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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紀巴黎的謠言、歌謠與手抄新聞
來源:上海書評 | 羅伯特·達恩頓/文 張弛/譯  2026年10月19日07:58

【1778年,流亡多年后,伏爾泰回到巴黎,“所有巴黎人”(Tout Paris)夾道歡迎,萬人空巷。伏爾泰被神化證明了他對“那可憎之物”(l’infame,指宗教偏見、不寬容、不公正)的討伐贏得了巴黎人的普遍同情。】

羅伯特·達恩頓︱十八世紀巴黎的謠言、歌謠與手抄新聞

《鼎革之氣: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巴黎,1748—1789》,[美]羅伯特·達恩頓著,張弛譯,中信出版社|新思文化,2026年10月出版,616頁,110.00元

本文系當代新文化史巨擘、書籍史研究奠基者之一、哈佛大學圖書館前館長、美國歷史學會前主席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為其所著《鼎革之氣:法國大革命前夕的巴黎,1748—1789》(中信出版社即將出版)撰寫的前言。

事件不會赤裸裸地出現在世界上。它們披著外衣——態度、假設、價值觀、對過去的記憶、對未來的期待、希望和恐懼,以及許多其他情緒。要理解事件,有必要描述伴隨它們的感知(perceptions),因為兩者是不可分割的。拙著所講述的,正是巴黎人如何經歷并感知這一連串事件:它始于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40—1748年)的終結,止于1789年巴士底獄的陷落。

幾十年來,專業歷史學家一直反對“事件史”(event history)——法國年鑒學派斥其為遮蔽歷史深層結構的浮光掠影——但它正在復興,重新被提上學術議程,我相信,它可以被重新構建,不再僅僅作為對所發生事情的記錄,而且作為一種了解人們如何理解所發生事情的方式。他們的反應為歷史學家經常研究的輿論提供了線索,也為探索深層次的東西——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提供了線索。

我承認,集體意識很難用語言來定義。社會科學家經常使用相關術語,如心態(mentality)、世界觀(worldview)、輿論氛圍(climate of opinion)和時代精神(Zeitgeist)。盡管如下文所述,“集體意識”很久以前就出現在涂爾干(Durkheim)的著作中,是社會學家最喜歡的概念,但我將其改稱為“鼎革之氣”(revolutionary temper)來描述巴黎人對1748年至1789年席卷他們生活的事件的反應方式。我所說的“氣”(temper)或者可以理解為“性情”,是指一種被經驗固定下來的心態,類似于通過加熱和冷卻對鋼進行“回火”(tempering)。

十八世紀的巴黎歷經劇變:人口流動、地理變遷、市容嬗變。多虧了新一代社會史家和經濟史家的研究,我們現在可以追蹤巴黎人日常生活環境的變化,甚至包括他們的飲食、服飾、家具、購物習慣、娛樂和閱讀的變化。雖然生活條件影響了他們對生活的總體看法,但他們對公共事務發展方向的感覺并非直接源自環境或書籍,而是在接收信息的過程中漸次形成。我希望考慮社會經濟條件和出版物的影響,但將專注于街頭層面的信息流動,即當時的媒體對事件的報道以及人們對事件的反應。

在革命前的四十年里發生了太多事情,為避免讀者深陷于瑣碎細節之中,我不得不有所取舍。《鼎革之氣》未采用編年體例通敘全程,而是選擇了事件尤為密集的四個時段(1748—1754年、1762—1764年、1770—1775年、1781—1786年),然后專注于從1787年到攻占巴士底獄期間所發生的事件。如此謀篇布局,意在展現巴黎人如何通過感知時勢流變蓄勢,終在1789年躍入革命洪流。

