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一種村上春樹:規律與遷徙中的寫作人生
2026年7月3日,村上春樹的新長篇《夏帆》在日本出版。這是繼2023年的《小城與不確定性的墻》之后,他時隔三年發表的新長篇,也是他首次以女性為單獨主角的長篇小說。二十六歲的繪本作家夏帆,在一次約會中遭到陌生男子對她外貌的冒犯,隨后進入一個充滿奇異事件的世界:她搬到武藏境,一對食蟻獸夫婦住進她家的地板下;她殺死了附身于磨刀店店主的美洲豹,而白蟻女王又附身于她的母親。與此同時,她筆下繪本中的小女孩也展開著自己的探險。
村上春樹最新長篇小說《夏帆》
從1979年發表《且聽風吟》算起,村上創作已有四十七年。若將《奇鳥行狀錄》《1Q84》等多卷作品各計為一部,《夏帆》是他的第十六部長篇。在這些長篇之外,他寫了大量短篇、隨筆和游記。他還和插畫家合作,將文字和圖畫結合起來:他與安西水丸合作創作了短篇集《象工廠的Happy End》和隨筆集《村上朝日堂》,他的童話《羊男的圣誕節》則由佐佐木牧繪圖。此外,他也從事翻譯,將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蓋茨比》、錢德勒的《漫長的告別》等英文作品譯成日語。因此,在長篇出版的間隔期間,他也做著其他不同類型的工作。
一直以來,一些文章在介紹村上時,常常強調他的作息表:早上幾點起床,寫作多久,下午跑幾公里,晚上幾點睡覺。這樣的介紹容易讓人覺得,他的文學來自精密的安排和嚴格的執行。他的生活被描繪得簡單而穩定。實際上,他的生活更加豐富,甚至復雜。通過他的隨筆、游記和訪談,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更多面,也更矛盾的村上:他努力維持工作規律,也常常把這個形象呈現給外界,卻又在寫作生涯中不斷旅行、遷居,進入陌生的環境。可以說,規律與遷徙、自律與即興共同塑造村上的寫作人生。
村上春樹
一記二壘安打:寫作念頭的萌生
村上年輕時并沒有設想好小說家的人生。他1949年出生于京都,在兵庫縣西宮、蘆屋一帶——也就是“阪神間”核心區域長大,1968年進入早稻田大學第一文學部學習戲劇。1974年,尚未畢業的他和妻子陽子在東京國分寺開了一家名為“Peter Cat”的爵士咖啡店。翌年,他修夠學分后畢業,大學前后讀了七年。這家店白天是爵士咖啡店,晚上則作為酒吧營業。1977年,店鋪搬到千馱谷。播放唱片、調雞尾酒、做三明治,是他當時的日常。
根據他的回憶,轉折發生在1978年4月1日。那天下午微風吹拂,他躺在東京神宮球場外野觀眾區的草坡上,觀看養樂多燕子隊與廣島鯉魚隊的棒球比賽。當戴夫·希爾頓擊出一記二壘安打時,他忽然萌生了一個念頭,覺得自己也許可以試著寫一部小說。看球時的那一瞬間,被他視為自己寫作的起點,在他的自述中反復出現。他對這一瞬間的確信,幾乎帶著“神諭”的意味,仿佛是命運的安排。這也與他后來筆下那些被偶然事件甚至超現實力量影響的角色形成了有趣的呼應。
此后,他開始在酒吧打烊后回到家,坐在廚房的桌邊寫作。起初寫得并不順利,他對用日語寫出的初稿并不滿意,于是嘗試用英語寫下開頭部分,再將其翻譯回日語。他掌握的英語詞匯和句式有限,這反而讓他找到了一種簡潔、明快的日語文體。他隨后用這種文體繼續寫作,完成了《且聽風吟》。
1979年,這部處女作獲得第二十二屆群像新人文學獎。然而,這種文體并未得到普遍認可。除了用英語寫作的嘗試,他年輕時閱讀的外國文學、聽過的西方音樂,也影響了他日語寫作的語感與節奏。當時,一些讀者認為這是一種新鮮的聲音,另一些讀者則覺得它與自己熟悉的日本文學相距甚遠。
村上春樹的第一部作品《且聽風吟》
從爵士酒吧到寫字桌:成為全職作家
1980年發表《1973年的彈子球》之后,村上仍在經營酒吧。當時酒吧盈利狀況不錯,而且比寫作更賺錢。有人建議他把店鋪交給別人管理,但他認為自己應該全力投入寫作,無法在心理上兼顧兩件事。1981年,他結束店鋪經營,轉向全職寫作;翌年出版《尋羊冒險記》。他后來反復談論的規律生活,是在這一轉變之后逐漸建立起來的。
