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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宇輝:又想起福柯,從瘋人院到大數據
來源:澎湃新聞 | 林柳逸  2026年10月15日10:02

米歇爾?福柯標志性的光頭,幾乎已經成為勇氣與智識的標志。在法國本土,福柯被視作國寶級的思想巨人,歷史學家保羅?韋納評價,他的作品是 “我們世紀思想中最重要的事件”,布羅代爾則從人格上贊許,稱他是“那個時代最耀眼的心靈之一”。在中文世界,“規訓”“權力”“話語”等福柯思想關鍵詞,也頻繁滲透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早已習慣把福柯的思想當作趁手的武器,用于解構權威、反抗壓迫。

尼采曾留下古老箴言:“成為你所是”,而作為一個尼采主義者,福柯卻對這句箴言做出頗具顛覆性的改寫——成為你從未是的樣子。從《瘋癲與文明》考察理性如何驅逐瘋癲,到《規訓與懲罰》揭露規訓權力對身體的塑造;從早年投身時代抗爭,在極限體驗中進行生存實驗,到晚年回溯古希臘羅馬,發掘 “自我關懷” 的倫理實踐。貫穿福柯全部著作與行動的,是同一個叩問:身處密不透風的權力之網中,現代人如何可能 “不被如此治理”?如何可能真正擁有屬于自己的自由生活?

2026年10月15日是米歇爾?福柯誕辰一百周年。時至今日,圍繞福柯的爭論從未平息。有學者將他晚年轉向個體修身解讀為政治上的退卻,大眾文化又常常把 “自我關懷” 簡化為心靈療愈的消費話術。本期節目,我們邀請華東師范大學的姜宇輝教授,一同走近這位把生命活成藝術品的思想家,回望他的行動與文本,共同追問:我們為何依然無法遺忘福柯?

下為文字節選。

【本期陣容】

@姜宇輝:華東師范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教授,長期深耕法國哲學。

@林柳逸(主播):澎湃新聞《上海書評》編輯。

說真話的勇氣——“福柯”是一種“耀眼的心靈”

林柳逸:你曾經在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求學,可以算作福柯的校友。巴黎高師是一座哲學殿堂,孕育了一大批二十世紀偉大的哲學家。想請你談一談,在你當年身處的巴黎思想環境之中,福柯對于法國那一代知識青年來說,意味著什么?是否可以分享一些和福柯相關的小故事?

姜宇輝:這個問題可以從好幾個不同的層面展開。首先毋庸置疑,福柯對那一代法國青年,乃至之后數代的知識分子,都產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這份影響同樣也深刻作用在我的身上。你稱我為福柯的校友,實在是對我過譽了。能夠將我和福柯、薩特、德勒茲這些思想巨擘相提并論,我感到十分慚愧。但我確實把這些先輩當作自己的精神偶像與致敬的對象。無論從思想層面,還是人格魅力層面,福柯都擁有感召、引領年輕人的力量。

網上流傳過一張十分有名的歷史照片:畫面當中福柯手持大喇叭站在顯眼的位置,而薩特則出現在畫面的角落。這張照片表面看上去,仿佛象征法國知識分子的代際更迭:福柯登上人文話語的中心舞臺,薩特代表的存在主義、現象學思潮慢慢走向退場。但福柯本人曾經專門對這張照片作出過解釋,這張圖像并不代表新老兩代學者之間的對抗。他們發自內心地尊重薩特等前輩為法國思想作出的貢獻,與此同時,新一代的學者也表達屬于自己的理想與追求。這張照片更多體現的是一種思想上的賡續與傳承,薩特思想之中對于虛無、創造、自由選擇的向往,這份精神內核,依舊流淌在“六八一代”知識分子的血脈之中。福柯登上歷史舞臺,本身就是法國本土思想傳統的延續。

薩特與福柯在街頭

我在高師讀書的那段時期,校園里到處都能感受到福柯留下的精神印記。我的導師克勞德?安貝爾,就常常和我聊起他和福柯一同吃飯、閑談的往事。即便當時他已經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學界老前輩,回憶起和福柯交談的經歷,依舊會滿懷激動。無論是已經功成名就的教授,還是初入校園的青年學生,只要有機會談論福柯和他的思想,都是一件榮幸的事。直至今日,福柯留下的影響依舊無處不在。他不僅僅是當代法國哲學的標志性人物,更是法國思想文化,乃至整個民族精神的典型象征。

林柳逸: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曾經評價福柯,稱他是那個時代“最耀眼的心靈之一”。布羅代爾使用的詞不是“哲學家”或者“思想家”,而是“心靈”,這個表述本身就格外富有魅力。當我們今天談論福柯的獨特魅力時,很多時候我們懷念的,也正是他的人格,是他實踐出來的那一套活法。我最近在讀詹姆斯?米勒撰寫的《福柯的生死愛欲》這本評傳。米勒筆下的福柯,是一位把自己的生命活成藝術品的人,相當于在用自己的生命踐行哲學。和其他知識分子相比,福柯身上最獨特的魅力究竟是什么?為什么在他離開四十多年后,世人依舊無法遺忘他?