我只關注發生在巴黎的事,盡管其中許多內容也適用于法國其他地區。若放眼外省,則會在過多的細節中失去敘事主線。巴黎本身就是一個復雜的世界,街區眾多且特點迥異,人口龐大且不斷增長,財富與地位的分化有如萬壑千巖。這種混雜性在十八世紀下半葉進一步強化。當時,舊衣鋪的二手華服令人難辨身份貴賤,庶民與顯貴在劇場和公園摩肩接踵,混雜日甚。然而,巴黎人保留了對社會地位的敏銳意識,他們始終將社會底層的“小民百姓”(le menu peuple, les petites gens)與社會上層的“大貴族”(les grands)區分開來。貴族可以進入凡爾賽宮,于是有了“宮廷與城市”(la cour et la ville)一說,表明宮廷與巴黎之間的聯系乃是貴族享有的權利。對大多數巴黎人,尤其是“小民百姓”而言,凡爾賽宮是一個陌生的世界,政治是國王的事,由大臣、廷臣和大貴族中的權力掮客以國王的名義進行打理。然而,凡爾賽宮中權力角逐的消息總會傳到宮外,并與巴黎信息系統中的各種其他消息交匯激蕩。為追蹤巴黎信息的潮汐,我將略過“小民百姓”視野之外的朝廷密謀,因為這些事件唯有變成沙龍、咖啡館、酒館、街角以及市場上流傳的謠言,方能進入他們的世界。

我主要依靠日記、信件、公報和被稱為手抄新聞(nouvelles à la main)的非正式新聞報道。每一種信息來源都有局限,無法提供了解過去的清晰的窗口。在敘述事件時,這些史料經常會描繪普通巴黎人的反應,但不存在一般意義上的巴黎人(Parisians-in-general)。關于“全巴黎”(tout Paris)都在議論什么的言論通常僅限于見多識廣的精英階層。“有人說”(on dit)中的“有人”(on)——這是一種描述普遍觀點的常用方式——通常不會指涉工匠和店主的世界。當談話明確提到普通民眾時,它往往更多地指向觀察者,而不是被觀察者。我們無法對集體意識進行直接觀察,要理解它,必須通過推論和解釋性跳躍,并以在一段足夠長的時間跨度內串聯起來的所有可用證據作為支撐。

我承認,這種研究歷史的方法確有困難,但我更想強調它的優點。關于十八世紀巴黎信息流的史料異常豐富。我們可以重建咖啡館里的談話,從地下公報中獲取新聞,聆聽街頭歌曲中的即時評論,并直觀感受游行和節日所展示的力量。我們經常說我們生活在一個信息時代,好像這是一個新事物。然而,每個歷史時期都是一個信息時代,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傳播方式,在十八世紀,巴黎充斥著由其特定時空下特有的多媒體系統所傳播的信息。

以大栗樹(Tree of Cracow)為例,它是巴黎市中心羅亞爾宮北部的一棵大栗樹。每天都有“口傳消息販子”(nouvellistes de bouche)聚集在樹下,交流最新的口傳新聞。據報道,各國大使派密探來此打探風聲或散布消息,而普通人則會駐足獵奇。“Craque”在俚語中的意思是假消息,據推測,每當一位消息販子(nouvelliste)把事情公然弄錯時,樹枝就會發出噼啪聲。聽眾迅速記下,轉身奔向附近的卡沃咖啡館(Café du Caveau)和富瓦咖啡館(Café de Foy)、盧森堡花園和杜伊勒里宮花園的某些長椅,以及酒館、餐桌和沙龍,向聚集的人群宣讀。警察對巴士底獄囚犯進行搜身時,沒收了這些藏在袖子和背心口袋里的紙條。它們至今仍可在巴士底獄檔案中見到,這是兩個半世紀前曾激起人們議論的信息碎片。警察密探的報告通常以對話形式寫成,基于這些報告,人們可以逐個到各咖啡館跟蹤對話本身。

羅伯特·達恩頓︱十八世紀巴黎的謠言、歌謠與手抄新聞

一幅根據佩羅特(M. Peyrotte)作品《猴子議會:獻給大栗樹的新聞記者先生們》制作的版畫的局部。畫中,一個消息販子正在朗讀新聞報道,而另一個則在沙地上畫出陣形圖,以演示七年戰爭期間軍隊的布陣。

