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慈悲》《登春臺》到《金色河流》—— 在小說中理解中國人的生活
作為一名伊朗譯者,我已經翻譯了路內的《慈悲》和格非的《登春臺》,目前正在翻譯魯敏的《金色河流》。把這三部小說放在一起思考,我更深刻地感到,理解當代中國,需要走近具體的中國人。文學讓外國讀者有機會認識一個個鮮活的人物,了解他們的生活與牽掛,體會他們難以言說的心事。我們由他們進入時代,又通過時代重新理解他們。
了解一個國家,需要歷史知識和社會觀察,也需要接近生活在其中的人。小說使我們有機會走近人物的內心,體會某個決定作出之前的遲疑,某次失去之后的沉默,以及一個家庭在漫長歲月中形成的相處方式。對外國讀者而言,這樣的閱讀能夠使“中國社會”這一寬廣的概念,逐漸顯現出具體的面容。
理解當代中國,也需要了解今天的生活從何而來。今天的生活方式、家庭期待和價值取向,往往帶著過去的印記。年輕人不能理解的某種堅持,可能來自長輩曾經經歷的匱乏;一種看似難以解釋的習慣,也可能保存著一個群體共同生活的記憶。當小說讓不同年代在一個人的生命中相遇,讀者便有機會理解變化何以發生,以及過去如何繼續影響當下。
翻譯使這種閱讀變得格外緩慢。讀者可以順著故事往前走,譯者卻必須時時停下來:一句話為什么這樣說,一個稱呼包含怎樣的距離,一段敘述為何在此處突然轉換語氣?為了讓人物在另一種語言中保持鮮活,譯者需要不斷返回他們的生活處境。對詞句的揣摩,也就在這樣的往返中逐漸加深了對人的理解。
《慈悲》把目光投向工人及其家庭。水生、玉生等人的生活與化工廠緊密相連,個人的成長、婚姻與衰老,同工廠的變化交織在一起。路內用不長的篇幅容納了數十年的生活,使時代的變化落實到普通人的命運之中。理解這些人物,需要看到工廠在他們生命里所占的位置,以及工作關系與家庭生活如何彼此影響。
對外國讀者來說,工廠與個人生活之間的聯系值得細讀。熟悉一個職業的名稱,并不意味著已經理解這個職業在特定年代所包含的生活內容。一個人如何認識自己的價值,怎樣與他人建立信任,遇到困難時向誰求助,都與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有關。小說把這些關系編織進人物的日常,使讀者看到,一份工作的得失,可能同時牽動一個人的生活安排、社會關系和自我認識。
水生、玉生、根生等名字里反復出現的“生”字,也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對于能夠直接閱讀漢字的讀者,這層聯系清楚可見。進入另一種文字以后,人物名字的讀音可以得到近似的轉寫,字義之間的呼應卻未必同樣顯明。這提示譯者留意藏在日常語言里的意味——既要考慮如何讓讀者感知這些聯系,也要避免把人物名字解釋成意義固定的符號。
我尤其愿意從“慈悲”這一題目出發理解作品。這個詞有自身的文化來歷,但進入小說以后,它的意味還需要從人物的遭遇與彼此相待中體會。在困頓之中,一個人如何維持做人的分寸,如何看待他人的不幸,如何承受生活留下的傷痕?這些問題使閱讀超出了對苦難的旁觀。對譯者來說,傳達題目的含義,需要體會這個詞在整部作品中積累的情感。
因此,在我看來,翻譯這樣的小說,既要讓讀者感受到生活的艱難,也要留意人物在艱難中仍然保有的尊嚴。倘若人物只是證明某種觀念的例子,他的獨特性就容易被遮蔽。當讀者愿意認真理解他的處境,他所經歷的時代也會變得具體。文學保存著這些難以由概念代替的生命經驗。
在《登春臺》中,格非讓沈辛夷、陳克明、竇寶慶、周振遐的故事彼此交織。他們有不同的來處與經歷,在北京春臺路67號發生關聯。隨著各自的往事逐漸展開,人物之間的聯系也顯露出更深的來由。閱讀這部作品,使我注意到,理解社會變化還需要辨認人與人如何相遇、彼此影響,又如何承受這些關系帶來的后果。
小說序章中有一個值得駐足的場景:周振遐坐在中關村軟件園附近的長椅上,看著上班的人群經過。有人瀏覽手機,有人匆忙吃著早餐,密集的人流與人物對生命、時間的思索出現在同一個畫面里。城市生活的節奏很快,而周振遐此刻卻感到時間難以打發。這樣的并置,使一幅熟悉的都市景象容納了不同的生命感受,也讓讀者看到身處同一空間的人,可能經歷著何等不同的內心生活。
從這里出發,認識當代中國,也就包括理解現代生活給人帶來的精神感受。遷居、工作、技術和交往方式的變化,會改變一個人與世界的關系;面對新的機會,人仍需要回答怎樣安頓自身的問題。沿著小說人物的經歷去辨認,我們才能理解表面相似的選擇為什么會有不同的意義。
《登春臺》還提醒譯者,敘述的次序會影響讀者對人物的認識。幾個人的經歷逐漸相互照亮,關于某個人的判斷,可能隨著另一個人故事的展開而改變。翻譯需要保存這種逐步認識的過程,留意信息何時出現、哪些地方仍有疑問。如果譯者因熟悉全書而提前補足解釋,就可能改變讀者進入故事的方式。