姜宇輝:這是一個相當復雜的問題,福柯身上有多重特質,能夠對后來者形成感召、啟發,甚至帶來精神層面的感動。第一點,是他人格本身的感染力。我們閱讀他的演講稿、訪談記錄,能夠感受到他性格當中的堅定、果敢與真誠。這和大眾對于傳統學者的固有印象并不完全吻合:大家通常會覺得,學者應當謙和溫厚,不應當鋒芒畢露。而福柯1984年在法蘭西學院開設的最后一門課程,主題就是“說真話的勇氣”。敢于講真話,這是一種文人精神理想,某種意義上和我們傳統文化當中所說的魏晉風骨可以相互參照。我們會向往這樣一類學人:以生命為代價去追求真理,敢作敢為,始終堅守自我的立場。福柯有一句流傳很廣的表述:“不要問我是誰,也不要要求我一成不變,拿各種各樣的規范來框定我,那是警察和官僚才會做的事情。”

說到底,他身上最核心的魅力,就在于毫無保留地、自由地追尋真理;并且在追尋真理的路途之上,持續不斷地重塑自我。在福柯完整的思想脈絡當中,最重要的對象既不是真理本身,也不是話語,而是主體:人在追尋真理的過程之中,建構起一個內心堅定、敢于不斷超越舊我的主體。我認為,這就是福柯帶給我們最巨大的思想沖擊與精神啟發。

林柳逸:米勒傳記當中有一段記錄。1968年,福柯以外籍學者的身份在突尼斯的高校任教,這個時間點距離巴黎五月風暴爆發還有兩個月。彼時突尼斯大學爆發學生抗議運動,事件的背景和當時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間的沖突有關。學生群體對本國政府的立場表示強烈反對。不少參與抗議的學生被判處重刑,學生因此發起大規模罷課、示威。作為一名身處當地的外國人,福柯本可以選擇置身事外,但他主動開放自己的公寓,供學生印刷抗議傳單,還掩護遭到當局追捕的青年,并為其法律辯護捐款、出庭作證。也正是因為這些行為,他本人遭到警察盤問,甚至遭到毆打。福柯后來回憶,突尼斯發生的這場青年抗爭,對他造成的觸動,甚至要超過后來的巴黎五月風暴。

米勒由此認為,福柯對于權力的全部思考,始終扎根真實的沖突現場,他要親眼看見權力如何運作、如何壓迫個體,他的思想始終在和充滿風險的歷史現實正面碰撞。當然,后來的福柯也對革命行動本身展開反思,他意識到,那些以反抗壓迫為初衷的團體內部,同樣會滋生出新形式的壓迫。正是這一連串的行動與反思,讓福柯始終和他所處的時代展開直接對話。

福柯

姜宇輝:我專門梳理、研究過這一段歷史。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期,福柯曾經兩次前往伊朗,親身介入伊朗革命。驅動他奔赴現場的動因,并不僅僅是出于對第三世界、少數群體的同情,背后還有更深層的哲學探索,也就是“精神性”這一重要概念。

在動身前往伊朗之前,福柯閱讀了布洛赫的重要著作《希望的原理》。這本書提出,整個世界需要尋找不一樣的出路,完成根本性的社會變革。福柯希望跳出法國主流的文化圈,去尋找實現變革的現實突破口,突尼斯、伊朗,都是他尋找出路的實踐場域。到了后期,他還回過頭去研究古羅馬與中世紀的思想,挖掘其中關于精神性的思想脈絡,這也成為他開展政治實踐非常重要的思想出口。

關于研究歷史的意義,福柯自己有過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表述:我研究歷史,并不只是為了完成編年考據意義上的傳統史學工作。當我們回望歷史的時候,更強烈的渴望,是去感受腳下大地的震撼。換句話說,他挖掘歷史材料,最終的落腳點始終是批判當下現實,洞察現實世界當中錯綜復雜的權力網絡與力量關系。他所有的學術研究,最終都是為了解答現實世界的各類困境,不管是法國本土的社會問題,還是世界性的政治難題。

