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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保羅·策蘭:作為我們時代語言的抒情詩
來源:澎湃新聞 | [德]奧托·珀格勒/文 鐘皓楠/譯  2026年09月21日08:26

導論

政治與藝術,尤其是與詩歌的關系始終難以講述。那位羅馬皇帝與那位詩人之間的關系已經證明了這一點。當諾瓦利斯想要通過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三世的婚姻預言國家的統一,國王更是清醒地對此表現出憤怒。“詩人”可以向統治者指出起到作用的強權,還是相反,不得不服從于強權的命令?我們在二十世紀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鮮明記憶,有關國家如何試圖鉗制和操縱藝術與詩歌。俄國革命首先伴隨著新文學與新藝術的到來,但這種自由很快就被殘暴地扼殺。納粹主義導致重要詩人與藝術家流亡,最終甚至演變為新的“圣像破壞運動”。民主德國直接將工人之子萊納·昆策訓練成詩人,昆策在早期的確以驚人的詩篇對他的國家進行了贊頌。但抒情詩要求自發的言說。當這種言說出現,國家就又只剩下一個辦法,將它的詩人驅逐出境。古老的歷史再次重演。

民主黨派建立起了分權制度,政治與藝術也得以分離,這樣一來,我們就給藝術留下了自己的空間。但如果藝術完全不介入公共事務,那么它是否會變得過于溫和?從國家代表的方面出發,他們至少需要在節日和紀念日提醒人們想起那種以政治為前提、卻無法由政治建立的共同精神實質。例如,在所謂的“水晶之夜”五十周年紀念日,在獨裁期間艱難生存十二年的猶太裔演員伊達·艾荷在德國聯邦議院朗誦了策蘭的《死亡賦格》,這位演員在不久后去世。在詩人話語的襯托之下,聯邦議院主席菲利普·延寧格平素無可指摘的發言也顯得缺乏真情實感,最終成為導致他下臺(人們正在計劃這樣做)的一個因素。難道詩歌不依然是政治話語的尺度,至少在強調反思的時刻,詩歌也是一種糾正?

保羅·策蘭

保羅·策蘭本人從羅馬尼亞的勞役營中幸存下來,而他的父母在被占領的烏克蘭被殺。有一次,他告訴我,《死亡賦格》這首詩是在有關強制勞動營與滅絕屠殺營最早的確切報告出現時寫下的。詩中可以聽到受難者被趕往死亡的聲音。“死亡是來自德國的大師”這行詩成為了一句口號。但很快就有人質疑:這首詩是不是在將恐怖的事件審美化。與他們相反,阿多諾改變了自己的斷言,“在奧斯維辛之后,詩歌無法存在”,認為“詩歌必須從奧斯維辛出發”。如果我們的抒情詩不觸碰這些傷及根本的經驗,那么它還能有什么意義?策蘭本人禁止這首最為著名的詩歌再版,因為它被教科書濫用,成為了學校課堂的講解對象。這首詩不應成為免除對過去具體責任的“不在場證明”。但在策蘭去世后,這首詩被多次譜曲,甚至被一個猶太裔德國舞蹈團排演成舞蹈。在德國,人們至今仍習慣把“大屠殺”(Holokaust)里的“k”寫成“c”,仿佛這個詞不得不始終作為來自美國的外來詞,無法徹底進入德語。在制造紀念碑的領域,德國人的確是專家,甚至盼望出口這種紀念活動。但大屠殺的紀念碑與策蘭的《死亡賦格》始終是一個問題:這種“美學化”與“博物館化”的解決方案反而中和了苦難。策蘭本人從未否認或者撤回《死亡賦格》。他真正的問題是:人如何才能懷著不加掩飾的記憶生活下去?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他于1944年至1945年間寫下這首詩后,他又寫作了二十五年。

為了引發思考,策蘭持續不斷地在德國各個城市朗誦自己的詩作。對鐵路旅行者而言,科隆是通往德國北部與西部的門戶。但他的詩作《科隆,宮殿街》的具體寫作時間還無法確定,其中提到無形的大教堂、無聲的河流還有“深入人心的鐘”。策蘭曾說,他使用《科隆,宮殿街》這個題目(而不是通常的會面點萊夏爾特咖啡館),是因為這能使人聯想到“維也納,宮殿街”。策蘭的家鄉位于布科維納,那里曾經是奧匈帝國的領地,對那里的居民而言,維也納就是夢寐以求的目標。而“宮殿街”的地名也能使人想起巴本貝格家族曾經在此贊助吟游詩歌,使瓦爾特·馮·德·福格魏德等人有機會登臺朗誦。許多猶太移民途經維也納,在科隆或杜塞爾多夫找到新歸宿。因此在1964年,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將大型藝術獎授予保羅·策蘭,這個舉動具有深遠的意義(這個獎項多次授予重要畫家和詩人,這主要歸功于長期以來擔任德國文化部長的保羅·米卡特,他后來被選為德意志學院的院長)。但當策蘭在杜塞爾多夫領獎時,他的熟人大吃一驚。他因患病憔悴不堪,被受迫害妄想折磨著:荒謬的抄襲指控一度加劇了這種狀況。盧梭早已清楚,文學家與藝術家往往會向我們呈現出失控競爭的恐怖之處。如今我們大致可以斷言,這是一種與先天條件有關的精神分裂癥,伴隨著抑郁癥的交替發作,反復給他帶來新的折磨。1967年,策蘭再次離開精神病院,再也沒有回到自己的家庭,因為他在發作期有傷人的風險。在一次心理治療后(由著名的蘇黎世精神病學家費爾登克賴斯進行診治),策蘭一度自以為已經痊愈。例如,他在1969年至1970年前往耶路撒冷、波恩和弗萊堡等地旅行。他也制定了許多新計劃(例如他想參觀烏佩塔爾和波鴻,因為他妻子的版畫作品早已在那里展出——在1958年與1967年)。但患病的策蘭也面臨著自己的困境:他無法長期服藥,因為藥物會扼殺他的詩歌創作。最終病魔追上了他:1970年5月1日,人們在塞納河中打撈起他的遺體。

1967年12月15日,保羅·策蘭前往德國西部及柏林旅行,以一種類似遺囑的方式請求他的好友、日耳曼文學學者貝達·阿勒曼將他的詩作與譯作匯編出版。在他去世后,這項任務變得尤為緊迫。德意志研究基金會很快就為編輯這位剛剛離世的詩人的全集提供了資助,這在當時也是一種特例。但最初的嘗試并沒有達成目標。在州長兼德意志學院管理人約翰內斯·勞的友善幫助下,人們重新開始。策蘭研究中心在波恩建立。德意志學院成立了一個策蘭委員會來推動工作。瓦爾特·辛克在德意志學院的講座《作為詩人之鏡的詩歌》中指出,策蘭實際上在德語戰后抒情詩中扮演了一個獨一無二的角色。在這段時間里,人們也對策蘭作品做了許多編輯工作。當然,波恩方面的努力特別值得一提。他們遵循漢斯·策勒在編輯康拉德·斐迪南·邁耶全集時開發的方式,企圖從文本生成學的角度將詩歌寫作呈現為一個包含多個草稿階段的過程。我們也許會問,這種強調文本生成的思路是否更適合保羅·瓦萊里這樣的作者,卻不是那么符合策蘭的意圖。但無論如何,在這些具體的編輯計劃之外,還有一項任務,也就是完整地呈現策蘭流傳下來的文本,不做任何主觀層面的篩選,因為篩選總是充滿爭議。這一系列詩集是否能夠證明抒情詩將我們時代的深層經驗轉化為語言的結果?我們在這之前就可以確定一點,在這些詩集中有一種特別的聲音在演說,一種排斥了任何學院化與追隨者的聲音。這種聲音在我們與我們時代的對話中究竟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這正是我們在這里通過對若干詩作的討論要探究的問題。

《策蘭詩全集(全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 | 99讀書人,2026年6月出版

切諾維茨與布加勒斯特的開端

1951年,維也納的雜志《詞與真》發表了一首小詩,詩歌的作者尚還默默無聞。他于1920年出生在切諾維茨。但此時他已不再使用自己的德語化猶太本名“安切爾”(Antschel),而是通過羅馬尼亞形式的字母重組,創造出“保羅·策蘭”(Paul Celan)這個名字。他曾向我解釋,作為抒情詩人,叫“安切爾”就像叫“禿頭”一樣不可能得到認可。那首無題詩是這樣的:

世界已不再知曉

時間如何分岔,

夏天拉琴的地方,

一片海洋凍結。

遺忘知曉

心出自什么。

箱篋,神龕和櫥柜里

時間真切地生長。

于是一個優美的詞

喚起莫大的愁苦。

在那個地方

你了解一切。

根據第一節,世界已不愿知曉時間給它帶來了什么;生命在夏日慶祝自己的盛放與成熟,如一首自由自在的提琴舞曲;但在對生活的渴望之外,一片海洋凍結。策蘭的父母死于烏克蘭的冰雪,因此這片凍結的生命之海可能指慘遭屠殺的東歐猶太人。(夏爾芬《保羅·策蘭:青年時期的傳記》)下一節使用了古老珍貴的詞語:遺忘在此扮演一個主動的角色;它通曉人心,使時間在箱篋、神龕與櫥柜里長成開敞的真理。在第三節,被毀滅的與已喪失的事物的愁苦得到了一個優美的詞,這個詞就是“詩”。這三節詩遵循傳統的押韻方式,每節前三行采用三步抑揚格,在最后一行縮減為二步,賦予了每節一種冷峻的收束。這種收束從海洋凍結引向隱蔽的時間逐漸顯現的過程,最終抵達賦予了詩人語言的那種確鑿性。但在經歷了所有這一切之后,他還能繼續追尋“優美”嗎,甚至還是以如此傳統的形式?