其他類型的消息販子將這些筆記轉化為手抄新聞或手寫的時事通訊,并以“藏在外衣下”(sous le manteau)的方式傳播。在舊制度的最后幾十年里,至少有三十一位消息販子制作了此類公報(gazettes)。盡管它們是非法的,但警方對其了如指掌,常加審查,甚至制作了自己的簡報。在一個缺乏現代報紙——刊登政治與公共事務報道的印刷期刊——的社會中,人們對信息的需求就是如此強烈。法國第一份日報《巴黎日報》(Journal de Paris)直到1777年才問世。由于事先經過嚴格審查,《巴黎日報》不會刊登任何讓政府和教會不安的消息,而多年來由外交國務秘書主管且帶有官方性質的《法蘭西公報》(Gazette de France)只會刊登凡爾賽掌權者發布的通告。

要想了解本地信息,巴黎人可以看《公告、啟事與雜聞》(Annonces, affiches et avis divers)這份小報,它刊登了各種與政治無關的廣告與小文章。關于國際新聞,他們閱讀低地國家、萊茵蘭和阿維尼翁印刷的法語報紙。阿維尼翁當時是羅馬教宗在沃奈桑伯爵領地(Comtat Venaissin)的飛地。外國期刊流布甚廣,特別是在1745年以后的四十年間,數量從十五種增加到八十二種。盡管受到有效審查(警察可以通過郵政系統切斷它們的分發),它們依然包含來自世界各地(包括美洲的革命殖民地)的大量新聞,這些報紙在巴黎的通訊員經常撰寫詳盡的報道。

羅伯特·達恩頓︱十八世紀巴黎的謠言、歌謠與手抄新聞

一群消息販子圍坐在盧森堡花園中聽人朗讀一份公報

舊制度的信息系統融合了口頭、手抄和印刷來源的新聞。杜布萊夫人(Marie-Anne Doublet)的沙龍最能說明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該沙龍被稱為“堂區”(la paroisse),每周六在馬萊區的杜布萊夫人的府邸舉辦。為了準備這一沙龍集會,杜布萊的一名貼身男仆走遍了附近的仆人寓所,收集八卦新聞并將信息錄入專為沙龍準備的兩份登記簿中,其中一份記錄那些看起來可靠的消息,另一份則記錄可疑的謠言。當“堂區居民”(parishioners)到達時,他們會查閱登記簿,補充自己的消息,然后圍坐在一張桌子旁討論并用餐。仆人隨后將該群體認為可信的消息輯成摘要。副本流通出售,副本的副本在整個法國和歐洲大部分地區傳播得越來越廣。其中一個版本于1777年首次印刷,之后版本不斷增加,到1789年時增至三十六卷,標題為《法蘭西文人共和國歷史的秘聞錄》(Mémoires secrets 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république des lettres en France,后文簡稱《秘聞錄》)。當局對“堂區”的活動了如指掌,并一度威脅要將杜布萊夫人關進修道院。盡管如此,她那簡陋的新聞編輯室還是幸存了下來,并在其制作的新聞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記:充滿世俗氣息與八卦;夾雜著關于女演員和社交名流的俏皮話;有著大量對戲劇、書籍和藝術展覽的評論;同情啟蒙運動的伏爾泰一派;在政治事務上傾向于支持巴黎高等法院。

雖然各種新聞和信息都來自口口相傳,但巴黎人生活在一個媒體交疊互滲的世界中。聲音與視覺的傳播形式,無論是交談、書寫、印刷還是圖像,彼此間并無明確界限。以謠言為例,其形態可從隨意的閑談漸變至煽動性的公眾喧聲。當時的術語體系足以度量其豐富變體:流言(commérage)、市井閑談(potin)、小道消息(ragot)、傳聞(on dit)、謠傳(rumeur)、蓄怨之聲(murmure)、喧嘩(tapage)、公眾喧聲(bruit public)。俏皮話則以多元形態呈現,如妙語(bon mot)、警句(épigramme)、新橋歌謠(pont neuf)。這些言辭在即興對話中誕生后,常被付諸印刷。交流的方式與語調形塑了其意涵與效力。嘲弄是一種強有力的武器,正如時人常言的“將笑謔者爭取至己方”(mettre les rieurs de son c?té)所示。

