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下暴力的隱身衣:哥倫比亞當代文學札記
“影響”與“經典”:“加西亞·馬爾克斯之后”的哥倫比亞作家
“當許多年過去,胡里奧·拉韋德回想當初那個不祥的日子,他首先談起的依然會是國旗。他會記得父親帶著他從家中一直步行到圣安娜鎮的戰神廣場,而那個年代的圣安娜與其說是市鎮,倒不如說是遠離城市的一片曠野。”(谷佳維譯,202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
這段致敬《百年孤獨》的文字出自哥倫比亞當代作家胡安·加夫列爾·巴斯克斯《墜物之聲》(2011)。小說中里卡多的祖父——秘魯戰爭中的空軍戰斗英雄拉韋德上尉——帶著兒子胡里奧去看慶祝波哥大建城400周年飛行演習。讀至此處,從表面上看,里卡多的空軍世家似乎注定走向布恩迪亞家族的宿命。事實上在這部小說中作者不只一次與文學前輩加西亞·馬爾克斯(下文簡稱“加博”)展開對話。但讀者很快就會發現,這里既沒有魔幻,也沒有循環與輪回,更沒有羊皮紙上的預言,有的只是失序、破碎、斷裂,以及一段在報紙、照片、錄音帶和信件的迷霧中艱難拼合出來的模糊記憶。拉韋德家族的“飛行夢”曾在祖父的榮光照耀下攀升,最終卻在孫輩的毒品貿易中墜落。1938年圣安娜飛行事故炸傷小胡里奧;里卡多卷入大麻與古柯膏販運;1995年里卡多的妻子伊萊恩在美航965空難中喪生。小說中這一連串改寫家族命運的重大事故,并非封閉于地區或家庭內部空間的變故,而是與周遭人物命運緊密交織的集體經驗。巴斯克斯所講述的是一段去神話化的、表面離散而內在關聯的歷史,回憶者唯有小心翼翼地貼近、觸碰、縫合那些為眾人遺忘的細枝末節,最終方能拼出一幅后埃斯科瓦爾時代(1993年哥倫比亞大毒梟巴勃羅·埃斯科瓦爾被擊斃)波哥大的城市圖景。

胡安·加夫列爾·巴斯克斯及《墜物之聲》中譯本
正如拉美文學研究學者布蘭特利·尼科爾森在《美學邊界:全球化浪潮中的哥倫比亞文學》一書中所說,費爾南多·巴列霍、豪爾赫·佛朗哥、馬里奧·門多薩等“加西亞·馬爾克斯之后”(after García Márquez)的作家,既繼承了“暴力小說”(詳見下文)的文學遺產,又著實受到加博的影響。此處,“影響”自是一體兩面:它既指向文本層面的致敬與互文,也包含美學上的突破與交鋒。后者尤以費爾南多·巴列霍為代表,其作品大膽展露都市空間的殘酷現實與真實人性,挑戰魔幻現實主義的審美范式,意在引領世界讀者走出那個被視為哥倫比亞之提喻的魔幻小鎮——“純凈無垢、充滿靈性的閉塞之地”。加博之后新一代哥倫比亞作家試圖帶領我們暫別這座文學小鎮,邀請讀者翻開城市小說,了解暴力與毒品陰影下波哥大、麥德林和卡利的街頭巷尾、家庭生活和日?;顒印募硬┑桨退箍怂?,尼科爾森勾畫出哥倫比亞文學傳統的發展軌跡,即“正典”與“新興”兩種面向的更替:前者象征著早期全球化浪潮中的詩學探索;后者則開創了“民族重構文學”——這類作品旨在“對抗過去半個世紀以來文學中的陳詞濫調”。

阿巴德·法喬林塞及《我們終將成為遺忘》中譯本
加博毋庸置疑是一個不會枯竭的經典作家,深刻影響了后輩創作者的美學觀。不過,如何平衡擺脫“影響”與致敬“經典”之間的張力,該問題既牽動著當代作家對創作傳統與民族身份的血緣般的復雜情感,也映照出他們在抵抗影響焦慮、拓展文學表達可能性的過程中所進行的求索。??送小ぐ偷隆し▎塘秩澴u加博為“文字的彌達斯國王”,稱其擁有將一無所有的小鎮變成馬孔多的語言魔力;不過他也坦言“魔幻現實主義有太多糟糕的模仿者”;所幸的是,哥倫比亞當代作家重新認識這位前輩的“影響”,不再需要通過模仿或反叛來自我確認,而是真正將他奉為一位“文學經典”。