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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非洲科幻與人工智能的未來想象
來源:文藝報 | 余靜遠  2026年10月16日09:16

當下人工智能的未來想象深受歐美科幻影響,將智能等同于高效運算,預設未來很容易割裂傳統與歷史。非洲科幻則提供了別樣的未來圖景:人工智能不應只有處理信息的能力,也應有理解關系、承擔責任和維護共同生活的能力,還可以成為文化記憶的守護者,讓科技串聯起傳統、現實與未來。非洲的科幻作品反抗殖民遺留的知識話語霸權,重新詮釋智能的內涵,把記憶、傾聽、共同體責任納入智能的范疇。

人工智能的建設同樣需要“多聲部”,應當尊重不同文明的本土知識,保障各群體參與技術建構的權利。不同文明應攜自身文化記憶共同參與未來社會的塑造,這也和我國“各美其美”的文明理念形成呼應。

在人工智能迅速進入日常生活的今天,我們越來越習慣于用技術性的語言討論未來,例如算力、模型、算法、數據、自動化、替代、風險,流行文化也不斷強化擁有超越人類的判斷能力的人工智能和充斥著傳感器和無人機器的巨型城市的未來圖景。這類圖景和敘事深受歐美科幻傳統影響。從《弗蘭肯斯坦》到《銀翼殺手》,從《2001太空漫游》到《黑客帝國》,機器常常構成人類的“他者”,它是理性而無情的工具,是對人類創造力的反噬,也是現代性焦慮的投影。在這類敘事中,“智能”通常被理解為更快的運算、更廣的數據獲取、更高的決策效率,而“未來”則往往被設想為一個不斷擺脫傳統、自然與歷史包袱的世界。

然而,非洲科幻提供了另一種重要的未來想象。在這里,機器人未必是冰冷的勞動工具,也不必是人類的敵人;人工智能并不只是計算和控制的裝置,也可能成為文化記憶的保存者、口述傳統的轉譯者、共同體倫理的學習者。當機器人遇見祖先,科技便不再只是指向一個與過去斷裂的未來,而可能成為連接歷史、現實與未來的媒介。這并不意味著非洲科幻對技術抱持天真的樂觀態度。恰恰相反,許多非洲作家極為敏銳地意識到技術與殖民、資本、種族、性別和權力之間的復雜關系。他們所提出的問題不是“技術會不會到來”,而是誰擁有定義技術的權利?誰的數據被收集,誰的語言被忽略?什么樣的歷史能夠進入機器,什么樣的記憶會在算法中消失?在這一意義上,非洲科幻不僅在講述未來,也在重新追問未來的文化歸屬。

誰有權講述未來?

在殖民主義及其延續的知識體系中,非洲常常被想象成等待發展、等待被書寫、等待被現代技術改造的空間。非洲的神話、儀式、口頭傳統和地方知識,往往被歸入“傳統”“民俗”或“神秘主義”;而科學、現代性與未來,則被默認為來自歐洲、北美或其他技術中心。殖民主義的影響從來不只是對土地和資源的掠奪,它也重塑了知識秩序:什么被稱為科學,什么被貶低為迷信;什么語言值得記錄,什么經驗只被當成沉默的背景;什么樣的時間屬于“進步”,什么樣的生活被貼上“落后”的標簽。于是,非洲不僅被剝奪了現實資源,也常常被剝奪了想象未來的權利。