成為全職小說家后,他對自己有著嚴格的要求。在2004年的《巴黎評論》訪談中,他描述過寫長篇時的作息表:清晨四點起床,工作五六個小時,下午跑步或游泳,隨后讀書、聽音樂,晚上九點就寢。當然,這段話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前提:這是他寫長篇小說時的作息,而他在寫作生涯中并非每天都在寫長篇。
他在隨筆集《我的職業是小說家》中談到了另一個習慣:寫長篇初稿時,以每天十張四百字稿紙的篇幅為目標。即使還想繼續,也盡量在目標達成時停下;即使狀態不佳,也努力完成當天的目標。他認為這是一種讓寫作得以持續的辦法。這種做法重視的是建立一個寫作的節奏,讓創作可以持續下去。這樣嚴格的自我約束,和許多寫作者順應自身狀態的習慣有所不同:有靈感時,我們往往盡情揮灑,寫到深夜;沒有靈感時,則暫作休息。
村上春樹隨筆集《我的職業是小說家》
《當我談跑步時,我談些什么》則提到了寫作與身體之間的關系。他在成為專職作家不久后開始跑步,后來又在國內外參加馬拉松和鐵人三項比賽。他認為,長篇寫作需要的不只是想象力,也包括長時間獨處、集中注意力和承受疲勞的能力,而運動有助于鍛煉這些能力。同時,在比賽中挑戰自己的極限,能給他帶來成就感,雖然成績不佳時也可能帶來失落。不過,據今年2月《紐約時報》的報道,他去年曾因病住院一個月,體重大幅下降,一度連走路都很困難;報道刊出時,他已恢復寫作和跑步的日常作息。
從歐洲到美國:在遷徙中寫作
除了自律和長期主義之外,村上的寫作生涯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層面:遷徙。1986年,他離開日本,開始在歐洲長期旅居。1996年《紐約客》的一篇人物特寫中寫到,日本出版界的約稿、采訪和人情往來讓村上難以專心寫作,旅居海外則讓他可以與這些壓力保持距離。《挪威的森林》和《舞!舞!舞!》都寫于這一旅居時期:前者在希臘開始寫作,在羅馬完成;后者在羅馬動筆,在倫敦完成。作品里的日本城市和青年生活,其實是在遠離日本的歐洲寫下的。
1991年,他受邀赴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客座研究員;1993年,他又轉往塔夫茨大學。他曾教授日本文學,也在大學圖書館查閱諾門罕戰役相關的資料。《奇鳥行狀錄》就是在這段美國生活期間寫成的,而這場戰役及其暴力構成了小說中重要的歷史素材。1994年,他還前往位于中蒙邊境的諾門罕戰場舊址實地探訪,并在游記《邊境·近境》中寫下了沿途的見聞。因此,遠離日本并沒有使日本從他的小說中消失,距離反而可能給了他重新觀察日本的機會。
村上春樹著《奇鳥行狀錄》
這些旅居和旅行的經歷,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他游記和隨筆的素材。《遠方的鼓聲》記述了他在希臘、意大利等地的生活,既有租房、散步和飲食等日常瑣事,也有適應當地生活面臨的困難。《雨天炎天》則記錄了這段旅居期間的希臘與土耳其之旅:一邊是徒步探訪阿索斯山的修道院,一邊是穿行土耳其的漫長車程。
《終究悲哀的外國語》寫到他在美國生活時使用外語的困惑和對日美文化差異的觀察;《尋找漩渦貓的方法》則寫到貓、馬拉松和汽車被盜后的麻煩。后來,《如果我們的語言是威士忌》又從蘇格蘭艾雷島的蒸餾廠寫到愛爾蘭的酒館,借飲酒接近當地的人與生活。讀這些文字,會發現他的好奇心并不只圍繞抽象的文學展開,也落在感官能夠接觸到的氣味、口感與風景上。
村上春樹著《終究悲哀的外國語》
未知大概是旅行與寫作的共通之處:旅行可以預先安排時間和地點,卻控制不了遇到的人和事;寫作者可以在固定的時間寫作,卻不總是知道故事將通往哪里。對不斷旅行、遷居的村上而言,重新熟悉城市、語言與文化,以及應對途中的不便、疲憊和意外,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固定的寫作習慣,甚至近乎強迫癥式的重復,或許正是他應對這些變化、獲得一定的控制感,并在新環境中保持工作進度的一種方式。規律與遷徙,也就這樣同時存在于他的寫作人生中。
從偵探故事到爵士樂:規律中的即興
這種規律與遷徙之間的張力也存在于村上作品的內部。一個如此看重規律的人,寫出的故事卻常常讓讀者感到意外和驚奇。他的短篇展現了這一點。《青蛙君救東京》中,一個普通職員回到住所,迎接他的卻是一只會說話的青蛙,請他幫忙拯救東京;《品川猴》中,主人公忘記自己的名字,竟是因為一只會偷取名字的猴子。《象的失蹤》中,大象和飼養員一起不知所蹤;《眠》中,一位家庭主婦連續多日不睡,夜晚獨自讀書、喝酒,過起了家人毫不知情的另一種生活。
