名的裘德》(1893)、《一位女士的畫像》(1881)以及《十字路口的戴安娜》(1884)。這些作品洞察深刻,視野宏大;然而,真正與我發生最直接、最私密對話的,卻始終是吉辛的小說。在他的作品中,我能夠清楚地看見、聽見書中的人物,仿佛她們與他們就是我的日常熟人;而撕裂她們與他們的力量,我更是再熟悉不過。進一步而言,在這些“怪女人”身上,我認出了自己。自法國大革命以來,幾乎每隔五十年,女性主義者便被賦予一個新的稱謂,諸如“新女性”“自由女性”“解放的女性”。然而,唯有吉辛的命名一語中的:我們是“怪女人”。

幾乎每隔五十年,女性主義者便被賦予一個新的稱謂……然而,唯有吉辛的命名一語中的:我們是“怪女人”。

這本小說的故事背景設定在1887年的倫敦。瑪麗·巴富特是一位年過五十的淑女,經營著一家秘書學校,旨在為中產階級女性提供除學校老師或家庭女教師之外的職業出路。她的同事羅達·納恩年約三十,膚色黝黑,儀表出眾,才智過人,對她口中所謂的“愛情與婚姻的奴役”抱持著毫不妥協的公開蔑視;凡是為合法婚姻辯護的論點,她幾乎總能即刻予以反駁。與這兩人形成對照的,則是羅達少女時代的幾位朋友——馬登三姐妹。她們出身于鄉村醫生之家,父親去世后家道中落,幾近一無所有,人生前景黯淡,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年紀最小也最貌美的妹妹莫妮卡·馬登身上,看她能否締結一樁成功的婚姻。隨后登場的兩位男性分別是埃德蒙·威多森與埃維拉德·巴富特:前者是四十多歲的膽怯文員,剛剛繼承了一筆并不豐厚的遺產,在一個周日的下午于公園中結識了莫妮卡;后者則是瑪麗的堂弟,他為人聰明、家境富有且意志強硬,與羅達之間持續不斷的智性交鋒——亦是全書最精彩之處——逐漸使雙方摩擦出愛欲的火花。正是圍繞這四位核心人物展開的故事情節,構成了喬治·吉辛在《怪女人》一書中以嫻熟的技巧、極度的耐心與深刻的理解所持續追蹤的敘事核心。

《怪女人》所追問的一個根本問題是:男性與女性應當如何成為自己,又應當如何對待彼此?書中的兩對伴侶構成了鮮明對比:其中一對未曾接受過學校教育,缺乏思想訓練,社會地位卑微;而另一對則接受過良好教育,雄心勃勃,在社會等級中明顯占據更高的位置。然而,面對這一問題,四人都懷抱著一種生活從不予以寬容的天真。莫妮卡·馬登最后嫁給了埃德蒙·威多森,但她很快就會明白:選擇一個狹隘而怯懦的男人,足以讓婚姻淪為一種牢獄式的判決。羅達·納恩與埃維拉德·巴富特則未能成婚——他向她提出了一種自由結合的設想,而她卻始終無法完全信任他,也缺乏承擔這一選擇所需要的自信。最終,所有人都必須以慘痛的代價換取人生經驗,在一次次的挫敗中,為自身的天真付出學費。

對埃德蒙·威多森而言——他急于擺脫自身寒酸且孤立的處境——婚姻意味著一份介于仁慈的主人與順從的從屬者之間、帶有道德提升意味的契約;在他的觀念中,平等的伴侶關系根本無從想象。對莫妮卡·馬登來說,婚姻則是一種經由精密計算的希望——以體面的方式走出家境貧寒的處境,換取最低限度的安穩與保障。婚后不久,威多森便因莫妮卡哪怕極其有限的獨立表達而感到受辱,逐漸走向了專斷;莫妮卡也隨之意識到,自己不過是一只被安置在鍍金牢籠中的金絲雀,絕望由此而生。他們的處境本身構成了一種純粹的悲愴:“她所要求的,不過是被信任;然而這一點,盡管一切條件皆已具備,卻始終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圍。對任何一個女人,他都不可能給予完全的信任。他將女性視為天生需要被教導……無法臻于成熟……始終不完滿、且極易被誤導的存在。”