1946年,詩歌選集《來自深處》試圖展示,在獨裁與戰爭年代,德語抒情詩如何違抗官方話語發聲。這些聲音注定要像巴洛克詩人們的十四行詩、圣詠與箴言那樣,超越轉瞬即逝的將帥榮耀與三十年戰爭的恐怖。十四行詩的形式在其中占據主導。例如阿爾布雷希特·豪斯霍夫在莫阿比特監獄里以十四行詩作為死亡之路上的支撐。古老的抒情語調通過多種方式得到延續,例如君特·艾希在戰俘營的作品。伊麗莎白·朗格塞爾繼續使用古老的神話與詩篇,迎接從奧斯維辛歸來的女兒就像迎接普洛塞佩娜從冥府歸來,并將自己比作遭遇海難的奧德修斯,意外遇見了瑙西卡。但如果我們在今天閱讀她那位被歸為純血猶太人的私生女寫下的苦難經歷,那么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詩歌寫作只是在制造幻象,自欺欺人地掩蓋真實的苦難。那么詩歌是否必須在恐怖面前保持沉默,直至使用一種新的言說保存記憶?1953年,受眾廣泛的選集《被撼動的生存》將戰后德語抒情詩介紹為對格奧爾格、霍夫曼斯塔爾與里爾克這些引路人形象的繼承,但年輕的保羅·策蘭卻得到了這樣的評價,說他利用的只不過是三十年前(超現實主義)所提供的詩歌可能性。

超現實主義的確是策蘭創作道路上的一步,但只是有限的一步。如今,策蘭的早期詩作也已編輯出版,我們得以整體回顧他的創作歷程。策蘭青年時居住的切諾維茨是奧匈帝國布科維納省的首府。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這片“山毛櫸之地”并入羅馬尼亞,但就在這時,那里出現了德語詩歌遲來的繁榮,大部分詩人都是講德語的猶太人。除了策蘭,真正得到德國文學界接納的只有羅絲·奧斯蘭德。她更強烈地保留著傳統的抒情語調,以更溫和的方式談論時代的恐怖。策蘭于1920年出生,是家中獨子,父親是木材貿易行業的工程師,母親則把他引向德語詩歌。他最早保存下來的詩作是寫于1938年母親節的一首十四行詩。他的早期詩作吸收了民謠與童話元素,之后與里爾克的語調、格奧爾格的姿態還有特拉克爾的憂郁聯系起來。值得注意的是,瓦萊里一首翻譯成德語的詩作被錯誤地收進了策蘭自己的詩集。策蘭在圖爾開始了醫學院的學習生涯。戰爭開始時,他不得不在切諾維茨改學英語文學。他認識了一位意第緒城市劇院的女演員,露特·克拉夫特,盡管他們分手過一次,但她還是成了他母親般的女友、姐姐般的戀人。可以用一件事說明策蘭曾經以近乎根本的方式接近浪漫主義傳統,有一次,他在清早來找自己的女友,“手腕鮮血淋漓”,用平板的聲音表示懊悔:“我本想死在昨晚。”

當羅馬尼亞軍隊與德國軍隊進駐,當他的父母最終被轉運并慘死,策蘭在羅馬尼亞的勞役營中幸存下來。即便在那里,他仍把自己的詩作寄給女友,其中包括一組花卉組詩。當策蘭于1944年2月回到切諾維茨后,他把這些詩全部工整地抄寫在一個小本子上,贈送給她。這首《罌粟》寫于1943年4月20日:

此夜佩戴奇特的火焰,

征服了星星中間拍打的事物,

我的渴望能否像大火燃燒,

九次飄出你渾圓的水罐。

你得相信熾熱罌粟的莊嚴,

它們驕傲地揮霍夏日的恩賜;

并存活下來,在你的眉間

猜你的靈魂是否在嫣紅中入夢。

它只怕它的火焰燃盡,

因為園中的香氣很少驚擾它,

它為眾眼之中最甜美的眼睛

揭露它的心,因憂傷變黑。

這首詩完全遵循傳統。三節詩歌,每節四行。詩行采用五步抑揚格,類似英德戲劇語言中的無韻詩,但又押韻,因此帶有更濃厚的傳統色彩。基本意象也非常傳統:黑夜與星辰、渴望的烈焰、罐中的鮮花、戀人的雙眼。而還有什么比意象之間的關聯更為傳統?根據第一節,罐中的鮮花是渴望的象征,渴望具有宇宙般的力量,那就是星星的火焰。根據第二節,罌粟依然在夏日生長與成熟,在戀人的眉間揣測愛意:在嫣紅中入夢,因為這是生命與愛情的顏色。第三節承認罌粟是夏日最短暫的花朵,它漆黑的種莢帶著鴉片的毒性,暗示詩人的憂郁。正是這種知曉一切美好都轉瞬即逝的憂郁催生了詩歌,如同催生一場鴉片之夢。這樣一來,這首詩更甚于德國浪漫主義,也概括了法國浪漫主義教給詩人的一切。即使在大屠殺的歲月里,這個受強迫的勞動者仍為此努力。策蘭就是這樣錘煉出一種語言,在日后的作品中不斷轉化,卻始終持續。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他甚至將對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翻譯編成一個組詩,延續對這種傳統財富的保存,其實他在切諾維茨就開始了這樣的努力。對年輕戀人的贊頌也以彼特拉克的方式歸結為愛情的代價。倫蓋爾先生在他的學院講座中證明了策蘭的嘗試也與格奧爾格對莎士比亞的翻譯有關。(倫蓋爾《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的德語翻譯:斯特凡·格奧爾格與保羅·策蘭》)

1944年4月,蘇軍解放切諾維茨,策蘭終于可以恢復學業,但這時他轉而攻讀羅曼語言文學,自學日耳曼語言文學。他在作品中以尼伯龍根的覆滅、頭戴棘冠的基督的神秘象征以及亞瑟王前往極樂島的神話暗示戰爭的恐怖與民族的滅絕。無論如何,猶太人得到許可離開。1945年春,策蘭隨親屬來到布加勒斯特。他在這個“東方的巴黎”度過了近三年的爆發期,無論是在對生活的渴望方面,還是在文學創作的方面。他拋下自己在切諾維茨的戀人不顧,只為與朋友們肆無忌憚地在新年夜狂歡,四處旅行,例如去海濱療養勝地曼加利亞。在這段時間里,策蘭在“俄羅斯書籍”出版社擔任譯者,將萊蒙托夫與契訶夫等人的作品譯成羅馬尼亞語。他還做了一件之后在巴黎禁止自己繼續做的事情:用羅馬尼亞語寫作詩歌與散文。對他發揮了決定性影響的是超現實主義,這種風格他早在1938至1939年在法國學習醫學時就已諳熟。布勒東本人曾訪問布加勒斯特。策蘭的短詩集《警句》證明了他的語言如何點燃自身,通過驚人的組合揭示生命的深淵。

在眾多語言交匯的地方,語言是否會淪為一種可處理、可交換的工具,服從于一種主權式與玩弄式的統治?這種傾向在策蘭的創作中始終存在。1965年1月,他計劃把這類詩作匯編成冊,與《逆光》,也就是《警句》匯編在一起。接下來,這首祝賀朋友生日的詩歌于1962年收入一個向出版商史托姆普表示敬意的集子。1964年,這首詩再次收入《山雀提琴》,一個專門收錄“當代無意義詩歌”的集子。策蘭在手稿印刷的時候還特意強調了一點,他把“畢加索”的名字拆解成了“鼠-兔(畢加索?)[“Pik- As(so?)]”:

莫大生日之藍的連韻與半韻

在R—米塔格

掛著藍色侍童。

它掛在那里,套索:

它來自鼠-兔(畢加索?)

誰把它掛在了那里?

隨意飄動的紙。

帶它去哪里?