同樣地,巴斯克斯曾說,加博于他而言更像是“文學經典”,而非直接影響其創作方式的作家;在他看來“文學是一場對抗陳詞濫調的戰爭”,而魔幻現實主義“模仿者”的缺失恰恰在于沒有創造出自己的美學與原創性的世界觀。時至今日,過往的盛譽與禮贊仍不可避免地回響在讀者與評論家對哥倫比亞當代小說的接受中,只是那股難以掙脫的“對比慣性”,并不總能催生新穎的洞見。尼科爾森提到,倫敦《獨立報》和《衛報》的書評不由自主地將阿巴德·法喬林塞《我們終將成為遺忘》(2006)與加博《一樁事先張揚的兇殺案》(1981)相提并論,“盡管后者與阿巴德·法喬林塞的作品毫無關聯”。
放肆的罪與隱形的惡:暴力敘事與回憶者的自我重塑
1946—1964年哥倫比亞爆發了自由黨與保守黨之間的大規模武裝沖突,造成了大量孤兒和流離失所的人,保守估計死亡人數超過二十萬人,該時期被稱為“暴力時期”(La Violencia,關于起止時間學界存在不同說法)。在哥倫比亞文學史中,這些以“暴力時期”為歷史背景與敘事內核、反映這一時期政治暴力之恐怖的作品被統稱為“暴力小說”(novela de la Violencia)。我們所熟知的加博的《沒有人給他寫信的上?!罚?961)和《惡時辰》(1962)也被歸入這一類別。哥倫比亞文學研究學者奧斯卡·奧索里奧指出,“伴隨著‘暴力小說’的出現,哥倫比亞文學蔚為大觀,一個真正的文學傳統就此開啟?!彼€援引了加博于1960年發表的文章《哥倫比亞文學——一個民族的騙局》,進一步說明20世紀50年代以前哥倫比亞并不具備一種濃厚的文學傳統,遑論民族文學。不過奧索里奧特別指出,這并不意味著“暴力小說”這一體裁開創了本土文學傳統,應當說是加博、梅希亞·巴列霍、阿爾瓦雷斯·加德亞薩瓦爾等作家群體,憑借其創作整體,在該時期合力奠定了哥倫比亞的文學傳統。
1957—1958年簽訂并實施的兩黨聯合統治“民族陣線”協議結束黨派之間的直接沖突,帶來短暫和平時期。然而暴力活動在此后的半個世紀里從未真的消失。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民族解放軍、四月十九日運動等游擊隊,麥德林集團和卡利集團兩大販毒組織,以及右翼準軍事組織,三股勢力爭奪控制權,導致公共機構受到巨額財富和暴力威脅的腐蝕,普通民眾則生活在綁架、暗殺和爆炸等惡性事件的恐懼中。勞拉·雷斯特雷波的《陽光下的豹子》(Leopardo al sol, 1993)以巴拉甘和蒙薩爾韋兩個家族之間的血仇為敘事主線。該小說植根于真實歷史背景,即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哥倫比亞北部瓜希拉省的家族復仇;在此基礎上,作者融合了原住民瓦尤人的宇宙觀與《圣經》中該隱與亞伯的故事,以歷史與神話交織的手法,反思從七十年代末大麻繁榮期向九十年代初可卡因貿易過渡的販毒活動演化軌跡。阿巴德·法喬林塞的小說《我們終將成為遺忘》以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迫害為背景,作者滿懷愛與遺憾追憶父親埃克托·阿巴德·戈麥斯——一位受人尊敬的醫生、教師、專欄作家與自由黨政治家。作為人權捍衛者,他長期投入社會調研與貧民區救助工作,并在報刊上公開譴責社會問題,卻于1987年8月25日在麥德林遭右翼準軍事分子暗殺。阿巴德·法喬林塞的另一部小說《深谷幽城》(2003)將政治斗爭、暗殺和爆炸等極端事件濃縮于一座虛構城市安戈斯塔之中。小說雖未明確標示時間,但是以故鄉麥德林的地理風貌與準軍事組織等真實背景為敘事原型。