面對每一場重大的時代變革,福柯幾乎從未缺席。當然,這不代表他會簡單粗暴地選邊站隊,我們也能夠看到,他會和其他學者發生觀點上的爭論。這件事也給予我很大啟發:做學問不應當僅僅局限在書齋內部,研究者應當具備強烈的現實關懷。也正是受到福柯的感召,這些年我才會持續研究電子游戲、數字影像、人工智能這些當代文化現象。這并不是跟風熱點,而是踐行福柯留給后世的啟示,把學術思考和現實處境緊密結合在一起。我在新書里花了三個章節談論福柯,馬上還會再寫兩篇關于福柯的論文,我認為福柯還有很多啟示需要不斷挖掘。

姜宇輝著《虛無主義時代的哲學判斷》

福柯如何重塑尼采?“成為你所是”與“成為你從未是”

林柳逸:剛剛我們聊到了福柯和前代思想者之間的關聯。福柯在生前最后一次訪談當中,直白地講過一句話:“簡單來說,我是一個尼采主義者。”他說他反復借助尼采的文本,試著在各個領域開展探索。閱讀尼采,對于他本人而言,甚至構成了一場生活層面的決裂。

時至今日,網絡上依舊可以看到福柯和喬姆斯基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那場著名辯論的影像記錄。那場辯論中,喬姆斯基堅持,人先天就具備固有的本性;而福柯則認為,所謂“人性”本身,就是被歷史建構出來的產物。尼采在自傳的副標題中留下一句著名的箴言“成為你所是”,而有學者認為,作為一名尼采主義者,福柯將這一箴言改寫成了“成為你從未是的樣子”。他畢生都在幫助我們理解:我們是如何成為我們今天所是的樣子,以及我們如何拒絕那個社會規訓下的產物,主動發明、創造一種此前從未存在過的主體形態。我也想請你展開談一談,福柯究竟是怎樣借鑒、繼承尼采的思想?同時,他又以何種屬于自己的方式,重讀乃至重塑了尼采?

姜宇輝:戰后的法國思想界,不少思想家都在尋找各不相同的思想資源:德勒茲走向了柏格森,還有一大批學者重新挖掘歐洲傳統當中其他的思想脈絡。而尼采,對“六八一代”的知識分子產生了無與倫比的影響。1968年本身就是一個追求變革的時代,尼采“重估一切價值”的口號,和這一代人的精神追求高度契合。這一代人想要重新評估大學內部的思想,甚至要重估整個社會文化傳統的全部價值。從這個角度來看,尼采可以算作福柯、德勒茲、德里達那一代人的精神向導。他們都產出過大量圍繞尼采展開的寫作,德勒茲更是專門撰寫了《尼采與哲學》。

米勒的傳記當中記錄過一則軼事:福柯和一眾友人來到海灘,其他人都下海嬉戲游玩,唯獨福柯一個人孤單地坐在沙灘之上,捧著一本著作閱讀,那本書正是尼采的《不合時宜的沉思》。“不合時宜”這個詞,用來概括福柯本人同樣十分貼切。它代表著不去迎合時代主流,拒絕線性、連貫的歷史敘事,強調斷裂、間距與差異,堅持保持批判性的審視姿態。

譜系學這個福柯的核心研究方法,就來源于他對尼采的重讀。福柯寫過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題為《尼采、歷史與譜系學》。譜系學這套方法最早出自尼采的著作《論道德的譜系》。需要澄清的是,這里所說的譜系,是指通過追溯概念、制度與價值的歷史生成過程,揭示權力-知識關系如何塑造主體與社會結構,并不是梳理家族族譜這種通俗意義上的譜系,它本質上是力量的譜系:我們眼前所見的一切社會現象,背后都是錯綜復雜的力量斗爭的產物。這里所說的力量斗爭,并不完全等同于馬克思理論體系下的矛盾概念,它更多指向差異、涌現與生成。在這一點上,福柯和尼采的思想高度契合。不管是他早期的考古學方法,還是后期的譜系學,都是立足于力量關系的視角,重新闡釋社會的體制、結構與秩序。尼采的思想線索貫穿福柯全部的研究歷程,早在他的博士論文《瘋癲與文明》當中,就已經重點討論尼采、馬拉美、戈雅。到了晚期的《性史》,他提出的生存美學,也就是把生命當作一件藝術品,這個想法最初也來自尼采的啟發。

當然,福柯并不是尼采文本忠實的詮釋者。尼采的思想本身就存在五花八門的解讀路徑:古典學學者的解讀、德勒茲的解讀、克洛索夫斯基的解讀,甚至榮格也專門撰寫過和尼采相關的文字。正所謂一千個讀者眼中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這也說明了尼采的思想本身就具備強大的生成與創造的力量。大體而言,尼采的思想底色是肯定性,指向生命的創造、強力意志、流變與差異。但是福柯的思考,卻帶有十分強烈的否定性。二者對于主體性的理解同樣存在分歧。對于尼采來說,生命是本源的創造性力量;可對于福柯,“生命”本身會演變為一個需要被探討的難題,這一點集中體現在他的生命政治理論。這也是福柯區別于尼采、德勒茲非常關鍵的地方。但即便存在諸多分歧,尼采依舊是對福柯影響最為深遠的思想家。

尼采

林柳逸:你提到尼采思想當中的肯定性,以及福柯思想內部的否定性,能不能再為我們進一步展開解釋?