去諾伊魯平。

于是你們能找它。

于是你們能找到它,

在哥林斯

來自藍色時代

在國王以左,

杜塞河以右,

在一把藍鑰匙里。

他蜷在山上

向暈眩的女人發誓。

慶祝生日時經常聽到的“Blabla”(胡言亂語)在這里變成了“藍”(Blaublau)。傳統的韻腳成了可以利用的工具,與聲響結合起來。語言游戲導向目的明確的聯想:史托姆普出版過一位在“藍色時代”意義重大的詩人。這位出版商在戰后建立了隱士出版社,于是詩歌轉向圣彼得堡的“隱士宮”(冬宮)。盡管這座聞名世界的畫廊名字得到了扭曲,但還是提到了來自畢加索的藍色侍童。韻腳要求將其掛在“套索”里。畫家的名字也這樣被分解。“兔”可以使人聯想到挖掘、翻找,在法語里使人聯想到長矛或者戰戟。1954年,策蘭曾為了生計翻譯過畢加索的一部戲劇。這部戲劇還附有一些詩作。畢加索在詩中談及了童年有關藍色的記憶,將眼睛稱為“非常藍的”,策蘭譯為“藍又藍(Blaublau)的眼睛”。早已被用來嘲諷畢加索的藝術的“隨意飄動的紙”,掛在圣彼得堡的本不存在的藍色侍童,被帶到了諾伊魯平。諾伊魯平配有圖像詩的畫冊將原本可能成為藝術的東西在無意之間變成了諷刺。那么,如果畢加索的革命性形式最終被視為可以進入博物館的成熟作品,那么這里是不是也發生了類似的事情?藍色侍童來到杜塞爾多夫的過程更為輕易,因為這座城市擁有古老的法國傳統。在國王大道左側和杜塞河右側,也就是在佩佩福特區,我們會發現這個藍色侍童:1962年,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藝術收藏館成立。這個美術館從1963年起就開始收藏畢加索的作品。

杜塞爾多夫的藍色侍童蜷縮在傭人身上,在一只藍色碗的邊緣,帶著“垂危的花色”宣誓。侍童側身坐著,幾乎被刺死。“垂危的花色”透露著死亡,因為它暗含著法語“垂死之藍”。當然,藍色是天空與超越的顏色。但在策蘭的《死亡賦格》中,集中營指揮官的眼睛也是湛藍色。語言是否能將不同的含義融匯在一起,不僅要將對立面反轉,還要從最極端的張力中迸射出明亮的火花:從所謂的無意義中產生意義?早在浪漫主義時期,不僅“藍花”已經出現,還有與語言的藝術化交流、戲仿與諷刺。正是這兩種對立的傾向塑造了策蘭的詩歌。

策蘭在1947年12月來到維也納。但那里已經不再是霍夫曼斯塔爾所維護的“帝國思想”的城市。維也納成了奧遜·威爾斯主演的電影《第三人》的布景。策蘭結識了超現實主義畫家埃德加·熱內的交際圈。但在半年后,他就離開了這座冷漠的城市。盡管如此,他的朋友們還是設法讓一家維也納出版社以《骨灰甕之沙》為題出版了他的詩集。當策蘭在巴黎收到樣書時,他對不可理喻的大量印刷錯誤表示震驚,也對熱內所繪制的插畫——不僅策蘭一人認為這是“極端缺乏品位的證據”——表示驚詫。策蘭堅持要求將整版銷毀。策蘭由此對維也納感到失望,但他在維也納寫的詩卻充滿希望。例如詩作《晚與深》(原題《皮拉與丟卡利翁》),甚至讓“死亡磨坊”,也就是滅絕營,磨出預言的白面。

另一首著名的詩是《Corona》,詩中的愛情見證了他的新生:

秋天從我手里吃它的葉子:我們是朋友。

我們將時間剝出堅果并教它走路:

時間走回到殼中。

鏡中是星期天,

夢里可以入眠,

嘴巴說著真話。

我的目光落到戀人的身上:

我們互相對視,

我們互訴黑暗,

我們相愛像罌粟與回憶,

我們睡去像螺殼里的酒,

血月光柱下的海。

我們站在窗前相擁,人們從街上看我們:

是讓人們知道的時候了!

是石頭開花的時候了,

那種躁動是心的跳動。

是時間成為時間的時候了。

是時候了。

這首詩展示了策蘭逐漸淬煉出的獨特形式:放棄了韻律、格律與規整的詩節形式;以自由的揚抑格、變化的韻律還有或長或短的段落組織詩歌。從長行敘述開始,隨后轉入短短長格,在長短格的序幕后進入第二行。對詩人而言,此刻是秋天(盡管他只有冬天和春天居住在維也納)。秋天使青綠的生長走向終結,然后就是落葉,這也引起人們對自己人生軌跡的沉思。秋天就像親近的動物,從詩人手中吃葉子(但這里是它自己的葉子)。“葉子”(Blatt)是樹木與灌木的落葉,但對詩人來說也是寫作的紙頁,詩人正是因此被喚來。所以:“我們是朋友”。這個“我們”徒勞地企圖將時間剝出堅果,這段時間已經因秋天成熟。時間走出來開始行走,成為了現實的時間。但之后又回到殼中,陷入自然的循環。

第二節詩也是三行,詩句縮短為兩步抑揚格。以不容置疑的方式作出論斷。在鏡中,在人們看到自己生命的地方,出現了星期天的慶典與安寧。人們不是在睡眠中做夢,而是在夢中入睡,這回歸了生命的深淵,與生命形成呼應。在夢境的深淵,嘴巴可以講述真話(這是他向超現實主義學習的)。

在接下來行數較多、詩行較長的兩節里,詩歌回到敘事,但也是畫面的交織、朦朧與矛盾。眼睛賦予了個人活動的可能性,落到戀人的身上。正在二人互相對視的時候,他們互訴黑暗,他們相愛像罌粟與回憶,像螺殼里的酒,甚至他們本身就在螺殼里,像月光下的海,而那是在血月的光柱之下。難道戀人不也是性別與種族的鏈條,被謀殺的性別與種族,也許甚至是策蘭對殉難的復數戀人(按照策蘭日后詩歌的表達)的希伯來式表達?那么,這就是比俄耳甫斯深入冥府尋找歐律狄刻還要深層的探索。在這種情況下,二人站在窗前,站在街道前:是讓人們知道的時候了!知曉,意味著能夠獨自承擔彼此愛戀的時間。在這里,策蘭早期詩歌有所表現、日后經常出現的一個意象就是石頭,這種干枯的苦難開出了花朵。于是心中出現了某種轉瞬即逝的躁動,時間成為了具有強調意義的時間。這三個音節:“是時候了”(Es ist Zeit)作為結尾詩節。對“深處時間之中”的認識由此變得清晰,無論日冕,還是下面街上的人群都認識到了這一點。原題目“Corona”意為日冕,也就是一種環境。它也意味著王冠和花冠。花冠用黑葉編成,在布加勒斯特時期的《荒野之歌》里,這句詩將花冠與廢墟聯系在了一起,而曾經死滅與尋求的事物賦予了花冠新的生機。

我們認為這首詩是寫給英格博格·巴赫曼的。策蘭認識了這位住在維也納的年輕女大學生。當兩人于1952年在尼恩多夫四七社的會議上朗誦詩歌的時候,巴赫曼朗誦了一首題為《互訴黑暗》的詩——顯然是對策蘭的詩歌《日冕》的回應。《日冕》的主導動機與切諾維茨時期的詩歌顯然不同。走向窗前的表達也出現在詩歌《雨丁香》中,血色光柱也出現在《來自黑暗》中。瓦爾特·延斯反對四七社的主張,認為在君特·艾希之后,戰后德語詩歌的代表就是策蘭與英格博格·巴赫曼。但英格博格·巴赫曼熱愛反叛性的抗議與宏大的姿態。所以她放棄詩歌,在小說中尋求把握現實,這也沒有什么可奇怪的。在她的小說《馬利納》中,她在策蘭死后以自己的方式試圖塑造與策蘭的相遇——這個主題需要某種陌生化的處理。幾個月后,策蘭離開維也納。在去巴黎途中,他來到因斯布魯克,在穆勞探訪《燃燒者》雜志的編輯路德維希·馮·菲克爾,與他一起造訪了特拉克爾的墓地。菲克爾夫婦將他比作拉斯克-許勒(而非特拉克爾),策蘭在日后表現出了不滿。因為盡管同樣涉及猶太主題,但拉斯克-許勒那種通常毫無規律的形式與韻律運用與策蘭大相徑庭。1951年2月15日,策蘭寄給菲克爾一本擴展并修訂過的《骨灰甕之沙,巴黎1950》,希望出版,卻沒有取得成功。

巴黎的新開始

在巴黎,這個“羅馬尼亞”難民面臨的首要問題是生存。十年后,面對波恩皇帝廣場上的第一批霓虹燈,策蘭回憶起當時有人為他找了一份推銷這種新型照明工具的工作。那時霓虹燈正準備點亮歐洲的城市,但策蘭放棄了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他固執地堅持寫作,忠于自己的詩歌。他重新開始學習語言文學,通過筆譯、口譯和教授語言維持生計。1949年10月11日,他將詩作《煙黃晶》寄給維也納的熱內夫人。他在10月7日已經將它寄給一位學習音樂的荷蘭女大學生,他在巴黎為她朗誦了《死亡賦格》,送給她一份這首詩的打字稿,此外還有《影女香頌》的手稿與打字稿。日后,策蘭將《煙黃晶》以新的題目收入《罌粟與回憶》,放在《我獨自一人》前。在這首詩中,詩人以青年派的語言描風格描繪幽藍的黃昏。他將一朵灰燼花插在滿溢著成熟之黑的杯子里。我們驚駭地發覺:這位戀人是一位死者。但他在巴黎寫下的第一首詩《在埃及》卻仍在談論一位鮮活的異鄉女子。策蘭準備好了新的相遇。

煙黃晶

巴黎,小舟,在杯中拋錨:

我和你舉著石板為你飲酒。

飲了許久,直到我的心為你變暗,

許久,直到巴黎在它的淚上漂游,

許久,直到它起航駛向清晰的紗,

紗遮住我們的世界,那里每個你都是枝椏,

我在上面懸掛如葉,沉默地搖曳。

年輕的聲樂學生狄特·克洛斯-巴倫德雷赫特在短暫的假期訪問巴黎,在圣米歇爾大道的杜邦咖啡館遇見了策蘭,策蘭帶她參觀了巴黎的教堂——盡管他此時正在努力尋找臨時工作,申請獎學金以繼續學業,并且辦理入籍。在他們很快分別之后,策蘭在信中提醒這位荷蘭女子,她曾為他看過手相:他的生命線斷折兩次,又以兩條分裂的小線延續下去。策蘭在最初的巴黎歲月里第二次(第一次斷裂是在切諾維茨遭遇戰爭與迫害)與自己分裂,與那個心懷夢想的年輕人分裂。策蘭終生都希望自己的詩歌被人理解,因此他把自己看作阿里巴巴,從強盜那里奪取了隱秘的寶藏,卻必須設法將這些寶藏帶到世人面前。難道他不能在這位來自荷蘭的命運伴侶那里為自己尚不為人知的詩歌找到理解嗎?她的婚戒上鑲嵌著一顆煙黃晶,這是她那已逝丈夫的信物。她的丈夫在新婚幾日后遭受長期監禁,于1945年1月30日作為抵抗戰士被處決。而巴黎為何能成為陰暗命運的記憶之地,并因此成為策蘭詩歌的存在之所呢?巴黎是塞納河船夫的城市。它的市徽是一艘船,可以順流抵達海洋。而西岱島本身就像一艘船,被橋梁牢牢錨定。然而如今,在餐廳里,這只小舟僅僅被當作玩具放進杯中,小舟也倒映在桌上的杯中。于是,來自切諾維茨的年輕猶太人就可以與這位荷蘭女大學生舉杯共飲。他的心應為她變暗,這樣生活的命運線可以越過所有瑣碎浮現出來。但之后,巴黎必須漂浮在它的淚水上。所承受的苦難不應被遺忘。恰恰是清晰呈現為紗,將交錯匯聚的命運世界遮蔽起來。而只有這一世界才是詩歌的主題。這里的每一個“你”都是枝椏,詩人作為葉片(Blatt)懸掛其上。詩人通過自己的詩歌之“葉”理解自己,因此在面對這座藝術家和詩人之城時,他根本就不再是一個具有自身命運的完整人類。

《煙黃晶》這首詩是一個由七行詩組成的單節詩。開頭幾行采用五步抑揚格,在中間一行延長為六步。隨著“許久”的逐步加強,到三次“許久——直到”,在搖擺中才抵達自身。日后,策蘭將這首小詩改題為《在高山之湖上》,收進詩集《罌粟與回憶》。這時他緩和了原本的悖論與否定:將“清晰的紗”改為“遙遠的紗”,也收回了那種否認人類、肯定詩人的表達。這樣的詩歌依然處于過渡階段。1949年12月2日,策蘭寫信給昔日切諾維茨的女友,說這一年是“陰影與黑暗之年”,至少對他而言,“除了孤獨、隔絕與封閉之外,沒有其他名字”。兩年后,在1951年12月2日,他卻說:“每走一步,世界都在開花。甚至連絕望也孕育成詩。”(夏爾芬《保羅·策蘭》)1950年8月,策蘭遇到了吉瑟爾·德·萊特朗奇,她——不同于她的姐妹們——放棄了巴黎的貴族生活,轉而學習版畫,作為版畫家工作。

《罌粟與回憶》這本詩集以情詩收尾,這些詩為這個時代的抒情詩找到了新的語言,重新談及了人與人之間的親密關系。戈特弗里德·貝恩曾斷言,現代的技巧主義已經使情詩成為業余愛好者的事情,這句斷言被駁倒。這種新語言也不同于卡爾·克羅洛夫那樣的敏感表達,舊有的傳統并不是自己窒息而死。因此,克羅洛夫在1960年至1961年冬季的法蘭克福詩學講座中把戰時技術的極致化與先鋒派詩歌中審美姿態的激進化進行比較:即便詩歌也有必要走向“焦土”。策蘭的詩集《罌粟與回憶》帶有流亡者的經歷,他經歷切諾維茨、布加勒斯特和維也納,在巴黎找到新歸宿,也曾尋求過一場大洪水。策蘭將接下來的一部詩集《從門檻到門檻》獻給自己的妻子。他曾說,他這么快就出版第二本詩集,是因為在第一個孩子夭折后,那首悼詩成為了詩歌的結晶點。死亡闖入新的家庭生活,父母被殺的記憶因此再次浮現。《死亡賦格》的主題以全新的視角進入了詩歌《以野豬之形》:

你的夢在黃昏邊緣頓足穿越森林。

它的獠牙

閃著閃電的白光

像它沖破的堅冰。

它從葉片下翻出

一枚苦堅果,

它的陰影攫住樹木,

一枚堅果,

黑如心,你抬腳踢它,

當你獨自在這里漫步。

它挑起堅果

嘟噥的命運響徹森林,

然后把它

趕到海邊,

到那里,海洋

在礁石上

舉行幽黑的慶典:

也許

一顆果實像它的堅果

迷住了歡慶的眼睛,

哭出了這些礁石。

詩人的夢或者作為夢境的詩歌創作活動以野豬的形象在黃昏邊緣的森林頓足。黃昏就是西方,是太陽沉落的地方,根據古老的觀念也是魔鬼的巢穴(策蘭從未想過前往大西洋以西的美國)。對策蘭而言,西方就是布列塔尼的海岸,因為大西洋海岸屬于凱爾特文化統治下的愛爾蘭人。森林中的樹木意味著生長的生命。從荷馬開始,人們就將人類的世代比作迅速飄落的葉片。在歐洲邊緣依然有凱爾特人的殘余,他們受到滅種與驅逐,卻依然通過神話寶藏向我們講述故事。策蘭吸納的“野豬”顯然是破冰而出。它致命的獠牙寒冷如冰。這頭野豬來自一片死亡的景觀,在我們的世紀里,我們按照“北方”的種族原則塑造了這種景觀。即便野豬投下的陰影也已將葉片奪走。野豬在落葉下翻出了一顆苦堅果。它黑如心,曾經被詩人踢動,就在他本人被迫穿越死亡景觀的時候。但死亡、迫害與謀殺的時間都已經被埋藏、被遺忘在果殼里。這頭野豬,也就是策蘭的夢與詩將堅果刺穿,使整片林地充滿了嘟噥的命運。詩人至少還能用動物的聲音說出降臨在他與他的民族身上的命運。當我們思考死亡事件時,就能從堅果中獲得果實。在海洋猛烈地沖擊懸崖、舉辦幽黑的慶典的地方,野豬將那顆果實展現給一只眼睛,一只見證一切的眼睛,也曾為頑強挺立的巖礁慟哭。難道恐怖與苦難也同樣來自一位并不為自己的造物感到惋惜的上帝的黑暗深淵?

這首詩通過長詩句講述故事,在重要的地方縮短。最后一節前的冒號不是為了強調,而是為了提出一個值得質疑的問題。問的是某種駭人之事:像奧斯維辛這樣的事件還能夠寫進詩里嗎,詩中能否揭示出所有存在與生命本身最后的問題?野豬象征著生命之力:人類也通過吃它的肉維持生存。作為純粹生命的力量,野豬一方面受到(猶太人的)厭棄,另一方面卻被(凱爾特人)尊為神圣力量的象征。策蘭曾偶然對我提起,野豬的意象源自葉芝,他早在切諾維茨時期就已讀過葉芝的詩,而葉芝代表歐洲浪漫主義的最后浪潮,已經轉向歷史的開端,試圖為我們時代的各個民族尋找未來的道路。難道不僅僅是在受凱爾特文化影響的愛爾蘭,而即便只是在英語中,我們也依然能夠將起源與一種新的未來連接在一起嗎?在葉芝的詩《黑豬谷》中,提到了最終戰斗的傳說,它將引向自由。“這些預言,”他寫道,“毫無疑問,如今,就像在芬尼安的日子,是一種政治的力量。”伴隨弗雷澤的著作《金枝》,葉芝追溯了野豬的意象,它曾殺死阿多尼斯與阿提斯,但也在“十一月,在本布爾本山的西端”殺死了迪爾蒙德。正在步向衰落的凱爾特人將他們的傳奇遺產教給了幸存下來的歐洲民族,帶來了亞瑟王傳奇或者布列塔尼的傳說。然而策蘭在這里決定走得比葉芝更遠:他必須對自己的時代作出回應,于是在詩中紀念已經衰落的歐洲猶太人。他的表達方式是,“命運”僅僅與野豬的嘟噥相連,再也不能像自歌德時代以來,自從德國接受古希臘悲劇時那樣,成為生活的概念。

策蘭始終忠于人類存在的邊緣與深淵之路。除了位于諾曼底的鄉間別墅,布列塔尼成了他最愛的度假地之一(他的岳母在丈夫去世后在布列塔尼成為修女,晚年居住在修道院)。《布列塔尼的傳說》正是1959年詩集《話語之柵》的一首重要作品。而在1970年的晚期詩集《光之強迫》中,有一首詩題為《愛爾蘭女子》。這首詩寫的是伊索爾德,已經與新郎和自己的祖國告別,此刻也不得不與特里斯坦分離。她目光的藍色穿過”“你”“蔓延全身”,而策蘭的詩正是從這個“你”出發。這雙手成了一種“有眼睛般手指的遠方”:死亡的臨近使“你”保持距離,但眼睛卻像手指一樣抓住了詩人。凱爾特人也可以被替換為伊特魯里亞人,他們來自不明的地域,被羅馬人逐出歷史。策蘭覺得自己并不屬于羅馬,而是只與切爾韋泰里墓地里的伊特魯里亞人、與他們對死者的懷念同在。最終在1969年,策蘭不得不動身前往以色列,前往他的民族試圖在歷史中重建存在的地方。