勞拉·雷斯特雷波《諸神》中譯本
販毒活動與政治腐敗讓空氣中彌漫著怨恨、報復、冷漠和孤獨的恐怖氛圍,久久不能散去。無數普通民眾的一生被“大寫的暴力”所裹挾,遺憾的是有些人選擇沉淪其中,不可遏制地滑入惡的深淵。在勞拉·雷斯特雷波的《諸神》(2018)中,“玩偶”虐殺小女孩“這樁罪行就像一面鏡子,它所映出的怪物是整個國家”,敘述者霍比的內心吶喊道“沒有寬恕,我知道沒有寬恕,我沒有期待那么多。我只求一份清澈的悲傷,作為我的安慰?!保ɡ钭咳鹤g,202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然而,往事既定,回憶又有何用?《墜物之聲》的敘述者安東尼奧起初對“回憶這項有害的活動”心懷抗拒,后來又執意厘清拉韋德之死的前因后果,以曾經不以為意的細節為絲線,在歷史迷霧中穿針引線,對出生于七十年代早期的同代人的集體記憶進行一輪重構。“現在的我以當年并不具備的體諒去追憶”,安東尼奧在重述創傷經歷的過程中增添了和解、體諒、疏解與坦白。這些新的視角誠然不會改變事實本身,但足以重塑回憶者對自我與他人的認識。和解不等同于原諒與遺忘,只是暴力敘事未必總是黑白兩色?!段以诿孛苌L》(2012)收錄了艾瑪·雷耶斯自1969年起致友人的23封信函,追憶童年舊事。難能可貴的是,面對上世紀三十年代的社會歧視和傷害,作者選擇擱置怨恨,以天真童心和懷舊之情感染讀者。在這些小說中,暴力事件被清晰聚焦,與童年趣聞和家庭溫情的柔焦效果相調配,營造出視覺層次分明、情感體驗立體的景深效果。
除了政治和社會暴力所帶來的集體創傷,親密關系中隱形的權力關系和情感暴力也是當代作家的創作主題。在皮拉爾·金塔納的短篇小說《雌犬》(收錄在同名短篇小說集,2017)中,達瑪麗斯對母狗的感情經歷了從愛到恨的極端轉變,最終她在沖動之下用繩子勒死母狗。隱匿的恨意如浮萍般看似無根無由,實則投射出其內心深處的壓抑感:柔軟的幼崽喚醒她的母性本能;母狗沖進叢林遲遲未歸令她想起兒時親眼目睹小伙伴溺亡時的驚懼;母狗懷孕則照見了她未能成為母親的遺憾。作者設置了一個不受法律與社會規約的人性實驗場:在吞噬一切的幽深叢林與浩渺大海之間,人與狗構成一段不對等的權力關系,愛與控制、給予與剝奪在人性的灰暗面中持續發酵。將母狗替換成社會暴力事件中的受害者,我們會發現個體創傷如若未被及時處理,便可能在親密關系中重演,從而造成新的創傷。正如“哥倫比亞敘事文學獎”為《雌犬》所寫的獲獎詞所言:“悲劇在看似無關緊要的行為舉止中悄然醞釀”。在該短篇小說集的其他篇目中,皮拉爾·金塔納對多樣化的關系模式展開了細膩入微的書寫。我們會看到,支配與被支配、馴化與反抗之間的關系相互作用、時常倒轉、持續流動,并不總是與性別和身體因素相掛鉤。

皮拉爾·金塔納 及《雌犬》中譯本
在哥倫比亞文學中,歷史小說的創作傳統雖不夠耀眼,但不乏審美價值較高的作品。其中既有遠溯羅馬和土耳其等域外歷史題材的作品,也有根植于哥倫比亞乃至拉丁美洲征服、殖民和獨立史的文學重寫。巴勃羅·蒙托亞(Pablo Montoya)的研究著作《哥倫比亞歷史小說(1988—2008)》(Novela histórica en Colombia, 1988-2008)充分肯定了歷史小說在民族文學中的關鍵地位。在蒙托亞所列的“歷史小說”書目中,講述兩次世界大戰、“暴力時期”開端的“波哥大事件”以及毒梟時代的作品均被排除在外。盡管這一分類理由并不充分,但對我們了解魔幻現實主義和暴力敘事之外的哥倫比亞文學而言,仍不失為一種補充。赫爾曼·埃斯皮諾薩(Germán Espinosa)的《花冠織女》(La tejedora de coronas, 1982)、威廉·奧斯皮納(William Ospina)的《烏蘇亞》(Ursúa, 2005)、《肉桂之鄉》(El País de la Canela, 2008)和《盲蛇》(La serpiente sin oro, 2012)“征服三部曲”系列歷史小說都是值得關注的作品。