感傷同樣是一種有力的武器。事實上,十八世紀下半葉感性主義(sensiblerie)的發展伴隨著修辭的轉變。正如盧梭挑戰伏爾泰的統治地位一樣,笑聲讓位于涕淚。這種語氣的變化尤其體現在那些引起極大關注并因此成為“事件”(affaires)的法庭案件上,如卡拉事件(Calas Affair)、鉆石項鏈事件(Diamond Necklace Affair)和科爾曼事件(Kornmann Affair),這些事件激起了人們的強烈情緒,并將這種情緒在廣大公眾中傳播開來。

每當有群眾圍觀時,戲劇性的元素就會彌漫在律師的辯詞和普通談話中。人們在街角慷慨激昂地宣讀小冊子,在咖啡館里大聲朗讀它們。有時,朗誦會變成帶有精心設計的場景的表演:在向觀眾朗讀之后,支持政府的小冊子有時會受到審判、被指控有罪、被定罪、被焚毀。信息通過各種手勢傳達,甚至通過服裝表達。衣冠楚楚的男士有時會在馬甲上系上印有時事圖片的紐扣,而女士則戴著讓人聯想到小冊子主題的軟帽。在美國獨立戰爭期間,上流社會的女士們精心設計了“費城式”發型和“獨立式”發型。

語言文字也通過音樂傳播。幾乎所有巴黎人的腦子里都有一套共有的曲庫,我計算過,至少有十二首。幾乎每個人都能哼出最喜歡的歌謠,例如《被絞死的人》(Les Pendus)和《喚醒睡美人》(Réveillez-vous belle endormie)。每周,幾乎每天,總有一位可能來自下層社會的才子,為舊調填寫新詞,以此諷刺權貴,評論時事。輯錄者將最新的歌曲抄錄到被稱為“歌集”(chansonniers)的剪貼簿中。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了十八世紀的《克萊朗博歌曲集》,它共五十八卷。巴黎市政歷史圖書館中的一部歌集包含六百四十一首歌曲和詩歌,共十三大卷,這部集子還僅收錄了1745年至1752年流行的歌曲。拿著小提琴或手搖風琴的歌手在街上乞討賞錢,工匠也經常邊工作邊唱歌,就像夏爾—西蒙·法瓦特(Charles-Simon Favart)在他父親的糕點店里一邊揉面一邊唱歌一樣,之后,他的才華被發現,最終成了最著名的喜歌劇作家。

羅伯特·達恩頓︱十八世紀巴黎的謠言、歌謠與手抄新聞

街頭歌手高唱一首圣歌,吸引了人群駐足圍觀。

最流行的歌曲通常托名于虛構的作者,比如“好心情,巴黎歌手”(Belhumeur, chanteur de Paris)或“人稱逗趣者的巴蒂斯特”(Baptiste dit le divertissant),這些歌曲被印成小冊子,有時還帶有樂譜。現代人可以從當時的“歌鑰”中識別出這些音樂。因此,人們能夠還原出街頭歌曲的歌詞及其部分旋律。歌曲涵蓋了各種主題,尤其是飲酒和愛情,但因為傳達了如此多的時事信息,所以起到了口頭報紙的作用。歌曲的強大力量在1749年得以展現,因為它們導致了莫勒帕內閣的垮臺。

一些口頭表演也可以被視為公宣(publications)。在經歷了1748年、1763年和1783年所有重大戰爭之后,和平詔書是通過伴隨著鼓聲和號角聲的盛大游行向公眾“宣布”的。鼓號隊列穿城而過,在指定地點止步,一名傳令官宣讀王室公告,宣布戰爭結束。表演通常會向巴黎人傳達信息,因為教會和國家會在節日和王室婚禮等慶典中向公眾展示自己。王室葬禮和進入巴黎的“入城儀式”(entrées)提供了一種表現大貴族顯赫身份的方式。這些儀式需要精心準備,不過經常出錯。旨在展示尊貴與權力的儀式一旦執行不當,便會削弱公眾對權威的敬畏。巴黎人有時會自己主持儀式,他們會模仿懺悔星期二(Mardi Gras)狂歡節上常見的狂歡行為。在某些關鍵時期,他們會把稻草人裝扮成大臣,抬著人像模型游行,假裝進行審判,最后將其焚毀。1788年,焚毀稻草人的行為引發了騷亂,幾乎釀成民變。

