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甫拉托夫小說進入“中國時區”

多甫拉托夫(作家出版社供圖)
20世紀九十代初,謝爾蓋·多納托維奇·多甫拉托夫的小說以“境外俄語小說”的身份回歸俄羅斯文學宗譜。俄文版《看守筆記》《妥協》《保護區》等作品相繼面世,“一時間,人們紛紛尋找解密多甫拉托夫的鑰匙”。這一股文學熱潮逐漸發展為俄羅斯文學進入后蘇聯時代的現象級事件:入選中學俄語教材、故居博物館落成、成為高校師生的研究對象、電影電視等相關“周邊”產品的生產……多甫拉托夫從無人知曉到家喻戶曉,再到被文化定型與經典化的“作家養成”之路在過去三十余年里被慢慢鋪就。今天,在多甫拉托夫85周年誕辰之際,中國的作家出版社推出《看守筆記》《妥協》《保護區》《異鄉女人》《分支》等五部小說中譯本,全面開啟了多甫拉托夫小說閱讀與傳播的“中國時區”之旅。
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多甫拉托夫小說的特點,我會說,“他的創作‘既傳統,又現代’”。為什么說他“傳統”呢?哲學家韓炳哲、社會學家項飆等學者都曾談到當代社會的病癥:他者的消失、附近的消失、敘事的消失。我們不妨將其概括為當代社會的“三大失蹤謎案”。而在多甫拉托夫的小說里,這些已經失蹤的傳統卻正在以“多氏風格”一一回歸。首先是“他者”的回歸。他的小說始終在書寫“他者”,包括書寫自己。即便是帶有自傳性質的主人公,也往往通過某種間離化的敘述視角,將自身轉化為觀察和審視的對象。在《看守筆記》中,多甫拉托夫曾談到,當自己遭遇強烈的精神危機時,會失去對自我意識的控制,仿佛周遭的一切都變成了一個陌生的“他者世界”。這種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微妙轉換,也使他的小說呈現出一種獨特的觀察距離。而在這個紛繁復雜的“人物形象長廊”中,那些“偏離常規”的人物,往往是多甫拉托夫關注的焦點。無論是《看守筆記》中性格各異的看守與囚犯,還是《妥協》《保護區》《分支》等作品中那些游走于社會規范邊緣的普通人,他們都以各自獨特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和行為邏輯,構成了一個充滿差異性的他者世界。多甫拉托夫并不急于對這些人物作出道德評判,而是通過幽默、諷刺與富有溫度的敘述,呈現他們身上的矛盾、荒誕與人性復雜性。正是在這些不完美、非典型甚至有些“格格不入”的人物身上,他重新發現了被當代社會日益抹平的個體差異與他者性。
其次,是“附近”的回歸。多甫拉托夫詩學中所謂的“附近”,更多指向與他的真實生活密切相關、與身邊的人和事緊密相連的敘述。評論家兼多甫拉托夫的好友格尼斯,就曾寫過一部“語文學小說”——《多甫拉托夫及其“周邊”》。這里的“周邊”在俄語中用的是 “окрестности”一詞,英文版里被譯為 “surroundings”,其中就包含了“周圍”“附近”的意味。此書里的“周邊”與多甫拉托夫小說的“周邊書寫”構成了有趣的互文。多甫拉托夫或許是并不擅長,但更可能的是沒有興趣,去書寫那些與自身現實經驗毫無關聯的內容。由此,也體現出他對俄羅斯文學現實主義傳統的一種另類堅持:不以宏大的社會圖景或抽象的觀念來表現現實,而是從切身的生活經驗出發,在身邊的人和事中發現現實的復雜性、荒誕性與幽默性。
最后,再說“敘事”的回歸。本雅明早在20世紀三十年代就曾表達過對現代社會中講故事傳統衰落的憂慮。在他看來,現代信息傳播方式的興起,使人們越來越關注遙遠地方發生的事情,而生活經驗的交流與口耳相傳的講故事傳統,則逐漸被“次日失效”的新聞報道和所謂的“事件”“事實”所取代。多甫拉托夫則不止一次地在小說、訪談、演講等不同場合表示,自己夢想成為一個“講故事的人”,甚至不是小說家(прозаик),也不是作家(писатель)。他的使命,似乎僅僅是把身邊的故事、他者的聲音盡可能原本地“抄錄”下來,再轉述給讀者。因此,他曾宣稱自己“沒有世界觀,只有對世界的觀照”。讀他的小說,大家會驚喜地發現:當下,講故事的傳統并未消失,它仍然潛藏在日常生活、個體經驗和人與人的交往之中。我們需要做的,恰是重新發現那些善于講故事的人,以及那些能夠將日常生活轉化為敘事的文學作品。