冠冕的重量:文學獎項與哥倫比亞文學的國際化
阿爾瓦羅·穆蒂斯和加夫列爾·巴斯克斯是獲得國際獎項最多的哥倫比亞作家,僅以獲獎數量而論與加西亞·馬爾克斯不相上下。在哥倫比亞文學國際化進程中,行星出版社與阿爾法瓜拉出版社(后者于2014年歸入企鵝蘭登書屋)這兩家西班牙語出版市場巨頭無疑是重要的助力。勞拉·雷斯特雷波《譫妄》(Delirio)、加夫列爾·巴斯克斯《墜物之聲》、豪爾赫·佛朗哥《外面的世界》(El mundo de afuera)和皮拉爾·金塔納《深淵》(Los abismos),分別于2004年、2011年、2014年、2021年斬獲豐泉小說獎。該獎項最初由阿爾法瓜拉出版社于1965年創設,是西班牙語文學界享有盛譽的文學獎項,在開拓拉丁美洲市場方面歷史悠久且實績斐然。獲獎者須參與出版社在世界各地開展的圖書推介活動,這在客觀上提升了作家的知名度,這些作品后來也斬獲更多國際獎項。據哥倫比亞主流媒體《觀察家報》于2026年1月26日的報道,本年度豐泉小說獎征評階段共收到書稿1140份,其中109部出自哥倫比亞作家之手,僅次于西班牙、阿根廷與墨西哥。從2004年《告密者》(Los informantes)到2022年的政治文集《和平的分歧》(Los desacuerdos de paz),加夫列爾·巴斯克斯作品的西班牙語首版均由阿爾法瓜拉出版社出版。丹尼爾·費雷拉(Daniel Ferreira)“哥倫比亞五部曲”系列小說中的后三部作品,均由阿爾法瓜拉出版社首版。國際獎項也為這些作品帶來了被翻譯成其他語言的機會,如《告密者》英文版入圍“英國獨立報外國小說獎”短名單;《深谷幽城》中文版(譯者張廣森)獲“21世紀年度外國小說獎”;金塔納《雌犬》英文版獲“英國筆會翻譯獎”、德譯本獲“自由文學獎”(LiBeraturpreis);穆蒂斯英文版詩集《馬克洛爾的祈禱及其他詩歌》(Maqroll’s Prayer and Other Poems)的三位合作譯者獲得“巴列-因克蘭翻譯獎”(專門表彰西班牙語作品英譯者的年度獎項)。翻譯類獎項從另一個維度標示了哥倫比亞文學海外傳播的范圍。

阿爾瓦羅·穆蒂斯與其作品《海洋與大地的故事》《拒絕所有的岸》中譯本
二十世紀下半葉,加西亞·馬爾克斯、阿爾瓦雷斯·加德亞薩瓦爾、梅希亞·巴列霍等如今耳熟能詳的作家,正是在西班牙語國家各類文學競賽與獎項——尤其是古巴和西班牙設立的文學獎——的角逐中脫穎而出,在國際文壇上嶄露頭角。當時哥倫比亞國內文學獎項較少、出版機會有限,對新銳作家而言,獲獎既代表創作獲得專業評審與文學前輩的認可,也意味著個人首部作品有望得到出版支持。然而,盡管出版業的助力為哥倫比亞作家走向國際市場提供了契機,但出版壟斷格局、商業營銷邏輯及其審美偏好,可能限制和約束作家創作的主體性。
如今,哥倫比亞本土的國家級和民間文學獎項也熱衷于推介新作和發掘新銳,為獲獎作家提供豐厚獎金和出版資助。在小說獎項方面,文化部設立“國家小說獎”(Premio Nacional de Novela),每兩年頒發一次,僅面向過去兩年內出版的作品。最近兩屆分別于2022年和2024年頒給何塞·蘇萊塔·奧爾蒂斯(José Zuleta Ortiz)的《未說出口的話》(Lo que no fue dicho)和瑪麗亞·奧斯皮納·皮薩諾(María Ospina Pizano)的《僅此一隅》(Solo un poco aquí)。