作品的斷裂

1953年,策蘭買了一本前蘇格拉底哲學家的合集。這時,馬丁·海德格爾也在回歸最早的古希臘思想,他認為那時的思想仍與詩歌甚至與古老的神諭相鄰。策蘭在哀悼夭折的第一個孩子的詩里,用了生與死的“雙重之夜”這個描述,兩扇門都開著,反復拍打。帕梅尼德曾說,正義女神守護著這些門,并持有“可變的鑰匙”,因此策蘭之后寫的那首詩的題目就是《用可變的鑰匙》。策蘭也許也會想到馬丁·布伯所講的哈西德故事:布南拉比說:“人總是在穿越兩扇門:從此世到來世,從來世回此世。”1959年,策蘭的詩集《話語之柵》出版,盡管有各種一般性的歸類評論,但策蘭還是把詩歌創造再次提升到孤高的境界,與以賽亞、索福克勒斯或者荷爾德林并肩。與基督教禮拜傳統聯系最深的就是詩作《熄燈禱告》:

我們近了,主,

近可掌握。

已在掌中,主,

纏絡在彼此體內,仿佛

我們每一個人的肉體都是

你的肉體,主。

祈禱,主,

向我們祈禱,

我們近了。

我們被風吹去,

我們去那里,去俯視

洼地與火山湖。

我們去飲水,主。

那是血,是你

淌的血,主。

閃閃發光。

這使我們對那景象歷歷在目,主。

眼與口張大而空空蕩蕩,主。

我們已飲下,主。

血與血中的映像,主。

祈禱,主。

我們近了。

策蘭從自己的法國親屬與熟人那里借用了所謂圣周五的黑暗禮拜。他在詩歌《受福》中對自己的妻子說道:“你,問候它的女人,問候黑暗之燈。”在禮儀中,當燭臺上的蠟燭一支接一支地熄滅,人們就吟唱起耶利米關于耶路撒冷毀滅的哀歌。全然黑暗的降臨暗示著基督去世時的黑暗。早在切諾維茨的詩作《黑花冠》中,策蘭就以戲謔的方式把猶太人被屠殺與基督受難的神秘主義聯系在了一起。而在維也納時期的詩作《晚與深》中,他則進一步加深了與基督教傳統的對立。策蘭也熟悉庫普蘭的受難清唱劇《熄燈禱詞》。但他的詩卻將當時猶太人被送入毒氣室的可怖圖景帶入了禮儀傳統,他們在垂死時彼此“纏絡”。他們接近垂死的上帝。因此這首詩能在這些被害者身上找到主的鮮血與形象,并以一種瀆神的方式,要求主為這些如此接近他的人們祈禱。約翰·費爾斯蒂納在他有關策蘭的重要著作中說,策蘭在他提出異議之后,一度刪去了那種反叛的褻瀆,但在后來又把這部分重新加入其中:在第二次梵蒂岡大會之前尚無和解可能。1959年3月,策蘭買了一本關于艾迪特·施泰因的傳記,他在其中劃出了這樣一段話:“我與救主交談,我告訴他,我知道猶太民族背負的恰恰是他背負過的十字架……”這種對大屠殺的解釋,策蘭只能表示拒絕。他也與瑪格麗特·蘇斯曼討論過約伯的主題。策蘭不僅僅像費爾斯蒂納所推測的那樣,反對基督教的上帝,而是也反對猶太傳統的上帝。當他于1960年在蘇黎世與奈莉·薩克斯會見的時候,他在筆記中寫道自己是以“褻瀆”的方式,或者就像詩歌《蘇黎世,鸛屋》所說的那樣,以“談到”的方式,直接反對任何一個允許奧斯維辛存在的上帝。

1958年1月,在魯道夫·亞歷山大·施羅德八十歲生日時,策蘭被授予不來梅文學獎。策蘭也很開心,他被接納進了那個自青年時代起就仰望著的詩人圈子:施羅德的同伴有里爾克、斯特凡·格奧爾格、胡戈·馮·霍夫曼斯塔爾還有魯道夫·博爾哈特!1958年春天,策蘭寫了那首宏大的、由許多部分組成的詩《密接和應》。標題已經在呼應《死亡賦格》,因為“密接和應”在終結之前將賦格主題引入了聲部的網絡。策蘭的《密接和應》將奧斯維辛與廣島聯系在一起,并追問技術在德謨克里特那里的開端。但他又用但丁的愛情來對抗世界的強權——保羅與弗蘭齊斯,或者保羅與法國女子。不僅僅是語言,圖像與色彩成為最為內在的要素,“在與時間的新游戲中”。策蘭提到了綠色藍色的圓圈,紅色黑色的方塊。他與妻子密切合作,并為大量版畫作品擬定題目。但這些版畫始終都是黑白的(直到策蘭去世幾年以后,他的妻子才轉向鋼筆畫,最終開始彩繪)。那時策蘭還翻譯了讓·巴澤納《當代繪畫筆記》(1959年出版)。

難道他沒有與德國方面的特別關系嗎?當時,馬丁·海德格爾想在新的烏爾姆包豪斯學院談論保羅·克利,并提議為策蘭爭取一個職位,但兩件事都未能成功(對此策蘭評論說,人們早就該想到這件事了)。對于建造并主持學院設計的馬克斯·比爾,英格·朔爾提起自己對遇害友人的回憶,這只不過是使人們偏離了藝術的技術任務。而策蘭在《密接和應》中堅持,在色彩與形態的游戲中,最終必須再次出現被玷污的人類,在對圣殿的記憶中尋求自身世界的新中心。1968年,他的詩《波特博——德意志》還將瓦爾特·本雅明對馬克斯·科默雷爾那本關于詩人作為領袖的書作出的拒絕與對“包-包豪斯”的拒絕聯系起來。詩人是在故意吞吞吐吐,還是要將馬克斯·比爾的包豪斯與格羅庇烏斯最初建立的真正的包豪斯區分開來?策蘭當時可能還不知道,抽象繪畫也學會了不僅僅像蒙德里安那樣去把美作為秩序進行追尋:巴內特·紐曼試圖通過色彩連續體之間的“裂縫”來指涉器皿的破裂(“咔嚓聲”)。繪畫由此指向了——如果不是指向那個缺席的遙遠上帝,那么至少是指向崇高。

詩集《話語之柵》出版于1959年3月。一位德國評論家(君特·布呂克)在評論中將當時已經成為戰后最著名的德語詩的《死亡賦格》徹底描繪成“樂譜上的對位練習”,沒有任何現實關聯。布呂克的觀念只是一個案例。策蘭對此感到氣憤,他更加大量地購入諸如古斯塔夫·蘭道爾、雅各布·瓦瑟曼、馬丁·布伯、弗蘭茨·羅森茨維格的著作。自1958年起,他就在翻譯俄國猶太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的作品,對策蘭而言,這位詩人通過一次獨特的精神相遇,成為了一種兄弟般的“你”。新出版的詩集《無人的玫瑰》在主題上強烈地展現了猶太傳統。1960年,策蘭獲得畢希納獎。他很愿意講述在頒獎典禮上,他讓致頌詞的卡施尼茨夫人困惑不已,因為他說自己就是所謂的典型“東歐猶太人”。這個表達具有多重含義。它不僅指向猶太教中的阿什肯納茲支系,而且也指向“避難者”中最貧窮的人們。1960年也使他的疾病公開爆發。至少從此以后,我們在策蘭關于父母去世的敘述中,也不得不精確地區分哪些是歷史報告、哪些僅僅是一個病人的噩夢。但受迫害的觀念并不是他的想象。詩人伊萬·戈爾的遺孀自視為“原子時代的伊索爾德”,(完全打亂年代順序)指控策蘭剽竊了她丈夫的詩作。她還找到德國方面的幫手,這些人打著“親猶主義”的旗號為她沖鋒陷陣,比如《時代》周報。保羅·許納費爾德早已因為反對海德格爾的小冊子聲名遠揚,他在7月14日從漢堡動身去巴黎拜訪策蘭,因為他在策蘭與戈爾的詩作之間發現了“強烈的一致性”。而策蘭當時正在布列塔尼,許納費爾德便駕車急速趕回,途中發生車禍身亡——對一位病人來說,這也絕非令人安心的消息!七月底,策蘭寫信給他舊日的導師阿爾弗雷德·馬古爾-斯珀伯,說他不會深究這種誹謗:“我不與——無論是猶太人還是雅利安人——戈培爾的后裔講話。”

詩集《無人的玫瑰》于1963年秋季出版。在長時間的病痛之后,策蘭重新集中精力創作。當他的妻子從工作室帶著一幅版畫回到家以后,他們決定合作出版一本圖文書籍:也就是珍本《呼吸結晶》。詩作《路在脆石陰影里》屬于這一組詩。若將其與詩歌《熄燈禱告》并置,就可以直接且明顯地觀察出一種斷裂:詩人仿佛退回內心,克制著自己;一幅圖像引向某個思想,但詩歌本身局限在短小的形式內。往往很難辨明詩中究竟在說什么:

路在你手的

脆石陰影里。

在四指的溝壑中

我為自己翻找

石化的祝福。

“脆石”(Gebr?ch)指脆弱的巖石。顯然這里談及的是一座古老的墓碑,上面的祝福之手投下了陰影,或者已經化為陰影。在許多猶太墓地都可以見到這樣的古墓石。只有祭司或者亞倫的后裔才能裝飾那些祝福之手。早在威廉·拉貝的小說《接骨木花》中,就描寫過布拉格猶太公墓中無數的石碑,散落在古老的接骨木樹下。“我在狹窄的小徑上徘徊,看到了利未的罐子、亞倫的手與以色列的葡萄。”1960年,策蘭從埃里希和卡佳·阿倫特那里得到一本關于布拉格猶太公墓的書。1962年,一位東柏林的詩人從布拉格寄給他一張公墓明信片,并將詩作《布拉格猶太墓地》獻給策蘭。1963年10月12日,策蘭寫下了詩作《在布拉格》。著名的布拉格拉比利維早已在詩作《為了那站在門前的人》中被提及。