另一邊,羅達·納恩與埃維拉德·巴富特一開始雄心勃勃,試圖進入一個由“新”女性與“新”男性共同構成的世界,并自認正在探索一種真正的兩性伙伴關系。可惜直到最后,他們并沒有比莫妮卡與威多森走得更遠。他們所經歷的,是一段在自我認識中“進兩步、退一步”的旅程。正是這種進退相抵,解釋了人的內在變化——無論在社會層面,還是情感層面——為何只能以近乎蝸行的速度向前推進。

埃維拉德·巴富特的才智使其確信,自己在婚姻中所追求的是一種同伴式的結合。對他而言,這“必須意味著……充滿活力的心智之間的相互激發。激情——是的,至少在最初階段,激情不可或缺。但無論一個女人在其他方面如何,她都必須擁有頭腦,并且具備運用它的能力……才智,是他提出的首要條件”。然而,與這一理想并行的,是同樣強烈,甚至更為強烈的支配欲。在享受羅達·納恩的才智所帶來的快感之余,他的思緒不免滑向另一種想象:與她進行“一場意志較量,將會是何等合他胃口的消遣……激怒羅達,再以力量制服她,壓倒她的感官,看著她修長的睫毛覆上那雙富于表達的眼睛”……

至于羅達·納恩,她堅信女性首先必須成為“理性且負責任的個體”,并因此反復以一種帶有防御意味的直率來申明自己的立場。而正是這種直率,反而暴露出她在情感處理上的欠缺與無知。當埃維拉德·巴富特揶揄她那驕傲而嚴厲的態度時,說她“也許對人性的軟弱思慮太少”,她冷冷地回應道:“人性的軟弱是一種被過度濫用的托辭,而且往往出于私利。”這一回答既令巴富特激賞,又不免引出一絲笑意;而正是這笑意,使羅達心生不安,語氣隨即變得生硬:“巴富特先生,我已經受夠了。如果你是在施展你的諷刺才能,我寧愿你另找對象。請允許我自行離開。”

事實上,這樣的交鋒讓兩個人都感到興奮。他們彼此之間的吸引,源自一種張力最強也最令人疲憊的兩性對抗的經典形態:它缺乏溫柔與同情,既令人著迷,又令人退避;它持續消耗彼此的神經,使雙方在自我分裂與自我凝視中不斷地自我消耗。一年之后,在經歷了多次令人難忘的對話之后,當巴富特對羅達的感情已明顯加深時,他卻仍在搖擺不定。他承認,自己正“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愛著她,卻仍保留著最初追求她時的那種心態;因此,除非得到她無條件的屈服,否則便無法感到滿足”。與此同時,羅達的心態也在悄然發生變化。她的感官在生命中第一次被真正喚醒,卻迅速失去了以往咄咄逼人的確定感。她清楚地意識到,自己被巴富特深深吸引;然而,一想到必須要向欲望讓步時,她又心生焦慮。自此,她的日常生活開始與惶惑不安形影相隨。

歸根結底,無論四人之間消耗了多少言辭,結局卻并不復雜:男性敗給了自己的支配欲,女性則敗于自我懷疑。莫妮卡與威多森墜入了真正的災難;巴富特退回到一段因循常規的傳統婚姻;羅達則走向了無性的獨立。唯有在極其短暫的瞬間,他們每個人身上的某一部分,都曾嘗試邁出那一步,去承受建立一種“新式”結合所不可避免的艱難與掙扎。可惜很快,他們便各自退回到精神世界中的某個既定位置——在那里,放棄努力重新成為一種可以接受的選項。正是憑借對這一完整經驗的冷靜追蹤,以及由此展現出的智識深度與寫作技藝,喬治·吉辛得以穩固地躋身于現實主義小說向現代主義小說過渡的關鍵作家之列。