姜宇輝:這個命題既可以做淺近的說明,也可以往更深的學理層面挖掘。尼采著名的“永恒輪回”學說,就是肯定性思想非常典型的體現。通俗來講,永恒輪回的內涵就是:無論世界降臨怎樣的悲苦、怎樣的阻礙,人都要對世間發生的一切說“是”,毫無保留地肯定生命生生不息的創造與流變。這份思想,和德勒茲的哲學有很高的相似度。當然尼采的思想內部同樣也存在否定的要素,這一部分我們就不做細致展開。

而否定性,在福柯的著作當中體現得格外突出。翻開《瘋癲與文明》,文本當中充斥著深淵、黑暗、暗夜、死亡、盲視這一類意象。這些意象對應的不是生命,而是死亡;不是連貫,而是斷裂;不是光明,而是黑夜。直接給予福柯思想滋養的,是戈雅、薩德這類離經叛道的文學與藝術創作者。福柯本人曾經說過,他寫出來的所有書,都是“經驗之書”。寫作的目的,不是為了完成邏輯層面的推理論證,而是為了表達自己活生生的個體經驗。他還補充過一句話:“我要表達的最重要的經驗就是否定性的經驗。我通過撰寫這本書,來改變我自己,和自己的過去一刀兩斷。”所以福柯所理解的“生成”,和尼采的理解并不完全等同。他更加看重生成過程之中那些斷裂、中斷這類具備否定屬性的環節。尼采運用譜系學,最終的目標是挖掘作為本源本體的生命力,以此重新詮釋各類哲學概念與社會文化現象。而福柯借助譜系學工具,是為了重新解讀主體性、真理這類核心哲學議題。即便如此,譜系學依舊是福柯至關重要的研究方法。德勒茲在《尼采與哲學》當中,同樣把譜系學視作尼采最重要的思想武器,足以見得,這套方法對于“六八一代”學者的深遠影響。

權力從“使人死”,轉向“讓人活”

林柳逸:在《什么是啟蒙?》中,福柯把自己的工作概括為回答三個問題:“我們是如何被構成為知識的主體的;我們是如何被構成為行使或承受權力關系的主體的;我們是如何被構成為自身道德行動的主體的。”這三句話,正好對應了他一生思想的三個板塊——知識考古學、權力譜系學和自我倫理學。這三個問題,勾勒出福柯本人為自己梳理出的完整思想脈絡。

經過前面的討論,我們已經對福柯整體的哲學底色建立起相對形象的理解。接下來,我們切入他的早期思想。我注意到,你在解讀《瘋癲與文明》的時候,專門分析過“愚人船”這個經典意象。在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的時代,那些被判定為瘋癲的人,會被裝上船只,從一座城鎮漂流到另一座城鎮,這是一種放逐的處置方式。但在那個階段,人們并沒有把瘋人直接關押起來。愚人船上的瘋人雖然遭到放逐,身上甚至還帶上了一層神圣漫游的色彩。福柯提出,瘋癲的歷史,一直以來都是一場理性的獨白。也就是說,瘋癲自身沒有辦法闡釋自身,瘋癲長久地處在沉默的狀態之中。到了十九世紀中葉,整個局面發生改變。當時的法國遭遇嚴重的經濟危機,社會上出現大量貧民、無業游民等。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政府建立起收容署。在福柯看來,這也標志著“大禁閉”時代正式開啟。我想和你討論的是,從最初排斥、放逐那些所謂非理性的人,發展到后來大規模將他們關押禁閉,這背后,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認知轉變?

姜宇輝: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理解這個轉變。首先回到福柯本人的著作。《瘋癲與文明》是福柯的國家博士論文,這本書搜集、積累了大量和瘋癲相關的歷史素材。當然,這部作品問世之后,法國不少歷史學家提出批評,認為書中部分內容是福柯自己建構出來的。但不可否認的是,以瘋癲作為核心主題,寫出這樣一部精彩、全面、有深度的哲學思想史著作,稱得上空前,甚至可以說是后無來者。法國的國家博士是一套比較特殊的制度,只有被認定具備出眾潛力的學者,才能夠獲得相關資助,可以掙脫常規學制的束縛,自由地開展素材探索。這也側面說明,當時學界已經看出福柯是一名天才。在我個人看來,《瘋癲與文明》甚至可以算作福柯最具天才特質的著作。

