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2026年諾貝爾文學獎 安妮·卡森簡論:古典傳統的當代重生與文學形式的再創造

安妮·卡森
“人們都在問,諾獎得主為什么是安妮·卡森呢?那是因為她讓被英雄遮蔽的生命獲得內心,讓被歷史損耗的聲音仍然可聽,讓無法解釋完畢的愛與喪失得到慎重的書寫。在安妮·卡森筆下,文學傳統成為生成新經驗的力量,其古典學訓練轉化為對現代經驗的感受力,從語言細節中辨認出人的精神與情感。她讓古老的神話、殘損的詩句與私人的記憶彼此照見,使那些看似遙遠的文本重新獲得觸及現實的力量,也為當代文學打開了新的表達可能。”
2026年10月8日,瑞典文學院宣布2026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加拿大作家安妮·卡森(Anne Carson)。這位兼具詩人、散文家、翻譯家與古典學者身份的作家,使一個看似古老的問題重新進入當代文學的中心:當我們不斷尋求新的表達,傳統究竟能夠給予我們什么?
卡森的回答寫在作品里。古希臘神話中被英雄殺死的怪物,可以成為一個孤獨少年的內心;殘存的薩福詩句,可以讓現代讀者聽見語言斷裂處的呼吸;一首古羅馬悼亡詩,可以與家庭照片、舊信及私人記憶共同展開,成為一本難以歸類的書。她把古代與當代置于彼此照見的位置,使那些看似遙遠的文本,重新獲得觸及現實的力量。
瑞典文學院的頒授理由是:“她大膽而富于創造性的整體創作,在與古典傳統的靈動對話中,為當代文學創造了新的形式。”(for her bold and inventive oeuvre that, in playful dialogue with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has created new forms for contemporary literature)消息公布時,她正在冰島。瑞典文學院常任秘書英格麗德·卡爾貝里(Ingrid Carlberg)轉述,倆人的通話時間很短,因為她當時正在“聽風”(listening to the wind),這個說法很有卡森風格。
上述授獎詞的重心,是古典傳統與形式創造之間的關系。“整體創作”提示我們從相互關聯的作品中理解她;“靈動對話”說明,她面對傳統時保有自由,也保有辨析;“新的形式”則指出,這種對話最終改變了文學表達自身。卡森的意義正在于,她讓傳統成為生成新經驗的力量,并且為這些經驗尋找能夠承載它們的形式。

《玻璃、反諷與上帝》英文版
古典學的深處,生長著文學的想象
卡森1950年6月21日出生于多倫多。中學時期,一位拉丁語教師在課余幫助她學習古希臘語,使她開始接近希臘文學。她入讀多倫多大學圣邁克爾學院,求學期間曾兩度離校,此后仍在該校完成學業,1974年獲學士學位,1975年獲碩士學位,1981年獲博士學位;其間曾赴蘇格蘭圣安德魯斯大學研究希臘詩律,并于1976年獲得古典學文憑。此后她在普林斯頓大學、麥吉爾大學、密歇根大學等高校任教,古代語言與文學構成了她長期的工作。自2022年起,她亦持有冰島公民身份。
在我看來,這段經歷有助于解釋她的創作,卻不能將其成就歸結為個人的學識。掌握典故的人未必能夠創造文學,知識與想象之間仍有一段需要獨自走過的路。卡森的獨特之處,是將古典學訓練所形成的細讀能力,轉化為對現代經驗的感受力。一個詞語的歧義、一處文本的殘缺、一個神話人物被遮蔽的處境,都可能成為寫作的起點。她從最細微的語言事實中,辨認出廣闊的精神問題。
1986年出版的《愛欲的苦甜》(Eros the Bittersweet)清晰呈現了這種方法。它從薩福(Sappho)對愛欲的“苦甜”(glukupikron)命名出發,討論古希臘詩歌與哲學中的欲望,并將愛欲與閱讀、書寫及求知聯系起來。卡森尤其關注欲望的距離結構:愛者、被愛者,以及兩者之間無法輕易消除的間隔,共同構成愛欲的張力。這里的“三角”超出通常所說的三角戀,指向欲望本身所依賴的缺失與阻隔。
這一思考為后來的創作提供了重要線索。人在欲望中趨向他人,卻也在趨近的過程中更清楚地遭遇自身的邊界。文學同樣由這種趨近產生:我們試圖說出一種經驗,而經驗始終比已經說出的東西更豐富。詞語與經驗之間的距離,使寫作無法停止。由此看來,卡森不斷追問的,是人如何進入他者的世界,以及這種進入為何總會留下尚未抵達的部分。
