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博科夫俄語詩歌的舊與新
張政碩,博士,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博雅博士后,助理研究員,主要研究領域為俄國白銀時代詩歌和俄國僑民詩歌。近期出版的專著有《迷途的電車——尼古拉·古米廖夫詩歌創作研究》(遼寧教育出版社,2024年)。
內容提要 納博科夫的俄語詩歌常被視為守舊的、為其小說創作做準備的過渡性作品,然而,納博科夫的詩歌創作貫穿其一生,很難說是他小說創作的前奏。此外,納博科夫的詩歌在舊形式下蘊藏的新手法和新意,以及這些新意與他的小說的新奇性、現代性之間的聯系,甚少得到關注。本文聚焦納博科夫在20世紀20至30年代流亡歐洲期間的詩歌創作,認為納博科夫在承襲19世紀俄國經典詩歌傳統和20世紀俄國白銀時代詩歌的同時,從三個維度完成了詩學創新:以元詩意識與雙重視角表達流亡詩人的精神困境;借敘事時間翻轉與未來記憶詩學實現意識在過去、現在、未來之間的往復穿梭;通過科學式的精確觀察重構物象書寫。三者共同構成納博科夫詩歌外舊內新的面貌。
關鍵詞 納博科夫 俄語詩歌 元詩 未來記憶 詩歌敘事
符拉基米爾·符拉基米羅維奇·納博科夫(1899—1977)的文學生涯始于詩歌創作。1914年夏天,15歲的納博科夫在維拉莊園寫下第一首詩,此后終其一生,他的詩歌創作從未中斷,累計逾千首,其中五百余首留存至今。然而,他的詩歌創作很快被其小說成就遮蔽。自納博科夫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瑪申卡》(1926)出版,評論界迅速將注意力轉向他的小說創作,而到長篇小說《洛麗塔》(1955)為他贏得世界聲譽之后,他早年的俄語詩歌幾乎被遺忘。1970年出版的《詩與殘局》以及納博科夫去世兩年后出版的自選詩集(1979),也未能像他的小說那樣在國際學界激起研究的熱潮。

納博科夫與其1979年版自選詩集,圖片來源:Bing、Yandex
學界通常將納博科夫的詩歌創作認定為其小說創作活動的附庸,這是納博科夫的詩歌不受重視的主要原因。俄國僑民文學史家司徒盧威在評論納博科夫的詩集《山路》(1923)和《星團》(1922)時指出,納博科夫的詩“透著幾分理性思辨的痕跡,缺少自然流露的詩意靈感,這便讓人不由得認為‘西林’或許可以嘗試投身小說創作”。西林為20世紀20至30年代納博科夫在柏林和巴黎流亡時期使用的筆名。以上兩部詩集當中的不少詩常常是在寫景之后轉入哲學追問,情感推進略顯不足,這與傳統抒情詩的風格不盡一致。俄國當代學者多利寧在為《納博科夫全集》作序時認為,納博科夫的許多主題及敘事傾向在其詩歌中往往只是隱約閃現,只有到了小說中才真正展開。
另外,評論界普遍認為,納博科夫的詩歌嚴重受到傳統制約,缺乏新意。司徒盧威曾直言,納博科夫是“詩歌的守舊派信徒”。俄國僑民評論家巴赫拉赫則認為納博科夫的詩歌審美趣味均來自早期的象征主義,受俄國象征主義詩人勃洛克影響較多。我國學者汪劍釗在首次將納博科夫的詩歌介紹到國內時將他的詩風定義為“新古典主義”,學者劉文飛也認為納博科夫的詩“顯得比較傳統、嚴謹,與他充滿新奇色彩的小說恰成對比”。
這些判斷從表面上看是準確的。納博科夫的詩歌語詞明顯偏向19世紀俄國經典詩人,其詩歌意象直接承接自普希金、丘特切夫、費特和涅克拉索夫等詩人,他的很多詩以莊園、白樺、蝴蝶等意象構成穩定的象征體系,其詩歌主題用納博科夫自己的話來說多為“關于離別,關于死亡,關于往昔”。而且流亡歐洲期間的納博科夫以經典詩人的后繼者自居,如批評家巴比科夫所言,“他越是遠離故土,越是困在僑民生活中,他對這份文學傳承的體悟便愈發深刻”。納博科夫對寫詩持有守舊的立場,從他對俄國未來主義不以為然的態度亦可窺見一斑。