這首詩沿著脆石陰影里的“路”走向一只祝福之手。第二節更明確地指出,這是一只祝福的祭司之手。這種祝福儀式當然比布拉格的墓石更古老。這只手手背向上握起,小指和無名指并攏,食指和中指并攏,因此中指與無名指之間形成一個空隙。在詩中,這個空隙被稱作“四指的溝壑”,詩人從中挖掘出石化的祝福。挖掘溝壑的說法喚起了“脆石”(Gebr?ch)在狩獵語言中的第二層意義。野豬用獠牙(Gebr?ch)翻土,而翻出的溝壑也被稱作獠牙溝壑(Gebr?ch)。在詩作《以野豬之形》中,詩人的夢是野豬。它在尋找堅果,那是時間秘密的核心。但這首詩卻走向祭司的祝福。這種祝福如今僅僅存在于古老墓碑的石化形態之中,但詩人依然能夠尋覓到它,并與自己的出身建立起關聯。布拉格這個里爾克與卡夫卡的故鄉,在這里其實是切諾維茨。

詩人對墓碑上的祝福之手說“你”。整個組詩《呼吸結晶》就從這個“你”出發。策蘭在他的妻子身上找到了這種互幫互助與相互依存,她的版畫啟發了這組詩的創作。策蘭的詩中經常出現整節括號內的詩行,用以提供生活史的定位。在《呼吸結晶》組詩中,有一整首詩都在括號之內。在這四行以押韻手法緊密聯結的詩歌中,策蘭在臨近結尾的地方留下了某種類似獻辭的文字:

(我認識你,你是那深深躬身的女人,

我,被刺穿者,臣服于你。

何處燃起一個詞,為我們見證?

你——完完全全真實。我——完全虛妄。)

在這段時間里,里爾克的《圓號》與《荒野之歌》中流血騎士的紋章形象已經轉化為內瓦爾筆下的無根騎士。策蘭于1958年翻譯了他的重要詩作《孤獨者》。策蘭是否也不得不與內瓦爾分擔譫妄或者是憂郁的黑太陽?詞語“譫妄”(Wahn)及其派生詞在詩集《罌粟與回憶》中出現過兩次,尤其是在詩作《最后的旗幟》中:“譫妄”與“瘋狂”指的是那些迫害永恒的猶太人的獵手,他們的胡須蓬亂,而他們最終得到的獎賞不過是集市攤位上廉價的紙玫瑰。在詩集《從門檻到門檻》和《話語之柵》中,這個詞根完全沒有出現。自《無人玫瑰》起,它僅僅在主要詩集中就出現了十五次之多。

策蘭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在不同的醫院度過數月。例如,1966年3月26日,他在巴黎的圣安娜醫院,在德雷教授診所“查房后”為妻子寫下詩作《出于羞恥》:

出于羞恥,出于絕望,

出于自我

厭惡,你適應自己……

為了繼續寫下去,他記下了當時閱讀的托馬斯·沃爾夫小說中的一句話:“在這個該死的爆炸屋里”。

哲學與政治

即便在病痛年月,策蘭仍在與哲學傳統進行對話。他的畢希納獎演講辭《子午線》更傾向于追隨馬丁·布伯,而非馬丁·海德格爾。而與阿多諾的交流則“隱現”在小說《山中談對話》中。隨后,瓦爾特·本雅明與格爾肖恩·肖勒姆的思想成為了他的關注重點。與此同時,他與弗洛伊德進行論戰。我們在此只簡單談及策蘭與斯賓諾莎的關聯。

1958年1月,埃爾哈特·凱斯特納將不來梅文學獎授予策蘭,作為沃爾芬布特的舊圖書館館長,他寄給策蘭一張現懸掛于沃爾芬布特萊辛館的斯賓諾莎肖像的照片。策蘭在照片中發現了“與自己面孔的相似之處”,但十分困惑。為什么有人能在追隨納粹軍隊的過程中把對古希臘的熱愛付諸行動,同時還能成為圖書館館長,而這座圖書館正是萊辛與門德爾松、雅各比與斯賓諾莎對話的地方?在凱斯特納的報告中,沒有一個字提及羅得島被毀滅的猶太社區,而在頒獎辭中,更是完全沒有提到策蘭的詩歌主要是為了紀念被屠殺者。1964年5月,策蘭在一次阿姆斯特丹之行中記下,“斯賓諾莎的出生地”已經在阿姆斯特丹的滑鐵盧廣場上坍塌。1965年2月,他使用煉金術語“溶解”與“凝結”寫了兩首詩。在化學過程中,溶解與再結合象征著向新生命的過渡,人們也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經歷這種轉化。在再結合的過程中,策蘭要求犧牲,如羅莎·盧森堡致命的傷,也包括她為受傷羅馬尼亞水牛發出的哀嘆,而這也是策蘭自己的水牛。溶解則對應分裂的、去皮的墓樹,被水流送往西方——暗示東歐猶太人的沒落。在一份被放棄的詩稿中,破裂的墓樹旁出現了“帶有思想者肖像的/火焰之筏/來自沃爾芬布特”,這與阿姆斯特丹的滑鐵盧廣場以及坍塌的斯賓諾莎故居形成了呼應。1965年10月,策蘭踏上旅途。在昂達伊,他將西班牙邊境視為“絞刑邊境”。隨后,他經過比利牛斯山腳下的波城(Pau)和蒙彼利埃,乘火車前往里昂。他步行來到比利牛斯山區的波城,經過蒙彼利埃(坐火車)前往里昂。在波城,他的一首詩追尋到了亨利四世的足跡(這位國王在可怕的宗教戰爭后實行了寬容政策)。另一首詩《波城,其二》或者《波城,之后》通過陌生人眼中的阿爾比教徒陰影,指向阿姆斯特丹缺席的斯賓諾莎故居。

在你的

眼角,陌生女人,

阿爾比教徒的陰影——

向著

滑鐵盧廣場,

向著無主的

鹿皮鞋,向著

一同被出賣的“阿門”,

我在

房屋永久的空隙中

向你歌唱:

巴魯赫,從不

哭泣的人

以玻璃鏡片的棱角

環繞著你,

流下

不被理解的,清晰的

淚水。

策蘭首先并不是在說陌生人的眼睛,而是戀人的眼睛。他能從第一個稍顯陳舊的表達舉重若輕地過渡到第二個表達,是因為他在妻子的名字中聽到了“陌生人”(妻子娘家姓氏“Lestrange”)這個詞。策蘭沒有說阿爾比教徒的條紋、斑點或者印記,而是說“阿爾比教徒的陰影”,這陰影從過去投射到當下。13世紀初,在如今屬于法國南部的地區,爆發了一場基督徒對基督徒的十字軍戰爭,阿爾比教徒遭到血腥滅絕。他們就是卡塔爾教徒,信仰受到東方影響,在追求純潔的過程中拒絕共同生活逐漸增長的秩序感。策蘭將這“阿爾比教徒的陰影”投到了“陌生女人”的眼角,指向滑鐵盧廣場,指向坍塌的斯賓諾莎故居。但他追尋斯賓諾莎,并不是為了那種源自自我主張與世俗追求的完美,也不是為了對人類多樣性的寬容。正是斯賓諾莎出生房屋的缺席,也就是猶太生命起源的破壞被稱為“永恒”。策蘭提到斯賓諾莎無主的鹿皮鞋,以及一同被出賣的“阿門”。斯賓諾莎屬于西班牙的塞法迪猶太人,1492年遭受迫害后,他們至少在表面上皈依天主教,最終逃往寬容的荷蘭。當他們穿上荷蘭木鞋而不是南方的鹿皮鞋,許多人也出賣了“阿門”或者是對傳統的肯定:斯賓諾莎離開了猶太社區。他不再像邁蒙尼德那樣,尋求哲學與宗教傳統之間的平衡,而是追求純粹哲學,自行確立人生方向。出生房屋的缺席提醒人們,在徒勞的猶太同化努力之后,歐洲猶太人的滅絕最終發生了。難道不正是從這空缺、從環繞周圍的淚水中生出了全新的共同體?在策蘭詩中,放棄猶太教的斯賓諾莎在這次滅絕之后,又重新成為“巴魯赫”。這個從不哭泣的人在房屋的空缺處,磨平棱角分明、不被理解卻清晰可見的淚水。斯賓諾莎應當放棄那種在塵世追求完美永恒的哲學,他應在有限的哀傷與匱乏中發現永恒。

1970年3月,策蘭依然還能親自完成詩集《光之強迫》的手稿印刷工作。第一首詩描寫一個醫院的診室,第十一首詩則在飛機起飛時聽到“前輪的歌聲帶著/花冠”。我們驚駭地發現這首詩講述的是自殺未遂的經歷:靜脈比動脈更可靠,因為動脈會自行閉合,而靜脈則能讓血液流出。至于《雪的聲部》,策蘭至少完成了最終的手稿。在這本詩集中,策蘭在形式上也開辟了新的道路,例如借鑒俄國詩人赫列布尼科夫,通過前綴和類似語言游戲的方式創造新詞的。于是,一位新的“德摩斯梯尼”,一個“白礫石的吞吐者”,便得到了這樣的稱呼:

向著夜的秩序,一路

騎行,一路

駕駛雪橇,一路

狂風暴雨,

這一詩集非常清晰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實踐,即1968年5月在巴黎發生的動亂,以及幾個月后俄羅斯軍隊占領布拉格的事件。僅舉一首關于五月動亂的詩作為例:

講魯內文的人也換了航道:

在

巡捕隊里

他把

捕捉又被捕的自己抓到通紅,

胡蘿卜,姐妹,

用你的皮

移植我這沼澤

遠離他的

明天,

進入

高籃,與

被召回的火絨一起,

向上

升起進入陽具崇拜的

腦移植,年久日深

那永在今日的

傷痕石。

這首詩的草稿始于1968年5月4日。策蘭在第一頁記下:“安切爾,擊倒與戰死”。這一記錄的含義我們仍不清楚。也許策蘭想從自己的猶太出身入手,作為已被擊倒、已經戰死的“安切爾”進入游戲。接下來改換航道的魯內文可能成為符文,最終卻受到鐮刀的死亡威脅。“講魯內文的人”或者所謂的“橡果少年”來源于黨衛軍的兩個符文標志與橡葉徽章。這個講魯內文的橡果少年把自己被擊倒的身體抓到通紅,看起來就像充滿威脅的共產主義者。策蘭則將自己視為這樣的被擊倒者。他參加了五月示威,顯然感到了致命的威脅。在后來的版本中,講魯內文的人在突擊隊中自如地變換顏色:也想與那些現在掌控街道的紅色者劃等號。這不是超車換道,而是講魯內文的人試圖駛向歷史的另一條車道,為了還能留在這里。策蘭使胡蘿卜成為他的對立面,它自己就會變紅。它應去拯救在勞役營唱著《沼澤士兵之歌》的人們。策蘭仍在泥沼之中,那里一片腐敗,但仍帶有死去生命的磷光。他無法信任宣告的新晨。大屠殺的創傷已經石化,但仍作為“傷痕石”決定了今日。在這個今日,火絨再次被召喚,準備好爆炸。傷痕石不得不在陽具般的腦移植器官中經受白晝。移植的器官會膨脹嗎?當時腦移植正在探索新的途徑(曾有人嘗試移植胎兒的腦組織,以延緩衰老或治療帕金森病)。但策蘭是否更傾向于隱喻?1967年是他生命中最艱難的時期之一,即便是在蘇黎世神經學家莫謝·費爾登克萊斯的幫助之下。這位醫生對精神分析基礎概念進行了拓展。我們是否可以推測,策蘭認為力比多的障礙起源于大腦,在此形成了逆轉?但策蘭本人堅持認為他的根本創傷仍是大屠殺,始終都是大屠殺。他對所有表面化的革命與心理治療層面的修正都提出警告,這都源于他曾經的創傷。緊接著,寫于5月7日的下一首詩就提醒人們想起六芒星,猶太之星。

策蘭將關于阿姆斯特丹斯賓諾莎故居的筆記納入這首詩的草稿中。直到5月14日,他仍在記錄前幾天的事件,為詩作提供進一步佐證。如果詩歌為受迫害者與被殺者作證,那么《死亡賦格》有可能淪為博物館式的不在場證明,將真實的恐怖以審美的方式中和。如果詩歌介入政治斗爭,那么它自身也將陷入現實的矛盾。然后作者便開始自我評論,從新的事件中獲得不同視角。

1967年夏天,以色列在六日戰爭中重新控制通往耶路撒冷老城的通道,策蘭寫下了詩作《你想想》。這首詩在《新蘇黎世報》上發表,立即引起了反響。幾個月后,策蘭決定用三首從邁斯特·埃克哈特出發的詩給詩集《光之強迫》收尾。中間那首直接呼喚耶路撒冷:

愿你如你,永遠

起來,耶路撒冷

你要奮起

連割斷了與你的紐帶的人,

興起

發光

也重新連接,在回憶里,

我吞咽泥團,在塔樓里,

語言,陰暗的壁柱,

興起

發光。

策蘭承認,他(與他具有猶太復國主義思想的父親不同)在人生方向上已經與耶路撒冷決裂。被割斷的紐帶,他在回憶”之中重新連接。這個詞匯概括了邁斯特·埃克哈特關于“記憶”的構詞。自1959年起,策蘭在巴黎高等師范學院擔任德語講師,因職業緣故,他不得不始終閱讀德語文學。他詩中的斜體行句,直接引用了邁斯特·埃克哈特對《以賽亞書》第60章1節拉丁文本的講道:興起發光,耶路撒冷。策蘭在受迫害時期以及病情發作時期度日艱難,仿佛在“塔樓”中。這似乎是在暗示患病的荷爾德林住在圖賓根的塔樓里的形象。面對新的耶路撒冷以及塔樓的語言只能是一種“陰暗的壁柱”。詩歌在結尾回歸《以賽亞書》經文的希伯來形式(在手稿中,策蘭確實在此處使用了希伯來字母)。那么“第三以賽亞”對從巴比倫歸家者的呼喚是否依舊有效,或者再次產生了效果呢?無論如何,這一呼喚已經因被神秘主義傳統而斷裂,占據了個人啟蒙的某種救贖信息。

1969年秋天,策蘭應以色列作家協會之邀,前往以色列旅行。歸來后,他寫下了一系列獻給耶路撒冷的組詩。第十一首提到了塵世與天堂和耶路撒冷有關的號角:

小號的地點

深藏于灼熱的

空白文本,

在高高的火炬里,

在時間的洞穴里:

傾聽你自己吧

用那張嘴。

號角的吹響打斷了時間的流動。策蘭是否在指《圣經》的記載,當上帝向其子民頒布律法,西奈山噴出火焰,而一聲號角(牛角小號)宣告了啟示的開始?盡管他厭惡考古學,但他是否想到以色列在當時已經重新奪回了圣殿遺址的殘墻,而那里某塊古老的石頭上就是號角吹響的位置?他是否在指猶太新年禮儀,以小號宣告一個新的開端?甚至,他是否吸納了早期基督教團體《啟示錄》中的號角?我們并不需要一一確認這些細節,盡管人們在詮釋過程中常常這樣嘗試。

第十三首詩提到了荷爾德林,就像在貝蒂娜·馮·布倫塔諾筆下那樣,他僅僅稱作“那位”:

我從兩個杯子里飲酒

并且裁減

王的頓挫

像那位

裁剪品達,

上帝交出音叉

好像他也是那些渺小的

正義者,

我們的古銅幣

從抽彩筒中掉落。

策蘭飲下的不是紅葡萄酒,也不是白葡萄酒:他是同時從西方與東方的兩只酒杯中飲酒,荷爾德林與耶路撒冷同時在場。策蘭“像”荷爾德林那樣工作,這不僅僅是一個比喻,而也是在聯結之中的對立。荷爾德林直到最后都在“裁剪”品達,裁剪偉大的詩歌。策蘭則在短小的詩歌中裁剪“王的頓挫”。當兩次重音相遇(如同在五音步詩歌中),詩句便被一次停頓剪裁。然而正是通過這種剪裁,兩部分才被聯結為充滿張力的統一體。按照荷爾德林的闡釋,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同樣進行了這樣的剪裁,先知提瑞西阿斯打斷事件的發生,并以先知的透徹將其顯現為眾神搏斗中的轉折。策蘭的頓挫卻是“王的頓挫”。在之前的詩集中,策蘭借助格爾肖姆·肖勒姆的學術研究,把被燒毀的姐妹形象轉化為“舍吉娜”(Schechina),即神圣本原的最后一次發散,在世上迷路,卻依然面向創造公義的王。賦予策蘭詩歌恰當基調的上帝以“渺小的正義者”的姿態顯現,通過難以察覺的助人之舉,在一切罪惡之后仍能將世界的天平重新校正。

策蘭的“裁剪”是從洪堡宮廷顧問、兼職詩人格寧那里借用來的,后者曾譏笑說連半瘋的荷爾德林也在“裁剪”品達。策蘭認為,“裁剪”很有可能意味著“胡亂折騰”。但其詞根本義卻是:下田、耕作、努力勞作。在策蘭逝世時,威廉·米歇爾的《弗里德里希·荷爾德林的一生》放在他的書桌上,書中記錄了格寧的譏諷。但被劃線標注的是克萊門斯·布倫塔諾對菲利普·奧托·魯內所說的一句關于荷爾德林的話:“有時這個天才變得晦暗,沉入他內心的苦井……”對策蘭而言,荷爾德林的重要性還在于他曾被斯特凡·格奧爾格圈重新發現(盡管他對晚期荷爾德林的關注超出了格奧爾格的發現)。策蘭從未原諒阿多諾,因為后者最初以“放棄,永遠也不會”“徹底”的“再三否定者”姿態,斷言奧斯維辛之后,詩歌不可能存在。而當阿多諾試圖凈化格奧爾格,使后者脫離自身模棱兩可的影響,重新凸顯出來的時候,策蘭更是覺得不可忍受。尤其是對荷爾德林的闡釋總是處在海德格爾嘗試陰影之下,后者試圖在荷爾德林詩中讀出對未來的宣告。如果策蘭以一個“像”將自己與荷爾德林聯系在一起,那么與海德格爾相比也有著明確的區分。“王的頓挫”走的是與荷爾德林、海德格爾不同的道路,卻又始終與他們的道路相關聯。就像荷爾德林呼吁自己時代的德國詩人時一樣,策蘭在1959年10月也渴望德國詩人為自己發聲,因為他感到自己再次遭受迫害。1961年1月,策蘭向瓦爾特·延斯尋求幫助。1月27日,星期五晚上,他從巴黎乘夜車前往圖賓根,星期六晚就又乘夜車返回,翌日星期天就在家寫下了詩作《圖賓根,一月》。這首詩將荷爾德林納入了那些具有破壞性的詩人,早在1月20日,他就給離開阿爾薩斯的倫茨送上了這個稱號。于是,這位詩人又與1942年1月20日,與關于“最終解決猶太問題”的萬湖會議之日聯系在一起。如果策蘭將自己比作患病的荷爾德林,那么他當然也能看出疾病種類的區別。(按照雅斯貝爾斯的分類,策蘭并不屬于荷爾德林與梵高一類,后者的疾病迅速導致自我毀滅,而更是接近于斯特林堡,直到生命盡頭依然有充滿創作熱情的工作階段。)