她的學術聲音因此具有特殊的文學效應。定義、辨析與引證進入作品之后,能夠暫時整理情感,卻常常又被情感沖開。讀者看見一個頭腦正在努力思考,也看見思考者自身的脆弱。知識在這里具有溫度,因為它與一個具體的人所遭遇的困境相連。嚴密的辨析沒有取消詩意,而是使詩意獲得更深的內在張力。研究、翻譯與創作一直彼此滋養,她既能考察古代文本的歷史語境,又能發現其中仍未耗盡的情感能量。當代生活由此獲得歷史的回聲,古代文本也因當代人的提問而顯露新的面容。
讓“怪物”獲得內心,讓神話改變方向
《紅的自傳》(Autobiography of Red,1998)是理解卡森最重要的入口之一。這部詩體小說取材于古希臘詩人斯忒西科羅斯(Stesichorus)的革律翁(Geryon)神話,將古代故事重新寫成現代少年的成長經歷。革律翁是一個紅色的長著翅膀的少年,經歷哥哥的侵害,面對母親的愛與無力,在攝影中尋找慰藉。他與年輕的赫拉克勒斯(Herakles)相愛,又被對方拋下;多年后的重逢,再次喚起欲望的傷痛,也推動他探索自己的創造力。
作品最深刻的改變,首先發生在觀看的位置上。在英雄完成偉業的傳統敘述中,革律翁是被征服的對象,他的死亡幫助確認英雄的功績。卡森把這個處于敘事邊緣的生命移到中心,讓他擁有感覺、記憶、羞恥與想象。當“怪物”獲得內心,原有的英雄秩序便需要重新接受審視:誰有權命名異類?一個生命的價值,是否只能由勝利者的故事來決定?
革律翁的紅色與翅膀,將異質性寫入身體,使他無法輕易消隱于人群。他在家庭和愛情中受傷,也在他人的目光中辨認自己。作品可以由此進入關于性別、欲望與邊緣經驗的討論,但其人物始終保有超出概念的具體性。他首先是一個感受極其敏銳的人,一個必須學習如何與自身差異共同生活的人。
攝影因而具有結構上的意義。革律翁常常處于被觀看、被判斷的位置,相機卻使他開始選擇自己的觀看方式。他能夠凝視世界、保留瞬間,并將經驗轉化為圖像。受傷的生命逐漸獲得組織感受的能力,也獲得與外部世界建立關系的方式。創造力使他能夠在他人的命名之外,留下屬于自己的表達。2013年出版的續作《紅檔案》(Red Doc)讓這一人物以別名繼續游蕩于神話化的地貌之中,說明卡森關心的不是一次改寫的完成,而是改寫之后生命如何繼續。
詩體小說的形式與這一成長過程彼此呼應。敘事使人物在時間中展開,詩句則捕捉經驗驟然凝聚的瞬間。句行的中斷、意象的跳躍,讓那些來不及被完整解釋的感受進入語言。讀者既跟隨一個少年經歷事件,又不斷被迫停留在某種色彩、聲音或身體知覺之中。成長于是呈現為內心節奏的變化,而不只是情節的推進。卡森還改變了神話中革律翁被殺的結局,讓這個生命繼續生活和創造,并在殘篇、評述與虛構敘事之間保持可見的距離。每一種敘述都有自己的取舍。“講述什么”與“怎樣講述”由此連在一起,文學形式參與了對敘事權力的反思。
“自傳”在此也可以讀作一種尚在形成的行動。一個人并非先擁有完整的自我,再把它寫下來;他是在選擇記憶、組織圖像、理解傷害的過程中,逐漸學習怎樣講述自己。能夠講述自身,意味著開始擁有決定哪些經驗值得保存的權利。這正是被壓抑的生命走向自主的重要一步。

《愛欲的苦甜》英文版
在愛欲的裂隙中,辨認美與真實
如果說《紅的自傳》從神話中發現異類的內心,那么《丈夫之美》(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2001)則把親密關系變成審視美與真實的現場。作品以29支“探戈”(tangos)組織敘事,副題自稱為“由二十九支探戈構成的虛構隨筆”(A Fictional Essay in 29 Tangos),講述一段婚姻走向破裂的過程,同時與濟慈(John Keats)關于美與真的思想展開對話。作品中的丈夫很美,卻屢屢說謊、不忠;妻子明知如此,仍然受到吸引。題目中的“美”因而帶有復雜意味:令人傾心的魅力,可能與傷害共存。
卡森在這里觸及一種難以輕易判決的經驗。人能夠看見對方的虛假,卻仍然被其吸引;能夠辨認關系正在損壞自己,卻無法立刻退出。認識與行動之間的遲滯,使愛情具有痛苦的復雜性。作品給予這種復雜性充分的空間,讓判斷與感受相互牽制,避免把情感簡化為可以直接執行的道理。