然而,上述判斷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納博科夫詩歌守舊背后可能蘊含的創新,這些判斷默認納博科夫的詩歌“舊”與“新”是互斥的,從而排除了在傳統形式內部進行創新的可能性。造成這種忽視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是納博科夫的詩歌長期未被發掘,不少散佚作品直到近年才被發現,這使得此前的研究者對納博科夫詩歌的面貌僅有單面的把握;其二,學界多將目光置于納博科夫詩歌與其小說的體裁關聯上,較少將納博科夫的詩作為獨立的藝術對象加以考察。納博科夫詩歌創作的高峰期正是他流亡歐洲、以西林為筆名創作的時期,而這些詩也恰恰構成了學界對其詩歌作出“舊”的判斷的主要依據。由此可見,若要真正理解作為詩人的納博科夫及其詩歌創作,有必要考察這些被學界貼上“守舊”標簽的詩作是否蘊含新的手法和意味。本文聚焦納博科夫流亡階段的代表性作品,從主體建構、時間經驗與感知方式等層面分析“守舊”表象之下的詩學創新,力圖揭示這些創新的實現方式,以及它們與“守舊”表象之間的辯證關系。
一、納博科夫詩歌中的非同一自我
在俄語抒情詩傳統中,詩人往往被賦予穩固的、不容置疑的單一權威主體位置,詩人知道自己說什么,知道自己站在哪里,知道自己與世界及詩歌的關系。即使是俄國僑民詩人也依然“珍視俄羅斯偉大的經典傳統”,詩人自我的同一性和權威性也極少動搖。然而,納博科夫的不少詩中,詩人不再穩居抒情的中心,他的自我時常一分為二,一個進行創作,另一個抽身出來,審視自己的創作本身。
短詩《致繆斯》(1929)是納博科夫為告別自己青年時代的詩歌創作而作。詩的開篇并未禮贊繆斯給詩人帶來的恩賜,而是直接表達出對創作形式的反思:
對我這個年輕人而言,搭配你肩上的
幸福,抑揚格的服裝或許太過粗糙……
“抑揚格的服裝”是一種高度自覺的隱喻,納博科夫將詩歌的格律形式比作可以穿戴的衣裝。抒情主人公在審視自己曾經選擇的“服裝”是否合適。而這首詩本身正是用抑揚格寫成的。這意味著當抒情主人公反思抑揚格的“粗糙”時,他所使用的媒介恰恰是他所反思的對象。這種自指使詩歌通過對繆斯的言說表達對詩歌自身的言說。詩的中段寫道:“我的韻律被錯誤地唱出,/我微笑著,紅唇里吐露詩章。”“錯誤”一詞承接“粗糙”的自我評價,但“微笑著”又暗示抒情主人公對“錯誤”的坦然接受,他不是去修正韻律,而是讓“錯誤”本身也成為詩歌的一部分。這意味著抒情主人公讓創作與審視同時發生,也是讓建構與解構共同進行。詩的結尾更將這種自我審視推向了日常化的境地:
我已變得老練,吝嗇,不夠寬容。
擦亮的詩句比銅更閃亮。
我很少越過柵欄,像老鄰居一樣
與你互聊家常。
畫中的一切都已成熟,毫無疑問:
葡萄葉,梨子,半個西瓜
還有,繪畫技藝的極限,一束透明的光。
我很冷。因為這是秋天,繆斯。
抒情主人公將繆斯從神圣的靈感來源拉回日常對話者的位置,抒情詩慣有的崇高感在此被悄然解構。抒情主人公不是歌詠繆斯,以詩歌向繆斯獻祭,而是對詩歌進行解剖,而解剖的工具正是詩歌本身。在這首詩中,抒情主人公同時承擔了詩人和評論家兩個角色,這種內在的分裂顯露出詩人不再堅守單一主體傳統的跡象。
短詩《詩人們》(1939)講述了一群流亡詩人在深夜聚會吟詩,然后準備離開。這首詩將對詩歌形式的思考推進到一個更深入的問題:詩歌本身的存在意義是什么?