喬治·吉辛:我們這個時代的神經質者

《怪女人》,【英】喬治·吉辛/著 杜星蘋/譯,金城出版社·棧山SurgeMinds,2026年9月版

對我來說,全書最具吸引力的部分始終是追隨羅達·納恩的軌跡,看她的論辯與情感如何同時升溫,并逐步顯露出她無法承受二者正面沖突所引發的后果。正是這種困惑,使她顯得真實可信。哈代筆下的蘇·布萊德赫德、詹姆斯的伊莎貝爾·阿徹、梅瑞狄斯的戴安娜,都是經典的女性人物形象,她們同樣充滿困惑。但唯有在羅達身上,我能清楚地看見自己,看見我這一代人。沒有哪位作家能像吉辛這樣,通過讓羅達經歷一系列我們再熟悉不過的路徑,精準地捕捉到我們身上的聰慧、焦慮與虛張聲勢的演進步伐。試想——對此,我真是再熟悉不過——當她在冷峻而高漲的激情中宣告:愛情中的平等?我寧可放棄!孩子與母職?并非必需!社會的非議?不足為慮!在羅達熾烈的修辭與血肉現實所提出的要求之間,橫亙著一片尚未經受檢驗的信念地帶。同羅達一樣,我們也曾輕易而憤然地拒絕一切,高聲喊道:“全都見鬼去吧!”然而,當不可控制的情感力量開始侵蝕這些反叛性的簡化判斷時,隨之而來的教訓又是何其嚴厲。隨著羅達一步步、不可逆轉地走向那個令她自我失守的時刻,她逐漸成為理論與實踐之間裂隙的具體化身。也正是在這里,我們中的許多人一次又一次地看見了自己。

盡管羅達·納恩在理智上與埃維拉德·巴富特意見一致,認定正式的婚姻有損精神的完整性,但當他真正提出建立一種不受法律約束的同居關系時,她卻出乎意料地退縮了。羅達發現,自己對這一選擇可能帶來的后果懷有深切的恐懼,因為一旦遭到背棄,嫉妒與被遺棄的感受必將吞沒她,使她墜入難以承受的境地。她隨即意識到,自己對巴富特的信任,并不比威多森對莫妮卡的信任來得更為充分。事實上,她不信任的并非他人,而是她自己——那個她尚無法依賴,也懼怕終將背叛自己的自我,只是這一點她并未完全看清。對她而言,清楚可見的只有一件事:一旦依照巴富特的設想去生活,她所承擔的風險,便是有可能淪為一個自取其辱的女人,而那扇通向社會接納的大門,也會因此徹底地在她面前關閉。

在這個拉扯的過程中,巴富特反而樂在其中。他步步緊逼,將羅達逼至退無可退的境地。于是,兩人約定,以“一次山間徒步”來徹底厘清彼此的處境。的確,正如《歡樂之家》中莉莉·巴特與勞倫斯·塞爾登的那次散步一樣,這趟行程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隨著山徑將羅達與巴富特引向更高處,他們彼此相伴時那種熟悉的愉悅感再次滋長,希望與欲望被重新點燃。然而,行程愈久——他們一路上交談不休——情感也隨之變得愈加復雜。幾乎不可避免地,任何一方流露出的某種感受或立場,都會在對方那里引發不快或疏離。在下山途中,最初的溫情與建立信任的意愿,逐漸被疑慮與自我防衛所取代;一種關于自尊受辱、情感受傷的意識開始蔓延。這一天最終以兩人互許承諾而告終。然而,在不到24小時的時間里,這一約定便宣告瓦解。他們帶著勉強而敷衍的修復之辭分道揚鑣;而我們清楚地知道,兩人的分離早已不可避免。

對埃維拉德·巴富特而言,這段經歷中的希望與破滅,不過是一場有節奏起伏的消遣。當退回到那個足以重新確認其社會位置的世界時,他更多地感到如釋重負,而非惋惜。對羅達·納恩來說,這一插曲卻構成了一次切實的失敗,其影響直指她的人生。她被迫清醒地意識到:那種寄望于男女只要具備足夠理性便能夠建立平等伙伴關系的設想,本質上是一種烏托邦。她也因此看清,這一愿景是如何輕易地被自身內部的分裂與沖突所瓦解的。羅達真正需要的,其實是一種由內而外的自我加固——唯有那些愿意為一塊情感的立足之地反復作戰,并在失去之后又一次次重新奪回它的人,才能最終將其穩固下來。

在我看來,羅達·納恩是喬治·吉辛筆下最能清晰映照作者自身的一位主人公,至少,她被賦予的是一種最不具戲劇性的命運。在小說結尾,她既非失敗者,也非勝利者,而是獲得了一種面對現實的沉靜。她失去了那種曾令她振奮并賦予她活力的天真,而由此換來的孤獨才剛剛開始。然而,正是在這一刻,她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看見了這個世界,也更清楚地看見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她站在了經驗真正的起點上。吉辛讓他的“怪女人”停駐于這一刻,而這正是這部作品最深遠也最克制的成就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