“探戈”于是成為一種富有解釋力的形式。舞蹈依賴雙方的配合,也包含進退、牽引、停頓與失衡。婚姻中的人與人,同樣在彼此的動作中尋找位置。一段關系為何延續,為何耗損,常常存在于這些細微的往返之中。29個段落將愛情的時間分解為一次次相遇與錯位,使讀者體會到親密關系的節奏如何逐漸轉為消耗。美能夠照亮經驗,也可能遮蔽判斷;一個人的魅力并不自動保證他的可靠,一種動人的語言也未必承擔真實。審美感受與倫理辨識之間,需要保持清醒的張力。文學能夠充分呈現魅力,同時也有責任辨認魅力留下的傷口。
1995年收入《玻璃、反諷與上帝》(Glass, Irony and God )的長詩《玻璃隨筆》(The Glass Essay),則以另一種尺度展開愛情失落。敘述者在戀情結束后探望母親,面對家庭生活與自身的情感困境,并在閱讀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的過程中思考孤獨與自由。日常場景、文學閱讀和內心經驗相互穿插,使失戀進入更廣闊的自我審視。勃朗特的作品并未提供可以照搬的答案,卻使敘述者獲得面對自身處境的另一種尺度。卡森把這種相遇寫得既親密又保持距離,讀者可以借助前人的文字理解自己,同時也需要承認彼此生命的差異。
詩中反復出現的編號裸體意象,使痛苦獲得可見的身體形態;結尾的視野則從敘述者自身,轉向所有人的身體。私人創傷由此通向共同的脆弱性。這個變化并不意味著傷痛已經得到徹底治愈,卻意味著一個人能夠在自己的傷口之外,看見他人同樣需要承受的生命處境。抒情經過這樣的自我審視,獲得了超出私人傾訴的分量。
從薩福的殘篇到哥哥的遺物,書寫缺失的形狀
卡森對失落的敏感,在翻譯中表現得尤為鮮明。2002年的《若非,冬季:薩福斷章》(If Not,Winter:Fragments of Sappho)對照呈現薩福詩歌的希臘文與英文。面對殘存的古代文本,她以方括號和留白標示缺失,讓讀者同時閱讀保存下來的詞語,以及詞語之間已經無法復原的部分。
這一處理使翻譯具有獨特的時間感。殘缺表明,古代聲音經過漫長傳遞,已經留下損耗;當代讀者所接近的,是經過歷史篩選和偶然保存的文本。把缺失顯示出來,意味著譯者需要對自己的知識保持克制。能夠確認的部分應當準確呈現,無法確認的部分則保留其不確定性。翻譯既是語言轉換,也是一種關于歷史的誠實。
但殘缺同時產生了新的閱讀張力。一個詞語之前或之后的空白,使它顯得更加孤獨,也更加鮮明。讀者試圖連接這些碎片,想象某個已經消失的語境,卻始終無法獲得完全的把握。趨近與受阻成為閱讀經驗本身。古代文本的生命力,便在保存與缺失共同形成的張力中重新出現。
2010年出版的《夜》(Nox)把這種閱讀殘片的經驗移入私人悼亡。作品源于卡森在哥哥去世后制作的手工紀念冊,圍繞古羅馬詩人卡圖盧斯(Catullus)悼念兄弟的《詩一〇一》(Carmen 101)展開,結合詞語釋義、舊信、家庭照片、拼貼與草圖。出版物以盒裝風琴折頁復制紀念冊的形態,讓閱讀同時成為展開、觸摸和辨認遺物的過程。
這部作品的動人之處,在于它承認親密關系中的不可知。哥哥留下的痕跡能夠證明一個生命曾經存在,卻不足以把這個生命解釋完畢。遺物越具體,缺失有時越清楚:一張照片保留了某個時刻,也提醒我們此前與此后的無數時刻已經無法抵達。悼念者希望重新組織逝者的生活,而死亡使許多問題失去了回答的可能。
卡圖盧斯的哀歌為這一過程提供了回應。兩個時代的人都曾失去兄弟,也都試圖以語言面對無法挽回的事實。卡森對拉丁詞語的拆解與辨析,使翻譯成為反復靠近悲傷的行動。詞典能夠解釋一個詞,卻無法消除一次喪失;古代詩句能夠給予悲傷以回聲,卻無法替代那個已經離開的人。折頁形式因此獲得內容上的必要性。書頁連續相接,記憶卻以碎片出現;讀者可以將它展開,卻無法由展開得到一個完整的生命。一種新形式若要成立,應當使原先難以顯現的經驗得到更充分的呈現。
從薩福殘篇到哥哥遺物,卡森不斷觸及理解的邊界。她保存痕跡,追問意義,也允許某些問題停留在未完成的狀態。尊重一個人,包括尊重他無法被完全解釋的部分;面對歷史,也包括承認現存證據之外的廣大沉默。缺失因而成為關系的一部分,使我們的理解更謹慎,也使我們的關切更持久。
形式仍在打開,傳統仍可應答