但無根的繆斯將我們徹底熬垮,
現在,是我們離開世界的時候了。
……
最好看不見世間的痛苦與光明,
看不見窗外照進的光線,
看不見穿著軍服的瘋子……
繆斯本應是詩人們駐留于此的理由,她卻將詩人們“徹底熬垮”,于是詩人們希望“最好看不見”世間的一切,暗示詩歌內外之間的隔離。當詩歌不再服務于任何外在目的,它自身的存在意義便成為疑問。詩的結尾將這一追問推向了高潮:
我們跨出世界的門檻
走向另一片區域……你可以隨意稱呼它:
是沙漠,是死亡,是對詞語的放棄,
還有,或許,更簡單:愛的沉默。
遠處馬車驛路的寂靜,
花海的泡沫中看不見軌道,
祖國的沉默——毫無希望的愛——
啟明星的沉默,種子的沉默。
“沙漠”“死亡”“對詞語的放棄”“愛的沉默”四個意象彼此呼應,“可以隨意稱呼”則表明詩歌的本質無法被任何一個名稱窮盡。追問最終抵達的不是答案,而是“祖國的沉默”“啟明星的沉默”和“種子的沉默”。當詩歌試圖言說自身的存在意義時,它最終面對的是語言邊界上的無言。俄國學者阿法納西耶夫在分析這首詩時指出,詩中“由弱至強排列的意象鏈條,一步步加重了詩人們面臨的懲罰:‘對詞語的放棄’和‘愛的沉默’”。“沉默”不是追問的失敗,它表明追問本身即為詩歌的真正主題。《詩人們》最初是以筆名“瓦西里· 希什科夫”發表的,這意味著追問詩歌意義的詩人也是虛構的,這樣一來,不僅詩歌的存在成了問題,追問者是誰也成了疑問。
這種以詩歌自身為探索對象并在詩歌寫作中反思寫作的作品,可以稱作“元詩”。我國詩人張棗在探尋漢語新詩的發展路徑時如此定義“元詩”:“詩是關于詩本身的,詩的過程可以被讀作是顯露寫作者姿態、他的寫作焦慮和他的方法論反思與辯解的過程。”以詩論詩的作品在俄國文學史上早已有之。從普希金開始,俄語詩歌以詩論詩的傳統綿延不絕。然而,俄國傳統的“元詩”往往更強化詩人的單一權威主體位置,例如象征主義詩人主張把詩人奉為可以與神溝通的祭司,阿克梅主義詩人則將自己定位為“詩人行會”中技藝精湛的詩歌工匠。納博科夫的元詩與這兩個詩派截然不同,他既不以神秘化的姿態談論靈感,也不以宣言式的口吻制定詩學綱領,而是以分析的、自我解構的眼光解剖創作本身。在納博科夫的作品中,詩歌成為討論詩如何被創作出的媒介,詩人則從靈感的容器轉變為自身創作的解剖者。
除了在元詩中建構雙重主體,納博科夫詩歌中還有一種更為隱蔽的方式動搖著詩人的自我同一性。在短詩《致俄羅斯》(1939)中,抒情主人公作為流亡者對故國喊出“別再纏著我”,宣稱要“放棄一切”并“永遠隱姓埋名”。然而到了第五節,抒情發生了轉折:
可是,哦,俄羅斯,穿過眼淚,
穿過兩片不相鄰墳墓間的草地,
穿過顫抖的白樺林,
穿過我從幼年經歷過的一切……
在拒絕故國與眷念故國的情感拉扯中,抒情主人公始終懸浮于此岸和彼岸的交界處。蘇聯文藝學家巴赫金曾提出“外位性”的概念:“外位是把圍繞幾個主人公所形成的不同層面,歸結為一個審美形式的統一價值層面所必不可少的條件。”流亡者的位置恰恰具備這種外位性,他不在故國之內,故能將故國作為整體來觀看,但同時他也不在故國之外,只能通過此岸的碎片來穿越到彼岸。“兩片不相鄰墳墓間的草地”說的是納博科夫的父親葬在柏林,母親葬在布拉格,兩座墳墓永不相鄰,卻在“穿過”的目光中連接在一起,恰恰是這種地緣上的彼此牽連與分離讓“穿過”成為可能。詩的最后一節中,“盲眼”的意象使抒情者的位置問題變得更為突出:
別再用惹人喜歡的盲眼
盯著我,求求你,
不要在這煤坑中找我,
不要驚擾我的生活!