這些交流方式不需要很高的識字率便可生效。然而,對大多數巴黎人(包括絕大多數成年男性在內)而言,閱讀并無難度。他們在城市中四處閱讀,讀告示(poster)、商業廣告、招牌和涂鴉。他們接觸印刷品的程度差異巨大,閱讀行為本身也千差萬別。每個人都能接觸到告示,有些告示制作粗糙,上面可能是一些手寫信息,還有些可能是印刷的公告。這些公告如果被用膠水牢牢粘在墻上,那么即便被警察撕掉后,也會留下可以辨讀的痕跡。縱使無法閱讀圖說文字,所有巴黎人亦能理解印刷品想要傳達的信息。圣雅克街沿線的作坊大量制作以公眾人物、海戰等事件為主題的版畫,以及被稱為“加納爾”(canards)的滑稽題材版畫。半文盲則以耳代目,因為閱讀通常是公共行為,人們在咖啡館、沙龍和被稱為“公眾場所”(lieux publics)的地方當眾誦讀。這些公共場所包括羅亞爾宮花園、杜伊勒里宮花園和盧森堡花園,巴黎人喜歡在這些地方散步,正如前面提到的,消息販子也出沒于此。羅亞爾宮是一片“特權之地”(lieu privilégié),即在其所有者奧爾良公爵自治管轄下的一個區域,因此警察不能在沒有得到總管(gouverneur)許可的情況下搜查書攤和咖啡館。小販在城市各處兜售各種印刷品——政府敕令(government edict)、司法訴狀(factum)、小冊子、暢銷的故事書和版畫。他們通過叫賣聲讓巴黎人了解最新的出版物,并且也通過他們叫賣的方式傳達信息:他們如果在兜售暢銷書,會提高嗓門高聲叫賣;他們如果正在散發關于新稅收的法令,則會壓低聲音,因為人們有時會毆打兜售法令的小販,以發泄對政府的憤怒。

信息系統喧鬧的一面往往在危機期間爆發出來,但這沒有扼殺獨處默讀等日常活動。許多巴黎人經常光顧拉丁區那些雅致書肆,購買旅游、歷史等方面的熱門書籍,然后把書拿回家,靜靜閱讀。1765年以前,啟蒙運動最重要的著作都已出版,當局一般睜一只眼閉一只眼,除非這些書鼓吹無神論或攻擊君主制。十八世紀七十年代末,政府暗地里保護狄德羅主編的《百科全書》的四開本版本發售和流通。該版本相對便宜,而且受眾很廣,購買者包括律師、醫生、官員和領主等。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國家已經放棄其官方價值觀。1775年路易十六的加冕禮誓詞足以為證。他曾發誓要消滅異端,并維護圣靈騎士團和圣路易騎士團,但在1787年,他同意將公民權授予加爾文主義者。紀堯姆—托馬斯·雷納爾(Guillaume-Thomas Raynal)神甫編纂的《歐洲人在兩印度的殖民據點與貿易的哲學史與政治史》(Histoire philosophique et politique des établissements et du commerce des Européens dans les deux Indes,狄德羅貢獻很大)為啟蒙時代的最后一部巨著,1781年被查禁焚毀。政府對那些離經叛道的作品所表現出來的寬容,昭示著舊制度對新思想的接納。而這類書籍的傳播表明,新思想已滲透進中上層社會。盡管特權遭到挑戰,但是特權階層中有不少人支持這類書籍。1778年,流亡多年后,伏爾泰回到巴黎,“所有巴黎人”(Tout Paris)夾道歡迎,萬人空巷。伏爾泰被神化證明了他對“那可憎之物”(l’infame,指宗教偏見、不寬容、不公正)的討伐贏得了巴黎人的普遍同情。