卡森的創作并沒有停在上述幾部代表作。2005年的《解創》(Decreation:Poetry,Essays,Opera)借用法國思想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Weil)關于自我消解(decreation)的思考,以詩歌、散文和戲劇性文本追問自我如何讓出中心位置。2016年的《漂浮》(Float)將作品置于可以自由安排閱讀次序的二十二冊小書之中,使組合方式也進入意義的生成。主體和書籍都在這里被打開,為尚未被容納的經驗留下位置。瑞典文學院在評述中特別提到這部可以按任意次序閱讀的作品,把它視為卡森探索寫作之可能的見證。
2019年的舞臺作品《特洛伊的諾瑪·簡·貝克》(Norma Jeane Baker of Troy)將歐里庇得斯(Euripides)《海倫》(Helen)中的海倫與瑪麗蓮·夢露(Marilyn Monroe)聯系起來,思考女性美貌如何被神話、欲望與公眾想象塑造。被廣泛觀看的女性,如何保有自己的人生,而不被她所承載的形象吞沒?這一問題把古典改寫帶入表演與公眾文化,也說明卡森關心的領域超出私人內心。2024年的《錯誤的諾瑪》(Wrong Norma)匯集二十五篇詩性散文,并配以作者的圖像創作,內容涉及文學、貧困、詞典和家庭。并置讓思想保留游移與偶然相遇的可能,嚴肅問題也能夠通過出其不意的語言顯露。她始終在嘗試新的路徑,沒有把既有成就固化為一種可重復的風格。
這些探索共同改變了一個問題的提法:當某種經驗難以進入既有形式,作家怎樣為它創造表達的條件?對于詩歌,敘事、論述與翻譯可以成為詩性表達的內部力量;對于翻譯,歷史距離與文本殘缺可以參與意義;對于書籍和舞臺,物質形態、圖像及聲音可以獲得文學上的必要性。形式實驗的判準不在新奇本身,而在它是否承擔了可辨認的表達任務。
我特別想指出的是,中文譯介也使這種探索進入了我們的閱讀視野。2021年1月,譯林出版社推出黃茜翻譯的《安妮·卡森詩選:紅的自傳·丈夫之美》,這是簡體中文讀者可以較系統地接觸其創作的重要節點。2022年,倪志娟翻譯的《安妮·卡森選集》以詩刊專號形式出版。2025年10月,商務印書館出版黃茜翻譯的《若非,冬季:薩福斷章》;2026年,《夜》的中文版亦以風琴折頁的特殊裝幀面世。不同傳統之間的相遇仍在繼續,卡森的語言也在新的語境中接受理解與檢驗。
長期的文學認可,為理解這一影響提供了旁證。卡森于2000年獲得麥克阿瑟獎(MacArthur Fellowship),以《丈夫之美》獲得2001年度T.S.艾略特獎(T.S.Eliot Prize),成為該獎首位女性得主;又以《男人的閑暇》(Men in the Off Hours)和《紅檔案》分別于2001年、2014年獲得格里芬詩歌獎(Griffin Poetry Prize),并于2020年獲得阿斯圖里亞斯公主文學獎(Princess of Asturias Award for Literature)。這些榮譽見證了不同文學機構對她創作價值的持續辨認,卻不能代替作品本身的說明。
當然,卡森創作所展示的學識繁富、文類交錯與非連續閱讀,會增加部分作品的閱讀門檻,形式實驗也需要接受具體效果的檢驗。需要說明的是,卡森這些具有一定閱讀難度的作品之所以能夠獲得批評界的推崇,是因為形式與經驗之間存在牢固的內在聯系:詩性節奏屬于革律翁的感受,探戈屬于關系的進退,折頁與殘片屬于悼亡的艱難。我們無法僅憑授獎詞重建評選討論,卻可以從作品中看見,這次表彰所指向的成就具有清晰而持續的文學依據。
人們都在問,諾獎得主為什么是安妮·卡森呢?在我看來,那是因為她讓被英雄遮蔽的生命獲得內心,讓被歷史損耗的聲音仍然可聽,讓無法解釋完畢的愛與喪失得到慎重的書寫。
文學創新若要對經驗負責,就不能只在傳統之外另起爐灶,也不能把傳統當作現成的裝飾。新的文學可以生長于古老文本的縫隙,生長于重新分配的敘事視角,也生長于一次對缺失的誠實承認。創造的深度,取決于作家能夠從熟悉之中辨認多少尚未被看見的東西。文學由此才能保存更多生命的復雜性,也能給予那些尚未被充分講述的經驗以形式、尊嚴和持久的回聲。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全民閱讀教育研究院院長、吳玉章特聘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