《瘋癲與文明》

全書大致劃分出三個歷史階段。中世紀晚期到文藝復興時期,理性已經開始對瘋癲形成壓制,但二者之間,依舊存在各式各樣的對話、交鋒、碰撞。除了愚人船之外,莎士比亞的戲劇就是很典型的例子。在《李爾王》等作品當中,我們能夠看到各式各樣的瘋人與傻子。他們不單單是被排斥、被嘲弄的對象,很多時候,恰恰是瘋人能夠道出真理,說出能夠震撼國王的啟示性話語。哈姆雷特究竟是清醒,還是瘋癲,也一直是人們不斷討論的話題。在那個時代,瘋癲處在社會的邊緣,但它身上依舊蘊藏著力量,能夠給世人帶來啟示。當愚人船上的瘋人在水上漂流,或者行走在城市街道的時候,他們身上依舊保有能夠震撼世人、給予啟示的力量。瘋癲還沒有徹底陷入沉寂,用福柯的原話來講,瘋癲和理性之間,還存在多種多樣溝通交流的渠道。當然這種交流,不會采取論證、推理、書面書寫這類理性的形式,更多是借助各類形象完成。博斯的繪畫就是極具代表性的文本,福柯在《愚人船》的開篇,就用了很大的篇幅討論博斯的畫作。人們借助瘋癲的形象、文學作品當中的意象,讓瘋癲和理性保持溝通,甚至在部分敘事當中,真理反而站在瘋癲這一邊,人們可以通過瘋癲窺見世界更加真實的面貌。

從笛卡爾所處的時代開始,禁閉現象慢慢興起,科學理性的力量逐步壯大。這一部分的論述,可以和韋伯提出的“祛魅”命題對照閱讀。魔法、瘋狂、迷信,伴隨著科學的崛起,一股腦被扔進了歷史的垃圾箱。整個世界走向理性化、程式化、可計算化。到了現代社會,人們開始用理性化的整套邏輯去看待瘋人。瘋癲被視作理性的對立面,是對理性的威脅。社會的處置方式,不單單是把瘋人關押起來,更進一步,還要去“治療”瘋人,改造他們,讓他們學會理性思考、理性說話、理性生活。中世紀、文藝復興的城市街頭,形形色色的人混雜在一起,瘋人和普通人共存。但走進現代城市,一切都變得井然有序、整潔規整。我們很難再在街上見到瘋癲的人,很難看到有人當眾大吼、吐沫、做鬼臉。地鐵車廂之中,每個人都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機。瘋癲的力量,已經在現代社會徹底隱沒。

戈雅繪畫

所以到《瘋癲與文明》的結尾,福柯會專門討論戈雅、尼采、馬拉美。戈雅創作過一系列描繪瘋人院的作品,展現瘋人不受管束的狀態。福柯希望借助這些創作者,把被現代性壓抑的瘋癲力量重新展現出來。福柯書寫瘋癲,也是在回應他所處的時代。撰寫這本書的時期,正好是垮掉的一代、嬉皮士運動興起的年代。伍德斯托克音樂節上,年輕人甚至可以脫光衣服,在泥地里聆聽搖滾樂。那一代文化浪潮,本身就在對抗資本主義理性化打造出來的各類牢籠。當然這不代表福柯本人就是嬉皮士,但他的思想內核之中,存在一股想要重新釋放瘋癲力量的沖動。德里達有一篇訪談,標題十分貼切:“有一種瘋狂守護著思想”。在理性思想的背后,始終潛藏著瘋癲的力量。思想本身,或許就要重新釋放這份被遮蔽的力量。這一點對我造成了很深的影響。我經常開玩笑,稱自己是一名“學術恐怖分子”,這個說法化用尼采的那句名言——“我是炸藥”。受福柯感召的這一代學者,會把學術研究當作炸藥,想要引爆理性秩序背后被遮蔽的力量。

林柳逸:嗯,我讀《瘋癲與文明》的時候,也時常能夠感受到福柯身上天才的藝術家人格,他時常戴著嚴謹學者的面具,但是時不時就會流露出克制卻又光彩奪目的比喻。到了1975年,《規訓與懲罰》出版。這本書把福柯對于理性壓制、規訓的批判進一步放大。書中描繪了一整套規訓社會的系統:監獄、醫院、學校、工廠。權力借助監視、檢查、訓練等一系列手段,把人的身體塑造成為順從、溫馴、具備使用價值的身體。