故國的目光看不見流亡者的真實處境,如俄國學者鮑里斯金娜所言,此處“‘從旁觀看’的手法揭示了內在與外在之間的不對應,也揭示了流亡詩人被他人感知的方式與他真實自我之間的差異”。但這盲眼又是“惹人喜歡”的,讓抒情主人公無法轉身離去。抒情主人公既身處黑暗的煤坑,又站在故國的目光內部,了解它的盲視并無可奈何,主體不再擁有單一的位置,他的感知本身就是雙重的。
與《致俄羅斯》中那雙“惹人喜歡的盲眼”不同,寫于同年的短詩《眼睛》將雙重視角凝結為一只眼睛:
面向一只碩大無比的眼睛
沒有面容,沒有額頭,沒有眼瞼,
身側沒有肉身凝成的蜃影,
世人終究被引到了它的面前。
此岸世界的人被引到這只眼睛面前,而這只眼睛“毫無懼色地凝望大地”,卻什么也沒有看見,沒有看見山巒、波浪、海灣、云朵、葡萄園、良田,也沒有看見餐廳角落里“親人們鉛灰色的面容”。美國學者莫里斯認為,這只眼睛是“人死后變化而成”,正因如此,它不再屬于任何具體的主體,不再需要辨認、命名或哀悼。詩的最后一節以陳述句的方式宣告了這一圖景的核心:
邊界已經消失在
此岸與彼岸之間
邊界的消失意味著此岸和彼岸不再分隔。然而詩的結尾卻以反問收束:“倘若萬物之上再也沒有專屬的花押字/那么這超脫塵世的眼睛又意義何在?”萬物沒有專屬的標記,無法區分,那么這只眼睛便失去了意義。這只眼睛既不在彼岸也不在此岸,甚至不再主動觀看。這不是在此岸遙望彼岸,也不是從彼岸回望此岸,而是一種更為徹底的懸置——棲居于無名的空域,成為一顆不被任何目光捕獲、也不捕獲任何對象的眼睛。
從《致俄羅斯》和《眼睛》這兩首詩中可以看到,納博科夫的抒情主人公不再擁有單一的立足點,而是在此岸與彼岸之間來回游移,甚至讓邊界本身消失。這種獨特的雙重視角是如何形成的?1979年,納博科夫的妻子薇拉為丈夫生前自選詩集作序時“將納博科夫的第一主題稱為‘彼岸’”,這一判斷精準地觸及了納博科夫詩歌世界的核心命題。但納博科夫的“彼岸”并非俄國象征主義詩學所說的對不可知的追求。象征主義詩學的確滋養過納博科夫的想象。他在暫居克里米亞時期對宗教神秘主義的探索,以及此后他的詩和小說中多次出現的“彼岸”主題,都指向一種古老的、追求超越的靈性傳統。然而,在象征主義觀念中,“此岸”和“彼岸”是涇渭分明的兩個世界,主體站在此岸遙望不可及的彼岸。考慮到納博科夫流亡之后的生存處境,則“彼岸”不只是現實之外的世界,也不僅指他再也回不去的舊俄,它還是一種感知框架,流亡者借此在此岸世界中辨認另一個世界維度。納博科夫由此將流亡者的生存狀態轉化為一種感知的雙重性,這一點或已超越了對俄羅斯單向的懷念。
二、納博科夫詩歌中的敘事:重訪記憶與來自未來的回望
納博科夫早期的詩歌創作以抒情詩為主,到了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即創作短詩和小說合集《喬爾布的回歸》(1929)的時期,他開始在詩歌創作中注重敘事,并逐漸發展到“確保每首詩均有自己的情節和展現”。這一轉變與他同時創作詩歌和小說不無關系。納博科夫在這一時期創作的詩呈現一種特性,即從現實回到記憶,又從記憶回歸現實,借記憶與現實審視自己創作的意義。這種往復穿梭的敘事方式,不僅是納博科夫對自身經歷的深度挖掘,更是他在流亡困境中對身份認同與文化歸屬的不懈追尋。以他在1926年創作的短詩《迷人的季節》為例:
秋日,蜻蜓扇著翅膀,
在草地中飛舞,宛若
玻璃閃閃發光。松樹林
凝望奧列杰日河,映照的那片河
比真實更清楚。