那么,多甫拉托夫又為何現代?他的現代性體現在哪里?一方面,從多甫拉托夫的身份而言,他天然地具有跨民族、跨國別、跨文化的文化特質。他復雜的出身(父親是猶太人、母親是亞美尼亞人)以及豐富的人生閱歷決定了他作品中的多元與開放、跨文化寫作的立場,而這與當今時代全球化與地方化并行的文化趨勢非常契合。作為一位俄裔美籍作家,他的身份認同問題、地方依戀、蘇聯記憶書寫等,也都與當代文學批評所關注的議題形成了呼應。換言之,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說,多甫拉托夫的文學不僅屬于蘇聯文學或俄羅斯文學,也為我們理解移民文學、離散經驗與跨文化身份建構提供了獨特的研究視角。
另一方面,上文我們也提到,多甫拉托夫的小說具有鮮明的“講述”特征。這里的講述,特指“發聲”意義上的講述。在俄羅斯文學中,有一種敘事文體叫作“講述體”,有時也被譯為“故事體”,俄語為“сказ”。它指的就是小說中存在著一個具有鮮明個性的敘述聲音的文學作品。例如,果戈里的《外套》、左琴科的大多數小說等都屬于講述體類的小說。這些小說呈現的不僅是情節內容,還有講述者的評述、講述者的形象,以及更重要的——講述者的“聲音”。通過擬聲詞、口語詞匯、句法結構等語言層面的表現,讀者仿佛能夠真正“聞其聲、觀其行”。
當然,多甫拉托夫的小說并不等同于傳統意義上的“сказ”,但我們可以從這一敘事文體出發,理解其作品鮮明的口語性、表演性與聲音效果。更進一步地說,大家可以把多甫拉托夫的小說理解為營造了一個“類書場”的敘事環境:小說中的“講故事的人”,就像書場里的“說書人”,通過講述、停頓、插話、評述與幽默,建立起與聽眾,或者說與讀者之間的交流關系。并且,為了強化文本的“發聲效果”,多甫拉托夫還使用了多種形式手段。比如,他曾在給好友的信中談到,為了避免閱讀時出現“刺耳的聲音”,他有意保持小說中的每一個句子的所有單詞都以不同的首字母開頭。同時,他大量使用短句、截短句式,有時甚至打破慣常的俄語句法結構,將主從復合句拆分為兩個并列的簡單句。截短句、密集的句號與省略號,以及短小段落的使用,就像一個個“氣口”為“說書人”劃定講述的停歇,也為讀者規劃了相應的閱讀節奏。現實生活中,在列寧格勒時期,多甫拉托夫及其同時代的文學工作者便經常組織地下文學沙龍,當眾朗讀自己的作品,并根據聽眾的現場反應對文本進行修改與完善。移居美國后,多甫拉托夫又曾在美國自由電臺擔任主播,并在節目中朗讀自己的小說。因此,多甫拉托夫的語言不僅是傳遞故事內容的媒介,也成為組織聲音、調節節奏、塑造敘述者形象的重要手段。且從一開始,他的小說就被有意識地當做“有聲文本”來創作并實踐。
而今,有聲讀物的大量出現、播客的流行,以及人們對聲音媒介的重新關注,似乎都在向多甫拉托夫釋放一個利好的信號:“你的時代已經到來!”加之,當代人的生活節奏極快,碎片化閱讀習慣日益普遍,豎屏時代的媒介傳播方式也在改變文學作品的創作與接受方式。這些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人們對簡短、輕盈、幽默、便攜、精致且多元的文學作品的需求,也使得那些不急于說教、不刻意“上價值”的敘事方式獲得了新的傳播空間。而多甫拉托夫這些寫于五六十年前的小說,似乎恰好回應了當下的某些閱讀需求。它們篇幅適中,語言簡潔,節奏鮮明,幽默而不失深度;既可以隨時切入,也值得反復品味。他并非為了迎合今天的閱讀習慣而寫作,卻在半個多世紀之后,與當代讀者形成了某種意想不到的“雙向奔赴”。多甫拉托夫讓我們看到,文學不一定總要以沉重的姿態抵達深刻,也可以從一個笑話、一段對話、一個小人物的窘境出發,抵達對生活與人性的理解。而這,或許正是我們今天開始閱讀多甫拉托夫小說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