這本書的誕生背后也很有故事。五月風暴結束之后,大量左翼青年被投入監獄。監獄本身是權力的黑箱,外界完全無從知曉監獄內部的真實處境。福柯和他的伴侶發起了監獄信息小組(GIP),他們設計調查問卷,想方設法把問卷送進監獄,讓囚犯和囚犯家屬填寫。問卷會詢問監獄的飲食、衛生條件等等,以及在囚犯眼中,監獄最無法忍受的事物是什么。他們一共收集了二十所監獄的反饋,出版了《二十所監獄調查》。這些工作也實實在在為當時的囚犯爭取到部分基本權利,例如閱讀報紙、收聽廣播。正是這一段親身實踐,讓福柯看清權力在黑箱之中如何運作,也催生了《規訓與懲罰》這部著作。

走向數字時代:主體從“被監視”到“求暴露”

林柳逸:《規訓與懲罰》中廣為人知的概念,就是“全景敞視監獄”。它提示我們,僅僅只是“存在被監視的可能性”,就足以促使所有人開展自我約束。監獄是權力的黑箱,某種意義上,我們現代人,也生活在算法構建起來的黑箱之中。福柯曾經區分過兩種權力模式:古代的權力是“讓人死”的生殺大權;而現代權力則轉向“讓人活”。它介入個體的生存方式,管理人的壽命、人口、繁衍等各個方面。那么,福柯筆下這套規訓社會的權力分析,放到今天的算法時代,哪些部分依舊具備解釋效力,又有哪些部分,已經“過時”?

姜宇輝:這也是我這些年投入很多精力去研究的議題。對比德勒茲,德勒茲的哲學史內容十分厚重,但是對于現實社會弊病的剖析,并沒有福柯這么深刻。福柯圍繞規訓社會、安全社會、生命政治,再到晚期的生存美學展開的全部思考,都給予我巨大的啟發。后來阿甘本、斯蒂格勒、韓炳哲這些重要理論家,他們的不少思路,源頭都可以追溯到福柯晚期的思想。保羅?韋納的評價所言非虛,直至今日,福柯依舊是二十世紀世界范圍內影響力最大的思想家之一。

我們先來討論規訓這個概念。全景敞視監獄出自邊沁的構想,福柯在閱讀邊沁原始手稿之后,結合自己的問題意識,對這套構想做出了富有創造性的闡釋。福柯筆下經典的規訓式監控,是一套空間化的模式:整個社會被條塊分割,人員被固定在不同單元之中,官員四處巡視,收集各類統計信息,以此完成社會管理。

全景敞視監獄

但是到了數字時代,監控的形態發生變化,學者大衛?里昂把當下的監控命名為流動監控。我們不再需要把人禁錮在固定地點,傳感器、網絡、攝像頭,就可以追蹤人的全部行動軌跡,大數據就成為了流動監控最鋒利的工具。監控的具體形式發生了改變,但監控這件事本身并沒有消失。

與此同時,身處監控之下的主體,處境也發生了重大變化。經典的全景敞視模式,建立在明確的“看與被看”的空間關系之上:建筑中心矗立瞭望塔,四周是一間間獨立囚室。瞭望塔內部有沒有實際的監視者并不重要,囚犯看不見監視者,卻清楚自己隨時都有可能被注視。在這套模式之下,視覺是存在死角的,人存在躲藏、逃避監控的可能性。主體和規訓權力之間,維持著周旋、對抗、劍拔弩張的關系。可到了數字時代,情況出現巨大的轉變。

福柯思想的后繼者伯納德·哈考特(Bernard Harcourt)撰寫了《暴露:數字時代的欲望與不服從》,提出一個十分關鍵的觀察:今天的人們,不再把被監控視作一種壓迫,反而競相渴望自己能夠被他人看見。人們吃一頓飯就要發布社交動態,期待點贊與流量,“被看見”,已經變成了人在網絡社會生存的籌碼。過去,監控是人們需要對抗的權力裝置;現如今,人們主動追求被監視、被暴露,追逐流量造就的景觀。

伯納德·哈考特著《暴露:數字時代的欲望與不服從》

如果我們直接拿全景敞視監獄的理論,生硬套用到當下的現實,確實會出現一定程度的錯位。但這不代表福柯的全部思想就此失效。生命政治、倫理主體等相關概念,依舊可以用來分析當下的社會現象。我們也要注意,福柯本人的思想本身也處在持續演進的過程當中:寫完規訓相關的分析之后,他接著提出安全機制,之后拓展到生命政治,再進一步延伸到治理的相關思考。我們不能把福柯的部分結論固化為不容置疑的金科玉律。福柯留給后世的,更多是一連串問題與思想層面的挑戰,而不是一套拿來就可以直接使用的現成權威答案。

抵抗是可能的嗎?福柯的“自我關懷”

林柳逸:那接下來我們就來聊聊福柯晚年的思想轉向。大眾印象當中的福柯,放浪形骸,迷戀極限體驗,追逐越界的身體經驗,對性、毒品、死亡這類身體越界行為抱有強烈的迷戀。米勒的傳記當中對這些內容有大量書寫,當然,這一部分也引發過巨大的爭議,不少批評者認為,研究者不應當拿哲學家的私人生活,去解釋他的哲學思想。