盡管書籍史研究對讀者的態度與價值觀提出了大量推測,但它并未提供一種論證途徑,從而將書籍的出版與其銷售、閱讀以及被讀者的意識所吸收的東西直接聯系起來。不過,對非法圖書貿易的研究,能幫助我們了解圖書如何“生根發芽”(took),因為它展現了這些非法圖書如何嵌入周遭的信息系統中。在地下貿易中,這些違禁書籍被稱為“哲學書”(livres philosophiques),警察則稱之為“栗子”(marrons)或簡單稱之為“壞書”(mauvais livres)。違禁書中,大量是哲學書,尤其是來自霍爾巴赫男爵圈子的無神論作品,此外還有色情書籍和誹謗作品。非法圖書中最暢銷的就是這種“誹謗作品”(libelles),它們或攻擊大臣,或攻擊國王情婦,甚至攻擊國王本人。“誹謗作品”在法國歷史上多個時期大肆泛濫,尤以1648至1653年投石黨叛亂(由巴黎高等法院和貴族引發的內戰)時期和1715至1723年奧爾良攝政時期為甚,并在十八世紀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達到流行巔峰。“誹謗作品”通常看起來卷帙浩繁,比如四卷本的《路易十五私人生活》(Vie privée de Louis XV),它可以作為關于1715至1774年法國的一部內容翔實的史著來閱讀,但我們如果仔細閱讀,便會發現這些“誹謗作品”實則是由一個個在當時被稱為“逸事”(anecdote)的獨立片段拼湊而成的敘事文本。同樣的逸事通常一字不差地出現在幾部不同的書里,因為作者們相互抄襲,并從八卦閑談和手抄新聞等共同來源中剽竊素材。“誹謗作品”涉及的遠非剽竊問題,而是猖獗的互文性問題(rampant intertextuality)。在這種互文性中,基本單位不是書,而是逸事,也就是說,是一塊可隨處搬移、可插入任何合適地方的信息塊(nugget of information)。逸事傳播如此之廣,以至于它們深植于許多人的想象之中。

并非所有的“哲學書”都是以這種方式構建的,一般書籍也不會都遵循同一種結構,但是,其中大部分書籍包含一些來自信息系統其他部分的要素,這些要素可以是口傳信息,也可以是書面信息或來自印刷文本的信息。不同媒介相互作用,互為推力,在不同階層的巴黎人中激起漣漪。我們雖然無法追蹤所有信息,但足以把握其流動,從而看清這一系統如何運作。因此,在敘述事件本身以及對事件的看法時,本書旨在揭示早期信息社會的運作方式。

盡管這些信息通常采用紀實報道(factual reports)的形式,但是事實卻充滿了意義——不是故事中的寓意,而是理解主題的各種隱含方式。比如,中產階級書商西梅翁—普羅斯珀·哈迪(Siméon-Prosper Hardy)經常在他的日記中記錄面包價格。面包是大多數巴黎人的主要飲食。有時,他只是記下當天價格,但在1775年4月,他注意到價格連續上漲,而這意味著“平民”(little people)要挨餓了。在“平民”眼里,漲價是違背規則的——按規則,四磅面包就應該賣八九蘇,而正如哈迪所觀察到的,“平民”以“蓄怨之聲”甚至騷亂來回應漲價,這就是所謂的“民眾騷亂”(émotions populaires)。事實上,巴黎在1775年5月3日爆發了一場“騷亂”,暴徒幾乎洗劫了城里所有的面包店。研究面包問題的杰出學者史蒂文·L. 卡普蘭(Steven L. Kaplan)認為,人們對糧食匱乏的持續焦慮屬于一種集體的“生存意識”。

現在的歷史學家經常使用這樣的術語,包括“集體想象”(the collective imaginary)和“集體記憶”(the collective memory)。這種用法直接或間接地源于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的努力,他們試圖解釋人類如何在一個已經組織起來并被賦予了獨立于我們存在的意義的世界中行動。我無意提供此類方法論的論述,但仍需說明這些理論與我試圖寫的那類歷史之間的聯系。