正在翻譯的《金色河流》,則讓我繼續思考財富與人的關系。魯敏以穆有衡晚年的生活為重要敘事支點,在當下與回望之間展開他的人生。財富的積累、舊日的虧欠、對子女的期待以及身后財產的安排,彼此牽連。穆有衡如何理解自己走過的道路,又試圖怎樣安排他人的未來,成為作品的重要內容。財富由此同記憶、親情和責任交織在一起,也使人物內心的矛盾逐漸顯露。
小說中,謝老師用紅皮本子記錄穆有衡的人生素材,提供了有別于主人公自我回望的觀察角度。然而,長期參與穆家的生活,也使他的記錄受到感情的牽動。到了后文,他發現自己難以保持書寫者的距離,提出將原先設想的非虛構寫作改為故事。這個變化讓我注意到,講述一個人的一生,也意味著面對講述者自身的立場與局限。一個人對自己的說明、旁人對他的觀察、親近者對他的期待,未必能夠完全重合。對于外國讀者而言,這也提示了一種理解他人的方式——傾聽不同的聲音,并給自己的判斷留下重新思考的余地。
王桑與昆曲的聯系,又使財富問題進入了文化生活。他對昆曲的親近,與自己的生活處境和精神需要相連;而當他與木良籌劃演出、嘗試推廣昆曲時,經費等現實問題又不斷擺在面前。這些經歷促使他重新思考金錢,也重新理解父親。讀到這里,我感興趣的是,一個人的觀念如何在親身經歷中發生變化。當藝術成為需要自己投入心力的具體事業,他對物質條件的認識也隨之改變。文化理想如何延續,不同代際如何理解彼此珍視的事物,由此成為可以從人物生活中切實感受的問題。
對一名波斯語譯者而言,昆曲的出現還有特別的啟發。向讀者介紹一種戲曲的名稱、歷史與形式,只是理解的起點,更需要在譯文中保留的是它為什么會進入一個人的精神生活,為什么值得他為之投入時間與情感。當讀者理解了人物為什么需要這門藝術,異國文化就有可能從一項知識,變成值得親近的生活經驗。
三部小說的題材、結構與語言各有特點,所書寫的時間也有交疊。我愿意把它們看作相互補充的閱讀經驗:工人的生活與尊嚴,現代人的聯系與孤獨,財富、代際和精神追求之間的關系,為認識當代中國提供了不同的入口。這些問題又常常在同一個人物身上相遇,使人無法只用某個身份或標簽概括他的生活。
這樣的閱讀需要保留分寸。一部小說有其選擇、想象與藝術組織,人物的命運不能直接被當成整個社會的結論。文學幫助我們提出更細致的問題,促使我們注意現實中容易忽略的聲音。帶著這些問題再去接觸歷史與現實,閱讀所得也能夠得到補充和檢驗。
在把這些作品譯成波斯語的過程中,一個貫穿始終的問題是:怎樣使另一種語言中的讀者接近人物,又保留人物生活的具體性?讀者能夠理解牽掛、失落、希望與衰老,但這些感受總是發生在特定的人際關系和歷史條件之中。共同的情感提供了入口,細微的差別則決定著理解能夠走多遠。
以稱呼為例,《金色河流》中的穆有衡要求別人稱他為“有總”,取的是“越叫越有”的意思。一個簡短的稱呼,既帶著他的身份,也顯露出他對財富的心態。譯者需要讓讀者理解人物為什么偏愛這個稱呼,這個稱呼又怎樣顯露他的性格。漢語中的稱呼常常包含身份、關系和語氣,翻譯時需要回到具體場景,辨認其中的意味。讀者對一個人物的認識,有時就從這樣細小的語言選擇開始。
遇到具有時代意味的表達,譯者還需要考慮說明的尺度。解釋不足,讀者可能忽略人物行為的背景;解釋過多,閱讀的節奏又會被打斷。某些內容適合通過注釋補充,某些意義則應該讓人物的行動與上下文逐漸顯現。譯者需要不斷衡量,一條說明究竟幫助讀者理解了什么,又是否替讀者過早地確定了某種解釋。
語言的節奏同樣不可忽視。句子的長短、停頓的位置、敘述與人物聲音之間的距離,都會影響讀者如何接近故事。三部作品有不同的藝術個性,譯文也應努力保存這些差異。遇到語氣的轉折,尤其要留意其中未曾明說的情感。外國讀者由此才有機會辨認不同作家的聲音,感受他們各自觀察世界和表達經驗的方式。
這也要求譯者審視自己的熟悉感。一個詞能夠順利譯出,并不意味著它在兩種文化中的使用條件完全一致;一種情感似曾相識,也不意味著人物的行為已經得到充分解釋。越是看起來容易理解的地方,有時越需要追問一句:我理解的是這個人物,還是把自己熟悉的生活投射到了他的身上?
作為伊朗譯者,我希望波斯語讀者在閱讀這些作品時,既能發現可以共鳴的情感,也愿意為暫時陌生的經驗多停留一會兒。理解并不要求消除差異。發現某個人物與自己相近,卻又不能完全用自身經驗解釋他,往往正是閱讀開始改變我們看待他人方式的時刻。
中國當代文學能夠成為了解當代中國的重要窗口,其力量來自作家對具體生命的持續關注。工廠、街道、公司、家庭和戲曲舞臺,在小說中連接著不同的生活;工作、親情、財富與衰老,又使這樣的生活向更廣闊的讀者敞開。我們讀到社會的變化,也讀到人在變化之中如何感受、選擇和承擔。
翻譯《慈悲》《登春臺》,以及繼續翻譯《金色河流》,對我而言,也是不斷學習如何理解人的過程。我期待這些人物能夠用波斯語講述自己的故事,讓遠方的讀者聽見他們的遲疑、愿望與心聲。當其他國家的讀者開始關心一個中國人物為何這樣生活,他與當代中國之間,便有了一種更具體、更持久的聯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