文化部另設立專門面向未面世小說手稿的“國家未出版小說獎”(Premio Nacional de Novela Inédita),2025年的獲獎得主是青年女作家胡利亞娜·戈麥斯·涅托(Juliana Gómez Nieto)的小說《我們的天賦》(Nuestros dones)。“哥倫比亞敘事文學獎”(Premio Biblioteca de Narrativa Colombiana)亦是權威文學獎項。2014—2019年間的獲獎得主分別是胡安·埃斯特萬·孔斯塔因(Juan Esteban Constaín)的《非代號星期四》(El hombre que no fue Jueves)、安德烈斯·費利佩·索拉諾(Andrés Felipe Solano)的《韓國:鋼絲上的札記》(Corea: apuntes desde la cuerda floja)、帕特里夏·恩赫爾(Patricia Engel)的《生命》(Vida)、皮拉爾·金塔納的《雌犬》、里卡多·席爾瓦·羅梅羅(Ricardo Silva Romero)的《如何失去一切》(Cómo perderlo todo)、加夫列爾·巴斯克斯的《為火歌唱》(Canciones para el incendio)。該獎項在停辦多年后于2026年重啟,近日獲獎名單有待揭曉。在詩歌獎項方面,由文化部頒發的“國家詩歌獎”(Premio Nacional de Poesía)同樣是兩年一度,與“國家小說獎”交替進行,最近兩屆分別于2023年、2025年頒給法迪爾·德爾加多(Fadir Delgado)的詩集《恐懼的精確溫度》(La temperatura exacta del miedo)和約翰·弗雷迪·加林多(John Freddy Galindo)的詩集《物的第二次生命》(La segunda vida de las cosas)。去年,法迪爾·德爾加多受邀參加“2025國際青春詩會(中國-拉美國家專場)”,與我國詩人共研詩藝。民間組織“文學講壇”(Tertulia Literaria)主辦的“國家未出版詩歌獎”(Premio Nacional de Poesía-Obra Inédita)也是頗具影響力的獎項,值得一提的是該項獎僅針對之前未出版過詩集的詩壇新星。

法迪爾·德爾加多和詩集《恐懼的精確溫度》
獨立出版社也為更多有潛力的作家提供了寶貴機會。根據《牛津研究百科全書(文學卷)》(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2021年發布的研究報告《哥倫比亞出版業》(Publishing in Colombia),2005年起該國涌現了一批小規模獨立出版商,為出版業注入活力,并在發掘哥倫比亞青年作家方面作出貢獻。其中就有??送小ぐ偷隆し▎塘秩?016年創立的獨立出版社安戈斯塔出版社(Angosta Editores),其創辦宗旨就是為那些“被遵循商業標準的大出版社拒絕的作品”敞開大門。
在一個歷史從未過去、罪惡真相不容戲謔的國度里,如何當一個講故事的人?既不能稀釋痛苦,也不可喪失柔情;既避免沉湎苦痛,也拒絕冷漠疏離;既要守住社會承諾,又保有暫且擱置沉重的灑脫。也許多年以后,面對故土相隔萬里、語言文化各異的朋友,一個中國讀者將會回想起某一行遙遠又貼近的文字。那么,暴力敘事便不僅是創傷記憶,還將成為消除陌生感的溝通橋梁與情感解藥。
(本文為“艾青與聶魯達的回眸——中拉文學對話與交流”專欄特約稿件;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