涂爾干將集體意識界定為“同一社會的普通成員所共有的信仰和情感的總和”,他強調,集體意識作為“一個擁有自身生命的固定系統”而存在。這種觀點將社會經驗范疇置于個人經驗范疇之上,這有助于解釋哈迪提到的集體“蓄怨之聲”和“集體騷亂”。涂爾干還使用了“集體感受”(sensibilité collective)這一補充概念,但是他的抽象表述沒有傳達出此類體驗的即時性和情感力量。

涂爾干的論敵塔爾德試圖以閱讀為例來解釋共同情緒(common sentiments)的運作機制。他指出,十九世紀晚期的巴黎讀者經常在咖啡館里讀報紙,而咖啡館每天大約在同一時間提供報紙。盡管讀者和報紙一樣,各有各的政治派系偏好,但是他們會感覺到其他人——無論其意見如何——都在同步閱讀,因此,他們意識到自己正參與到集體體驗(collective experience)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用類似的觀點來研究殖民地社會中民族主義的發展。通過閱讀書本,尤其是報紙,個體感到自己在“想象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中與從未見過面的人團結在一起,這就是殖民地國家向民族國家轉變的基礎。我相信,盡管巴黎讀者對某些具體問題的看法不盡相同,但是到了1789年,他們也形成了一種類似共同體的意識,并把這種共同體稱為“民族”(nation)。參與此種共同經歷的感覺遠遠超越了閱讀的體驗,甚至突破了識文斷字的邊界。巴黎幾乎每個人都會對1750年發生的警察綁架和騷亂感到震驚,會對1770年因試圖慶祝王儲與瑪麗·安托瓦內特的婚禮而引發的慘案感到痛惜,也會對1783年至1784年的首次氣球飛行感到驚嘆。

巴黎人也對隱藏在這些事件背后的不言而喻的現實感有著共同的認識。社會學家發現很難展現這種集體情緒(collective sentiment),他們有時將其描述為現實的社會建構。但是,通過對社會互動的深入研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展現了它是如何發生的。他認為,在任何一種交遇(encounter)中,無論是在餐館點餐,還是參與政治集會,我們都同時扮演著演員和觀眾的雙重角色,這種即興行為遵循一個隱性腳本,該腳本決定了實際發生的事。戈夫曼在《框架分析》中指出:“我的目標是分離出我們社會中可用的一些基本理解框架,以便從事件中提取意義。”我發現,戈夫曼的擬劇論(dramaturgy)有助于理解1788年發生的暴力事件,因為這些事件的上演和表演基于一個共同的意義框架。

馬克斯·韋伯將意義的社會維度作為其社會學的焦點問題。為了表達文化的基本特征,他采用了一個復雜的德語術語“Sinnzusammenhang”(意義的交織)。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用英語恰當地表達了這一觀點:“馬克斯·韋伯指出,人是懸在由他自己所編織的意義之網中的動物,我本人也持相同觀點。所謂的文化,就是這樣一些由人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因此,對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種尋求規律的實驗科學,而是一種探求意義的解釋科學。”盡管這種取向不涉及特定的方法,但是它需要在具體案例中梳理出意義,正如“土著人”所理解的那樣,在實踐中,它引出了對事件的研究。格爾茨引用韋伯的話:“事件不只是存在,也不僅僅是發生,它們具有意義,并因該意義而發生。”

我本人更能接受經格爾茨闡釋過的韋伯的看法。這種看法與E. E. 埃文斯-普里查德、維克多·特納、瑪麗·道格拉斯等其他人類學家的研究相吻合,也與雅各布·布克哈特、約翰·赫伊津哈、呂西安·費弗爾闡發的文化史相契合,他們是以實例垂范,而非以理論說教。借助上述學者的研究,我認為有可能展示法國大革命是如何發生的:不是通過追蹤清晰的因果關系,而是通過以特定的方式敘述事件,來描述一種準備摧毀一個世界并建構另一個世界的鼎革之氣(revolutionary temper)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