但到了晚年,福柯開始轉向古希臘羅馬的自我技術,比如寫日記、冥想、反思夢境、節制欲望等,重新提出“自我關懷”(Care of the Self)這一原則。福柯指出,這條思想脈絡從蘇格拉底時代一直延續到基督教的禁欲主義。學界圍繞這一次思想轉向有大量爭論。比如理查德?沃林(Richard Wolin)就提出,福柯身上發生了思想斷裂:他不再尋求集體性的政治解決方案,而轉向研究個人修身,轉向審美的個體實踐,這是一種政治層面的退卻。那么你如何看待福柯的這一次晚期思想轉向?其中有哪些變化,又有哪些一脈相承的部分?

姜宇輝:如果要談論斷裂,福柯的整個人生,都在經歷不斷的斷裂。他自己就說過那句著名的話:“不要問我是誰,也不要要求我一成不變。”他本人就拒絕把自己安置在一套完全連續的思想脈絡當中。他說自己寫下的都是經驗之書,寫作的目的,就是為了和過去的自我一刀兩斷,這一點和克爾凱郭爾有幾分相似。從這個角度來說,斷裂本身,是福柯思想的固有特質。

但我并不認同“福柯到了晚期就徹底放棄了政治追求”這一判斷。我們前面提到過“精神性”這個概念,這個概念的源頭來自布洛赫的《希望的原理》。我們可以回想,究竟是什么驅動福柯一定要奔赴伊朗革命?在法蘭西學院的課堂之上,臺下擠滿前來追星的聽眾,下課之后,大家第一件事情,只是拿走擺放在桌上的錄音筆,幾乎沒有人真正提出問題,開展思想層面的對話。福柯覺得,自己在這套體制內部,快要變成一個表演性質的小丑,那種否定、突破既有秩序的力量,正在自己身上慢慢流失。所以他一定要尋找一個向外的出口,掙脫主流文化體制的束縛。即便到了生命晚期,他依舊保持著現實層面的政治關切,持續關注伊朗事件以及各類社會議題。

布洛赫著《希望的原理》

另外,我們需要厘清一件事:福柯口中的倫理,并不是通俗意義上的遵守道德規范、做一個世俗標準下的好人。福柯迷戀“主體”這個概念,原因在于“subject”這個詞本身,就包含兩個完全相反的含義:一重含義是“subject of”,成為主人,另一重含義是“subject to”,作為傀儡。福柯核心的問題意識就來源于此:人如何從被動臣服的傀儡,轉變為能夠掌控自我的主人。

在他的早期著作當中,更多呈現的,是主體被知識、權力、話語建構出來的被動處境,其中可以看到結構主義思潮帶來的影響。而到了晚期《性史》,他提出“自我關懷”,核心要義并不是號召我們照搬古代的各類美德規范,而是學習古希臘羅馬時代的人,在權力的重重壓迫之下,如何掌控自己的命運,做自己生命的主人。他晚期倫理學的核心關鍵詞,可以概括為生成主體(becoming subject)。回到個人修身,并不代表福柯拋棄了對于權力的批判,只是他的思考重心發生遷移:不再僅僅分析外部權力如何塑造我們,同時也去探討主體如何主動引導、改造自身,以此實現精神層面的自由。所以在我看來,福柯的思想脈絡是內在一以貫之的。只是早期文本更突出主體的被動處境,晚期則更多挖掘主體的主動性。

很多讀者會產生誤讀,把福柯的自我關懷簡化為網絡上流傳的心靈雞湯。皮埃爾?阿多撰寫過《哲學作為一種生活方式》,這套思想流傳到公共領域之后,很容易被雞湯化處理。但福柯回溯古代的修身傳統,并不是號召現代人效仿古代先賢,去成為世俗意義上有德性的人。他真正看重的,是“轉變”與“否棄”這兩個維度:徹底改變自我,掙脫舊有束縛。這種極端的否定性態度,在他晚期的文本當中依舊十分強烈。他并不是向大眾灌輸某一套正確、確定的道德規范,而恰恰是呼吁每一個人,勇敢地去選擇屬于自己的自由道路。

林柳逸:你提到的“轉變”與“否棄”,讓我聯想到德勒茲在福柯的葬禮上,朗讀過的《性史》序言當中的一段文字:

驅使我投身工作的動機十分簡單,在有些人看來,僅此一點或許就足夠說明一切。那就是好奇心。而且是唯一一種,值得我們帶著幾分執拗為之付出辛勞的好奇心:不是那種為了收納一切合意的知識而去求索的好奇心;而是那種能夠使人掙脫自我的好奇心。如果求知的執著,僅僅只是用來積累知識,而不能在某種程度上,讓求知者自身發生偏移、走出固有的自我,那這份求知又有什么價值?