非洲科幻的出現,正是對這種權力結構的回應。它不滿足于讓非洲成為未來故事的背景板,而是從非洲自身的地理、語言、歷史、創傷和信仰出發,重新組織未來的敘事。尼日利亞裔作家恩內迪·奧科拉福提出的“非洲人未來主義”,強調的正是非洲大陸的中心位置。與更多聚焦黑人離散經驗的“非洲未來主義”相比,“非洲人未來主義”更明確地將敘事重心放在非洲本土:未來首先發生在拉各斯、阿布賈、溫得和克、哈博羅內、內羅畢和約翰內斯堡,而不是僅僅發生在西方城市中的黑人社區。這種差異并不只是地理上的轉移,而是世界觀的變化。非洲科幻中的未來,不是將西方技術模式復制到非洲大陸;它往往讓本土語言、家族譜系、祖先信仰、音樂節奏、生態經驗、神話人物和社區倫理與飛船、基因技術、人工智能、外星文明并置。傳統不再是未來的障礙,而成為未來得以成立的材料。

奧科拉福的《賓蒂》系列正是一個典型例子。主人公賓蒂出身于納米比亞的希姆巴族群,是家族中第一個獲得進入星際大學奧姆扎大學資格的人。她離開家鄉,走向遙遠宇宙,卻沒有把自己的文化身份視為必須擺脫的負擔。她所使用的“奧茲”——一種由紅土和香料調制而成、具有文化和身體意義的膏體——始終伴隨著她。它既是她與故鄉的聯系,也是她在陌生宇宙中維護自我身份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賓蒂所擁有的數學能力與調和能力,并不是抽象意義上的“現代知識”。她身上同時攜帶著家族傳統、身體記憶和文化經驗。正是這些被主流現代性敘事視為“地方性”的知識,使她能夠在不同文明之間溝通。她不是通過抹去差異進入宇宙,而是帶著差異進入宇宙;她不是通過成為“無文化的人”而獲得未來,反而是在承認自身文化來源的過程中,成為跨物種、跨星際關系的調停者。《賓蒂》因此提出了一個極具現實意味的問題:文化差異究竟是進入未來的障礙,還是理解未來的資源?奧科拉福的回答顯然是后者。一個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未來,不應要求人們忘記故鄉、語言和祖先,它應允許不同文化帶著自身的記憶,共同參與未來的創造。

從“會計算的機器”到“會記憶的智能”

非洲科幻不斷擴展“智能”的含義,在非洲科幻中,智能不僅意味著分析、預測和執行,也意味著記憶、關系、傾聽與責任。這與非洲許多文化中的口述傳統密切相關。以西非傳統中的“格里奧”(griot)為例,它常被譯為“說書人”“吟游詩人”或“敘事者”,但它的角色遠不止講故事。格里奧保存家族譜系、記錄歷史事件、傳遞倫理經驗,也通過歌唱、音樂、敘述和儀式維系共同體的記憶。對一個共同體而言,格里奧并非單純的娛樂者,而是活的檔案、記憶的守護者和社會關系的編織者。當人工智能被設想為某種意義上的“數字格里奧”時,問題便不再只是機器能否回答問題、生成文章或執行指令,而在于它能否保存和尊重一個共同體的文化記憶,是否能夠理解一則神話、一首歌謠、一種方言背后所積累的歷史經驗,是否能夠區分公共知識、私人記憶與神圣禁忌。

非洲科幻敘事的意義,恰恰在于此。祖先并不一定要被理解為某種超自然存在,它更意味著機器是否能夠進入由歷史、語言、土地、家族和倫理構成的關系網絡之中。在許多非洲文化傳統中,祖先并不只是遙遠的過去,而是通過名字、儀式、土地、家族故事、道德規范和生活習慣持續參與現在。過去不是已經終結的時間,而是不斷被講述、被紀念、被重新解釋的存在。于是,未來也并非與過去一刀兩斷,而是過去以新的形式進入當下、塑造未來。這種時間觀與西方現代性敘事中線性的“進步時間”形成了微妙差異。后者常常將未來理解為擺脫過去,認為傳統必然要被技術更新所取代;而非洲科幻中的未來更像是一種疊加的時間,祖先、活人、尚未出生的人,乃至非人類生命,都可能同時參與其中。