“映照的那片河/比真實更清楚”確立了整首詩的核心主題:映象比實物更真實。隨后,詩歌鋪陳了一連串秋日莊園的細節:“樹葉飄落,沙沙作響”“沿著小路徘徊,一縷蜘蛛網掠過面龐/宛若一個飛速的,絲滑的吻。”這些細節精確地營造出強烈的當下感,令讀者仿佛和抒情主人公一起置身于莊園之中。然而,詩歌的結尾發生突轉:“曾經,晴朗的秋/被我保存,被我欣賞”,“曾經”一詞將所有現在的細節一舉收攏為過去,這些看似此時此刻的場景源自抒情主人公從未來回望的目光。整首詩僅敘述了一個場景,一個時刻,卻造就了現實與回憶兩種感知。詩歌的當下感不僅來自意象的精確鋪陳,還與納博科夫在這首詩中對動詞時態的精心選擇有關。全詩前半部分描寫秋日莊園的場景,動詞一律使用現在時:蜻蜓“飛舞”、抒情主人公“徘徊”、“返回”、“寫”詩。讀者仿佛與抒情主人公一同置身于那個秋日,所有細節都正在發生。然而到了結尾,時態發生了變化,抒情主人公“保存”這一動詞變為過去時,原來此前看似正在發生的一切,卻是以前“保存”下來、在此刻被“欣賞”的對象。現在時的沉浸體驗與過去時的記憶宣告之間形成了強烈的張力。
《喬爾布的回歸》收錄的另一首詩《夢景》(1927)則將敘事時間的翻轉變得更為復雜。這首詩從一場回籠覺寫起:“清晨,我定好鬧鐘,/隨即頭腦昏睡/安穩地進入夢鄉。”而后,這首詩的敘事結構呈現出三重遞進的層次,每一重都在前一層的基礎上疊加新的不確定性,最終形成了復雜的、莫比烏斯環式的敘事翻轉。第一重遞進是抒情主人公在夢中與一位被殺害的朋友重逢:
被殺害的朋友笑著走進來。
我毫不驚訝地對他說,
我知道你活著,這不是騙局。
致命的創傷從他額頭上掉下
像是洗掉的化妝品。
這位“被殺害的朋友”或能讓讀者聯想到俄國阿克梅主義詩人尼古拉·古米廖夫。1921年,古米廖夫被槍決,這一事件在俄國僑民界引發巨大的震動。納博科夫本人亦在多部作品中追憶古米廖夫。因而,這場夢不僅關乎個人記憶,更承載一代流亡者對故國文化被暴力中斷的創傷。而“致命的創傷……像是洗掉的化妝品”這一比喻也十分精妙,暴力留下的印記被比作可擦拭的妝容,暗示夢境這個特殊的場域能夠暫時清洗歷史的定論。
第二重遞進是鬧鐘將抒情主人公拉回現實:
可我聽不見。遠方的鬧鈴,
將我拉回現實:
……
就在這一瞬,一個錯誤的眼神
世界崩塌了,如一只貓,
突然四肢癱軟,而后站起來,
它的眼睛和心靈已被我熟知。
鬧鈴將抒情主人公從夢中“拉回現實”,然而就在這一瞬,“一個錯誤的眼神/世界崩塌了,如一只貓,突然四肢癱軟,而后站起來”。這個比喻暴露了“現實”的脆弱,像一只剛剛被驚醒的貓,立足未穩,其可靠性并不比夢境更強。抒情主人公還未來得及確認自己身在何處,世界本身已經先“癱軟”、再“站起來”。由此,被鬧鈴喚醒的“現實”,在抒情主人公看來只是另一個更大的夢境。
第三重遞進出現在詩的最后一段:“死人可以夢見我們。”追憶的方向在此處發生了顛倒, 不是生者在夢中追憶死者,或許恰恰是死者在彼岸夢見生者。此處主體和客體的位置也發生了互換,此前的夢景也可能恰恰相反,是死者的夢境,現實與夢景,生者與死者之間的邊界反復變換,正如在莫比烏斯環上從一面走到另一面,形成一種無終的循環。
從上述兩首詩可以看出,納博科夫使用了一種獨特的敘事結構:以現實的場景開篇,在結尾處突然翻轉,揭示前文所寫的一切不是現實,而是一場夢或是一段記憶。這種結構使此前看似正在展開的場景驟然一變,成為敘述者對記憶的重訪。俄國當代學者馬利科娃認為,正是莫比烏斯環式的敘事時間翻轉讓這些詩“具有記憶的功能”。在大多數抒情詩中,抒情主人公往往立足于穩固的現在,哪怕他是在追憶過去,追憶的動作也是發生在現在。而敘事時間翻轉動搖了這一默認的設定,迫使讀者意識到此前所閱讀的一切并非正在展開的“現在”,而是對早已完成的“過去”的重訪。這種敘事時間翻轉后來也被納博科夫用在他的長篇小說創作中,成為《斬首之邀》、《天賦》、《普寧》(1957)、《微暗的火》(1962)等圓環敘事結構的雛形。