他的長篇則更加撲朔迷離。《尋羊冒險記》中,主人公因一張照片踏上尋找一只背部帶有星形斑紋的羊的旅程;《奇鳥行狀錄》中,主人公先是尋找失蹤的貓,隨后又面對妻子的離去,尋找的過程牽出婚姻中的秘密與戰爭的記憶。《1Q84》中,青豆發現夜空中竟有兩個月亮;另一邊,天吾應編輯的要求,改寫一位少女的小說《空氣蛹》,卷入書中故事與現實交織的謎團。
村上春樹著《尋羊冒險記》
《刺殺騎士團長》中,一位與妻子分居的肖像畫家搬進山中住宅,發現一幅神秘畫作,隨后卷入畫家前輩的往事和一名少女的失蹤事件,并在尋找少女時進入異世界。《小城與不確定性的墻》中,主人公追尋少年時代失蹤的戀人,進入一座高墻圍住的城市,與自己的影子分離,在圖書館擔任“讀夢人”;然而,再次相遇的少女卻已不認得他。
最新的《夏帆》中,繪本作家夏帆在食蟻獸的指引下搬到武藏境,又受食蟻獸夫婦之托前往一家磨刀店,殺死附身于店主的美洲豹。隨后,她發現母親被白蟻女王附身。與此同時,她筆下繪本中的小女孩在森林中與家人走散,與一只貓結伴尋找通往原來世界的出口。兩條故事線相互交織,也逐漸深入母女之間微妙的關系。
這些小說借用了偵探故事的動力:有什么消失了,有什么無法解釋,于是人物踏上尋找的道路。但尋找的過程往往比謎底更重要:在這個過程中,主人公不得不面對被擱置的記憶、無法修復的關系,以及一直不愿正視的自我。這種偵探小說的氛圍,并不意味著答案都已預先設計好。村上在訪談中說過,他開始寫小說時往往沒有完整計劃,而是讓故事逐漸展開。談到《刺殺騎士團長》時,他也解釋,作品最初只有一兩個段落,之后才從中發展成長篇。他可以規定自己何時坐到書桌前,卻未必能確定筆下的人物將走向哪里。因此,固定寫作時間和頁數,與提前決定故事的發展,是兩回事。
他的文字有時讓人聯想到他曾經營的爵士樂酒吧,這種聯想不只來自小說中提及的音樂家和唱片的名字,還來自敘述的節奏:既有即興,也有微醺的感覺。早期的《且聽風吟》和《1973年的彈子球》中,散落的回憶和對話讓人感到,故事像是在邊展開,邊尋找下一句。他的短篇也常將荒誕的形象和極其日常的生活結合,讀者一時難以判斷該把它們當作寓言、夢境還是潛意識的表達。而在長篇中,一次奇異的遭遇可能忽然改變人物的人生軌跡,將故事引向意想不到的方向,現實與超現實之間的界限也變得模糊。
村上春樹著《1973年的彈子球》
其實,寫作的自律與即興未必相互抵觸。寫作者維持相對固定的習慣,或許正是為了使自己有精力進入尚未成型的故事,承受其中的不確定性,在精神世界里自由探索。即興也不意味著成稿不需要修改:最初的想法可以自由展開,隨后仍需調整段落的節奏、完善敘事的結構。像音樂演奏一樣,聽起來即興而輕盈的變化,背后可能有長期嘗試和練習的支持。
作息表之外:村上的多面人生
在讀者熟知的長篇小說之外,村上寫了大量的隨筆和游記。如果說小說描述了他筆下的角色如何被卷入奇異的處境、踏上尋找答案之路,那么隨筆和游記則展示了他自己如何走進陌生的環境。從歐洲到美國,他記錄了旅途與生活中的種種經歷:有狼狽不堪,有悠然自得,也有對新鮮事物的興致;有他的偏好、牢騷、困惑,有對自己居無定所的調侃,也有面對小事時一本正經的幽默。這些文字幫助我們更具體地了解作家本人,但不必成為解讀他小說的工具。小說中的有些角色或許讓人看到村上的影子,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虛構人物就是作者本人。他小說中的隱喻往往難以對號入座,也未必有一種絕對正確的解釋。
村上的作息表反而提醒我們,每個寫作者都需要尋找自己的工作方式。有人依賴固定的時間安排,有人更依賴靈感的到來;有人預先構思完整情節,有人則邊寫邊探索故事的走向。他的自律和長期主義值得肯定,但他的生活習慣和寫作方法與他的身體、性格、職業經歷和生活條件密切相關,很難被其他人直接照搬。他的文字不僅來自固定的習慣和嚴格的自我要求,更來自他為寫作保留的即興空間、西方文化的影響和跨文化的生活經驗。和許多作家一樣,他的生活和性格也有著復雜甚至矛盾的一面。村上的文學和他本人的魅力,也正在于這種多面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