肯尼亞導演萬努里·卡希烏的短片《呼吸》便呈現了這種時間感。影片設定在未來東非:人類經歷生態災難之后,被迫生活在地下封閉社區;水成為嚴格配給的資源,人的活動也被高度技術化管理。女主人公阿莎偶然收到一個帶有土壤的包裹,并發現其中存在生命的可能。她最終帶著種子離開地下空間,走向荒蕪的地表。《呼吸》并沒有將科技簡單描繪為敵人。影片中的系統、設備和人工智能式的管理機制,確實維持了地下社會的生存,但與此同時,它們也制造了封閉、匱乏和對自然的隔絕。阿莎對種子的守護,既是一種生態行動,也是一種記憶行動。她守護的不只是植物生命,更是人與土地之間曾經存在的關系。影片所指向的未來,不是純粹由技術管理的未來,而是技術必須重新學習如何與土地、身體和生命共處的未來。這正是非洲科幻中“智能”的另一層含義,智能并非征服世界的能力,而是與世界建立關系的能力。

身體與技術的權力問題

非洲科幻中的技術想象并不回避陰暗面。相反,它常常通過未來裝置揭示當下的權力結構:殖民遺產如何進入城市管理,資本如何進入人的身體,算法如何延續不平等,技術如何成為控制而非解放的工具。尼日利亞裔英國作家塔德·湯普森的《玫瑰水》便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小說以尼日利亞未來城邦“玫瑰水”為背景,圍繞外星生物、心靈感應、城市治理和個人身份展開。這里的未來并不是光潔、透明、秩序完美的技術烏托邦,而是充滿污泥、疾病、欲望、暴力與秘密的復雜空間。外星生命的降臨沒有自動帶來人類的進步,反而加劇了不同階層、不同身體與不同權力之間的沖突。《玫瑰水》的重要之處,在于它拒絕把技術和異質生命簡化為單純的威脅或救贖。小說中的“智能”與身體、疾病、記憶、性別和城市底層生活糾纏在一起。人并不能站在技術之外,對技術進行絕對控制;技術也無法脫離人的欲望、恐懼和社會結構而獨立存在。未來因此呈現為一個混雜的、充滿摩擦的場域。博茨瓦納作家特洛特洛·察馬塞的《子宮之城》同樣以身體為中心,探討技術、性別、暴力與社會控制。小說描繪的未來世界包含意識轉移、人工生育、身體改造等元素,但這些技術并沒有天然導向自由。相反,它們可能成為精英權力和社會暴力的新工具。身體在這里既是被規訓和被侵占的對象,也是記憶、憤怒和反抗的載體。

這類作品特別值得當下的人工智能討論重視。我們常常把人工智能視為“無形”的系統,仿佛它只存在于云端、代碼和屏幕之中。但非洲科幻提醒我們,任何技術最終都會落到具體的人身上,它影響誰能夠獲得教育和醫療,影響誰的語言能夠被識別,影響誰會被系統誤判,影響誰的勞動被替代,也影響誰的身體和情感被納入數據化管理。換言之,人工智能并非抽象的技術問題,而是社會問題、文化問題和倫理問題。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員呂騰曾在文章《人人都在聊未來產業,無人關心未來社會》中提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判斷:我們正在使用最先進的技術工具規劃“未來產業”,卻常常以零散而不足的社會想象面對“未來社會”。這句話點出了當前技術發展中的一種不對稱:我們熱衷于討論人工智能將創造多少產業、帶來多少效率、形成多大市場,卻較少系統討論它將塑造怎樣的社會關系、文化結構和人的生活方式。

非洲科幻的價值,正是在于它拒絕將技術與社會分開。它提醒我們,技術發展不能脫離人的尊嚴,也不能脫離歷史形成的不平等。一個只追求效率的未來,未必是一個更公平的未來;一個擁有強大模型的社會,未必就是一個更有智慧的社會。

誰被機器聽見,誰被機器遺忘?