如果說敘事時間翻轉是將現在揭示為對過去的重訪,那么納博科夫的詩還有一種更激進的做法:不是從現在回望過去,而是從未來回望現在,將當下提前轉化為記憶的對象。這種獨特的“未來記憶詩學”,正是從他詩歌中的敘事時間翻轉演進而來,并在他后來的創作生涯中得以延續。納博科夫首次提及“未來記憶”是在1924年創作的短篇小說《柏林向導》的結尾:“難道我在無意之中看到了某個人的未來記憶?”英語創作時期的納博科夫在回憶克里米亞時期與玩伴編故事的經歷時寫道:“設想為在未來使用的傳記的寫作手法,從而將華而不實的現在變成一個遲鈍的老年傳記作者意識中的某種癱瘓了的過去。”后來,納博科夫在長篇小說《洛麗塔》中借男主人公亨伯特之口,也提及“未來記憶”的奧妙——它“帶著在未來回顧現在所會具有的那種絕對的清晰”。“未來記憶詩學”不僅見于納博科夫的小說之中,在他早年的詩中亦有出現,如短詩《空中的島嶼》(1929)中的“但愿,未來某一天,/向我講起這些不算難事……”,再如詩歌《周年紀念日》(1926)中的“愿這世界上的最后一個人,/將會記得我們的時代……”等等。《照片》(1927)一詩則是“未來記憶詩學”的完整體現。詩的開篇描繪了一家人在海灘度假的圖景:
紫丁香在正午的沙灘上,
在海中度假的天堂,
戲水者的條紋泳褲
打落幸福的家庭。
男孩赤身裸體……
這些細節一個個羅列出來,讓讀者覺得一切都是正在發生的。接下來,抒情主人公作為旁觀者與度假家庭一起被拍進照片。然后,抒情主人公想象,有個他永遠也不會去的陌生人家,在多年后的某個冬天翻開相冊并看到這張照片:
冬天,在我不認識的房子里
大家向奶奶展示相冊,
相冊里有一張照片,
我出現在這張照片里……
看照片的人是未來的陌生人,被看到的是抒情主人公。如法國哲學家柏格森所言:“我們知覺的只有過去,而純粹的當前則是一種看不見的發展,是過去向未來的入侵。”納博科夫的詩作即是“入侵”的實例,抒情主人公在此處提前完成了對未來回憶的建構,使偶然的瞬間得以在未來被看見。更耐人尋味的是,抒情主人公在想象未來的場景時,清晰地意識到自己在照片中的存在方式:
我的影子偷偷出現,
也不為陌生人所知。
他的確在照片里,卻不會被任何人認出或記住。流亡者的身份焦慮在此獲得了精準的隱喻:他活著,他存在,但他存在于其中的這個世界并不知道他的名字。然而,納博科夫的“未來記憶詩學”恰恰向這種無名提供了一種保障:即使抒情主人公不被任何人記住,他已經被未來的照片、未來的相冊、未來的冬日永久保存下來。記憶便不再只是留住過去,也是讓當下在未來獲得回響。
短詩《致未來的讀者》(1930)則更進一步,從一開始就將未來的讀者預設成對話對象,詩人主動地“藝術性選擇、藝術性混合、藝術性重組”一個尚未發生的未來場景:
你是未來光明時代的居民,
你是熱愛舊物的人,你在約定的
日子,打開這些詩集,
這些詩集不該被遺忘,卻已被忘記。
而你將像一個小丑,按照我們時代的品味,
穿上燕尾服和外套……
抒情主人公站在現在,卻已看見了未來某一天,一個“熱愛舊物”的讀者翻開詩集。視角翻轉變成了這首詩存在的理由:它將在未來的閱讀中被重新喚醒。值得注意的是,抒情主人公對這一未來閱讀場景的想象始終伴隨著詩集“被遺忘”的前提。但也正是“被忘記”使“未來的讀者”對這首詩的重新發現變得格外珍貴。納博科夫通過想象重構記憶,將當下的寫作轉化為未來讀者能夠喚醒的過去:
我穿過黑暗,撲向你的胸膛。
你會感到一絲涼意:那是從過去
吹來的穿堂風……再見吧。我很滿足。
柏格森所言“過去向未來的入侵”在這里獲得了最直接的呈現:此刻的“我”在未來的閱讀中復活,而未來的“你”則成了讓“我”延續生命的容器。由此,這首詩中的視角翻轉上升為對詩歌存在方式本身的思考,文學創作的本質即成為將當下的經驗變成未來某一天能被重新翻閱的記憶,記憶不只是對過去的追憶,更是讓此刻在未來獲得新生。這正是納博科夫后來所言“想象是記憶的一種形式”的體現。
三、納博科夫詩歌中的精確觀察與科學精神