《性史》

聽完你的解讀,我反而覺得福柯晚期思想中有振奮人心的力量,僅僅批判權力是不夠的,還需要依靠自我治理、自我行動,完成對權力網絡的抵抗。而放到今天,“自我關懷”這個概念,似乎已經被大量消費文化所改造。比如圍繞“愛自己”而發展出的一系列消費類目、近些年的身心靈熱潮、大量關于自我關愛的暢銷書、價格不菲的冥想、正念課程......我想進一步探討:福柯所講的自我關懷,和當下這些流行潮流之間,存在怎樣的本質區別?在今天,福柯晚期提出的這套倫理美學還存在哪些實踐的可能性?最后,回到我們最開始提出的那個根本問題:我們這些被權力深度殖民的現代主體,如何尋找一條“不被如此治理”的出路?

姜宇輝:這些年我也覺得這些現象很有趣。韋伯提出,現代社會是一個理性化、祛魅的時代,那些神秘、鬼魅的事物,本該被清掃干凈。但吊詭的是,科技高度發達的今天,靈修、星座、塔羅牌,各類神秘主義文化反而大行其道。學界把這種現象稱之為返魅(reenchantment)。電子游戲行業當中流行的修仙題材,也正是這股社會潮流的體現。但是,今天消費文化催生出來的這一類“返魅”,和福柯回望古代所要追尋的東西,二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很多人接觸冥想、修仙這類文化,只是出于獵奇心態,本質上屬于一種文化消費,追求抱團取暖帶來的情緒慰藉,并不追求真正意義上重塑自我主體。福柯回過頭去研讀古希臘、古羅馬,并不是簡單的復古懷舊,也不是認為古代社會的道德水準優于現代社會。在依次經歷過規訓、安全、生命政治的層層剖析之后,福柯意識到,現代社會當中,主體被權力操控的處境已經愈發嚴峻。如果福柯生活在算法時代,他會看到,我們當下身處的這一座牢籠,或許是人類歷史當中最為深重的。韓炳哲有過一個相關判斷:很多時候,我們自以為做出的自由選擇,背后其實是算法計算、推送出來的欲望。我們以為自己自由地下單外賣,可這套選擇的源頭,來自算法的推薦。

面對這樣的困境,福柯做出的選擇和部分理論家不一樣。部分學者會選擇面向未來推演,嘗試從當下的媒介與技術現象之中,挖掘解放與變革的可能性。而福柯選擇回望歷史。他想探究,在權力機制還沒有發展到如此完備的時代,古希臘羅馬人,是如何完成主體塑造的。他想要從中汲取思想資源,看一看前人怎樣把自己的生命打造為藝術品,做自己生命的主宰。包括他研究斯多葛學派、犬儒學派,落腳點都是主體。我們前面提過,我們前面提過,他在法蘭西學院的最后一門課程叫“說真話的勇氣”,他把真理和人格層面的勇氣綁定在一起。這是一種人格理想:直面真理,成為敢于直言的主體。

林柳逸:什么樣的時刻,你會想起福柯?

姜宇輝:我會時常想起福柯。每當我遭遇人生的挫折、苦悶,身處低谷的時候,福柯的形象就會浮現在我的腦海。他身上流淌著的尼采精神,一次次帶給我精神層面的勇氣與啟發。這個學期,我還帶著學生逐字逐句閱讀尼采的《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尼采有一句名言:真正的書,是用血寫就的,也需要用血去閱讀。福柯的著作同樣是用血書寫出來的。只有內心保有生命血氣的人,才能夠和他的文本形成共鳴。那些把福柯套進各類陳詞濫調框架的人,恰恰是自身生命的血氣有所欠缺。我希望福柯的思想,可以持續點燃年輕學者,也帶給我們這些年歲漸長的人思想的靈感與希望。

林柳逸:最后,我也想引用福柯為德勒茲的著作《反俄狄浦斯》所作的序言中的一段話,作為結尾:“敵人是法西斯主義,不只是歷史上希特勒的那種法西斯,更是我們所有人內心的法西斯。它潛藏在我們的頭腦、日常行為當中,也就是那種讓我們愛慕權力,渴望被支配的法西斯。”這句話,我想送給所有的聽眾。福柯提醒我們,要時刻警惕,存在于頭腦和日常生活內部的法西斯。

姜宇輝:沒錯。從福柯的傳記當中我們也能夠看到,成為被造就的主體,成為生命的藝術家,是一件無比艱難的事情。但是有這樣一位先行者作為榜樣,這件事就擁有了實現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