在與荷爾德林的關系中——策蘭超越一切的核心關注是,德語抒情詩的語言如何發展出新的形式。在受難劇與清唱劇中,在音樂的伴隨之下,散文也能成為偉大的藝術。那么詩歌如何才能結晶為新的抒情形式?年輕的荷爾德林追隨席勒寫過押韻的頌詩,歌頌人類的理想;隨后,他掌握了艱深的古典頌詩,用六音步與五音步寫下挽歌。克洛普施托克在傳統之中敢于放棄押韻與固定的詩行和詩節形式,從散文出發,創造新的品達式頌詩。這些頌詩遵循嚴格的結構律法,是一個精密的構造。例如《帕特莫斯頌》,不僅有聲調的變化,而且還在中間設有一節,而在這一節的中間宣告的正是基督重返的救贖消息。中間詩行被無數對稱的結構環繞。那位病中詩人的作品常常在他手中碎裂。留下的大量殘篇與片段也常常能獨立構成短詩,比如《夜歌》系列對驟然來臨的冬天的哀嘆。策蘭也在翻譯工作的支持下,通過實驗嘗試了所有現存的德語詩體,隨后建立起他特有的詩歌形式。這種形式解體為短小的詩句與開放的文本進程,而策蘭依舊在追尋總體的完整性。若將《耶路撒冷組詩》的開篇詩,也就是早在1968年收到邀請時就已寫就的那首排除在外,那么這組詩共包含十九首詩。第十首處于正中。它在篇幅上僅落后于另一首詩。而這首詩長達十七行的詩制造了關鍵性的轉折:“說吧,耶路撒冷存在。”不是虛擬語氣,而是直陳式的“存在”。這個“存在”是整組詩里唯一被加了下劃線的詞。在荷爾德林手中常常破碎的宏大詩篇,在策蘭這里則以短小詩歌構成的多重對稱的組詩重新確立。“存在”位于組詩。然而它并不是從古希臘傳統發展而來的,而是與猶太傳統中為受迫害者爭取正義的問題相關。

回顧

對策蘭詩歌的詮釋要求我們重新澄清關于抒情詩本質的基本概念。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深信,當我們閱讀一首以我們的母語寫成的短詩時,我們不應依賴詞典。因此他將“脆石”理解為“斷裂與折疊的交織”,而“四指的溝壑”則被他理解為手掌內側貫穿的橫紋。讀手相家在手紋里找尋“命運或本質的語言”。按照這一觀點,詩是由源自共同語言、可以直接理解的象征所構成的事物。但難道沒有一種我們可以簡單地稱為“寓言”的情況嗎?在最終意義缺席的經驗中,某個共同體的人們找到了一個新的意義開端,而這個開端無法被普遍推廣。初升的太陽能夠直接理解為不斷新生的生命,而十字架或者絞刑架卻永遠作為救贖的標志,后者屬于寓言,因為與某個獨特的歷史經驗相關。在詩中,我們總能同時發現象征與寓言,但在策蘭的詩歌中,占主導的卻是寓言。伽達默爾想像馬克斯·科默雷爾理解歌德的《西東合集》那樣理解策蘭。那么這是否就把策蘭強行納入了一個他實際上在拒絕的傳統?策蘭既不追隨青年歌德在斯特拉斯堡的文學起點,也并不認同《西東合集》所代表的新古典主義。他更覺得自己接近那位倫茨,在畢希納的小說中離開歌德的斯特拉斯堡(最終在莫斯科去世)。在伽達默爾的詮釋中,策蘭詩歌的獨特性消失了,變成一種特定的語言,與恩斯特·邁斯特、希爾德·多敏可以不加區分地并列在一起。但難道我們不該對此提出異議嗎?

美國德語學者詹姆斯·K.里昂在策蘭研究的方面與我具有另一種核心分歧。他稱我的嘗試是“擬態的”,試圖捕捉策蘭對波德萊爾“現代之美”公式的接受(策蘭是通過霍夫曼斯塔爾接受這一公式的,后者曾自居“在無限的銳利之端”)。所謂“擬態”,是把詩理解為現實經驗的呈現,以及對現實的開放性詮釋(通常被稱為“詮釋學”)。與此相對的,是一條以彼得·斯聰第為依托的研究傳統——并非基于斯聰第的解讀,而是基于(至少是一些追隨者的設想)他的所做,如果他沒有像策蘭一樣投水自盡,他又會怎么做。根據讓·博拉克的觀點,大屠殺使一切宗教與詩歌傳統的隱喻徹底失效(既包括納粹的世界觀,也包括舊約與新約的信仰)。策蘭在詩中自我建構出一種新的現實,各種元素點燃彼此,最終融入某種結構。正如博拉克試圖對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作出透徹的解讀,導向某些結論,他也希望將策蘭研究推向某種闡釋的結果。無論如何,這樣工作的闡釋者在這種徹底的論戰評論中迷失了方向,而至于博拉克是否真的對策蘭的創作存在偏見,我們也必須檢驗細節。尤其值得懷疑的是,這種解讀方式是否真正觸及了策蘭對詩歌的理解。對此,西奧·布克對博拉克的“全方位打擊”提出了質疑。他引用策蘭反復強調的話:他的詩歌并非難解,也并不隱晦。“請您相信我,”策蘭絕望地反駁道,“每一個詞都與我的現實生活有著直接的關聯。但不,他們不愿意、不愿意理解……”

投身塞納河并非策蘭第一次嘗試自殺,但卻發生在所有人意料之外。策蘭的妻子在布拉格尋找他,因為他原本打算前往那里。死訊公開后,人們紛紛猜測他走出這一步的緣由,甚至不清楚他是否在意識清醒的情況下做出了這一決定。如果他真的是在蜜臘波橋附近的住所對面投水,那么他也許是想起了俄羅斯女詩人茨維塔耶娃曾經居住在巴黎。他的一首早期詩歌曾以茨維塔耶娃的話作為題辭:所有詩人都是猶太人。而按照沙皇時代的觀念,猶太人是骯臟的種族。日后,策蘭的妻子(在去世不久前的一次巴黎談話中)提到早期的詩句:死者雙雙浮游。如果當年有更好的醫療條件(可惜經濟拮據),他們的第一個孩子本可免于溺死于羊水。這一死亡與罪責感相連,最終也牽扯到了孩子父親的命運。策蘭甚至是否有可能想到了另一個生于4月20日的人,而他的一生正是要超越那種不祥的預言?甚至有一種“僅作為假設”的說法印刷發表,策蘭擔心切諾維茨的同窗魏斯格拉斯的一篇出版物會引發新的抄襲指控,甚至波及《死亡賦格》。

種種揣測至今未斷。我們是否不得不去在策蘭的詩作本身之中尋找答案?大約在去世一星期前,策蘭向以色列寫信,說他的卡夫卡研討班進展順利。他引用了卡夫卡日記中的一句話:卡夫卡在創作如《鄉村醫生》之類的作品時短暫地獲得了滿足。但他也補充說:“幸福只有在我能將世界提升到純凈、真實、不變的層面的時候才會出現。”在這個意義上,策蘭的抒情詩正是我們時代的語言,它直接觸及了這一時代的不幸,通過對迫害與苦難的記憶,為另一種更美好的時代開辟道路。次日,即4月13日,策蘭寫下了最后一首詩。詩中再次提到葡萄園或者種葡萄者:他們從象征土地與陽光相遇的葡萄果實中釀造出賦予生命的酒。然后“無形者”要求“風”進入“界限”(風是精神,是決定時代的“普紐瑪”)。接下來,策蘭又一次提到“敞開者”。他們的敞開源自那個敞開者,自《無人的玫瑰》起,策蘭就已從猶太教傳統中理解了這一“忠誠”(Emunah),而不是從古希臘傳統的“真理”(Aletheia)理解。策蘭最后寫下的詩句是:“敞開者在眼睛背后/攜帶那塊石頭,/它認出你,/在安息日。”那塊石頭就是干枯的苦難,支配一切觀看的觀察,支配世間的所有方向。這塊石頭認識詩人,使他成為它的見證者。因此所有時間與永恒產生關聯,就像在安息日那樣。策蘭此時再次將“Sabbat”(安息日)拼作“Sabbath”,讓德語的發音方式貼合希伯來語。這位用德語寫作的猶太詩人經歷了我們這個世紀的災難深重歷史,卻還是在寫完最后的詩后,帶著他民族古老的希望走向了死亡。

奧托·珀格勒(1928-2014):德國哲學家,專精現象學和海德格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