詩人對自然的書寫往往依賴于象征語匯,精確的科學觀察通常不構成詩歌價值的核心標準。然而,在俄國詩歌史中,也能理出一條以科學精神觀照世界的創作脈絡:18世紀詩人羅曼諾索夫堪稱百科全書式的科學家,19世紀詩人丘特切夫是氣象學的資深研究者,19至20世紀之交的象征主義詩人巴爾蒙特和勃留索夫分別在天文學和心理學領域進行過深度探索,納博科夫推崇的詩人古米廖夫也是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古米廖夫與納博科夫的創作年份最為接近,他對納博科夫的創作影響也最深。《納博科夫傳》的作者布萊恩·博伊德認為,納博科夫早年最成功的詩歌即遵循了古米廖夫的阿克梅主義詩學主張。阿克梅主義詩人主張“以客觀、冷靜的態度展示物體自身的美,追求具體可感的形象”,納博科夫的不少詩在追求物象性和精確性上與阿克梅主義詩學確有相似之處。
納博科夫也是兼具科學家身份的詩人。早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讀書的第一年,他就在英國最著名的昆蟲學雜志《昆蟲學家》發表了研究蝴蝶的論文。移居美國后,他在哈佛大學比較動物學博物館擔任過研究員,20世紀40至50年代初發表多篇鱗翅目昆蟲研究的文章。1962年,他在接受BBC電視臺采訪時說道:“在一件藝術品中,存在著兩者之間的某種融合,即詩的精確與純科學的欣喜這兩者的融合。”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展出的納博科夫收集蝴蝶標本,圖片來源:Bing
納博科夫對自然物象的精確觀察,在他創作的第一首詩《雨水掠過》(1917)中已見端倪:
雨水掠過,干涸于盛夏。
我在金黃的小路上游蕩。
金鶯歌啼,花楸綻放,
柳樹掛滿了銀環。
空氣新鮮,濕潤,芬芳。
金銀花是多么香!
樹頂的葉子朝下彎垂
一顆珍珠從葉尖落下。
詩的前六行鋪陳了雨后夏日的環境,最后兩行“樹頂的葉子朝下彎垂/一顆珍珠從葉尖落下”則是最核心的觀察。納博科夫在這里展現的是對物理過程的精確凝視:雨珠的重量、葉尖的傾斜、水珠滑落的軌跡。納博科夫的靈感不是來自主觀遐想,而是來自“對物理世界細節的密切觀察”。
如果說《雨水掠過》聚焦于物象的外部形態,那么短詩《生物學》(1921)則將觀察的視線深入到了物象的內部,使詩歌語言與自然科學書寫緊密交融。納博科夫在讀大學之初學習生物學專業,盡管后來他因“感到厭倦……實驗室已不再是天堂”轉入法俄文學專業,但這短暫的自然科學訓練卻深刻地塑造了他對世界的感知方式。詩的開篇“繆斯女神不責難我”即宣告研究生命和寫詩享有同等的美的資格。抒情主人公仿佛是一位專注于顯微鏡、手持解剖刀的生物學專業學生:
繆斯女神不責難我:研究飄忽不定的生命時
一切都是美的。我輕輕搗碎椴樹的葉子,
擰動金色的旋鈕,直到我看清楚
圓形的孔洞中那圣潔的綠色細胞;
我也喜歡被釘的青蛙那鮮活的心臟:
它閃著甜美的光,宛若一顆熟透的,黏糊的櫻桃。
我切割,粉碎,研磨:我看到隱藏的肌肉
和無數血管的分支……
納博科夫將“青蛙的心臟”比作“熟透的,黏糊的櫻桃”,死亡與甜美的光澤、實驗室的冷酷與果實的豐饒被強行聯系在一起。這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抒情比喻,而是解剖青蛙身體之后的發現。阿克梅主義詩作往往止步于對物象景觀的呈現,而這首詩則繼續深入物象的內部,繼續對青蛙的心臟進行“切割”“粉碎”“研磨”,直至看到“隱藏的肌肉和無數血管的分支”。
這種深入物象內部的觀察方式,在納博科夫蝴蝶主題的詩中尤為突出。其中《夜蝶》(1922)一詩完整地再現了捕獲鱗翅目夜蛾科昆蟲的技術流程:從配制誘餌、涂布樹干到觀察篩選、麻醉固定,再到展翅保存。詩的開頭寫出當時夜晚捕獲夜蛾的科學方式:“我將啤酒分成兩份,/加入溫熱的蜜糖,兌上朗姆酒。/……我將黏稠的糖漿涂在潮濕的/橡樹樹干上……”誘餌的配制精確到成分與配比,此處不是文學修辭,而是那個時代采集夜蝶的標準程序。隨后,當夜蝶被糖漿吸引而至,觀察成為詩歌的核心事件:“……我站在樹干前,/仔細觀察它們抖動的樣子,/觀察翅膀上的顏色與圖案,選定其中一只……”詩中描寫夜蝶形態的詩句同樣精確:“翅脈的交叉處鑲著一顆珍珠,/這是一扇帶有光暈的翅膀/……/粉色緞布的翅膀上是兩條天鵝絨絲帶,/腹尖長著一根紅色的絨毛……”。翅脈的走向、斑紋的位置、腹尖絨毛的色澤,這些特征都是物種鑒定的分類學依據。