人工智能時代最值得警惕的問題之一,是數據殖民與算法偏見。

大型語言模型和其他人工智能系統需要依賴巨量數據進行訓練。然而,數據從來不是中性的。哪些語言擁有豐富的網絡文本,哪些文化擁有可供掃描的檔案,哪些知識能夠被標準化、結構化和商品化,這些都決定著誰能夠在機器的“世界知識”中占據位置。如果一種語言在互聯網中缺乏足夠文本,如果一個民族的知識主要通過口述、歌謠、儀式、手工藝、地方敘事和身體實踐傳承,那么它就可能在人工智能系統中被視為“低資源”甚至被直接忽略。久而久之,少數強勢語言和強勢文化會在算法中被反復放大,其他知識傳統則被進一步邊緣化。表面上看,人工智能連接了世界,但如果其訓練數據、評價標準和商業邏輯都集中于少數技術中心,它也可能以新的形式復制舊有的文化等級。這正是“數據殖民”一詞所揭示的風險,過去對土地、勞動力和資源的占有,可能在數字時代轉化為對語言、行為、記憶和知識的占有。

非洲科幻對此早有預感。奧科拉福的《潟湖》中,外星生命降臨拉各斯,整個城市被迫重新面對語言、宗教、媒體、政治與人群之間的差異。小說沒有把拉各斯描繪成等待被外部先進文明拯救的地方,而是讓它以自身的復雜性、混亂性和生命力參與全球性事件。不同語言、不同身份、不同信仰的人群并不自動形成共識,但正是這種多聲部的存在,構成了城市真正的活力。

今天的人工智能同樣需要這種“多聲部”。它不能只理解標準化語言,也應努力聽見方言、口述傳統和地方性知識;不能只從全球北方的數據庫中學習世界,也應承認全球南方是知識生產與技術創造的重要主體。

近年來,推動非洲語言自然語言處理的協作網絡,如Masakhane和Griot AI項目,在這一背景下具有特殊意義。它們不僅關注機器翻譯、語音識別和語言模型的技術進展,更試圖讓非洲研究者、非洲語言和非洲社區進入人工智能的基礎設施建設之中。這種努力并不只是“讓機器多會幾種語言”,而是讓不同文化擁有參與智能時代的權利。

當然,文化記憶的數字化也不能被浪漫化。并非所有傳統知識都適合被采集、上傳和訓練。某些儀式內容、家族記憶、宗教知識和社區經驗具有神圣性、私密性和專屬性。技術如果只以“開放數據”和“信息共享”為名進行無邊界采集,就可能造成新的掠奪。

因此,一個真正尊重文化多樣性的人工智能體系,至少需要遵循幾項原則:其一,知識采集必須建立在知情同意基礎上;其二,社區應參與數據治理與使用規則的制定;其三,技術收益應當以適當方式回饋知識生產者;其四,系統必須允許不同文化對自身被呈現、被解釋和被使用的方式擁有發言權。這也意味著,未來的人工智能不應只是更大的模型,而應是更有邊界感、更有責任感、更擅于傾聽的系統。

當機器人遇見祖先,我們真正要思考的并不是機器會不會變得像人,而是我們希望機器繼承怎樣的人類歷史。如果它只繼承效率、競爭、控制和消費,那么再強大的人工智能也可能加劇人類社會的隔絕與失衡,但如果它能夠學習尊重、記憶、責任、傾聽與合作,那么它就有可能成為連接不同文化、不同世代和不同共同體的橋梁。非洲科幻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為它為人工智能提供了某種現成答案,而是因為它改變了提問的方式。它告訴我們,未來不應只有一個版本,技術不應脫離文化記憶,智能不應只有處理信息的能力,也應有理解關系、承擔責任和維護共同生活的能力。

中國傳統所強調的“和而不同”,與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正可以與非洲科幻中的共同體想象形成呼應。不同文明可以在保有自身記憶、語言和價值的同時,共同參與對技術規則和未來社會的塑造。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