《生物學》和《夜蝶》兩首詩共同展示了一種狀物與抒情結合的手法:在顯微鏡、解剖刀與捕蝶網之間,既包含著生物學家般抽絲剝繭的嚴謹,也充溢著詩人對萬物之美的驚嘆。恰如我國學者王霞所言,納博科夫的文學創作貫穿著“文學與其他學科的越界”。當納博科夫將目光從自然科學研究轉向對生活的觀察時,其觀察的角度仍帶有很強的精確性。這種精確的觀察既源于納博科夫接受過自然科學專業訓練,也與他成年之后仍然保持孩童般的好奇心和鉆研精神密不可分。就像孩童拆玩具一樣,他對現代新興事物頗為好奇,并將這種好奇表達于詩歌中。例如《特快專列》(1921)有對跨國列車設施細致的觀察,“啞光膠合板上,車窗上方印著一行模糊的,金色的法語詞”;《車禍》(1925)記述了火車脫軌事故的原因,“一顆螺絲,突然從車頂滑落至鐵軌”;以及十四行詩《山間汽車》(1924)對方向盤、離合器、排擋桿等駕駛動作的記述,“握緊傾斜有力的方向盤……我踩下離合器,將排擋桿按弧線移動”。
盡管這些詩的觀察對象不同,但觀察的方式卻是一脈相承,納博科夫不是感性地沉浸于物象,也不僅僅停留在客觀地描述物象,而是帶有主觀能動性地分析物象。這種觀察方式消解了詩與科學的對立,詩歌不再是純粹的抒情與感性,科學也不再是與詩無關的精確和理性。納博科夫也將精確從科學領域引入了詩,并將其視為詩歌的核心價值。與阿克梅主義前輩古米廖夫相比,納博科夫既有堅守也有超越。古米廖夫追求物象的繪畫性,因而止于靜觀;納博科夫則更進一步,在詩中對物象進行解剖式的分析,并以親身的科學實踐參與其中。納博科夫也將精確的觀察從詩歌創作遷移到小說創作中,恰如莫里斯所揭示的那樣,納博科夫那些超世俗的彼岸精神牢牢扎根于對現實的精準體察,他筆下那些獨特的抒情聲音,其源頭正是他作為詩人對世界的精準觀察。
結語
納博科夫的俄語詩歌在守舊的形式之下,形成了外舊內新的藝術樣貌。從表層來看,他沿用俄語詩歌的傳統格律、傳統意象與懷舊主題,主動接續普希金、丘特切夫以來的俄國經典文學,又深受白銀時代象征主義和阿克梅主義的審美浸潤。這份守舊是流亡狀態下俄僑文人對俄羅斯傳統文學文化的堅守,也正因如此,后世評論者長期忽略了其詩歌的先鋒性。納博科夫的詩學革新體現在三個維度:第一,他借助元詩寫作消解詩人的單一權威主體,依托此岸與彼岸交融的雙重視角,將流亡者懸浮、游離的生存狀態轉化為詩學常態;第二,莫比烏斯環式的敘事時間翻轉顛覆了傳統詩歌“立足現在回望過去”的時間邏輯,“未來記憶詩學”則重構了懷舊書寫,讓當下成為未來回望的記憶對象,賦予敘事時間雙向流動的可能;第三,以精確的觀察為基礎,將自然科學的分析方法與解剖式審視融入詩歌創作,實現了詩性與科學理性的融合。這三點創新彼此支撐,統一于納博科夫一生的藝術追求之中。
納博科夫的俄語詩歌創作絕非學界所言的小說創作之前的“過渡階段”,而是與小說相輔相成,詩歌是其小說靈感的源頭,小說則是其詩歌創作理念和實踐的延伸。重新審視納博科夫的俄語詩歌,不僅能夠糾正學界長期以來對其文學成就的片面認知,也能讓我們看見一位流亡作家如何以文學為媒介,在故土與異鄉、過去與未來、感性與理性之間搭建溝通橋梁。正如劉文飛所言,“作為詩人的納博科夫及其詩歌創作,在世界范圍內似乎還沒有得到充分的研究”,本文愿做一次初步的嘗試。
原文載《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26年第4期“俄國文學評論”欄目,責任編輯杜新華。注釋從略。


